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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人物(1902—1965)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柯慶施(1902年10月10日—1965年4月9日),原名柯尚惠,又名思敬、怪君,號立本,男,安徽歙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1950年代、1960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之一。
此條目內容疑欠準確,有待查證。 (2012年8月15日) |
柯慶施是安徽歙縣南鄉竹溪村人。1920年18歲的柯慶施開始與陳獨秀通信。陳獨秀喜歡這位比他小20多歲的小同鄉。不久陳給柯寫信,讓他來上海。1920年經楊明齋、俞秀松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八卷第三期上,刊登了柯慶施寫給陳獨秀的有關討論勞動專政問題的信。來到上海之後,柯慶施常去陳獨秀家。1921年10月4日下午2時,巡警突然包圍了陳獨秀住所,除了陳獨秀被捕之外,同時被捕的還有陳獨秀夫人高君曼以及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楊明齋(中共早期著名活動家,當時與張太雷剛從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歸來)、柯慶施,共五人。上海報紙紛載陳獨秀被捕的消息,柯慶施的名字也曝光於媒體。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花了保金500兩白銀營救五人,10月26日五人出獄。
1922年1月,20歲的柯慶施與張國燾、鄧培(1927年犧牲)前往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受到列寧接見,並同列寧握過手。周子健(曾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在2000年5月28日回憶說:「1939年初在延安,調我到剛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明任部長。副部長是柯慶施同志。聽王明說,黨內現在只有柯慶施見過列寧[1]。」1922年從莫斯科回到上海之後,柯慶施「團轉黨」,由張秋人介紹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柯慶施由林伯渠介紹參加了國民黨。1924-1926年在海參崴做黨的工作。1927年任中共安徽省臨委書記,上海閘北區委書記。1930年任中國工農紅軍紅八軍政治部主任,1931年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委書記、組織部長,負責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工作,期間曾不經討論就將中共張家口特委書記張慕陶開除黨籍[2]。1935年與高文華、李大章共同主持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並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長。
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部長王明)、中國女子大學副校長(校長王明)。1942年下半年,柯慶施在延安搶救運動中被打成特務[3]。劉少奇點出柯慶施的「要害」在於始終沒有揭露王明[4],楊尚昆、張聞天夫人劉英、李葆華、韓光等對柯慶施被打成特務一事均有過回憶,幾位都說當時是對柯突然襲擊,斗柯時提的問題是:「你為什麼沒有被捕過?你同特務是不是有關係?」劉英回憶:「難道被捕才是會革命嗎?沒被捕是隱蔽得好嘛!」幾位回憶說:面對殘酷鬥爭,長期做秘密工作的柯什麼話也不說。柯的新婚夫人曾淡如(李蜀君、李淑雲)因所謂「四川紅旗黨」於1943年1月投井自殺。「搶救小組」找不到柯的夫人,就質問柯:「你把特務老婆藏到哪去了?」半年後,當時的中央反內奸鬥爭專門委員會主任劉少奇對柯說:「把你搞錯了。」毛澤東親筆修改了對柯的結論,加了兩句,說柯「守紀律,有成績」。[5]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任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財委副主任,1947年11月12日石家莊市解放後首任市長,率領從中央和各解放區調集的3600名幹部進入市區,分布在各級政府、工礦、事企業單位、文化宣傳部門。[6]
1949年冬,從石家莊市長調任南京市市長,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1950年8月任南京市委書記。1952年11月,江蘇省人民政府籌建,是為三位副主席之一,同時出任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1954年8月下旬全家去上海,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中共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7年12月25日,柯慶施在上海市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上作《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支持激進的建設步伐。1958年1月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批評周恩來、陳雲力主的反冒進,他說自己是反「反冒進」的,還對周恩來等人說:「你能寫出這樣的文章(指柯的報告)嗎?」周恩來等人被迫做了檢討。據李銳後來回憶說,柯慶施成了南寧會議的「頭號標兵」,65歲的毛澤東在講話中屢稱年僅56歲的柯慶施為「柯老」。柯慶施年紀不大就被尊稱為「柯老」,原因在於其資格老。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柯慶施是「我們黨最早見過列寧的同志」。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58年5月28日上海市委常委會議決定把全市年產75萬噸鋼鐵的指標提高到100萬噸。1958年6月上旬,主持華東協作區會議,規劃1959年華東五省一市鋼的產能達800萬噸。
市委辦公廳的陳揚回憶:「1958年8月9日上海的《新民晚報》刊登一條消息:上海縣魯匯鄉紅旗社一個生產隊創出早稻畝產2000斤的高產新紀錄。柯老看到這顆『衛星』,認為不可信。他讓我連夜通知上海的黨報《解放日報》以及《文匯報》等本市的大報,這條消息不得見報。」[5]李富春在1965年講的一段話:「在大躍進中,全國各地區中上海的損失較小。」[7]1958年10月接替陳毅兼任上海市長,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1959年2月16日出版的《紅旗》雜誌半月刊第4期發表了柯慶施的文章《論「全國一盤棋」 》。首創了「全國一盤棋」說法。這一經濟口號一經提出,很快獲得輿論重視。上海的報紙更是把「全國一盤棋」的口號作全面宣傳。2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全國一盤棋》的社論。3月1日《紅旗》雜誌半月刊發表陳雲的文章《當前基本建設中的幾個重大問題》:「工業布局必須按照『全國一盤棋』的精神,使目前利益同長遠利益結合起來,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結合起來。在一個省、自治區內企圖建立完整無缺、樣樣都有、萬事不求人的獨立工業體系是不切實際的。」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柯慶施本來也是在談「糾左」的問題;但當毛澤東將彭德懷致他個人的信批轉與會者時,柯慶施轉為「批右」。在7月21日的華東組會上,張聞天分析了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柯慶施則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斷責難張的發言。
柯慶施把上海警備區「南京路上好八連」、科學家彭加木、輪船服務員楊懷遠、紡織女工楊富珍等樹為上海的「十大標兵」。
1960年11月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
1964年3月28日發燒,3月29日住進上海市華東醫院。1964年4月17日周恩來專程到上海了解柯慶施的病情,4月18日代表中共中央批准醫學專家對柯慶施的肺癌的手術建議。4月19日周恩來在滬參加柯的術前會診。4月20日晨,柯開始手術,周恩來在醫院守候了3小時。當晚,周恩來看望尚未甦醒的柯。1964年6月初出院,被安排住進市委招待所興國路一號樓一樓養病。1964年7月14日,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柯慶施在北戴河等地療養,「一般不再過問上海的工作」。9月18日柯離開北戴河去北京。10月23日由北京乘火車去廣州養病。1965年1月4日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在16位副總理中排名第六。當時六個大區中央局的第一書記,有兩位任副總理,兩位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兩位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1965年3月23日從廣州出發,與賀龍、聶榮臻同機去成都,考察三線建設工作。4月5日與董必武、賀龍、聶榮臻、李井泉等共進晚餐,午夜突發急腹症。1965年4月9日18時30分,柯慶施在成都病逝。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部長錢信忠、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吳階平主持了遺體解剖,死因結論為出血性胰腺炎。
關於對柯慶施的評價,特別是對其在中共取得政權後政治生涯的評價,存在較大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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