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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東聊城人。祖籍江西永豐，歷史學家、學術領導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國立中山大學文科學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國語日報社董事長。曾任國立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國立臺灣大學校長。他提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之原則影響深遠[1][2]。傅斯年為人性格耿直，嫉惡如仇，而且文章見解深入，眼光銳利獨到，即使在抗日戰爭期間踏入政壇，成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仍不改其志，甚至在任內搜集證據，在1944年以「美金公債案」公開炮轟當時的「皇親國戚」孔祥熙，將孔趕下台；後於1947年的「搶購黃金風潮」中，炮轟時任行政院長，有發國難財之嫌的宋子文，再將宋子文趕下台，時人稱其為「傅大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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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斯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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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第1屆立法委員 | |
| 任期 1948年5月5日—1950年12月20日 | |
| 選區 | 大學暨獨立學院教員團體選舉區 |
| 個人資料 | |
| 性別 | 男 |
| 字 | 孟真 |
| 出生 | 1896年3月26日 大清山東省東昌府 |
| 逝世 | 1950年12月20日（54歲） 中華民國臺灣省臺北市 |
| 籍貫 | 山東聊城 |
| 國籍 | 大清（1896年－1912年） 中華民國（1912年－1950年） |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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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幼年喪父，由祖父及母親撫育成人。
1909年就讀天津府立中學堂。1911年，與聊城鄉紳丁理臣長女丁馥翠結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四年考試三次全班第一。1916年進入北京大學。
1918年春夏，與羅家倫、毛子水等20餘人組織新潮社，仿效《新青年》創辦《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與北京大學國粹派論戰，影響頗廣。傅斯年也因此成為著名學生領袖。1919年，五四運動時，北京大學等十三所院校三千餘名學生匯集天安門，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傅斯年擔任總指揮扛著大旗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
1920年，受蔡元培推薦出洋留學，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後轉入倫敦大學學院攻讀心理學碩士學位，1923年6月轉赴柏林大學人文學院。在遊學六年半時間中，大部份時間都在研讀實驗心理學，在柏林大學後期才開始閱讀比較語言學並學習東方語言，但他並沒有取得任何學位。
1926年10月，因得知北伐成功而回國，傅斯年也在邀請之下接受國立中山大學之聘；1927年，任該校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並兼中國語言文學系和史學兩系之主任）。1928年積極籌劃並負責創建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29年，傅斯年組織史語所遷至北京。
1934年夏天(39歲)，和元配丁馥翠離婚，丁馥萃一生未再嫁，身後無一子女。8月5日，與同學俞大維的妹妹俞大綵在北平結婚。1935年9月15日，兒子仁軌出生。
1936年1月28日，隨史語所遷居南京。抗戰爆發，傅斯年被邀請到南京向蔣介石提供對外事務的意見，後來被選為國民參政會參議員。1937年，戰事迭起，日軍轟炸連連，史語所幾經周轉取道越南遷入昆明，10月又遷至昆明郊外。1940年11月，為躲避空襲搬到四川南溪縣的李莊。
1940年9月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
1942年10月的國民參政會三屆一次大會上，聯合徐炳昶提出《請中央徹查中央信託局歷年辦理各國立院校及研究機關機構之情形並速謀改善方法案》，指出國家圖書儀器自歸中央信託局購置後，其間政府雖撥有巨款，但「圖書十之八九買不到，儀器則絕跡矣」；認為之所以如此，掌管購置圖書儀器的中央信託局負有重大責任，因此建議清查中央信託局關於國立院校及研究機關購置圖書儀器的經費。該議案雖經國民參政會大會通過，送請政府相關部門處理，但最終不了了之。
1943年，傅斯年從中央銀行國庫局及有關方面傳言中得到一些孔氏貪污美金公債的線索，但苦於當時沒有直接的證據，在1943年10月的國民參政會三屆二次大會上提出了《請政府徹查專賣真相，如有弊竇依法懲處各級負責人員案》。該議案雖然沒有直接點出孔氏的名字，但由於要求「徹查專賣真相」，在大會上引起了轟動。當時在重慶的《大公報》認為該議案對於「幫助政府施政，甚有貢獻」。
1944年，傅斯年在國民參政會三屆三次大會上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發難，揭發孔貪污舞弊[註 1]，對朋分尚未售出的美金公債儲蓄券提出口頭質詢，罵孔祥熙是皇親國戚。財政部給予了答覆，但採取敷衍塞責的態度，致使傅斯年沒有找到確鑿的證據。1944年11月致信蔣介石，再次提到美金公債蓄儲券事，強烈要求對中央銀行、中央信託局進行清理整頓。事後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蔣介石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我絕對信任。」蔣介石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分別發表了兩篇文章：《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和《宋子文的失敗》，痛批當時行政院長宋子文：「自抗戰以後，所有發國難財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觀觀察，套購外匯和黃金最多的人，即發財最多的人。」硬是把宋子文逼下台。
1945年7月國民參政會四屆一次大會召開前夕，傅斯年通過參政員陳賡雅，終於弄清楚了侵吞美金公債的事實。在這次大會上，傅斯年參與陳賡雅議案的聯署、支持陳氏議案外，還單獨提出了《徹查中央銀行信託銀行局歷年積弊，嚴加整頓懲罰罪人以重國家之要務而肅官常案》。該議案超出美金公債個案，要求對財政金融系統進行一次總清算。議案稱：「中央銀行實為一切銀行之銀行，關係國家之命脈。然其組織直隸國府，不屬於財政部或行政院。歷年以來，以主持者特具權勢，道路雖嘖嘖煩言，政府並無人查問，而一有事實暴露，即為觸犯刑章。如黃金案主角之郭景琨，已在法院取保矣，而國庫局私自朋分成都未售美金公債一案，至今尚未送法院。由此例之，其中層層黑幕，正不知幾許。至於中央信託局，亦每以觸犯刑章聞。如前者之林良案，今者黃金案中鍾鍔、黃華以下皆涉及。此等機關如不徹查嚴辦，必不足以肅國家政紀。」傅斯年提議：(1)由政府派定大員，會同專家、監察院委員、本會公推之代表(必為參政員)，徹查其積年之賬目與事項，有涉及犯罪之嫌疑者，分別輕重，一律移送法院或文官懲戒委員會。此項徹查人員，得接受人員呈訴之項目。(2)進行改組，使中央銀行改隸財政部或行政院，取消中央信託局。兩者歷年主持之人，在其主持下產生眾多觸犯刑章之事，應負責一齊罷免。其有牽涉刑事者，應一併送交法院。該案經參政會大會討論，決議修正通過，送請政府迅速切實辦理。1945年7月24日，孔祥熙辭去中央銀行總裁一職，不久去美國定居，從此離開了中國政治舞台。
1946年3月的國民參政會四屆二次大會上，傅斯年提出了《續請政府徹查中央信託局歷年積欠各大學及研究機關之外匯，將其歸還原主並改訂以後代理學校及研究機關購買書籍儀器之辦法案》。
抗日戰爭後期，日本戰敗已是不爭的事實，國共兩黨亦開始考慮未來國家的執政問題。此時，一些中國民主同盟的成員希冀未來由三方共同執政，因此決定前往延安說服中共。1945年6月2日，黃炎培、章伯鈞等民盟成員拉上無黨派人士傅斯年共7人聯合致電毛澤東，提出訪問延安。兩個星期後，毛才復電，表示歡迎；蔣介石亦不表示反對。
1945年7月1日，褚輔成、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傅斯年、冷遹一行六人，乘專機到達延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自到機場迎接。7月2日下午，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在延安楊家嶺會見六位學者，共商國共合作事宜。晚上，毛澤東專門設宴款待。
由於毛澤東曾經擔任北京大學的圖書館助理員，基於所謂的「北大情意結」，他單獨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進行交談，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細節是，當毛澤東談及傅斯年曾在五四運動大出風頭，並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作出偉大貢獻時，傅斯年回應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
傅斯年在返回重慶之前，請毛澤東題字留念，對方慨然允之[註 2]，便箋曰：
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做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
敬頌
旅安
條幅這樣寫道：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7月5日，訪問團成員離開延安回到重慶。與同行的學者不同，傅斯年對毛澤東其人，有着極為獨特的觀感和政治洞見。他回來後曾與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幾次說過，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在同毛澤東的夜談中，發現其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的趣味小說內容都相當熟稔，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澤東不過是「宋江」之流[4]。
此外，羅家倫在回憶文章中還提到一件事：當傅斯年與毛澤東漫步到禮堂，看到密密麻麻、各地獻給毛澤東的錦旗時，他不無諷刺地說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有點察覺到，但並沒有回應[4]。
對於同行的民盟成員，傅斯年認為他們很沒有出息。他毫不留情地批評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把毛澤東送給他們的土織毛毯，視為皇帝欽賜的陀羅經被一樣，大概是想把這當作護身符，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們[4]。
1945年，傅斯年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堅持「民族氣節」、「正是非，辨忠奸」，決意反對留用汪精衛政權時期北京大學教員，所有汪精衛時期北京大學的教職員都被開除，學生學籍和學歷都不承認，要先補習才能參加學歷甄審入新北大。
傅以汪精衛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國立北京大學的圖書資料和設備房舍為基石重新開始，結合原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和新邀聘的朱光潛、金克木、季羨林等師資，成立擁有文、法、理、醫、工、農6個學院和文科研究所（擁有陳寅恪等多位導師）的國民政府國立北京大學，並邀請朱光潛主持西方語文學系，在文學院新成立東方語文學系，請從德國學梵文回來的季羨林做主任，與金克木等教梵語、巴利語，馬堅等教阿拉伯語，抗日戰爭前周作人創辦的東方文學系只有日本語專業，而且早已停辦（金、朱是從武漢大學請來）。
各院院長依序是湯用彤、周炳琳、饒毓泰、馬文昭、馬大猷、俞大紱。
傅自己承認「有一件好事，即北大並無太大之損失……尤其好者，是偽文學院添了好些書。」[5]，對自己的老師周作人為首的留平北大人仍極力清算。
周作人寫的「倉卒騎驢出北平，《新潮》餘響久消沉，憑君篋載登萊臘，西上巴山做義民。」和「次有齊魯民，生當靖康際，沿途吃人臘，南渡作忠義，待得到臨安，餘肉存幾塊，哀哉兩腳羊，束身就鼎鼐，猶幸製熏臘，咀嚼化正氣，食人大有福，終究成大器，講學稱賢良，聞達參政議，千年誠旦暮，今古無二致，舊事倘重來，《新潮》徒欺世，自信實雞肋，不足取一胾」對學生傅君怨恨諷刺也不是偶然。
12月1日，北大左翼學生舉行公開集會譴責國民黨腐敗和專權，邱清泉派遣士兵鎮壓，導致4名學生死亡。學生發動罷課，傅出面勸導，許諾政府作出讓步，說服學生停止了運動。
1946年9月6日，傅斯年將北京大學校長一職交給先前在美國辦外交的候任校長胡適。[6]在傅短暫擔任北大校長的期間，他增設了工學院，農學院和醫學院。1945年冬，他也開始著手將史語所從四川搬回南京。
1947年2月14日，參政會駐會委員會開會，參政員紛紛抨擊國民政府之經濟政府政策，指斥少數人搜括國富民財，要求國民政府迅採有效辦法；傅斯年稱：現在國家資本被官僚資本吃盡，官僚資本又被豪門資本吃盡，此現象如不取締，國家將陷於極端危險的境地[7]:8286。6月，他的高血壓導致身體衰弱，因此和家人一起赴美養病，中研院史語所所長一職交由夏鼐代理。他大部分時間待在新港，並在哈佛大學百利罕醫院接受治療。
1948年春，在未列席的情況下被選為立法委員，而且被選為立法院副院長，但這個議案並沒有實施。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8月，回國。12月15日，南京行政院批准臺灣大學莊長恭校長辭職，同時發表傅斯年校長的人事案。
1949年1月5日，陳誠接掌台灣省政府，當日即致電傅斯年「弟已於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須有識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濟。弟一時不能離台，希先生速駕來台，共負巨艱」[8]。1月19日，他搭機飛到台北，1月20日從代理校長杜聰明（1948年12月7日開始代理）手中接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1949年6月學期結束前，發生文學院外文系李霽野教授棄職逃離台灣事件（李在四六事件後逃走，輾轉到了天津）。
1949年7月11日，筆名葉青的任卓宣在台北《民族報》發表《寄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開信——論反共教育與自由主義》，指控傅校長不但是蔡元培、胡適兩先生之高足，且繼承北京大學自由講學、自由研究的傳統風氣。出任臺灣大學校長後，亦將自由主義作風帶到臺灣來，在學術自由的掩護下，所聘教授中，竟有共黨分子和親共分子，以致學校成為政治上的特區，院系成為共產黨的溫床，赤焰相當高漲。
傅斯年發表了《傅斯年校長的聲明》和《傅斯年校長再一聲明》，表示「對於文學院教授李霽野無故離職，傳聞前往共區一事，已經校內行政會議決議予以停薪處分，並函請警備司令部派員查明在案，校方完全依法辦理，豈有袒護親共分子之理？學校必定有聞便查，查明便辦，絕不護短。」[9]
從這件事可看出傅試著要在中國國民黨的反共思想和北京大學式的兼容多元學風中取得平衡的艱苦。
受命於危亂之際，他積極「替台大脫胎換骨」。坐上臺大校長交椅的傅斯年，再度施展出當年敢打硬沖，「凡事先騎上虎背」的本領，對臺大積習實實在在地來了一番大刀闊斧的改造，不論是通過誰的條子和門路，後臺有多硬，凡不合學術水準，濫竽充數的教授，全部驅逐出校門。校內職員，特別是原「帝大」時遺留的醫務人員，凡無醫療常識，不知救死扶傷為何事，只想自己的薪水待遇者，一律解聘。未出幾個月，傅斯年掄圓了手中的權力之刀，如同切西瓜一樣「稀里咔嚓」，將七十餘名不合格教授與職工切掉，趕出校園。自此，臺大面貌為之一新，形成了一個蓬勃向上的局面。許多年後，無論是傅的追捧者還是被趕走的對立面，在回憶這段往事之際，都不得不承認，假如沒有傅斯年，臺灣大學在那樣動蕩的時局中，想要在短時間中迅速崛起，奠定一個現代大學的基礎，確是難以想象和不可能的。據陳雪屏回憶，傅赴臺時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擔憂，「但他一方面心憂大局，同時銳志要把臺大建設成一個夠世界水準的學府，殫精竭慮，竟無一刻的輕鬆」。當時的教育界評論為傅斯年仿效其恩師、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先生改革北大，其同窗、後來成為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亦是如此改革清大。 傅斯年在臺大的改革使一部分人為之叫好歡呼的同時，自然觸及了許多權貴者的利益，令對方極為不快和惱怒。當時臺大師生反對國民黨腐敗無能，以權謀私等令人激憤的醜行，學潮一浪高過一浪，而傅的對立面借學潮運動趁機發難。有國民黨政客在報紙上發表致傅斯年的公開信，指責臺灣大學優容共產黨，並指名道姓地說法學院長薩孟武「參共親共」，某某院長、系主任是「共產黨分子或參共分子，他們把持院系，排除異己」，把各院系變成培植親共勢力的溫床等，企圖置傅氏於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絕地。
傅斯年對臺大中被證明是共產黨員的師生亦不寬容，每有發現均嚴懲不貸。其態度與他處理西南聯大學潮時並無二致。曾不止一次地喊出了「讓布爾什維克滾出臺大！」的響亮口號。但他同時認為，如沒有真憑實據，當局不能肆意進入校園在師生中搜查，更堅決反對隨意指責他人為共產黨。當年西南聯大爆發學潮，並鬧出了人命，他在致俞大綵的信中謂西南聯大學潮「地方當局荒謬絕倫，李宗黃該殺，邱清泉該殺」等便是他做人處世的主張與原則。
正是緣於這一指導思想，傅斯年讀了報上對臺灣大學師生的指責後，既惱又怒，毫不顧及地以「他媽的！」開罵起來，而後採取以牙還牙的戰略進攻態勢，在報上兩次發表措辭強硬的檄文予以反擊：「學校不兼警察任務」，「我不是警察，也不兼辦特工」，「若當局有真憑實據說某人是共產黨，我將依法查辦，但是我辦理這種事，決不能含糊其辭，血口噴人」。最後聲明：「反共須有反共的立場，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階級而把事情辦壞了的，我不能引以為同志。」傅氏聲色俱厲與咄咄逼人的態勢，令對方不得不暫時退卻，伺機而動。
據說，傅斯年常去找蔣中正要辦學經費，他每去一次陽明山，必定是「滿載而歸」，是敢在蔣中正面前從容蹺起二郎腿、抽著煙斗的人[10]。胡適也感慨：說傅斯年是他「最好的諍友和保護人」。
1949年4月6日，台灣大學和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台師大)發生「四六事件」，依據陳誠之回憶錄[11]記載：「......我記得我們談話的那一天是四月五日。我問他（按傅斯年）：『南京完了，台灣怎麼辦？』他毫不遲疑說：『先求安定。』接著說到安定的辦法，他說：『要求安定，先要肅清匪諜。』我老實告訴他：『匪諜的大本營，就在你的台大和師範學院。是不是先從這兩處清除？』他當即表示贊成說：『你做，我有三個條件：一、要快做；二、要徹底做；三、不能流血。』我完全接受他的條件......」
據1993年賴澤涵、許雪姬等採訪，時任台灣警備總司令彭孟緝回憶，傅斯年於四六事件當下曾向他說：「若有證據該抓就抓，若無證據就不能隨便進學校抓學生！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12]。
晚年傅斯年身體肥胖，患有高血壓，醫生囑咐他少吃鹽或不吃鹽，並戒肉類葷腥。又查出患有膽結石。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臺灣省議會答覆教育行政質詢時過度激動，「突患腦溢血逝世於議場」[13]，享年55歲。當時有郭大砲（郭國基）罵死傅大砲的說法[14]。省議會副議長李萬居在新聞公佈時說「傅斯年先生棄世」，因其台灣閩南語口音而被其學生聽成了「傅斯年先生氣死」，引發小規模學潮，直到官方出面解釋才平息[15]。傅斯年逝世後，葬於台灣大學校園，校內設有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鐘」；其中，傅鐘啟用後成為台灣大學的象徵，原本為敲五十五下，因其於虛歲55歲去世，敲鐘電子化後每節上下課會鐘響二十一聲，因傅斯年曾說過：「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16][17]
傅斯年校長骨灰安奉於臺大傅園之前，暫厝於臺北市溫州街22巷四號，其遺孀俞大綵居所，而該屋舍亦是俞大綵胞兄俞大維、俞大綱舊居。於2017年11月13日，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審議第99次會議正式通過俞大維故居為市定古蹟。
傅斯年對於「教育學」這門學問，跟「國醫」（中醫）也有他獨特見解。
傅斯年是民國時期最為著名的反共學者。
早在他擔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的時候，就已經對共產黨充滿著不信任[4]。在1932年6月19日《獨立評論》當中，傅斯年以《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發表他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他稱共產黨「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
除了反共外，傅斯年同樣反對蘇聯，並稱「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對共產黨，因為若先向共產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則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結果，只有替共產黨擴張勢力耳。」在傅斯年眼裡，中共與蘇共是連帶的，不可分割的。按他的說法，中共緊隨蘇共之後，學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有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所以一旦共產黨掌權，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會變成荒漠。
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發表的《「九一八」一年了》的政論文章中，談到中國出路問題，他認為國民黨自身已腐化墮落，弄得天怒人怨，國勢瀕危。儘管如此，中國還沒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可取而代之，他打個比方說，這就好比明朝滅亡的時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樣。對於有人提出共產黨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問，傅斯年的回答是：「共產黨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產黨共事的經驗論，不能不覺得他們也是感情的發泄，並無建國之能力，所做的東西很多還是洋八股。」
抗日戰爭勝利後，隨即爆發國共內戰，北京大學的師生們很多都投向左翼懷抱，連被傅視為「漢忠」的許多學人也對國民政府非常失望，6位院長和羅常培、俞平伯、朱光潛、季羨林、金克木、賀麟、雷海宗、鄭天挺、錢端升、汪敬熙等教授先生都迎接人民解放軍，甚至連傅斯年的親戚俞大紱和陳寅恪（俞是內兄，陳是內表兄）都留在中國大陸時，傅看在眼裏，對此憂心忡忡，一次閒聊時他對李濟說：「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接着又說：「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簡短幾言透出了他對左派青年的不滿與對共產黨決絕的態度，這一態度直到他退守台灣都沒有改變。
傅斯年在臨終前，曾經寫過四篇文章，分別是《自由與平等》、《蘇聯究竟是甚麼國家？》、《我們為甚麼要反共？》及《共產黨的吸引力》四篇文章，大力宣揚反共抗俄的思想，不但指出蘇聯既沒有自由，也沒有平等，更遑論是經濟上的平等，並指蘇聯是個集人類文明中罪惡之大成的國家，斯大林是個真正集中古代近代的一切壞東西之大成的混蛋。故此他指出，為了中國及世界的文明傳統，保持人類的自尊，以及令人類在世界上活得有意思，不得不向蘇共中共拼命反抗[18]。
「傅斯年紀念室」位於台北市南港區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內，內部陳設相關文物，以及相關文獻與著作。並設置相關影音多媒體動畫，呈現傅斯年先生一生與圖書館的相關重要典藏。該紀念室於每週週一至週五均開放參觀[19]。
另在山東省聊城市東關大街路北有「傅斯年陳列館」又稱傅氏祠堂。系傅以漸家祠之正堂。現闢為展廳，主要陳列傅斯年生平事跡大型圖片和傅斯年半身漢白玉雕塑。2006年被列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21][22]。
面闊3間，通闊12.8米；進深2間，前帶廊廈，實為三間，通深8.2米。祠堂外觀為磚牆、瓦頂、硬山脊，正脊飾花草螭吻。祠堂各間面闊相等，均為4米，廊深1.6米。前廊與正堂有木質花棱隔扇，三間隔扇均能作門打開或關閉。堂內有金柱四根，柱高5米，柱礎為古鏡式，柱間縱距為4.8米，柱頭之上是五架梁，其上為三架梁，正中脊瓜柱上是正心桁。梁、檁均有隨梁和隨檁枋，方椽之上是扒磚頂。北側金柱距北牆1.3米，牆內藏後檐柱，上梁施抱頭與金柱相連[20][21][22]。
胡適與傅斯年的友誼亦是眾人皆知，而兩人的機緣的起因在於北大的時期。時年傅斯年21歲，胡適26歲。當時胡適任職北大並作為哲學史的教授，但是大部分的學生對於胡適沒接續前任教授講解的商朝哲學史作更進一步的說明感到不滿。先前傅斯年曾經替班級稟報教授不適任進替換教授之事，因此班級希望傅斯年再向校長稟報一次。傅斯年聽了幾堂課後對同學說：「這教授雖然書讀得不算多，但至少沒出現什麼錯誤，諸位就別鬧了」。此事讓胡適感激不已，時常稱傅斯年為「保駕人」。[23]。
傅斯年曾在中醫問題等，因為反對孔庚的意見，孔庚辯不過他時對他爆出許多粗口之言。脾氣甚硬的傅斯年揚言要與其決鬥。果真傅斯年在散會後就到門口堵人。但一見孔庚70歲年邁的身軀緩緩的走來。傅斯年無奈的說：「不和你決鬥了，你還是繼續罵吧」[24]。
據傳傅斯年擔任台大校長時，有次一通電話：「請問校長在不在？」傅斯年回答:「我就是傅校長。」結果電話那頭氣呼呼的說:「校長就校長，學校哪來的副校長？」，這句話讓傅斯年哭笑不得。
胡適曾評價傅斯年：「他的感情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功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傅斯年在認識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場，當著胡適大罵：「我若見了丁文江，一定要殺了他！」後來胡適介紹兩人認識，兩人卻成為莫逆之交。[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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