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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經武（1906年9月3日—1971年10月27日），原名張仁山，男，湖南酃縣人，中將軍銜，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中國共產黨西藏工作委員會第一書記和唯一一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主任。
| 張經武 | |
|---|---|
張經武中將 | |
|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 | |
| 任期 1950年1月－1952年1月 | |
| 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 | |
| 任期 1951年7月－1964年 | |
| 中國共產黨西藏工作委員會第一書記 | |
| 任期 1952年3月－1965年9月 | |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主任 | |
| 任期 1955年7月－1967年2月 | |
|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 |
| 任期 1958年11月－1965年8月 |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1906年9月3日 大清湖南省衡州府酃縣沔渡鄉夏館村 |
| 逝世 | 1971年10月27日（65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 |
| 國籍 | 大清（1906－1911） 中華民國（1912－1928） 中華民國（1928－1949）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1971）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 效命 | 中國共產黨 |
| 軍種 |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 |
| 軍銜 | 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 |
| 配偶 | 楊崗 |
| 親屬 | 張華崗（女兒）、張華川（養子） |
1906年，張經武出生於湖南酃縣沔渡鄉夏館村的一個農民家庭。1919年考入位於衡陽的湖南省立第三師範學校，1925年畢業。1926年-1928年，就讀於樊鍾秀創辦的「南陽滬案後援建國軍軍官學校」。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來到江西蘇區，擔任瑞金紅軍學校政治營營長、軍委軍事教導團團長，廣昌基地司令員，中央軍委五局副局長，會昌教導團團長等職[1]。
在長征期間，他擔任教導師師長，軍委第二野戰縱隊參謀長，陝甘支隊第三縱隊參謀長，軍委二科科長等職。1936年，張經武回到瓦窯堡，6月進入紅軍大學一科學習。
同年8月，與張純清、童小鵬三人被委以新任務，張經武作為紅軍軍事聯絡官前往華北各省展開活動，期間會晤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國民黨第三集團軍司令官兼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等人。1937年4月，張經武返回延安抗大二期一大隊學習。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張經武再次前往濟南會晤韓復榘，雙方達成協議，韓釋放關押於第三集團軍軍法處的政治犯。同年12月，張經武到達漢口，擔任八路軍辦事處高級參謀，協助周恩來工作。1938年8月，張經武與黎玉帶領二十多人從延安前往山東，改編當地游擊隊，組成八路軍山東縱隊，張經武任指揮，黎玉任政治委員[2][3]。1939年，張經武與中共沂水縣委婦女部長楊崗結婚[4]。同年11月，前往延安參加中共七大，後會議延期，張經武奉命留在延安。1942年，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參謀長[5]。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參加中共七大。
1946年1月10日，國共簽訂停戰協定，並在北平設立軍事調處執行部，國、共、美三方組成聯合參謀部，張經武任中方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參謀長為羅瑞卿。同年3月中旬，作為四人執行小組之一，赴東北調查東北衝突。1947年7月21日-23日，參加中共中央在陝北靖邊縣小河村召開前委擴大會議（即小河會議）。1949年2月1日，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區改稱西北軍區，張經武仍任參謀長[6]。5月29日，攻占西安，張經武任西安市警備司令。同年9月25日，增設西北軍區黨委，張經武任第二副書記，書記、第一副書記分別是賀龍、習仲勛。
1949年11月19日，張經武被抽調到西南軍區工作，着手進軍西藏。1950年6月，毛澤東主席任命張經武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人民武裝部部長。9月19日，又被任命為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10月，中共取得昌都戰役勝利，張經武參與了此戰役的部署、領導工作。1951年4月29日至5月21日，張經武作為中央政府的代表之一，參與了與噶廈代表的談判工作，並參與起草了協議條款。5月23日，雙方簽訂十七條協議[7]。
1951年6月，張經武作為赴藏代表，經新加坡轉機，再經印度加爾各答、噶倫堡，7月16日到達西藏亞東與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會晤，介紹協議情況。後達賴啟程返回。23日，張經武前往拉薩。8月8日，抵達拉薩。9月28日，張經武帶着毛澤東主席贈與達賴的禮物，到羅布林卡正式面見達賴喇嘛。10月18日、19日，張經武分別在色拉寺、哲蚌寺發放布施；24日，對拉薩居民發放布施。10月26日，18軍兩千五百餘人由張國華、譚冠三將軍率領從西康抵達拉薩；12月1日，18軍一千一百多人在范明的率領下由青海抵達拉薩；20日，兩支部隊在布達拉宮廣場舉行會師大會。1952年2月10日，成立西藏軍區，張經武宣讀任命名單。3月7日，張經武兼任西藏工委書記。1952年3月至4月，拉薩的示威愈演愈烈，在張經武的要求下，達賴喇嘛取締了「西藏人民會議」組織。
1953年底到1954年初，張國華、范明等人赴北京參加西藏工作討論會，張經武沒有參加，在會前他寫了《自我檢討及今後工作幾點意見》。7月15日，張經武陪同達賴喇嘛離開拉薩，9月4日抵達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54年9月，他出席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討論憲法草案，期間並發言[8]。9月11日，張經武陪同達賴喇嘛、班禪喇嘛與毛澤東主席會面。1955年，中央決定留張經武在北京。同年3月9日，在第七次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張經武作了《關於西藏地方工作的報告》。7月30日，毛澤東主席任命張經武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主任，兼任駐西藏代表、西藏工委書記。9月27日，張經武參加國家主席授銜授勳典禮，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軍銜，以及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6年3月，張經武陪同陳毅副總理率中央代表團前往西藏祝賀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4月22日至5月1日，舉行籌委會成立大會。5月11日，陪同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前往日喀則慰問。1957年，張經武被任命為西藏軍區第一政委（正式任命簽發於1960年1月1日）。1958年1月14日，張經武在拉薩代表工委作整風報告，他稱「這次整風運動，應該是深入的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並結合反對大漢族主義、地方民族主義和個人主義，以達到改進工作、改進作風、改造個人、加強黨內團結、做好西藏工作的目的」。同年5月23日，張經武在「慶祝西藏和平解放七周年大會」上稱，「根據中央的指示，將來西藏地區的改革，必須採取自上而下的、和平協商的辦法進行。現在由於西藏地區的民主改革條件還不成熟，所以中央決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內不進行民主改革，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是否實行民主改革，還要看那時西藏的實際情況」。
1958年，藏區局勢逐漸惡化。1959年3月10日，拉薩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中國人民解放軍獲勝，達賴喇嘛流亡印度。3月21日，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西藏平叛中實現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問題的指示》，張經武將此綱領性文件，轉發給西藏工委。6月19日，張經武在拉薩主持召開幹部會議，對接下來的改革進行指導。10月1日，拉薩集會慶祝建國10周年，張經武發表講話時稱，「目前西藏的局勢很好，民主改革運動已經形成高潮。我們必須同心同德，團結一致，為徹底消滅封建農奴制度，廢除封建農奴主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勝利完成民主改革任務而奮鬥」。1960年3月，西藏工委召開擴大會議，張經武在會上提出從六個方面來複查是否徹底完成民主改革任務，「一查土地分配是否合理，二查群眾優勢是否樹立，三查封建階級威風是否打倒，四查生產措施和勞動互助是否正常發展，五查幹部立場、作風是否健康，六查寺廟工作處理和安排是否妥當」。1960年3月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張經武的文章《西藏民主改革的勝利》，文中稱：事實證明，叛亂和平息叛亂決不是什麼「民主戰爭」，而是一場階級戰爭，是一小撮最反動的封建農奴主為了反對共產黨領導廣大農奴階級翻身解放而發動的一場戰爭，這是一場不可調和的階級戰爭。在西藏民主革命階段，黨的階級路線是：依靠貧苦農奴和奴隸，團結中等農奴（包括富裕農奴）和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打擊叛亂的和最反動的農奴主和農奴主代理人，徹底消滅封建農奴制，消滅農奴主階級。
1964年，由於身體原因，中共中央決定，張經武留京工作，並繼續擔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一書記。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成立，張經武以中央人民政府駐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中央代表團副團長的身份，陪同中央代表團團長、國務院副總理謝富治率中央代表團前往拉薩祝賀西藏自治區成立，這是他最後一次回到西藏[9]。張經武卸任工委書記後，1965年改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第一副部長[10]。
張經武是中共七大代表。第一、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1966年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增補為中央委員。1955年獲授中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1]。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爆發。當時張經武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不到一年。1966年夏，張經武在中央統戰部接見來北京接受毛主席檢閱的家鄉炎陵縣紅衛兵時說：「你們要聽毛主席的話，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文革爆發不久，中央統戰部內便出現了三派群眾組織，都自稱「革命造反派」，並互相攻擊。在一段時期內，張經武未明確表態支持其中哪一派。不久，中央兩報一刊發表社論，要求革命領導幹部站出來同紅衛兵小將一起參加文化大革命。張經武因到中央統戰部不久，不了解情況，仍不敢隨便表態支持哪一派。這時，一位分管統戰工作的領導表態支持了其中一派。張經武隨即也表態支持這一派。因此他得罪了另幾派。[10]
某夜，另幾派人員闖進張經武家想抓張經武，但支持的一派事前得到消息，已在事前將張經武藏起。1966年9月4日張經武躲進頤和園介壽堂，當天張經武同幾個造反派組織的頭頭交談。交談中談論了「文革」形勢，並談及江青、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幾個造反派頭頭談得多，張經武很少插話。但事後不久，中央文革小組便得知了，將這次介壽堂談話定性為「黑會」，說張經武是「黑後台」，這成為張經武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罪狀」。張經武最後輾轉躲到保定，陪他同去的還有其妻楊崗的侄子楊漢生。其間張經武曾想赴四川找張國華，赴山東找楊得志，但又怕萬一周恩來找他，路遠趕不回北京。[10]
1966年9月21日凌晨2點，周恩來接見中央統戰部幾個造反派組織的頭頭，談及張經武近況，批評了張經武支持一派群眾組織並同該組織的頭頭躲起來的事。事後張經武從保定返回北京，隨即給周恩來寫了封信，說明自身處境，表示自己人身安全受威脅。此信通過楊漢生送到中南海。不久，周恩來將張經武接進中南海。張經武在中南海每天除了看報、聽廣播，無事可做。妻子楊崗常把外面的情況寫成紙條，藏進送給張經武的飯盒裡和麵包中。這事很快被發現並報告了江青。在中央一次碰頭會上，江青責問周恩來：「張經武是你保護起來的嗎？」不等周恩來回答，江青又說：「張經武在中南海很不老實，他老婆經常給他傳遞秘密情報，專與文化大革命對抗，這樣的人就該到運動中去燒燒。」中央統戰部的另幾派群眾組織也紛紛要求張經武回中央統戰部參加運動，接受批判，周恩來最後只好同意。張經武離開中南海時，周恩來明確指示：要文斗，不要武鬥；只許小範圍批判，不許開大鬥爭會，要保證張經武生命安全，管好他的生活。[10]
張經武回到中央統戰部後，一直受到密切監視。一天，張經武正在中央統戰部大院裡看大字報，忽然碰見外甥葉知秋。二人互相問候，最後張經武對葉知秋說：「告訴家裡人，不要擔心，毛主席是會說話的。」此事隨後被人說成是秘密串聯、訂立攻守同盟，對張經武的批鬥隨之升級，張經武經常遭到打罵、罰跪。不久，張經武被送到北京西郊半壁店監視，隨即又被關進安定門外交部幹校改造而成的臨時監獄。[10]
從1967年起，張經武身負「三大罪狀」，被「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立案審查。「罪狀」之一是「搶檔案」事件的黑後台。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傳至北京，1月14日晚，全國政協機關的一派群眾組織奪了「全國政協」領導的權，消息傳至中央統戰部，張經武表態支持的一派群眾組織派人到全國政協支持另一派反對奪取，並在當晚將全國政協檔案轉移。1月15日凌晨，他們又以不讓對立面「搶走」檔案的名義，將中央統戰部檔案接管並轉移。為此，兩派群眾組織激烈爭吵。事後各種謠言甚囂塵上，有的說中央統戰部領導有人指示沖檔案室，搶走27箱檔案；還有更離奇的說，有批絕密文件是海外統戰人士、特工寫的信，已落入國民黨特務機關之手，致使中共在台灣的高層人士被殺等等。張經武專案組在審查「搶檔案」事件時，多數當事人說張經武根本不知道該事，但張經武專案組只相信其中一位當事人為開脫自身責任而編造的此事得到張經武支持的口供。張經武專案組對張經武進行了兩晝夜的車輪式審訊，並從審訊筆錄中摘錄編寫出一份「張經武自供」，要求張經武簽字。張經武始終拒不簽字。[10]
「罪狀」之二是歷史不清的假黨員。1968年3月3日，張經武向專案組寫了篇《自述》，其中談及入黨問題：「1930年4月由河南滬案後援建國軍軍官學校軍需姚日蒸（上進），江西上饒人，政治教官管梓材介紹入黨，並由三人組成校委會，我任委員。」而張經武1940年填寫的《履歷表》及1940年12月寫的《自傳》中都說：「1930年4月於河南許昌經姚上進（日蒸）、劉同德兩人介紹入黨，候補期三個月。」兩者主要區別是，介紹人之一前者是劉同德，後者是管梓材。專案組沒查到張經武1940年12月寫的《自傳》，便按他寫的《自述》到南京檔案館及南京監獄查檔案，找到一封管梓材致張經武未發出的信，得知姚日蒸已死，管梓材尚活着。他們找到管梓材，管梓材表示：「那時我連黨員都不是，怎麼能介紹他入黨呢？」專案組隨即突審張經武，逼他承認是假黨員。張經武沒有承認，自稱是記憶有誤。[10]
「罪狀」之三是劉、鄧修正主義路線在西藏的忠實執行人。專案組多次審訊，要張經武交代在西藏執行劉、鄧修正主義路線的罪行。張經武回答：「去西藏，是毛主席派我去的，是中共中央決定的。去西藏前，毛主席還找我談了兩三個小時。西藏工作的大政方針，也是毛主席定的，是西藏和中央雙方談判定下來的，我執行的都是毛主席的路線。你們不相信，可以去問毛主席。」專案組審不出來，便以「打態度」為名體罰張經武，逼他寫「交代」，張經武拒絕寫。[10]
張經武被抓的同時，妻子楊崗被關入秦城監獄。專案組刑訊逼供，楊崗精神失常。專案組通過誘供、逼供，迫使楊崗根據專案組的需要，寫出一份張經武的材料，材料中說，張經武參與賀龍搞的「二月兵變」，準備兵變成功後，賀龍當主席，張經武當總理。專案組隨即要求張經武交代想當總理的陰謀。[10]
最後張經武對專案組要求他交代的一切問題都不予理睬，保持沉默。專案組乃頻繁對張經武嚴刑拷打。張經武寫給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全部信件都被專案組扣下不准上呈。一天，張經武趁看守不備，用頭猛撞暖氣管，鮮血直流。從此他和看守的關係更加緊張。雙方由對罵發展到對打。張經武被看守打得一隻胳膊脫臼，另一隻胳膊骨折。張經武隨後絕食一星期。在這期間，專案組未向上級如實匯報張經武的情況。直到第八天，即1971年10月27日，張經武心力衰竭並休克，專案組緊急將他送進三里屯附近北京衛戍區警衛二師醫院。抬進醫院半小時後，張經武死亡。醫院的病歷上寫着：「患者56號，企圖自殺，自撞牆自殺未成，將右臂撞傷，左肘關節脫臼。5月1日送積水潭醫院……」為推卸責任，給中央統戰部發的死亡通知書上則寫着：「張經武因心臟病復發，搶救無效，於10月27日去世。」[10][12][13]
1978年冬，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張經武的妻子楊崗從秦城監獄獲釋後不久，便帶子女四處奔走，以查清張經武的死因、為張經武平反。北京衛戍區警衛二師醫院副院長及內科、外科負責人都介紹了張經武病死的真實情況。在鄧小平、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領導人，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井泉、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的關心下，張經武最終獲得平反。但他的骨灰早在1971年前便被弄丟。[10]
197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在全國政協禮堂為張經武舉行平反昭雪追悼大會。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致悼詞，悼詞說：「張經武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無產階級的忠誠戰士，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驗豐富的領導幹部。」「張經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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