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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简称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兩彈一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核彈、導彈和人造衛星的簡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是兩彈一星工程的主要負責人[1][2][3][4][5]。 1960—1970年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別成功試爆了第一枚原子彈（1964年）、試射了第一枚裝載核彈頭的地對地導彈（1966年）、試爆了第一枚氫彈（1967年）、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1970年）[1]。兩彈一星工程的成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前期科技實力發展的標誌性事件，而其研發過程中科研人員在導彈、人造衛星、遙感與制控等方面取得的成果也為之後中國航天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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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兩彈一星的內涵，存在以下幾種不同的解釋：
事實上，兩彈一星最初指的是原子彈、導彈和人造衛星[8]。後來隨着氫彈、中子彈等的相繼誕生，「兩彈一星」中的前一「彈」逐漸演變為核武器的合稱，即核彈[9][10]。
1940年代—1950年代，錢學森、鄧稼先、錢三強等一批留學海外的科研工作者陸續回到中國大陸[11][12][13]。1955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中提出，中國要發展原子能事業[14][15]。1956年，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國務院頒發了《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16]。1958年，毛澤東進一步提出要開展兩彈一星的研究，早期蘇聯方面也提供了重要協助，但同年毛澤東等人發起的「大躍進」造成了三年困難時期，再加上中蘇交惡後蘇聯方面撤走了所有的資助，這一系列事件造成中共中央領導人之間對是否繼續發展兩彈一星產生分歧[17][18][19][20][21]。最終，中共中央於1962年11月成立了「中央專門委員會」專門負責國防尖端事業的決策和管理，周恩來擔任委員會主任，中國的兩彈一星工程也繼續進行，由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等人直接領導[5][21][22][23][24][25]。1964年10月16日，596原子彈在羅布泊成功爆炸，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26]。1966-1970年間，中國的地對地核導彈、氫彈、「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相繼問世，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能獨立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並於1969年首次成功進行地下核試驗[14][27]。
兩彈一星研製過程中受到毛澤東等人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重大衝擊。僅在青海省的核基地內，截止1971年9月就有四千多名職工受到迫害和審查、310多人傷殘、40多名職工自盡、5人遭到槍決[28][29][30]。期間，知識分子被視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臭老九，遭到廣泛地批判和迫害[31][32]。「兩彈一星元勛」姚桐斌被毒打致死[33]，「兩彈一星元勛」趙九章遭迫害自殺身亡[34]，而包括「兩彈元勛」鄧稼先[35][36]、 「氫彈之父」于敏[37]在內的諸多科研工作者及家屬受到政治迫害，擁有英美俄留學背景的科研人員被污衊為「間諜」或「特務」，只有錢學森等少部分人因周恩來於1966年特別列出的一份名單而受到保護[22][30]。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鄧小平、胡耀邦等人主導了撥亂反正[38][39][40]，為姚桐斌、趙九章等在文革期間受迫害的兩彈一星元勛平反，並將姚桐斌追認為「烈士」[41][42][43]。與此同時，鄧小平提出「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等觀點，同胡耀邦等人為在文革期間受迫害的知識分子平反並恢復名譽[44][45][46][47][48]。1986年，四位兩彈一星元勛致信鄧小平，促成了中國的「863計劃」[49]。1999年，江澤民時期將「兩彈一星功勳獎章」授予或追授予23位科學家，由此產生了「兩彈一星元勛」的官方稱謂[50][51]。
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中提到：「我們要不要搞原子彈啊，我的意見是中國也要搞，但是我們不先進攻別人。別人要欺負我們，進攻我們，我們要防禦，我們要反擊。因為我們一向的方針是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不是消極防禦的。」[15][52]
1956年，在周恩來、陳毅、李富春、聶榮臻的主持下，召集了幾百名專家、學者參加規劃編制工作，最終於1956年12月制訂了《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16]。
1958年6月21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18] 1958年底，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八屆六中全會上說：「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要搞就搞個大的。」[17] 即便當時中國開發上述技術的環境還十分落後和艱苦，但不少科學家從此開始投入這些開發計劃，而蘇聯方面從1955年起也提供了重要協助[12][17]。
1957年，毛澤東等中共高層發動了「反右運動」，至少數十萬知識分子受到迫害，其中錢偉長被劃為極右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判和迫害，也因此失去了參加兩彈一星工程的機會[53][54][55]。1958年起，毛澤東等人又發動了「大躍進」、推行「人民公社」，造成了1959-1961年間的三年困難時期，據估計有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19][56][57]。在此期間，錢學森曾在《人民日報》（1958年4月29日）、《知識就是力量》（1959年第5期）等報刊雜誌上發文迎合大躍進，嘗試用科學論證此次運動中「高指標」、「浮誇風」等目標的可行性，對大躍進產生了推波助瀾的影響[58][59][60]。
在蘇聯的援助下，中國於1958年建成了第一座實驗性原子反應堆[15][61][62]。與此同時，1958年7月31日，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訪華，他認為中國無需發展核武器，同時反對中國開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遂與毛澤東在諸多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史稱「中蘇交惡」[2][12][17][20][23][63]。1960年7月-9月，蘇聯方面突然撤走了所有的1390位專家和相關資助，343項技術援助合同被取消、257項科技合作項目被中止[64][65]。
1961年起，一系列不利事件造成了中共中央領導人之間對是否繼續發展兩彈一星的爭論和分歧，其中聶榮臻等人主張推進兩彈一星工程[21][66][67]。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加強原子能工業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自力更生，組織力量，突破原子能技術[68]。1962年11月17日，經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同意，正式成立了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為主任的15人專門委員會（後稱「中央專門委員會」，即中央專委），包括了賀龍、聶榮臻、羅瑞卿等人，成為中共中央領導國防尖端事業的最高決策機構[21][22][25][69]。
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67年6月17日第六次核試驗中引爆了自行研發的類似美國泰勒-烏拉姆構型的多級熱核炸彈（氫彈），與第一次引爆裂變彈（原子彈）相距僅32個月，引爆的核彈當量331萬噸，是實現核裂變（原子彈）到核聚變（氫彈）武器發展最快的國家[76]。有一些中文資料中的片言隻語顯示，中國當時採用了同美國的泰勒-烏拉姆構型略有區別的于敏設計方案（設計全重為一噸左右，爆炸當量百萬噸以上），這個方案的要點在於使用X射線透鏡而非X射線反射鏡來實現從初級到次級的能量傳送，即「球柱球結構」[77][78][79]。
1966-1976年間，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小組等發動的「文化大革命」[80][81][82]，對兩彈一星的研發以及中國科研的後續發展造成了重大衝擊，部分科研項目停滯、科研隊伍解散，眾多科研工作者受到政治迫害，許多擁有英美留學背景的科研人員被打成「間諜」或「特務」[22][31][47][83]。截止1971年9月13日，中國位於青海省的核基地內，四千多名職工受到迫害和審查，310多人致傷、致殘，40多名職工自盡，5人遭到槍決[28][29][30]。截止1968年底，中國科學院在北京的170餘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均是院士）就有131位被打倒，當年即有20位一級研究員自殺，全院在文革中被抄家的達1909戶，共有229人被迫害致死[31][34][84]。而到了1973年，中科院的105個研究所只剩下53個，且只有13個屬於中科院直屬管理[47]。
文革期間，知識分子被視為反動分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受到廣泛批判和貶低，甚至被稱為「臭老九」[28][31][32]。1968年，「兩彈一星元勛」姚桐斌被毒打致死[33]，「兩彈一星元勛」趙九章遭迫害自殺身亡[34][85]。而「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於1968年不幸空難逝世後，其太太李佩（中國語言學家）被隔離審查、自殺未遂[30][86][87]。「兩彈元勛」鄧稼先及其家人、 「氫彈之父」于敏及其家人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和迫害[35][36][37]。錢三強和太太何澤慧一起下放到了陝西的五七幹校[88]。
另一方面，錢學森等少部分人受到了周恩來的庇護，周恩來於1966年8月特別列出了一份名單交由毛澤東批准，其中被點名保護的人物因該名單而免遭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直接批鬥與人身攻擊[22][30]。對於其中被保護的科研人員，周恩來強調：「這些同志都是搞國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參加某工程的，也要保護，主要是從政治上保護他們，不許侵犯他們、抓走他們；如果有人要武鬥、抓人，可以用武力保護。總之，要想盡一切辦法，使他們不受干擾，不被衝擊。」[22] 期間，錢學森對文化大革命表示維護，並在1975年底開始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發表大字報批判上司張愛萍、導致後者心臟病突發住院[30][58][60]。
1975年初，鄧小平第二次復出政壇，曾開展了文革期間短暫的全面整頓，指示恢復和健全中國科學院的工作[47][75]。期間，胡耀邦曾擔任中科院領導職務120天，將800多名科研人員從被迫害或勞動改造中解放出來，其中包括「兩彈一星元勛」錢三強、鄒承魯、陳景潤等[47][48][75]。
1977年夏，鄧小平第三次復出政壇，並於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認領導地位，取代時任黨主席兼總理華國鋒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89]。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鄧小平、胡耀邦等人主導了撥亂反正，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38][39][40]，為姚桐斌、趙九章等在文革期間受迫害的兩彈一星元勛平反，並將姚桐斌追認為「烈士」[41][42][43]。與此同時，鄧小平強調「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並提出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以及「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同胡耀邦等人為在文革期間受迫害的知識分子平反並恢復名譽[44][45][46][47][48][90]。
改革開放時期，美籍華裔數學家陳省身曾向鄧小平提出要提高教授的待遇、每個教授每月至少100元的建議，該提議獲得了鄧的認可並很快得到落實，全國的教授（其中有許多是兩彈一星工程的科研人員）從那時起，每月都得到了100元的額外補貼[91]。1986年，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四位「兩彈一星元勛」致信鄧小平，促成了中國高新技術發展的「863計劃」[49]。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中國國務院及中央軍委製作了「兩彈一星功勳獎章」，授予或追授給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錢學森、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錢三強、郭永懷等23位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50][92]。 此23位科學家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為「兩彈一星元勛」（其具體信息參見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獎者列表）[50][51]。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頒發儀式的講話中，提出了「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力協同、勇於登攀」的「兩彈一星」精神[50]。
「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直徑80毫米，為99.9%黃金所製，重約515克。獎章主體圖案以五星、長城、橄欖枝和光芒組成[93]。
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之一、中國科學院前院長周光召在回顧兩彈一星成就時認為，當時全社會尊重科學、尊重知識和尊重人才、相對寬鬆民主的研究氛圍，科研工作者們報效國家、按照科學規律辦事的強大凝聚力和團隊精神，中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及其戰略部署等，都是兩彈一星成功發展的關鍵因素[94]。
原第二炮兵司令員李旭閣認為，新中國的歷史性大決策中，堪稱中國大決策的有三件事：一是抗美援朝，二是發展兩彈一星，三是改革開放。三大決策對中華民族歷史進程的影響將會長達百年，甚至更遠，並蔭澤萬世。而李旭閣這代人的命運，都與這三個歷史性事件息息相關[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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