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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反抗古羅馬的奴隸起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斯巴達克斯起義（拉丁語：Tertium Bellum Servile，意為「第三次奴隸戰爭」），是羅馬共和國末期（前73年－前71年）由斯巴達克斯領導的大規模角鬥士奴隸起義，也是古羅馬三次奴隸戰爭中規模最大的一次。
| 斯巴達克斯起義 | |||||||
|---|---|---|---|---|---|---|---|
| 羅馬奴隸戰爭的一部分 | |||||||
《斯巴達克斯的最後時刻》，於1882年由赫爾曼·沃格爾繪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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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 逃亡奴隸組成的軍隊 | 羅馬共和國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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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達克斯 † 克雷斯 † 奧諾馬烏斯 † 卡斯特斯 † 甘尼克斯 † |
蓋烏斯·克勞狄斯·葛萊伯 † 帕布里烏斯·華利紐斯 盧修斯·庫紐斯 盧修斯·卡斯尼厄斯 † 格涅烏斯·寇蒂安勒斯 盧修斯·格利烏斯·帕布利哥拉 蓋烏斯·瓦魯斯 格涅鳥斯·曼利厄斯 克拉蘇 後期趕回意大利： 龐培 盧庫魯斯 盧修斯·瓊恩歇斯 格涅鳥斯·特利曼紐斯·史哥爾弗 | ||||||
| 兵力 | |||||||
| 至少十二萬逃亡奴隸，包括角鬥士和非戰鬥人員。戰鬥人員的總數未知 |
3000多民兵 8個羅馬軍團包括4000–6000方陣步兵+輔助部隊（總共32000-48000方陣步兵+輔助部隊） 後期12000的增援部隊，組成不明。 | ||||||
| 傷亡與損失 | |||||||
| 30,000人被克拉蘇消滅，6,000人被克拉蘇釘上十字架。5,000人被龐培處死。 | 未詳細記載但應該死傷慘重（50或1,000或4,000羅馬軍人受十一抽殺律懲罰） | ||||||
公元前73年，70多名角鬥士和奴隸在斯巴達克斯的率領下逃離卡普亞的角鬥士訓練所並發動起義，隨着各地奴隸和貧民的加入，起義軍迅速擴大到約12萬人[1]。起義軍四處襲擊羅馬各地莊園城鎮，多次擊敗羅馬軍民兵和執政官率領的羅馬軍團。後世的歷史學家普魯塔克認為當時逃亡奴隸的主要目的是從山南高盧（現在的北意大利）翻越阿爾卑斯山，回到自己的家園。但阿庇安和弗羅魯斯等學者則認為叛亂者的目標是進軍羅馬城。
面對一系列的失敗，羅馬元老院在驚恐之餘授權克拉蘇組織8個羅馬軍團，全力鎮壓起義。公元前71年，斯巴達克斯的軍隊被克拉蘇率軍圍困在意大利半島最南端的卡拉布里亞。被困的斯巴達克斯得知羅馬元老院已派遣龐培和盧庫魯斯率軍支援克拉蘇，於是集合全體力量背水一戰，向克拉蘇發起決戰，最終戰敗，全軍覆滅。
普魯塔克的《比較列傳》和阿庇安的《羅馬史》記述了本次起義的經過，此外弗羅魯斯、弗朗提努斯、李維和撒路斯提烏斯等人的著作中也有關於本次起義的記載。
近代以來，伏爾泰、馬克思和列寧等思想家和革命家給予斯巴達克斯起義極高的評價，稱之為「正義的戰爭」，並將起義領袖斯巴達克斯視為帶領勞動者階層反抗壓迫尋求解放的英雄人物[2]。
公元前3世紀後期統一了意大利半島的羅馬共和國在進入公元前2世紀之後，為了開疆拓土仍不斷發起對外戰爭。其中包括在北非進行的第三次布匿戰爭、在希臘進行的馬其頓戰爭、在小亞細亞進行的米特拉達梯戰爭、與敘利亞的塞琉古王朝之間進行的羅馬敘利亞戰爭、在西班牙行省進行的努曼提亞戰爭等。這些戰爭使得羅馬軍團長期在外征戰，而其中構成羅馬軍事力量核心的重裝步兵主要是由擁有羅馬市民權的羅馬共和國公民組成的。這些羅馬公民在戰前大多從事中小型自耕農，是國家的經濟基礎力量。隨着戰事的延長，他們無法再繼續農業耕作，逐漸與土地分離，成為了職業軍人。
同時，以羅馬元老院階層以及騎士階級為代表的羅馬富裕階層逐漸併購了上述土地，並建立起大土地所有制。由於受到當時法令的限制，元老院成員不得將對外戰爭中獲取的資本投入商業經營活動，因此他們只能轉而投資於坎帕尼亞等意大利半島中部的土地。而騎士階層雖然不受法律約束，可以將大量資金投入商業活動，但他們往往也傾向於投資傳統而且穩定的郊區農地。作為土地上的廉價勞動力，有產階級從已經征服的高盧、日耳曼尼亞、色雷斯等地大量輸入奴隸[注釋 1]，從而迅速建立起了所謂大土地所有制。
縱觀古羅馬發展史，奴隸作為廉價的勞動力，始終是羅馬經濟的主要推動力之一。通過與外國商人的奴隸貿易以及將戰俘或征服地居民賣作奴隸，羅馬的勞動力可以源源不斷地增加[3]。這些奴隸中有小部分被當做侍從或者傭人使喚，但大多數都被派至礦山、西西里以及意大利南部的大農場從事生產[4]。
羅馬共和國時期的奴隸受到的壓迫是慘無人道的。根據羅馬法律，奴隸只是財產，而非自然人。奴隸主對奴隸的虐待、傷害甚至殺害都不受法律限制。儘管奴隸從事的工作各不相同，但大多數奴隸都被強迫在最艱苦的農場和礦山從事嚴酷的體力勞動[5]。
當受到殘酷壓迫的奴隸集中在一起後，就往往容易引發暴動或者叛亂。公元前135年和公元前104年，第一次奴隸戰爭以及第二次奴隸戰爭都在西西里爆發。許多希望逃離奴隸生活的人在叛亂組織者的領導下，集合成數萬人規模的起義軍。對此，元老院雖然花費了數年的時間才予以鎮壓，但仍然未將奴隸起義視為威脅共和國存亡的重大隱患。這主要是由於意大利本土尚未發生奴隸叛亂，因此政治家們並不認為奴隸會構成對羅馬的根本性威脅[注釋 2]。然而隨着第三次奴隸戰爭的爆發，元老院的這一觀念終於被證明是錯誤的。
在公元前1世紀的羅馬共和國，角鬥士比賽是最受歡迎的娛樂活動之一。為了培養適合比賽的角鬥士，意大利各地建起了多所角鬥士訓練所[6]。在這些訓練所里，戰俘以及從奴隸市場買來的奴隸和自願參加的一部分羅馬公民成為角鬥士，學習各類格鬥的技巧[7]。戰績優越的角鬥士會贏得財富和榮譽，同時其訓練師也會從中獲利。但另一方面，即使在奴隸階層中，角鬥士也仍屬於最低等的類別，訓練師也被視為與妓院主人類似的最低賤的職業[8]。儘管在比賽中落敗的角鬥士雖然並不一定會被處死[9][注釋 3]，但僥倖贏得數場比賽後獲得自由的機率仍非常小，大多數角鬥士的悲慘命運並不會發生改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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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義領袖斯巴達克斯是一名出身於色雷斯的角鬥士奴隸，當時隸屬於坎帕尼亞卡普亞的巴蒂雅圖斯所擁有的角鬥士訓練所[11]。關於斯巴達克斯的來歷，史家眾說紛紜。普魯塔克認為他是色雷斯的馬伊杜伊族人[11]，但阿庇安卻說他原本是羅馬軍團的一名色雷斯兵，之後因成為戰俘而被賣作角鬥士[12]。弗羅魯斯的記載則更為具體，他說「斯巴達克斯出身於色雷斯的枚迪族，在米特拉達梯戰爭中成為本都王國一方的僱傭兵。當枚迪族與羅馬議和之後，他成為了羅馬軍中的一名輔助兵，但之後卻投入了反對羅馬的戰鬥。在被羅馬軍俘虜後，被賣作奴隸，送至卡普亞的角鬥士訓練所」[2]。近代歷史學家蒙森還認為斯巴達克斯是博斯普魯斯王國的色雷斯系王族後裔[2][13]。另外也有一種觀點認為，史料中提及的斯巴達克斯出身的色雷斯（Thraex）並非一個民族，而是角鬥士的一個類別（所謂的色雷斯角鬥士）[14]。
公元前1世紀前後，南部意大利的坎帕尼亞盛行角鬥士比賽，其中最早的角鬥士訓練所就在卡普亞附近[15]。卡普亞的巴蒂雅圖斯訓練所里關押了許多高盧人和色雷斯人的角鬥士，其遭受了嚴酷的剝削和壓迫[11]。公元前73年，200名角鬥士奴隸密謀脫逃，當計劃被告密者泄露後，約70名奴隸帶着廚房的菜刀和鐵製烤串等[16]武器從訓練所逃走，並從路過的馬車上搶到了角鬥士使用的武器和鎧甲[注釋 4]。重獲自由的角鬥士們推選斯巴達克斯以及兩名高盧人（克雷斯和奧諾馬烏斯）為首領[17][注釋 5]。
逃犯們經過戰鬥，擊退了卡普亞派來的小股軍隊。他們恥於使用角鬥士配備的武器，所以改用從對手處繳獲的武器[18]。對於從訓練所逃走後的經過，史料記載不一，但基本上一致認為，逃犯們在卡普亞附近掠奪民宅，並不斷吸納周邊的奴隸以擴充隊伍，並在維蘇威火山里建立了據點[注釋 6]。
當時的暴亂發生地坎帕尼亞是許多羅馬富人權貴的莊園所在地，因此這場叛亂立即引起了羅馬政府的警覺。當最初政府並沒有將其定性為一場武裝暴動，而只是作為大規模的治安惡化來處理。
但到了下半年，羅馬政府認為必須鎮壓叛亂，於是派遣一名法務官率討伐軍平定[注釋 7]。法務官蓋烏斯·克勞狄斯·葛萊伯雖然集結了3,000名的隊伍，但這些士兵並非正規的軍團兵，而是緊急徵召的民兵，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羅馬人在起初並未將這場暴亂視為戰爭，而只以為是盜賊土匪的襲擊而已[19]。葛萊伯的部隊將奴隸們包圍在維蘇威火山中，並封鎖了通往山區的唯一一條道路。這位指揮官以為奴隸軍在圍困中必將難耐飢餓，因此計劃等待叛亂者下山投降。
奴隸軍雖未受到軍事訓練，但他們發揮了極大的創造性，面對羅馬軍使用了一步奇招[20]。為了突破格拉貝魯的包圍，斯巴達克斯的部隊從維蘇威火山的斜坡上利用樹藤等製作繩索和梯子，偷偷地從羅馬軍背後的山崖爬下，發動奇襲，一舉殲滅了毫無防備的羅馬軍隊[21][注釋 8]。
於是，第二支由法務官帕博利烏斯·瓦力尼烏斯率領的討伐軍再次被派往鎮壓叛亂[注釋 9]。不知出於何種考慮，指揮官將軍隊分成兩部，分別由弗利烏斯和柯西尼烏斯率領。普魯塔克在史書中提到弗利烏斯部兵力為3000人，其餘部隊的兵力以及是否為正規軍團兵這些都不詳。第二次討伐軍也仍然沒能逃脫失敗的命運，柯西尼烏斯戰死，而瓦力尼烏斯被生擒，羅馬軍的裝備也都被奴隸軍充作戰利品[22]。
經過這兩場勝利，當地以放牛人和放羊人為主的大批牧人奴隸都投靠在斯巴達克斯麾下，起義軍人數擴充至約7萬人[23]。公元前73年到72年的冬天，起義軍為了訓練新兵和整備部隊，將襲擊範圍擴大至諾拉、諾切拉、圖里伊以及梅塔龐托等地[24]。
當然，起義軍也並不是毫無損失。起義軍的初期首領之一奧諾馬烏斯在後來的戰役記載中再未出現，因此被推測已經戰死[25]。
關於斯巴達克斯起義軍的規模，各種史籍中的數字都不盡相同。從占領南意大利開始到沿半島北上為止的鼎盛時期，兵力達12萬人到20萬人，而到了戰敗前，起義軍總人數可能已經超過了30萬人[26]。起義軍中包括角鬥士、牧人奴隸（放牛人和放羊人）、逃脫的奴隸（家奴和農奴）、手工業奴隸、貧農、底層民眾、破產公民、慕名而來的自由民以及羅馬軍團的叛逃士兵[27]。其中，農奴占了軍隊人數的大多數，到了後期，斯巴達克斯開始禁止接收羅馬軍團中的叛逃士兵[28]。從民族成分來看，起義軍主要包括日耳曼人、凱爾特人（高盧人）、斯科迪斯奇人、色雷斯人以及意大利人（自由民和奴隸），至於其他希臘、敘利亞等地的東方奴隸以及西班牙和非洲等地的奴隸較少被史料提及[29]。
據阿庇安記述，奴隸起義軍軍紀嚴明，對於俘獲的戰利品或者掠奪來的物品都平均分配，並且禁止私人占有金銀等財產[30]。另外，根據撒路斯提烏斯的描述，斯巴達克斯也嚴格禁止了濫用暴力和搶劫等行為[31]。
關於起義軍的戰略目標，史家的見解也各有不同。阿庇安與弗洛努斯主張斯巴達克斯希望率軍進攻羅馬[32]，這可能也是當時導致羅馬市民產生恐慌情緒的一大原因，但根據之後的戰爭進程來看，至少在後半階段並看不出奴隸們有這一打算[33]。而普魯塔克認為，斯巴達克斯只是希望帶領奴隸們北上山南高盧，回到家鄉以獲得自由[34]。
以德國歷史學家蒙森與蘇聯學者密舒林為主的近現代史學家中的主流觀點認為，奴隸軍在後期分裂成兩派力量，其中斯巴達克斯派希望翻越阿爾卑斯山而重獲自由，而克雷斯派希望留在南意大利繼續掠奪當地居民和富人[35]。普魯塔克也在史書中提到，一部分奴隸並不願意翻過阿爾卑斯山，而只想留在意大利四處掠奪[34]。公元前1世紀的歷史學家撒路斯提烏斯的著作中記述了克雷斯派「積極迎敵，迫切渴望戰鬥」[36]。二戰以後，史學界出現的新觀點認為，斯巴達克斯與克雷斯之間並沒有分裂，而只是負責在兩地分頭作戰[37]。
此時的羅馬共和國正在東西兩線開戰。西面的西班牙地區，從公元前77年開始，塞多留的叛亂尚未平息，而東方的本都王國國王米特拉達梯六世也在公元前73年再次與羅馬開戰（史稱「第三次米特拉達梯戰爭」）。另外，在地中海東部的克里特島上的海盜也嚴重威脅到羅馬的海上補給線[38]。強敵環伺下的羅馬本土爆發的奴隸起義進一步加重了共和國的危機。
公元前72年，奴隸軍離開冬季營地，北上進軍山南高盧（現在的北意大利地區）。
羅馬元老院面對這支打敗了兩名法務官的龐大起義軍，決定派遣朗圖盧斯與蓋利烏斯這兩位執政官率羅馬軍團予以鎮壓[39]。蓋利烏斯軍團在加爾加諾山麓與克雷斯率領的3萬人起義軍交戰。撒路斯提烏斯的著作《歷史》（Historiae）中對這場戰役略有涉及。當時在數量上處於劣勢的蓋利烏斯將部隊配置在高地上組成兩列採取守勢，克雷斯率軍攻擊[40]，但在地勢上佔優勢的蓋利烏斯獲得全勝，殲滅了克雷斯三分之二的軍力[41][注釋 10]。日後成為凱撒政敵的小加圖也參加了這場戰役，得勝的蓋利烏斯大喜之下要給小加圖表彰，但遭到了他的堅決推辭[42]。
從這場戰役之後直到克拉蘇出兵為止，史家對戰爭經過的記載有很大的差異。尤其是阿庇安與普魯塔克之間存在着明顯的區別。但是，兩者的內容並不是直接矛盾衝突，而是各家的記載各有詳略，互相補充。
根據阿庇安的記載，蓋利烏斯軍團與克雷斯部的交戰後，戰局開始陷入持久複雜的局面。
擊敗克雷斯後，蓋利烏斯率軍北上，追趕以山南高盧為目標的斯巴達克斯部隊。他們計劃用朗圖盧斯軍團來正面阻擋斯巴達克斯的前進，並以兩名執政官的部隊來夾擊起義軍側翼。然而斯巴達克斯順利突破了朗圖盧斯的正面防線，此後又轉向擊潰了蓋利烏斯軍團，最後羅馬軍的計劃落空，大敗而歸[43]。
痛失克雷斯的斯巴達克斯為了報仇，將俘虜的300名羅馬兵貶為角鬥士，讓他們互相廝殺至死[44]。在羅馬共和國時期，人們往往為了紀念逝者而舉辦角鬥士比賽[45]。據弗羅魯斯記載，斯巴達克斯以羅馬將軍的葬禮規格來埋葬戰死的部下，並命令戰俘以角鬥士的方式互相廝殺[46]。戰勝後的斯巴達克斯率領大約12萬人的起義軍繼續北伐，為了急速行軍，他將不必要的輜重燒毀，殺死戰俘，也將運送貨物的牲畜全部宰殺[43]。
另一方面，落敗的執政官軍逃回羅馬後再次編組成軍團，與斯巴達克斯於皮塞努（現在的馬爾凱附近）再次交戰，但又一次被打敗[43]。
然而，此時的斯巴達克斯突然改變主意，計劃直接進攻羅馬城[47][注釋 11]。但考慮到全軍的裝配尚未完備、附近沒有作為基地的城市，而且斯巴達克斯也還沒有做好最終攻克羅馬的準備，於是他決定帶領部隊再次殺回南意大利。此後，起義軍占領了圖里附近的城鎮村莊，四下搶掠，並通過商人將物資交換成銅鐵用以打造兵器。這一時期，起義軍多次擊退了羅馬軍的進攻[43]。
普魯塔克記載的戰爭經過與阿庇安有很大的出入。
據普魯塔克的史書記載，蓋利烏斯在加爾加諾山麓打敗克雷斯（普魯塔克寫作「日耳曼人」[48]）之後，斯巴達克斯率軍擊敗朗圖盧斯軍團，俘獲了大量補給品和兵器之後向北意大利進發。此後，戰敗的兩名執政官被元老院召回羅馬，並被撤銷了軍隊指揮權[49]。普魯塔克並未提及斯巴達克斯與蓋利烏斯的交戰以及在皮塞努與兩名執政官的戰鬥[48]。
但是另一方面，普魯塔克記載了阿庇安並未提到的一些戰鬥。據他記載，斯巴達克斯率軍北上至摩迪那（現在的摩德納）。山南高盧屬州長官卡西烏斯率1萬羅馬兵試圖阻止斯巴達克斯的前進，但被起義軍擊敗[注釋 12]。
此後直至公元前71年春季的克拉蘇與斯巴達克斯的戰鬥，普魯塔克的著作中沒有提到任何戰鬥，這點與阿庇安記載的進軍羅馬城以及退至圖里等內容差別非常明顯[49]。
至於起初可能是斯巴達克斯目的地的阿爾卑斯山脈[50]為何最終沒能翻越，普魯塔克並沒有做出任何說明。但2世紀的歷史學家弗羅魯斯對此做出的推測是，當時受到勝利鼓舞的斯巴達克斯改變了主意，企圖進攻羅馬城[51]。
蒙森等多位近現代歷史學家都認為，斯巴達克斯迫於屬下的壓力，選擇了在半島內來回掠奪[13][52]。根據蘇聯學者密舒林的分析，起義軍內部意見出現了分歧，加上阿爾卑斯山脈的環境險惡以及北意大利不發達的奴隸經濟導致當地自耕農對起義軍的抵制等原因共同導致了斯巴達克斯再次選擇南下[53]。但也有觀點認為起義軍內部並未出現重大分歧，斯巴達克斯本人也積極支持進攻羅馬這一目標[54]。
另一種觀點則以波蘭的卡密尼克和日本學者土井正興為代表，他們認為當時起義軍到達山南高盧的時間已經晚於原定計劃，而波河的泛濫導致渡河難度增加，另外即將到來的冬季使得攜家帶口的起義軍幾乎不可能成功翻越阿爾卑斯山脈，這些地理和氣候的因素導致了斯巴達克斯不得不再次南下[55]。此外也有一種觀點認為，當時在斯巴達克斯故鄉色雷斯的戰爭中，羅馬軍的獲勝導致了他放棄了回歸故土的想法[56]。還有一些學者認為當時起義軍成員主要由自由農民組成，因此他們根本不願意翻越阿爾卑斯而去征服一片未知的土地[57]。不論何種原因，史書都一致記載了數萬人的起義大軍折返向南這一結果[58]。
儘管史家對於公元前72年的戰爭經過的記述各有不同，但基本相同的一點是，在公元前71年上半年，斯巴達克斯及其率領的逃亡奴隸軍隊的主要活動區域集中在南意大利。
公元前71年，面對起義軍的步步緊逼，羅馬當局陷入了人才困境。當年度上任的執政官雷恩圖盧斯與奧雷斯特斯在軍事方面都乏善可陳[59]，而對於負責鎮壓起義軍的法務官一職，則沒有人出面競選[60]。
元老院為了徹底消滅起義軍運動，決定將軍事大權交由馬庫斯·李錫尼·克拉蘇[49]。當時的克拉蘇在羅馬政界已經頗具名聲，而且曾經在公元前82年的蘇拉與蓋烏斯·馬略的內戰中跟隨蘇拉屢建戰功[61]，因此被元老院寄予厚望。
被選為法務官的克拉蘇同時被授予最高司令官的稱號[62][注釋 13]，他在朗圖盧斯和蓋利烏斯的軍團基礎上再徵募了6個軍團，總兵力達到四至五萬人[注釋 14]。克拉蘇為了嚴明軍紀，恢復了羅馬古時嚴苛的十一抽殺律。阿庇安並沒有詳細記述克拉蘇恢復這一刑罰的具體時間，但他記載了在整個戰爭期間，共有4千名以上的軍團士兵因此受刑[63]。
根據普魯塔克的記載，克拉蘇的副將穆米烏斯與斯巴達克斯首戰落敗後，其指揮的1個步兵隊中的50人受到了處決[64]。儘管對於細節的記載有所差異，但史書一致同意，克拉蘇嚴格軍紀的目的在於激勵士兵背水一戰，勇於殺敵[63]。
不久，斯巴達克斯率軍再度北上。克拉蘇在前線布置了6個軍團設防（普魯塔克認為雙方的首戰發生在皮塞努[49]，而阿庇安記載首戰地為薩莫奈[65]），此外他命令副將穆米烏斯率領2個軍團迂迴至斯巴達克斯後方包圍，但不得與起義軍正面交戰。然而穆米烏斯未能執行克拉蘇的命令，而與斯巴達克斯展開了戰鬥並被擊破[64]。儘管遭到了部分失利，但克拉蘇率主力與斯巴達克斯正面交戰，打敗後者，殲敵6千人[65]。
此後戰局出現了重大轉折。克拉蘇軍團在幾場戰鬥中獲勝，殲滅了幾千人的叛軍，並逐漸將斯巴達克斯逼迫到了意大利半島南部的巴斯利卡塔、墨西拿海峽、以及意大利半島最南端的卡拉布里亞的城市雷吉奧（現在的雷焦卡拉布里亞）。據普魯塔克記載，被逼至海邊的斯巴達克斯與奇里乞亞海盜交易，希望運送2千名士兵到西西里島，在當地尋求增援。但是，收取了報酬的海盜們背信棄義，背叛了對起義軍的承諾[64]。多個史料中也提到，叛亂奴隸軍為了渡海出逃，計劃自製木筏，但克拉蘇用計予以破壞，最終使得起義軍放棄了出海的計劃[66]。
此後，斯巴達克斯的軍隊退至雷吉奧。克拉蘇率軍追擊，並開始建造防禦工事和壕溝以阻止起義軍的行動。不久，起義軍陷入了重重包圍，補給出現了嚴重問題[67]。
與此同時，在西班牙成功鎮壓塞多留叛亂的龐培也率軍凱旋，回到意大利本土。
儘管史料對於龐培是應克拉蘇要求而增援還是僅僅是元老院的決定這一點上存在分歧，但元老院確實命令龐培的軍隊不入羅馬城，直接南下支援克拉蘇[68]。另外，元老院還派盧庫魯斯給予增援（阿庇安將此人誤記為當時正率軍投入第三次米特拉達梯戰爭的盧基烏斯·李錫尼·盧庫魯斯，但實際上真正率軍支援克拉蘇的是馬其頓行省長官馬庫斯·特倫提烏斯·瓦羅·盧庫魯斯，他是盧基烏斯·盧庫魯斯的弟弟[69]）。克拉蘇得知龐培軍團正在南下以及盧庫魯斯軍團即將在布林迪西登陸的消息後，唯恐其戰功被援軍搶走，於是命令屬下儘快出擊，早日平定這場叛亂[70]。
同時，得知龐培軍團正在南下的消息後，斯巴達克斯也試圖與克拉蘇進行和談，希望在對手的增援部隊到達之前結束戰爭[71]。克拉蘇拒絕了和談的要求後，斯巴達克斯軍的一部分衝破包圍，逃至卡拉布里亞州附近的佩特里亞（現在的斯特龍戈利）西部的山區，但還是遭到克拉蘇軍團的追擊[72][注釋 15]。羅馬軍團成功地打敗從起義軍主力中分裂出來的甘尼克斯和卡斯特斯兩支部隊，奴隸們雖然勇敢迎戰，但最終12,300人均遭殺害，全軍覆滅[注釋 16]。
克拉蘇這一方也並非百戰百勝。當時率軍追擊起義軍的騎兵隊長奎因特庫斯和財務官斯庫羅法斯遭到斯巴達克斯的迎擊而潰敗[73]。然而，缺乏正規軍事訓練的叛亂奴隸們逐漸失去耐心。他們不再願意隨軍撤退，其中部分人擅自脫離大部隊，開始毫無章法地攻擊克拉蘇軍團[74]。
對大局逐漸失去控制的斯巴達克斯終於決心集合全部力量，與克拉蘇決一死戰。於是，雙方在希拉河爆發最終的決戰。克拉蘇軍隊挖掘壕溝，以逸待勞，而斯巴達克斯聲言「打贏這場戰鬥的話，戰馬就會取之不盡；如果輸這場戰鬥，馬也就沒什麼用。」將自己的戰馬殺死，參加步兵的戰鬥[75]。斯巴達克斯期望親手與克拉蘇對決，浴血奮戰中殺死對方的2名小隊長，但是大勢已去的起義軍仍然難逃戰敗的命運[75][76][注釋 17]。斯巴達克斯也在這場戰鬥中壯烈犧牲，但人們並未找到他的屍體[77]。
第三次奴隸戰爭也隨着這場戰役的結束而告終。龐培的軍隊雖未來得及與斯巴達克斯正面交戰，但在此後仍然抓獲從戰場上逃跑的5千名敵軍，並全部處死[78]。此後，龐培急速遣使向元老院請功，他認為克拉蘇雖然在野戰中打敗叛亂奴隸，但最終結束這場叛亂的功臣還是自己，這也加深日後他與克拉蘇之間的裂痕[79]。
在平定這場史無前例的奴隸起義之後，龐培和克拉蘇贏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他們率軍回到羅馬後，拒絕了元老院發出的解散軍隊的命令，在城外駐紮[19]。在公元前70年度的執政官選舉中，他們兩人同時申請參加，但按照當時的法律，龐培未達到參加候選人的最低年齡，而且也不具備必需的財務官或法務官的任職經驗[81]。儘管如此，由於兩人平叛功高，還是被羅馬公民選舉為公元前70年度的執政官[82]。史家認為，龐培破格當選的重要原因就在於駐紮在羅馬城外的龐大軍團所施加的無形壓力[83]。
另外，在公元前71年末，羅馬城為嘉獎龐培鎮壓西班牙叛亂的功績，為其舉辦了盛大的凱旋儀式，但同樣鎮壓了國內奴隸叛亂的克拉蘇卻只受到了較低規格的凱旋式[84]。日後，這兩位羅馬的功臣與凱撒聯手控制政局，史稱「前三頭政治」。
雖然斯巴達克斯起義最終以失敗告終，但這場戰爭對羅馬人的奴隸制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叛亂平定之後，羅馬人對奴隸的處置相對緩和了許多[85]。而羅馬的奴隸主也逐漸放棄了對奴隸的無限度剝削，一方面加強對奴隸的監督，而另一方面也允許奴隸擁有一定的財產，還允許奴隸結婚生育[86]。另外，擁有大片土地的古羅馬大地產制（大土地主）也逐漸減少農奴的數量，開始考慮與失去土地的自由人建立佃農契約關係[87]。從公元前52年凱撒結束高盧戰爭之後直到圖拉真皇帝（公元98年 - 117年在位）上台之前，羅馬幾乎沒有對外發動大規模戰爭，因此通過征服而輸入大量廉價奴隸的情況也不再出現。在相對和平的年代，大農場僱傭的自由身份的農民逐漸增多，而一部分奴隸也通過辛勤勞動，用積累的財富贖回自由身，變成了自耕農[88]。
在羅馬社會中，奴隸的法律地位和權利也開始出現變化。克勞狄一世（在位41年 - 54年）時期的法律將殺害老年和未成年奴隸的行為定為殺人罪，同時規定奴隸主拋棄這些奴隸的行為，將會被視為放棄了對奴隸的所有權[89]。安敦寧·畢尤（在位138年 - 161年）時期，奴隸的權利進一步擴大，其主人將對殺害奴隸的行為負責，而理論上遭到虐待的奴隸也有權向仲裁機構申訴，一旦控訴成立，他可以被賣給其他人[90]。上述改變並不能看成是斯巴達克斯起義的直接成果，但可以說這場起義對奴隸制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
斯巴達克斯起義也是古羅馬奴隸制度開始走向衰落的分水嶺，也是最後一場大規模的奴隸叛亂。
羅馬共和國以及帝國時期的羅馬史學家和政治家都將斯巴達克斯起義（第三次奴隸戰爭）定義為地位卑下的奴隸和角鬥士引發的叛亂[91]。同時期的著名政治家西塞羅將這場叛亂形容為「史上最可怕的戰爭」，並高度評價了將羅馬共和國從這場危機中拯救出來的龐培[92]。帝國初期的詩人賀拉斯和歷史學家帕特爾庫魯斯也認為這場起義對羅馬共和國構成了嚴重的危機[93]。後來，西塞羅將斯巴達克斯蔑稱為「盜賊團伙的首領」，並將其政敵安東尼比作斯巴達克斯，而安東尼也把其敵人屋大維比作斯巴達克斯加以責難[94]。
在普通羅馬人的眼中，斯巴達克斯與漢尼拔一樣，都是「羅馬的公敵」。往往大人在嚇唬幼童時，也會說「斯巴達克斯來嘍！」[91][95]。而帝國晚期的神學家希波的奧古斯丁也將斯巴達克斯起義視為「天災」，是上帝對信奉異教的羅馬發出的一次警告[96]。
對於這場戰爭的經過，後世的撒路斯提烏斯和李維曾經有詳細的記載，但大多逸散漫失，目前僅存零碎的記錄。相對比較完整的史料當推普魯塔克的《比較列傳》（Vitae Parallelae）和阿庇安的《羅馬史》（Historia Romana），另外弗羅魯斯、弗朗提努斯、奧羅修斯等人關於這場起義的記載綜合起來也不過4000個詞[97][98]。對於羅馬人而言，斯巴達克斯嚴重危害羅馬的社會秩序，因此一直將其視為非正義的叛亂[97]。
進入近代以後，斯巴達克斯起義開始被後人重新審視。首先對其作出正面評價的人就是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伏爾泰[97]。伏爾泰認為斯巴達克斯起義是奴隸階層對於殘酷壓迫的反抗，高度評價其為「歷史上唯一一場正義的戰爭」[97]。這場長久以來被人們遺忘的奴隸戰爭在18世紀再度引起人們關注，1760年伯納德-約瑟夫·蘇利恩創作的悲劇《斯巴達克斯》在巴黎上演[99]。德國的啟蒙主義文學家萊辛也讚揚斯巴達克斯的起義，將其視為「我的英雄」 [100]。18世紀末，加勒比海的法國殖民地爆發了黑奴起義，成立了非洲大陸以外的首個黑人國家海地。領導這場海地革命的杜桑·盧維杜爾被世人稱為「黑皮膚的斯巴達克斯」[101]。但是，也有一些觀點對斯巴達克斯起義持否定態度。德國唯心主義的代表哲學家黑格爾將第三次奴隸戰爭批評為「一場混亂」，而歷史學家蒙森也將斯巴達克斯斥為「盜賊的首領」[102]。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卡爾·馬克思將斯巴達克斯列為歷史上最受他尊敬的人物[103]，並在給恩格斯的書信中將這位奴隸領袖贊為「整個古代史上最傑出的人物」、「比加里波第偉大得多的將軍」、「品格高潔」，並認為他是「古代無產階級的真正代表」[104]。
近代以來，斯巴達克斯成為尋求解放的無產階級的象徵人物和社會主義者及共產主義者景仰的英雄。在意大利統一運動中他也成為人們的偶像，加里波第的屬下拉法埃洛·喬萬尼奧里就曾創作了小說《斯巴達克斯》（"Spartaco"），加里波第還為該小說作序[105]。在美國的奴隸解放運動以及捷克的民族運動中，斯巴達克斯都代表着反抗和自由的精神。《古代貧民》的作者瓦德也在書中表示「抵抗壓迫並不是罪」[106]。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掀起了反戰運動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領袖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在政治性報刊《政治書信》上以「斯巴達克斯」為筆名，並將其組織的政治團體命名為「斯巴達克斯團」[107]。後來斯巴達克斯團發展為德國共產黨，並參加了1919年的武裝起義，即斯巴達克斯團起義，起義失敗後，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等人均遭殺害。
共產主義歷史觀認為「一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因此認為斯巴達克斯起義也是一次階級間的鬥爭。十月革命後，在俄國建立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列寧也高度評價斯巴達克斯起義是一場「為了支持受壓迫的階級而發動的正義的戰爭，不能對此進行批評」，認為這場起義是受壓迫者尋求解放的大規模內亂[108]。
在蘇聯斯大林體制下，政府集中了學術力量對斯巴達克斯起義進行了研究，並將其定義為在「壓迫階級」的奴隸主與「受壓迫階級」的奴隸之間的階級鬥爭，肯定了其革命性[109]。關於古代社會階級鬥爭的權威專家密舒林在1936年發表了馬克思主義觀點下的《斯巴達克斯－大奴隸叛亂史概要－》一書，將第三次奴隸戰爭界定為「奴隸革命」的第一階段，並將斯巴達克斯比作西方神話傳說中的英雄人物普羅米修斯[110][111]。密舒林還指出，這場大起義的目的在於廢除奴隸制，而羅馬的統治階級為了維持奴隸所有制，不得不逐漸削弱民主體制，最終發展成為愷撒式的軍事獨裁體制[112]。謝爾蓋·烏琴科也同意這一觀點，並且高度評價了這場起義對奴隸制社會造成的巨大影響，他認為佃農制度的發展和羅馬奴隸制經濟的根本性變革都起因於這場起義[113]。在文藝方面，斯巴達克斯起義也成為藝術家創作的題材，1954年公開的同名芭蕾舞作品也獲得了列寧獎[114]。
對於這些學術研究，西方自由主義陣營的約瑟夫·伏格特等學者認為，共產主義陣營各國對斯巴達克斯的研究中存在着嚴重的傾向性，其將奴隸叛亂與現代階級鬥爭的聯繫過於牽強[109][115]。西德學者佛庫特也批評了這種將一連串奴隸叛亂定義為統一的奴隸制廢除運動的解釋，他認為這些叛亂並沒有內在聯繫，只是個體爭取自由的行為，而且當時的當政者也沒有將其視為對體制本身的挑戰。另一位學者拉法烏阿的觀點也認為，斯巴達克斯起義的原因在於共和國末期的奴隸人口過於集中，而並非奴隸們有主動進行階級鬥爭的意識[115]。脫離了意識形態歷史觀來看的話，並沒有史料記載着斯巴達克斯打出過廢除奴隸制度或者進行階級鬥爭的目標[116]。
1970年代的以色列學者魯賓宗對這場起義的所謂「奴隸叛亂」也產生了疑問。他認為起義軍主體並非奴隸，而是意大利的自由農民。這一觀點也得到了意大利學者列維和格阿里諾的支持，他們認為這場起義並非「奴隸戰爭」，而是「社會戰爭」[117][注釋 18]。在日本，研究斯巴達克斯的專家土井正興的觀點與共產主義各國的學說立場比較接近[118][注釋 19]。
冷戰時期，相對於高度評價斯巴達克斯的共產主義陣營，美國對這場起義的評價比較保守。麥卡錫主義盛行的1951年，霍華德·法斯特創作的小說《斯巴達克斯》被多家出版社拒之門外，最後不得不自費出版[119]。結果該小說非常暢銷，以此為原著的電影《斯巴達克斯》（導演：斯坦利·庫布里克，主演：柯克·道格拉斯）在1960年上映，編劇是因麥卡錫主義而被迫離開好萊塢的達爾頓·楚姆波[120]。大受歡迎的該部電影獲得了四項奧斯卡獎[121]。
冷戰結束後的各國民族解放運動中，斯巴達克斯仍然成為革命偶像。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的指揮者副司令馬科斯就將斯巴達克斯與切·格瓦拉並稱為反抗社會不平等的兩大英雄[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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