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護法區(1918年9月1日—1920年8月12日),初稱福建護法區[2],是以陳炯明為總司令的援閩粵軍在以漳州為中心的閩南閩西26縣建立的割據政權。該政權實行了一些具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政策[3]

Quick Facts 閩南護法區福建護法區汀漳道, 首都 ...
閩南護法區
福建護法區
汀漳道
1918年—1920年
旗幟
旗幟
格言:「博愛、自由、平等、互助」
閩南護法區控制區域圖
閩南護法區控制區域圖
首都龍溪漳州
常用語言漢語閩南語客家語贛語邵將語閩中語
政府無政府主義軍政府
福建省省長兼會辦福建軍務 
• 1918年—1920年
陳炯明
汀漳道尹 
• 1918年—1920年
熊略
汀漳鎮守使 
• 1918年—1920年
洪兆麟
歷史時期軍閥時代
• 閩南護法區形成
1918年9月1日
• 援閩粵軍撤退
1920年8月12日
貨幣銀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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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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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護法區的最高領導人陳炯明

1917年12月,孫中山領導的廣東護法軍政府組建援閩粵軍,總司令為陳炯明。1918年4月起,陳炯明兵分三路向福建進攻[4]。經百餘戰,援閩粵軍於9月1日攻占漳州,建立援閩粵軍總司令部,形成福建護法區(後稱閩南護法區[2]),基本控制原汀州府漳州府各屬縣以及安溪德化大田等縣,共26縣。11月30日,護法軍政府政務會議任命陳炯明為福建省省長;12月12日,又讓陳炯明兼任「會辦福建軍務」[5]。12月6日,閩粵雙方達成停戰協議。援閩粵軍在護法區進行為期兩年的建設,取得顯著成就。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稱「漳州是中國南部革命的中心」。1920年8月12日,根據閩粵雙方約定,援閩粵軍回師廣東,閩南護法區遂撤銷[6][7]

政治體制

1918年9月,陳炯明在閩南護法區內沿用汀漳道舊制,管轄26個縣;任命洪兆麟為汀漳鎮守使[8],下設政務處、警務處、高等法院、財政局、工務局和教育局等。

閩南護法區政權穩固後,陳炯明着手建立地方各級權力機構。在地方官員配置上,任命制、聘任制、薦舉制並行,將政府權力下放到地方士紳和開明人士手中。援閩粵軍總司令部只負責地方縣長任命[9]。道尹熊略、鎮守使洪兆麟、政務處處長徐桴、警務處處長丘哲龍溪知縣張友仁海澄知縣尹驥、東山知事陳策漳平知事熊子勛、寧洋知事黃凱,都是直接從軍官中擇用加予委派履職的。財政局局長鍾秀南和高等法院院長鄭豐稔以及一些縣知事,都是通過任命當上職官的。工務局局長周醒南、教育局局長梁冰弦、《閩星》社主編陳秋霖,則是從廣東擇賢邀聘而來的。清流知事區戊圻、建寧知事吳海清、將樂知事朱泰謨,可以說是由當地賢達士紳薦舉的擁護約法又眾望所矚的開明人士充任的[4]

行政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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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護法區永定縣知事旗幟

援閩粵軍進入福建後,與福建各地的民軍不斷發生衝突,在莆田仙遊永春南安晉江同安惠安等縣衝突尤為激烈,因此閩南護法區的實際控制範圍也一直處於變動中。閩南護法區能夠穩定控制的縣有26個,包括:龍溪縣海澄縣(原海澄縣以江東橋為界分一半給北軍)、詔安縣雲霄縣平和縣漳浦縣南靖縣長泰縣永定縣漳平縣寧洋縣龍巖縣上杭縣武平縣長汀縣連城縣寧化縣建寧縣泰寧縣將樂縣歸化縣清流縣大田縣沙縣德化縣安溪縣[7]

漳州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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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護法區紀念碑,又稱博愛碑,四面分別篆刻着「博愛、自由、平等、互助」,位於漳州中山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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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星》半周刊封面

在信仰無政府主義的陳炯明主持下,漳州建設第一座鋼筋水泥橋梁、第一條四車道石板馬路、第一個現代公園(漳州第一公園,今漳州中山公園)、第一片城鄉公路網、第一家銀行,還建設貧民工藝廠、迎賓大旅館,成立妓女戶特區[10],拆除城牆改成道路,引進先進的農業生產設備。在漳州第一公園的門口,豎着高大的石碑,四面分別篆刻着「博愛、自由、平等、互助」。

陳炯明大力延攬全國人才,包括一批「自由社會主義者」(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復的信徒),幫他一起辦教育,並籌辦大學。1919年夏,陳炯明從廣州專門聘請梁冰弦任教育局長。此外,在各縣設立勸學所和教育行政專員,改革舊教材[9]。陳炯明在農村設立現代學堂,做到「一鄉一校」。禁絕私塾,設立師範學校、普通中學、工讀學校、平民夜校、婦女家政講習所。1920年,又增辦女子師範講習所、女子工讀學校,當年就設立半夜學校90餘所。閩南護法區還派遣了數百名去法國勤工儉學留學生,包括後來的中國托派領袖鄭超麟[9]

報紙雜誌也紛紛湧現,《閩星》半周刊和《閩星日刊》出現,《閩南新報》《閩鋒周刊》《軍事日報》《雲中周刊》也先後創辦。陳炯明在《閩星》發刊詞裡寫道,「思想一變就會打破舊生活、舊組織,直向進化線上,一起大努力,創造新生活、新組織,達到無國界、無種界、無人我界的境地……」,並明確提出「全人類社會主義[11]。《閩星》半周刊和《閩星日刊》的編輯人員大多是無政府主義者,這兩份報刊大力宣傳無政府主義思想,特別是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也宣傳俄國十月革命,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7]

為推進社會教育工作,建立了閩南社會教育社。該社演出過易卜生的《娜拉》和一些自編的劇目;陳炯明撥款500元補助,並撰寫募捐啟事。為提倡體育活動,1919年秋在漳州南校場舉行閩南護法區運動大會,參加者有轄區17縣選手[12]

為破除迷信,拆除漳州府城隍廟,毀壞玄妙觀的神像,但原擬拆除的新橋頭大廟,卻因廟方向護法區當局繳納財物而作罷。在革除陋習上,提倡男人剪短髮、不留辮,穿短衣、不穿長衫,女人不纏小腳。當閩南護法區運動大會舉行時,在進口處貼上禁令:「穿長衫或留辮子者,不得入場」[12]

1920年,美國廈門領事發給美國政府的一份報告中,稱「陳氏……施行各種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極佳,結果人民都感滿意。這令中國人看到,事可辦成,不必需要過度辛勞和重稅。」他還特別提到了漳州寬廣的道路,良好的治安,公園、公共菜市場、屠宰場、河堤以及漳廈公路[7]

在陳炯明的努力之下,閩南26縣被時人譽為「模範小中國」、「閩南的蘇俄」。陳炯明也聲名遠播,成為當時中國的政治明星[13]

但是,閩南護法區也存在眾多亂象。粵軍入閩的主要目的在整訓軍隊,因而擴充兵員和補足裝備為其首要工作,為此籌餉遂成為當時急務。陳炯明在局勢初步穩定後,就建立籌餉局,以周醒南為局長(後改財政局,以鍾秀南任局長),會同龍溪縣商會會長孫次典,向富戶派款,又創設田畝捐(又名義捐,即種鴉片捐)、濟餉特別捐(即賭捐)、米捐、糖捐、肥料捐、紅料捐(即磚瓦等征捐)、「豬兒捐」等名目繁多的捐稅。1919年夏(農曆五月),在漳州農民對苛征錢糧不滿的背景下,神棍、符仔會首領蔡振聲以「驅逐陳炯明回粵」為號召,率會徒百餘人入漳州城,襲擊總司令部,軍警架起機關槍防衛,並開槍射擊,死者二、三十人,而蔡及其會徒自原路逃走。洪兆麟任漳碼鎮守使時,駐防石碼,與當地豪強藍汝漢(俗稱「藍仔番薯」)勾結,由藍汝漢包攬一切捐稅,剝削人民,洪兆麟則大飽私囊,深為人民所痛恨。陳炯明部軍紀廢弛,官兵隨意敲詐勒索,甚至常有士兵攜僅裝有白水的瓶子,在路上故意與行人相碰而將瓶摔破,拉住被碰者妄稱瓶里裝的是什麼貴重補品,強索折價賠償的事件發生於街頭,因而漳州民間有這樣的俗諺:「南無頭北無尾,所搶百姓的傢伙」(意思是說:南軍任意敲詐勒索,好像沒有官長,而北軍常打敗仗,潰退時肆意搶劫,但他們搶奪的都是老百姓的財物)。當全國轟轟烈烈開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時,漳州各校學生組織學生聯合會,配合社會青年遊行示威,宣傳反帝,抵制日貨,先後驅逐了日隆商店的日本商人、日本布教堂的教士谷了悟,並在石碼搜獲豪強藍汝漢屯積的日貨月琴牌火柴,充公拍賣,但當他們在公園演講時,便因發表反帝反封建的過激言辭,被陳炯明的弟弟陳炯光驅散[12]

無政府主義者在閩南護法區的活動也遭到多方阻撓破壞。張民權等極力宣傳無政府主義,作過多次演講。張民權在漳州城內的陸安中區演說時,由陳家瑞作漳州話翻譯,陳家瑞隨即被軍警以「煽惑民心,擾亂市面」的理由而扣押半夜,經說明後獲釋。閩南護法區運動會舉行時,張民權在南校場當眾演說,手執紅旗、散發傳單,並由李紀堂作漳州話翻譯,中途被道尹熊略派軍警驅散聽眾,收回傳單。省立第二師範丁班學生賴懷宗在始興北路廣場宣傳時,被軍警打傷而後扣押,因而激起該校學生公憤,集體搗毀教育局,並向總司令部請願,要求立即釋放被捕學生,賠償醫藥費,保證今後不再發生同樣事件,陳炯明親自出面,答應所請各項,立刻將被捕者釋放。當時閩西南遍植鴉片,漳州又公開販賣鴉片煙,許真風和尉克水在街頭向群眾演說,指出鴉片的毒害,揭露強迫農民種煙的罪惡行為,觸怒第二軍軍長許崇智,兩人被捕,幾近被槍斃,幸虧梁冰弦等知情,急向陳炯明求情,才獲釋出境[12]

與蘇俄的關係

閩南護法區的各方面成就,引起蘇俄政府的重視。1920年4月29日,自稱為蘇俄代表的路博(即阿列克謝·波達波夫)將軍在上海會見孫中山後,轉道漳州訪問陳炯明。路博帶來蘇俄領導人列寧的親筆信,內容大意是對中國革命表示關懷,對陳炯明表示敬佩和鼓勵。路博還轉達列寧請陳炯明多做農民運動,注意發動群眾等意見。陳炯明熱情接待了路博,並請路博轉交他給列寧的信。陳炯明在信中表示支持列寧及其從事的事業,希望「新中國與新俄國將如同摯友一般攜手並進」,並宣稱「我更堅信布爾什維克主義定將造福於人類,我願將盡全力將布爾什維克主義原則傳播到全世界」[7]

評價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蔡和森在1922年發表的《國人應當共棄的陳炯明》一文中稱:「民國九年陳炯明在漳州的時候,曾在精神上和實際上贊助社會主義運動,並為民主革命努力,彼時社會主義者與之發生關係,是極應當的並且是光明磊落的行為。」[14]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張慧卿認為,陳炯明在閩南護法區建設過程中推行政治革新依靠的是他的個人權威、好惡和政治訴求,同時身邊也有不少不贊同「民主」、「自治」政治理念的鑽營者。因此,政治革新所帶來的「民主」政治新氣象屢屢遭到遏制,乃至最終熄滅。五四運動期間,閩南護法區多次對學生罷課、通電、示威遊行進行鎮壓就是明證。即便是陳炯明個人推崇的無政府主義,在閩南護法區傳播時同樣受到刁難[9]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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