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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江縱隊，全稱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是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支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主要活動在廣東東江下游的惠陽、東莞、寶安一帶，以及香港和廣州的周邊地區，抗日戰爭後期還把游擊區擴展到粵北山區和韓江流域。東江縱隊最初起源於1938年成立的多支游擊隊，包括由曾生等人創立的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由王作堯等人創立的東寶惠邊人民抗日游擊大隊等。這些隊伍在1939年4月至5月間接受國民革命軍的番號，被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戰區東江游擊指揮所下轄的兩個大隊。1940年9月這兩個大隊整編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1942年1月整編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1943年12月2日部隊番號改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並發表宣言正式公開東江縱隊是由中共領導的軍隊。抗日戰爭結束之後，1946年6月30日，根據國共兩黨重慶談判達成的協議，東江縱隊北撤到山東，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兩廣縱隊，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的序列。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開始了全面的侵華戰爭。至1938年8月，華北、華東大部分地區已被日軍占領，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繼淪陷。1938年8月，日軍開始進攻武漢，中國軍隊進行了頑強的抵抗。1938年10月，日軍為了策應武漢會戰，並切斷中國內地與國際間的聯繫，發起了對華南的進攻。10月12日，日軍在廣東的大亞灣登陸，駐守在廣東的中國國民革命軍由於部分師團被調往長江流域作戰，兵力缺乏，在被動防守中節節敗退。10月21日，日軍攻入廣州，負責廣東防務指揮的國民革命軍第四戰區司令部在余漢謀的帶領下撤退到清遠，廣州淪陷。至1938年底，日軍已占據了廣東東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大片區域，惠州、博羅、增城、佛山、三水等市縣淪陷。
廣東東江下游淪陷之後，中共於1938年10月在該地區組建了多支抵抗日軍的游擊隊，分別為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東莞抗日模範壯丁隊、東寶惠邊人民抗日游擊隊、廣東民眾自衛團增城縣第3區常備隊等。
1938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電令中共廣東省委和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要求在東江日占區開闢游擊區。同日，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根據電令，在香港召集中共香港市委書記吳有恆、中共香港海員工作委員會書記曾生等人舉行會議。10月24日，曾生根據會議的決定，從香港帶領幾十人來到惠陽坪山，成立中共惠寶工作委員會，並向當地的國民黨駐軍借來15支步槍，以及當地中共黨組原有的幾支槍，組成最初的抗日武裝[1]。12月2日，在徵得當地駐防的國民革命軍第151師溫淑梅旅長同意後，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在惠陽淡水的周田村成立，曾生任總隊長，鄭天保任副總隊長，周伯明任政治委員，隊員有100多人[2]，溫淑梅向曾生頒發了委任狀[3]。12月7日，日軍收縮防線，撤出惠陽淡水鎮，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從偽軍手中收復淡水鎮。12月10日，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召集淡水鎮500多名當地群眾進行選舉，建立惠陽縣第二區臨時行政委員會作為當地的臨時政權。其後，國民黨地方部隊羅坤大隊接管淡水，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返回坪山。1939年春，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在吸收了東莞抗日模範壯丁隊的70多人和九龍淘化大同罐頭廠工人18人之後，已經有200多人，120多支槍，主要在惠陽、寶安沿海地區進行抗日游擊戰爭[4]。
1938年10月15日，中共東莞中心縣委組織成立東莞抗日模範壯丁隊，王作堯任隊長，袁鑒文任政訓員，黃莊平任工作隊隊長, 有學生、小學教師、青年組成的隊員100多人[1]。12月，東寶惠邊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一大隊和第二大隊在東莞章閣村成立，黃木芬任第一大隊大隊長，蔡子培任第二大隊大隊長。12月下旬，中共東南特委將東寶惠邊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一大隊、東莞抗日模範壯丁隊和各地區的其它武裝人員約150人，在東莞苦草洞進行整編，組成東寶惠邊人民抗日游擊大隊，王作堯任大隊長，何與成任政訓員。整編後的游擊隊主要在廣九鐵路中段和寶太公路沿線進行抗日游擊戰爭。
1938年10月下旬，增城縣中共黨組織爭取到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增城縣統率委員會第三區指揮部主任單容沛的支持，將廣東民眾自衛團增城縣仙村大隊和雅瑤大隊合併，成立了廣東民眾自衛團增城縣第3區常備隊，單容沛兼任隊長，中共黨員阮海天負責指揮，中共黨員楊步堯任政訓員，有成員100多人[5]。10月17日，常備隊在增城仙村圩附近擊沉日軍橡皮艇1隻，擊斃日軍10多人[5]。1939年1月，開赴增城和博羅的邊界地區進行抗日游擊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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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中共東江特委成立，尹林平（又名：林平）任書記，負責東江地區的中共黨組織和抗日武裝。同時，中共基於策略上的需要，接受國民革命軍的番號，4月，東寶惠邊人民抗日游擊大隊被改編為第四戰區東江游擊指揮所第四游擊縱隊直轄第二大隊（簡稱：第二大隊），王作堯任大隊長，5月，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戰區東江游擊指揮所第三游擊縱隊新編大隊（簡稱：新編大隊），曾生任大隊長。阮海天率領的廣東民眾自衛團增城縣第3區常備隊亦被編入曾生領導的新編大隊[6]。同月，中共廣東省委設立東江軍事委員會，通過電台加強對這兩支游擊隊的領導。
1939年9月初，日軍500餘人在大亞灣再次登陸，占領葵涌、沙魚涌一帶，切斷中國內地和香港的聯繫[7]。12日，曾生領導的新編大隊主動出擊，收復葵涌和沙魚涌，並在葵涌、鹽田、橫崗、沙頭角與日軍進行了30多次戰鬥[7]。同年，曾生率領新編大隊在惠陽、寶安一帶建立了以坪山為中心的惠寶邊抗日游擊根據地。王作堯率領第二大隊，活躍在廣九鐵路一帶，並收復了寶安縣城，在寶安的龍華烏石岩建立抗日根據地。到1939年底，兩支部隊已經有隊員近700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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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召開，制定了一系列防共、限共、溶共政策。11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又確定了軍事防共為主、政治反共為輔的方針。12月至1940年春，國民黨發起了抗戰以來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在惠州駐防的東江游擊指揮所主任香翰屏率領國民黨186師及保安團3,000多人，向在坪山的新編大隊和在烏石岩的第二大隊發動進動，9日攻占下坪山。曾生、王作堯率領隊伍被迫向海豐、陸豐、惠東轉移，轉移途中，受到國民黨軍隊的追擊，隊伍從700多人銳減到100多人[9]。5月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電示，要求曾生、王作堯的部隊返回東莞寶安惠陽一帶日占區。8月，曾生、王作堯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率領100多人經過10天的秘密行軍，返回到寶安惠陽的抗日前線[10]。
1940年9月，中共東江特委召集新編大隊和第二大隊的軍事幹部在寶安縣布吉的上下坪村開會，將這兩個隊伍整編成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三大隊和第五大隊，梁鴻鈞出任軍事總指揮，林平任政治委員；曾生為第三大隊大隊長、鄔強為副大隊長、盧偉良為政訓員（後為葉鋒）；王作堯為第五大隊大隊長、周伯明為副大隊長、蔡國梁為政訓員。10月，曾生率領第三大隊進入東莞縣的大嶺山創建抗日根據地，王作堯率領第五大隊留在寶安縣的陽台山創建抗日根據地。1941年2月，中共東江特委從第三大隊和第大隊中抽調20多人與增城抗日游擊隊基幹隊整編成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增從番獨立大隊，大隊長盧偉良，在增城的油麻山建立抗日根據地。中共領導的惠陽短槍隊、長槍隊、茜坑馬鞍嶺抗日自衛隊在坪山創建抗日游擊區。到1941年秋，第三大隊和第五大隊已經有隊員1500多人[8]。
整編後的隊伍戰鬥力大增，1940年11月，曾生率領第三大隊在黃潭打退日軍200多人的進攻。1941年6月，又把進犯大嶺山區的日軍長瀨大隊400多人和偽軍200多人在白花洞村附近圍困了兩個晝夜，擊斃包括大隊長長瀨在內的日、偽軍50多人。[8][11]。王作堯率領的第五大隊則在寶安多次粉碎了日軍的圍剿，擊斃日軍70餘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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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美國的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8日，日軍開始越過深圳河進攻香港，並空襲了香港的啟德機場。12月9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三大隊和第五大隊隨即派出三支武裝部隊共50多人潛入香港，由黃冠芳任隊長，在香港的西貢和啟德機場附近活動。至1941年底，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已經有100多人進入香港[12]。1942年2月，成立了廣九人民抗日游擊隊，後又改稱為港九大隊，由蔡國梁出任隊長，陳達明任政治委員。
1941年12月9日，中共南方局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急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領導人，要求他們設法營救滯留在香港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國際友人。廖承志、張文彬根據中共南方局的電令，召集中共廣東黨組織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領導研究出營救方案，先設法和香港淪陷區的各界知名人士聯繫上，然後由劉少文、潘靜文、李健行等人將他們轉移到香港的游擊區，再由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負責把他們轉移到惠陽、東莞和寶安的游擊隊根據地，最後由中共南方局、中共廣東省委護送到安全地區。在6個月的時間裡，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總共營救出了何香凝、柳亞子、茅盾、鄒韜奮、胡繩、戈寶權、廖沫沙、張友漁、千家駒、於伶、丁聰等各界知名人士共800多人，此外還有國民革命軍第七戰區司令余漢謀的夫人上官賢德，陳汝棠等國民黨的官員和眷屬10餘人和一大批的國際友人，以及接應了2,000多名要求赴中國內地參加抗日戰爭的香港青年[8][13]。
1941年12月25日，日軍全面占領香港，港督楊慕琦向日本投降。26日，日軍成立軍政府對香港實行統治，並把被俘英軍送至集中營，進入香港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武裝隨即進行營救活動。1942年3月，港九大隊了解到有一批英軍囚禁在啟德機場裡服勞役，即派熟悉英語和當地地形的短槍隊隊長江水化裝成小商販混入機場，成功從地下水管道營救出英軍上尉湯姆遜等4人。2月至4月，港九大隊還先後幫助從集中營脫逃出來的英軍戰地醫院賴廉士上校、道格拉斯中尉、夏斯特中尉、湯姆生中尉，香港警司湯姆生和波利斯屈特夫人，英軍陸軍軍官波生吉、比爾斯中尉、懷特中尉、祁德尊中尉等人成功轉移到中國內地。此後港九大隊又營救出英軍葛榮中尉和18名英軍士兵、30名印度士兵以及3名丹麥人[14][15]。
賴廉士上校被營救出來後，獲英國國防部批准在廣東曲江（今韶關市一帶）成立英軍服務團，賴廉士出任指揮官。並在惠州設立英軍服務團前方辦事處，由祈德尊出任主任。英軍服務團還派出何禮文上尉在香港新界的港九大隊游擊區設立聯絡站。該站是英軍服務團唯一位於日軍後方的援救站，港九大隊和該站從1942年8月一直合作到1943年4月，成功營救出英國人19人，包括軍官7人、政府高級工作人員1人、以及滙豐銀行的高級職員勞恩維克和摩利遜等人，以外還營救出2名挪威人、1名蘇聯人、26名印度人[15][16]。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還盡力協助營救美軍跳傘的飛行員。1944年2月11日，中美空軍混合團第3大隊第32中隊的克爾中尉駕機隨同美軍的戰鬥機、轟炸機群轟炸香港的啟德機場，其座機被日軍炮火擊中，克爾受傷跳傘，降落到九龍山區。港九大隊的游擊隊員及時趕去救護，並將克爾藏於山洞成功躲過日軍的搜尋，其後再將他安全送回到廣西桂林的美軍航空隊基地。此後，在1944年5月24日，美軍第14航空隊的勒天哥中尉，拉忽累爾中尉，沙克上士、康利上士和利斯上士所駕駛的B-25轟炸機被日軍擊中，跳傘墜入大亞灣，1945年1月，美軍第14航空隊的伊根中尉、第三艦隊的克利漢少尉也被日軍擊中，跳傘墜入新界海面，均被港九大隊成功救起護送回安全地區[15][16]。
1944年，美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發起了一系列越島登陸作戰，致使日軍節節敗退，美軍開始準備在中國華南的登陸。10月，在華的美軍司令部派遣歐樂義博士到東江縱隊司令部，要求東江縱隊合作，建立電台和聯絡站，協助美軍搜集氣象和軍事情報。東江縱隊為此設立了聯絡處，由袁庚任處長，專門負責收集情報工作。聯絡處為美軍提供了日軍在香港分布的飛機場、船塢、政府機關、油倉、軍事設施的圖例，日軍香港占領地政府的機密文件、命令、報告，日軍在香港、廣州的軍事力量分布情況，廣九鐵路沿線的工事圖例等重要情報，這些情報為美軍準確轟炸香港日軍的軍事目標起了關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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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月下旬，中共南方工委副書記張文彬在寶安縣白石龍主持召開了一系列的會議。會議決定成立東江軍政委員會，負責領導東江下游地區和珠三角一帶的中共組織和軍隊的工作，尹林平出任主任。同時成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總隊長梁鴻鈞、政委尹林平，副總隊長曾生、王作堯，參謀長王作堯（兼），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楊康華，政治部副主任李東明，參謀處主任周伯明。此時已有隊員1500多人，主要活躍於東江下游和廣州、香港的外圍地區[17]。
- 主力大隊（稱第五大隊），大隊長王作堯（兼），副大隊長周伯明，政治委員盧偉良；
- 東莞地區部隊稱第三大隊，大隊長曾生（兼），副大隊長翟信，政治委員陳志強；
- 寶安地區部隊編為寶安大隊，大隊長曾鴻文，副大隊長阮海天，政治委員何鼎華；
- 港九地區部隊編為港九大隊，大隊長蔡國梁，政治委員陳達明；
- 惠寶邊區部隊編為惠陽大隊。
自1941年1月始，國民黨發動了抗日戰爭期間的第二次反共高潮。1942年5月，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先後破壞了中共南方工委和中共粵北省委，並出動187師、獨九旅、獨二十旅、保安第八團等5,000多人，向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和位於陽台山的中共武裝發起進攻[17]。此時恰逢1942年嚴重饑荒，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處境艱難。1943年2月，中共廣東省臨委、東江軍政委員會在香港新界烏蛟騰召開了由林平主持的會議，會議決定了主動出擊日軍、反擊國民革命軍的進攻、東江軍政委員會的成員分散到各地方加強領導等一系列針對目前困境的措施。1942年12月，第三大隊活動於東莞大嶺山以西的沿江地帶；珠江隊活動於福永、西鄉的沿江地帶，寶安大隊活動於前海、南頭一帶，惠陽大隊活動於橫崗、坪山一帶，獨立中隊活動於大鵬半島，港九大隊在新界。
烏蛟騰會議以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發動了對日軍和國民革命軍的反擊，從1943年1月至11月，作戰70多次，擊斃、擊傷和俘獲日軍、偽軍1,000多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的成員發展到7個大隊3,000多人[18][19]。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在這幾個月的戰鬥中取得了一些成績，包括拔除了廣九鐵路和寶太、莞太公路沿線的一些日軍據點；下屬的護航大隊進攻大亞灣馬鞭島，全殲了駐守該島的偽軍；獨立第二中隊在羅浮山建立游擊根據地；主力大隊炸毀了福永炮樓。1943年11月，日軍和偽軍出動9千餘人，發起了打通廣九鐵路沿線的戰役，並對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的東莞大嶺山和寶安的根據地發起了圍攻，游擊隊成功突圍，並運用「敵進我退」的戰術和日軍周旋，迫使日軍撤出根據地[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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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2月2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大鵬半島的土洋村把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的番號改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簡稱為東江縱隊），曾生任司令員，王作堯任副司令員，參謀長梁鴻鈞，尹林平任政治委員，楊康華任政治部主任，此時共有隊員1400多人[20]。並於同日公開發表了由曾生、尹林平、王作堯、楊康華署名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成立宣言》，在宣言裡正式宣布東江縱隊是由中共領導的部隊。東江縱隊成立時下轄7個大隊：
- 第三大隊大隊長鄔強，政治委員盧偉如；
- 第五大隊大隊長彭沃，政治委員盧偉良；
- 惠陽大隊大隊長高健，政治委員譚天渡；
- 寶安大隊大隊長曾鴻文，政治委員何鼎華；
- 護航大隊大隊長劉培，政治委員曾源；
- 港九大隊大隊長蔡國梁，政治委員陳達明；
- 獨立第二大隊大隊長阮海天，政治委員李筱峰
東江縱隊成立之後，游擊區逐步擴大，隊員人數發展到6,000多人。在之後的5個多月里，東江縱隊共與日軍和偽軍戰鬥90多次，擊傷、擊斃日軍和偽軍400多人，俘獲500多人[20]。東江縱隊下轄的港九大隊炸毀了日軍啟德機場的油庫和飛機，並破壞了廣九鐵路的一座火車橋；護航大隊和大亞灣獨立中隊襲擊日軍的船隻，俘獲日軍的運輸船，並打垮了偽軍海軍陸戰隊的一個大隊；縱隊派出一支部隊，一直挺進到廣州的白雲山區，直接威脅駐守在廣州的日軍。東江縱隊還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派出一批骨幹前往珠江縱隊、瓊崖縱隊、韓江縱隊、粵中人民抗日游擊隊、南路人民抗日游擊隊協助工作並幫助建立無線電台。
1944年8月，中共廣東省臨委和東江軍政委員會在大鵬半島的土洋村召開會議，會議作出東江縱隊向西、向東、向北前進，建立和發展新的根據地和游擊區的決定。同年，東江縱隊派出部隊向北渡過東江，進入博羅、增城、龍門等地，建立了羅浮山根據地。1945年5月，中共廣東省臨委、東江軍政委員會、東江縱隊司令部先後入駐羅浮山根據地，羅浮山成為中共廣東省組織的政治和軍事中心。1945年1月，東江縱隊獨立第四大隊向東挺進，在海豐、陸豐、惠陽、紫金、五華一帶開展抗日活動。3月，梁廣率領東江縱隊的北江支隊和西北支隊向北挺進，在英德、佛岡、新豐、翁源、曲江、始興一帶活動。8月，東江縱隊派出1,000多人，挺進廣東、江西、湖南交界地區，準備迎接王震、王首道率領的八路軍三五九旅從延安南下的部隊，後因日本投降，八路軍三五九旅奉命回撤，東江縱隊北上人員則留在粵北，建立了五嶺山根據地[21]。留守在惠陽、東莞、寶安的部隊，則從廣九鐵路的兩側向日軍發動進攻，使廣九鐵路兩側的根據地連成一片。此時，東江縱隊已先後成立了9個支隊和6個獨立大隊，並成立了4個指揮部，分別指揮東江以南、東江以北、粵北和東進的部隊[2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9日，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南京向中國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呈交投降書，中國抗日戰爭正式結束，中共和國民政府的軍隊開始了搶奪日占區的鬥爭。在廣東，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東江縱隊對拒絕向中共軍隊投降的日、偽軍發動了進攻，至9月底，占領了東江兩岸、粵漢路、廣九路沿線、沿海地區的城鎮60多個，此時東江縱隊的總兵力已達11,000餘人。據統計，在抗日戰爭期間，東江縱隊共和日、偽軍作戰1,400多次，擊斃和擊傷日、偽軍6,100多人，俘獲3,500多人，東江縱隊隊員陣亡2,500多人[23]。
9月7日，國民革命軍的先後出動新一軍、五十四軍、六十三軍、六十四軍、六十五軍、新六軍、第一九四師被調至東江地區和廣九鐵路沿線，對東江縱隊的根據地形成包圍之勢。10月20日至30日，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召集廣東、廣西的軍政要人開會，議題是清剿兩地的中共游擊隊。會後大批國民革命軍的兵力被調至廣東的東江地區，新一軍負責進攻廣九鐵路沿線、東莞、寶安等地，第五十四軍負責進攻惠陽、海豐、紫金等地，第六十三軍負責進攻英德、翁源、從化、龍門、增城等地，第六十五軍負責進攻曲江、始興、南雄、和平、連平、仁化等地，再加上參與進攻的保安團、新收編的偽軍，總兵力達到7萬多人[24]。
1945年8月28日，中共由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率團從延安前往重慶同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展開談判。10月10日，雙方簽定《雙十協定》。中共按照「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方針，長江以南的中共部隊一律北移江北，華北華中的部分部隊進軍東北。東江縱隊為江南一支孤軍，因此中共在談判時盡力將該部隊撤往華東，以免國共開戰時被殲。在國府同意下，中共將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等8個省區的中共軍隊撤退到隴海路以北及蘇北、皖北一帶，廣東的根據地是中共讓出8個省區的根據地中最大的1個[25]。1946年1月10日，國共兩黨達成停止軍事衝突的協議。1月13日，雙方對軍隊下達了停戰令，為了監督停戰令的實施，國民黨代表張治中、中共代表周恩來、美國代表馬歇爾組成軍事三人小組，同時由三方派出代表在北平設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負責調處國共雙方的軍事衝突。軍調部第8執行小組負責華南地區的軍隊調處問題，駐廣州沙面大街68號。1946年1月25日，軍調部第8執行小組一行6人由上海飛抵廣州，處置曾生的東江縱隊問題。共產黨方面的組長是方方少將；國民黨方面組長是黃維勤少校（後黃維勤赴美留學，由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的作戰科長羅晉淳繼任）；美國方面組長是米勒上校（後可耶中校繼任）。除方方外，參與談判的還有廖承志、林平（尹林平）、曾生。中共翻譯林展。
在談判初期，蔣介石密令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上將「限期肅清行營轄區內殘匪」，力圖在談判桌上製造「廣東境內沒有中共武裝部隊」。軍調部第8小組到達廣州後，2月5日，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在廣州行營親自主持記者招待會稱「粵桂兩省地區，除發現零星土匪散兵搶劫外，從未發現中共部隊」，「從未奉到轄區有中共部隊番號、駐地及駐軍數目之通知，各方亦無此種情報」，只有「事實上在粵專擾亂治安者，僅是地方零星土匪及偽軍之殘餘與逃亡之日兵，其行動在任何方面觀察，均不能承認其為軍隊。故本人實無法應中共代表之要求，妄行承認此種敗類為中共部隊」，「對調執組來粵表示驚異」，拒絕東江縱隊派代表參加談判，使軍調部第8小組的工作無法進行。張發奎的態度很快受到軍調部中共代表葉劍英的駁斥，葉要求廣東軍政當局承認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縱隊，並指出「它的領袖是曾生」。2月14日，新一軍、第六十三軍在傘兵部隊和軍艦配合下，向大鵬半島解放區發動總攻；第186師全部，第152、153師各一部配屬地方團隊，向海陸惠邊解放區進攻。2月22日，第八小區計劃前往大鵬半島視察停火，遭廣東當局拒絕無法成行。張發奎參加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剛到重慶，軍調部國方代表張治中對張發奎說，馬歇爾對張發奎破壞調處的行為非常不滿，因此要蔣介石將他召到重慶，迫他承認廣東省存在共軍。張發向蔣介石說：「以廣東現有的國軍兵力，短期內必可將兩股『土匪』肅清。」《張發奎在口述自傳》中回憶，蔣介石勸他忍耐，准許中共將東江縱隊北撤，以應付馬歇爾；至於海南島的瓊崖縱隊，只是疥癬之疾，可以拒絕讓它調走。3月9日東江縱隊政委尹林平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從香港秘密飛往重慶。3月11日，尹林平在重慶曾家岩以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代表身份召開記者招待會，詳細介紹了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的發展歷程和抗日功績，駁斥「廣東無共軍」。3月12日，重慶軍事三人小組向在廣州的軍調部第8小組發出了確認東江縱隊為中共部隊的電報。3月18日，周恩來親自召開記者招待會，尹林平圖文並茂介紹東縱營救民主人士、文化名人、國際友人、盟軍的事跡；何香凝、蔡廷鍇、李章達等發表聲明，呼籲停止對東縱的進攻。3月27日，軍事三人小組對廣東中共武裝的問題達成《廣東中共部隊北撤協定》，北撤人數確定為2400人，由美軍負責將人員海運隴海路以北，其餘人員就地復員，由國民政府保證其安全。重慶「三人小組」派出由美國代表柯夷、國民黨代表皮宗闞、中共代表廖承志組成的「三人會議代表團」及尹林平等人於3月底到達廣州，會同軍調部第八執行小組與廣東當局談判華南抗日縱隊北撤問題。1946年4月2日軍事三人小組派出的由國民黨代表皮宗闞、中共代表廖承志、美方代表柯夷組成的軍事三人小組赴廣東代表團，會同軍調部第8小組和廣州行營代表與張發奎舉行聯席會議。經過一個下午的談判，就「東江停戰」和「東江縱隊北撤」問題簽署了《聯合會議決議》。《聯合會議決議》三項原則[26]
- （1）登船地點：大鵬灣。
- （2）人數：二千餘人（不得超過三千人）。
- （3）時間：自開始調查之日起，至登船之日止，以一個月為限，不得超出。
《聯合會議決議》十項決議
- （1）廣東省內和東江以南、東江以北、以及廣東北部三地區的中共武裝人員二千四百人（其中包括婦孺三百人），在大鵬半島集中，用美國輪船運到山東煙臺登岸。
- （2）上述人員的集中及登船的準備，自第八執行小組派出聯絡小組出發調查開始之日起，共一個月。距大鵬灣較遠的地區（粵北）人員，若不能及時趕到，須寬限時日，要呈報三人委員會決定。
- （3）在中共武裝人員集中大鵬半島期間，以及登船之前，大鵬半島葵涌、王母圩等地的國軍應撤離該區若干距離，以便中共武裝人員集中。
- （4）在中共武裝人員集結及行軍、登船過程中，廣州行營要絕對保證他們的安全，並要特別令其所屬，不得有任何攻擊行為。
- （5）上述中共武裝人員集中轉移過程中，廣州行營同意代購糧食或供款給他們購糧，廣州行營方面並同意在運輸、醫藥等方面給予一切可能的協助。
- （6）為執行上述決議，軍事調處執行部第八執行小組應以三人委員會代表機關的資格迅速組成並派出三個聯絡小組，分別攜帶電台到東江以南、東江以北、以及廣東北部三個地區進行調查，及協助中共武裝人員到大鵬半島集中登船，各聯絡小組均包括國民黨、共產黨及美國三方面的各一名代表。
- （7）廣州行營派出憲兵若干人供第八執行小組及其聯絡小組使用，隨同聯絡小組出發，其人數與任務均由第八執行小組決定。這些憲兵隨同聯絡小組執行職務期間，須接受第八執行小組及其聯絡小組之命令。
- （8）中共方面的林平少將於決議重要原則確定後，即乘飛機出發，於三日內陪同中共武裝人員代表曾生少將及其代表，以及中共方面的聯絡小組人員前來第八執行小組，以便和廣州行營代表共同商討撤退中共武裝人員的具體細則。三日之後，即作為「調查開始日期「。國民黨方面允許保證上述人員公務來往的安全及提供交通等方面的便利。
- （9）關於決議各點執行的具體細則，由第八執行小組與廣州行營代表及中共武裝人員共商決進行。
- （10）本決議經三方面簽字後，即付諸實施。」
《聯合會議決議》附則
- （1）不撤退的復員，發給《臨時復員證》，政府保證復員人員及其家屬的生命安全，財產不受侵犯，就業居住自由
- （2）瓊崖縱隊的問題。
- （3）共方電台遭受破壞的問題。
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少將以中共華南武裝人員代表身份於4月4日到廣州，與廣州行營代表王衡少將和軍調部第8小組談判北撤的具體細則。根據「北撤協定」，又經過50多天軍事和談判，5月21日達成廣東中共武裝人員以東江縱隊名義北撤山東煙臺的具體協議。根據協議，廣東境內之東江以南、以北及粵北三地區（由於國方反對，不包括海南島地區中共武裝）的各部2400人，於一個月內在大鵬半島集中，由美國輪船運到山東煙臺登岸。5月23日，第八執行小組在廣州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了北撤協議公報。按照北撤協議，集結部隊必須走指定的行軍道路、駐指定的宿營地、宿營時不能作軍事演習（初意竟不許放崗哨，後爭取補充為：自衛性的警戒是必要的），不許散發標語宣傳品，不許民眾慰勞，不能作行軍以外的工作，不能與當地人民直接接洽任何事項，不能將武器留給地方。
中共華南武裝部隊在粵、贛、湘三省的七十多個縣的各部隊於一個月內集中到大鵬灣的鯊魚嘴上船是非常困難的。軍調部第八執行小組5月25日建立了江南支組、江北支組、粵北支組共三個支組，通知和協助中共華南武裝部隊北撤。
- 粵北軍事調停支組，美方代表是納爾遜上尉；粵北支組的中共代表有楊康華、臨時代表李大雄，而陳培興則以粵北部隊代表身份參與三人小組的談判；粵北軍調支組的國民黨代表是黎國熹中校。軍事調停部粵北支組談判地點是在粵北的南雄縣嶺南酒家。粵北支組陪同集結南撤的粵北支隊骨幹人員一起南下，國軍131師尾隨。
- 江北軍事調停支組：中共方代表黃堅少校、聯絡官曾文少校、美方代表瓊斯少尉、國民黨代表曾廣燮中校。6月初到達博羅橫河，與東江縱隊江北部隊代表周伯明就江北地區中共部隊北撤的具體問題在橫河小學內進行談判。經過一天的談判達成協議：確定在江北集中的人數是280人，集中地點在橫河東嶽廟，集結點和行軍路線沿途兩側20里範圍內，不得有國民黨軍隊。6月18日，東江縱隊江北部隊按照「北撤協定」的人數準時在橫河東嶽廟集中啟程南行，用了3天時間抵達北撤集結地點大鵬灣葵涌。中共江北地委和江北指揮部陳達明、周伯明、饒璜湘及阮海天、邱特、羅章友、曾文、鄧汀以及博羅籍的幹部韓繼元、韓景星、林道行、張瑞妍、曾冠英、何沛、徐元紅等參加了北撤。
- 江南支組：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跟隨江南支組抵達惠州。曾生在惠州國民黨東江游擊指揮所聯絡北撤工作
北撤協議達成後，江北、江南、粵北、東進四個指揮部的東江縱隊部隊迅速向大鵬灣登船地點集中，沿途受到國民革命軍的阻擊，粵北指揮部短槍隊的隊長劉黑仔、指導員蘇光在集結途中死於南雄大隊的襲擊中。6月23日在國共內戰已經全面爆發背景下，東江縱隊的部隊在大鵬灣集結完畢。為了統一領導北撤工作，區黨委決定由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副司令員王作堯，政治部主任楊康華，珠江縱隊司令員林鏘雲，副司令員謝斌，粵中人民抗日解放軍政治委員羅范群，副司令員謝立全，政治部主任劉田夫組成北撤部隊軍政委員會，由曾生任書記，以確保北撤任務勝利完成。
1946年6月14日，陳毅在給中共中央的電文中說，「東江縱隊北移已要膠東準備駐地和歡迎，煙臺港口我控制後曾泊三千噸之美國運輸艦下過附同卡車（救濟總署的）」。
美軍運輸艦以颱風伊琳諾(Elinor)影響為由不能按期於6月25日抵達大鵬灣。廣州行營中共地下特別支部的楊應彬（廣州行營司令部參謀處作戰科分管兵力、駐地的參謀）、左洪濤（廣州行營副官處代理處長）等迅速由《華商報》總經理薩空了把這個消息轉報給香港的尹林平、饒彰風、連貫。方方及尹林平將此事電告重慶的周恩來、葉劍英。新華社、新華日報、解放日報和香港各報都公開揭露和抨擊。北撤臨時軍政委員會研究布置了應變突圍的迎戰措施；占領從內地通向集中地葵涌前面道路兩旁制高點並修築工事；將北撤部隊的主力布置在葵涌前沿陣地以便阻擊敵人；準備萬一抵擋不住，被敵人衝進來或包圍，主力分兩個方向陸路突圍，東向是惠東，西向是陽台山、大嶺山，港九大隊特設漁民幹事吳展負責立即動員組織海上漁船，將總部及非武裝人員、家屬，乘漁船從海上撤走。同港英政府溝通可作臨時轉移之地，並派出遠距離偵察分隊。從6月26日開始，漁船從四面八方陸續駛向沙魚涌；至6月29日，已集中5隻漁船，每隻船可裝載200人、運魚船37隻，每隻可裝50人左右、索船和其他魚船共43隻，每隻可裝7至8人，總共駛來了85隻船，可裝載3200人。第八執行小組美方代表米勒以第8執行小組的名義向張發奎發了一封急電，要求在美國船隻未到達大鵬灣之前，保證東江縱隊北撤人員的安全；在未接到登船通知前，政府軍隊不得越過已商定的軍事分界線。張發奎回電報給米勒稱有「要事相商」，請第8執行小組全體人員赴香港；方方表示：「除非是毛澤東主席下命令調我離開這裡，我才走」；米勒也不同意離開葵涌。
6月29日16時，受颶風影響延遲的美國運兵船開進大鵬灣。為了感謝米勒上校在北撤過程中做出的努力，曾生代表東縱向米勒贈送了一面繡着「和平使者」的錦旗。6月29日下午東江縱隊及其它中共部隊2583人（其中包括珠江縱隊89人，韓江縱隊47人，南路部隊24人，粵中部隊105人，桂東南1人）在大鵬灣沙魚涌（該地在抗戰期間長期是東江縱隊惠陽大隊的後方根據地）涉水登上美國海軍登陸艦588號、589號、1026號。在一艘美國海軍驅逐艦護航下[27]，6月30日上午8時啟航，在海上經過五天的航行，於7月5日抵達了中共控制的山東煙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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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5日，北撤的東江縱隊等部隊抵達山東煙臺，膠東行署主任曹漫之，膠東軍區副司令員王彬，膠東軍區第六師副師長劉涌、政委仲曦東，煙臺市代副市長徐中夫在擋浪壩（太平灣）碼頭迎接。在煙臺擋浪壩碼頭前的歡迎廣場上，膠東軍區王彬副司令員致歡迎詞，曾生代表全體北撤人員致謝詞。曹漫之、仲曦東相繼致辭講話。煙臺市群眾從碼頭到街道列隊歡迎北撤人員，「歡迎勞苦功高的東江縱隊」、「歡迎戰功卓著相忍為國的人民子弟兵」等大字橫幅標語橫貫街道。7月6日，中共華東局、華東軍區、膠東軍區和行署、煙臺市的慰問團到北撤部隊各駐地進行慰問。7月6日，曾生司令在煙臺外事辦公廳（即芝罘俱樂部）舉行記者招待會，縱談東江縱隊抗日戰績，報告北撤經過，揭露國民黨當局阻撓破壞的罪行。7月7日，煙臺市紀念「七一」、「七七」籌備委員會原定的紀念大會增加了新的主題，改為膠東區暨煙臺市黨政軍民在市區南操場聯合舉行「紀念『七七』抗戰九周年和慶祝東江縱隊北撤勝利大會」。大會結束後，膠東區和煙臺市黨政軍負責人在行署禮堂舉行慶祝宴會，招待東江縱隊團以上幹部。宴會後舉行了聯歡晚會，膠東軍區第6師文工團（火線劇團）演出許多節目。
1946年7月7日，八路軍山東軍區司令員陳毅、副司令員張雲逸、副政委黎玉電告中央：「膠東微（「微」指7月5日）電，東縱二千六百餘人（戰士一千九百餘，幹部及家屬六百餘），由曾生同志率領已於微乘美艦三抵煙，已全部着陸休整，美艦漁（「漁」指7月6日）去滬，詳情後報。」[28]在煙臺駐紮後經詳細核實，北撤到達煙臺人員共2583人，其中包括珠江縱隊89人，韓江縱隊47人，南路部隊23人，粵中部隊105人，桂東南1人。山東軍區副政委黎玉、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兼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舒同，聯名向曾生將軍和東江縱隊全體指戰員發去慰問電。1946年7月12日《大眾日報》報道：東江縱隊安抵煙臺的消息傳來後，山東各地黨政軍民均極為興奮與愉快，中共華東局、新四軍軍部及山東軍區已派代表赴煙臺歡迎，並發出致曾生將軍的慰問電如下：
曾生將軍轉東江縱隊全體指戰員同志：欣聞我華南兄弟部隊安全抵煙登陸，勝利完成北上任務，我們代表華東黨政軍民向全體指戰員表示熱烈的歡迎，並祝全體同志身體健康！我東江縱隊堅持華南八年抗戰，英名遠揚，威震環球……不料在日軍投降後，國民黨反動派視友如仇，反戈內噬，屠殺八年抗戰有功的健兒，威逼我華南解放區，遠道聞訊，至為憤慨！卒賴我東江縱隊全體指戰員秉忠貞堅卓之精神……終於突破國民黨反動派的嚴重封鎖，而遠渡重洋得與我山東八路軍新四軍部隊會師，此實為我黨我軍之一偉大勝利……你們的勝利，證明中國革命的人民軍隊不可戰勝的力量……希望全體指戰員同志們在冒暑遠征之後，注重休養，調整部隊，徹底堅決為人民服務，爭取中國和平民主早日實現。
1946年7月14日《大眾日報》刊發了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7月12日電慰東江縱隊的消息：「（新華社）膠東分社轉曾生同志暨東江縱隊全體同志鑒：『你們忠實執行協定，忍痛讓出苦戰八年艱苦締造的東江解放區，離別家鄉父老，毅然北撤，獲得國內人士一致讚揚，特致親切慰問。現內戰烽火四起，願共同攜手，保衛和平，予好戰之徒以嚴重打擊。』」
晉綏軍區司令員賀龍、熱河軍區司令員蕭克等，均以兄弟之情向東江縱隊致電慰問，並以繼續奮鬥、爭取中國人民解放相勉。
1946年7月12日《大眾日報》發表了以「歡迎東江縱隊」為題的社論。社論在向東江縱隊全體英勇指戰員致以熱烈慰問和歡迎的同時，也對運送東江縱隊來煙臺的美國海軍第七艦隊表示感謝。社論向山東軍民簡要介紹了東江縱隊的成立過程、在抗日戰爭中的光榮歷程和重大功績，指出：「東江縱隊的功績，和八路軍新四軍一樣，對於同盟國打敗日本法西斯軍閥的戰爭，對於中華民族反抗日倭奴役的解放鬥爭，是起了很大的不可缺少的作用的，它的地位，是應該得到承認和尊重的」，「山東解放區人民及其子弟兵———八路軍、新四軍，根據自己成長和壯大所受到的千辛萬苦的經驗，完全能夠理解到我們這支英勇的兄弟部隊在其成長和壯大過程中所經歷的艱難」，「我們山東軍民應該盡地主之誼，用一切辦法幫助解決他們的困難」。社論闡明，東江縱隊北撤絕不是不能堅持和保衛東江解放區，而是我黨堅決執行三大協定的表現。「然而國民黨反動派對我黨及全國人民的回答，是發動更大規模的內戰。」社論最後強調：「保衛山東解放區，保衛和平，這就是我們山東解放區軍民用來歡迎我們親愛的兄弟部隊———東江縱隊的誓言。」
1946年7月19日《大眾日報》以「人民的隊伍到處受尊敬，各地電賀東江縱隊」為題，集中刊載了一批賀電：中共華東局電賀東江縱隊：「你們與日寇奮戰八載，剛驅走了民族敵人，復國民黨反動派大舉進攻，浴血奮戰十一月，歷盡艱苦犧牲，但由於你們具有崇高的布爾什維克的堅定不移、不畏任何艱辛，忠實於人民的精神，勝利終於被你們取得，中國人民有了你們這樣鋼鐵的隊伍，反動派任何進攻一定被打垮，人民一定會勝利。」新四軍軍部及山東軍區全體指戰員致賀電親切慰問東江縱隊全體指戰員同志：「幾年來我們孤懸敵後，和你們並肩抗擊日寇，今年我們兄弟部隊在山東匯合了，相信在促進山東和全國和平民主事業中，定有更新的貢獻。」山東省參議會暨山東省政府代表全省3800萬人民，致電慰問東江縱隊全體指戰員：「欣悉你們經過了十數個月的苦戰，終於戰勝了國民黨反動派殲滅性的包圍，到達我山東人民解放區。你們是何等的光榮！山東人民是何等的欣慰！我們以萬分熱烈的心情慰問你們的辛勞，歡迎你們的光臨。」山東渤海區參議會代表全區人民向東江縱隊致電賀慰：你們苦戰八年，創造了六萬餘平方里的解放區，拯救了五百四十萬同胞不做亡國奴，搶救了不少的國際戰友、國民黨官兵和中國人民，直到最後打敗敵人，這種豐功偉績是中外震驚的。你們是應當與血肉不可分離的廣東父老繼續進行和平建設的，但你們為了相忍為國，忍痛退讓，突破國民黨反動派之嚴重封鎖來山東艱苦卓絕之精神，使我們感到只有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才有這種光榮傳統。我們渤海區八百萬人民願竭誠擁護你們，擴大你們的勝利，更有勁地打擊內戰陰謀者。
1946年7月中旬，東江縱隊移駐煙臺市郊和福山縣一帶農村休整，縱隊機關駐煙臺市郊芝水村。黨中央於7月下旬指示：北撤部隊歸屬華東局、新四軍兼八路軍山東軍區直接領導和指揮，確定「保存華南骨幹，提高幹部質量」的方針。在膠東地區休整期間，編成三個戰鬥部隊1100餘人，一個幹部大隊700餘人，一個婦女大隊220餘人，機關500餘人。經過兩個月休整，情緒已安定，思想認識有所提高，初步習慣了北方生活。
1946年8月4日，東江縱隊北撤人員給家鄉人民發去通電[29]：
東江解放區的士紳們，父老們，兄弟們，姊妹們：
生等抵達煙臺以後，備受山東解放區軍民政府的熱烈歡迎與溫暖愛護，正如在家鄉時你們———父老兄弟姊妹們給我們的愛護一般，這是足以告慰的。卸下行裝之後，我們正準備參加解放區的生產學習，益加奮勉，庶幾異日能為國家民族作更多之服務。但旬日以來……種種不愉快消息，令人焦急萬分。……頑固分子豺狼成性，竟乘生等北走，更肆毒閭里，殘殺同胞，實屬令人髮指。……望我士紳們父老們秉持正義，聯成一致，抗此暴力，制止頑固分子這種破壞協議擾亂地方之惡行！我兄弟姊妹更應團結一致，和睦鄉族，服從父老教訓，生產學習，待機為國效力。同時更應採取同一步驟，嚴肅自衛……不能束手待斃！但恩怨必須分明，是非必須弄清，自衛必須堅持有理有利有節之原則，庶能一本我們一貫為國為民之光榮的正確方針，而獲致和平之實現與家鄉之繁榮。
華東局根據中央所定的東江縱隊在山東的方針，1946年9月10日在臨沂召開會議，聽取曾生匯報部隊情況之後，華東局決定全面培訓北撤幹部和戰士，提高質量，為建立一支華南主力部隊作準備。華東局把培訓計劃電報中央並獲批准：
- （一）保留東江縱隊名義；
- （二）戰鬥部隊編成東江縱隊教導團，仍由東江縱隊司、政機關統率；
- （三）地方幹部、技術人員分別送入華東局黨校及偵聽、衛生、通信學校學習；
- （四）軍隊幹部編入華東軍政大學學習；
- （五）東江縱隊教導團同時歸屬華東軍政大學統一指揮培訓。
東縱北撤隊伍執行華東局和軍區指示，1946年9月13日從煙臺出發，途經萊陽、高密、諸城、莒縣，10月1日進到臨沂地區。11日整隊開入臨沂城，參加華東局和山東軍區舉行的歡迎大會。隨後，華東局宣傳部長彭康作形勢報告。10月下旬，隊伍開向華東軍政大學所在地的莒南縣大店地區，着手進行入學整編。林鏘雲、羅范群、劉田夫率領地方黨的幹部173人前往華東局黨校；各種專業技術幹部，分別組織到各類專業學校或訓練班培訓，還有一些幹部調到山東大學工作和學習；部隊絕大部分軍政幹部、婦女幹部和勤務人員，以及班長以下戰士共2000多人，都進入華東軍大學習和訓練。為了便於領導，華東局任命曾生為華東軍大副校長，仍保留東江縱隊司令員職務。進入華東軍大學習的1100多人，編為第四、第五兩個大隊。營團以上幹部編入第四大隊（稱上干隊），王作堯任大隊長，謝立全任政治委員，下轄四個中隊，第一、二中隊為新四軍幹部，第三、四中隊為廣東北撤幹部，共200餘人。第五大隊主要是連排幹部，部分營以上幹部，謝斌為大隊長，楊康華為政治委員，李東明為政治處主任，饒璜湘為副主任，下轄七個中隊，共800餘人。其中第五中隊有兩個區隊是女幹部，第七中隊大部分是女運輸員、炊事員、勤務員等人員，以學文化為主。班長以下戰士800餘人和幹部近百人，編成東江縱隊教導團，曾生兼任團長和政治委員，鄒強為副團長，陳達明為副政治委員，由華東軍大統一指揮和教育訓練。11月3日，華東軍大余立金副校長專門介紹了學校情況和學習計劃要點，針對東縱存在着的政治思想問題和軍事鬥爭經歷，教育訓練方案分為三個階段：
- 時事政策學習：為期近四周。要求達到認清形勢，明確任務，丟掉和平幻想，樹立人民革命戰爭觀念和必勝信心。
- 整風學習：為期約三個月的整風。
- 軍事業務學習：分成兩段，前段由3月2日至3月30日約10天，除了軍事理論外，主要學了爆破、攻堅各種火器的使用和巷戰。由於山東戰局發展，校本部帶各大隊到膠東，第四大隊的三、四兩個中隊和第五大隊則轉移至黃河以北的渤海地區，曾生兼任渤海區黨委副書記、渤海軍區副司令員，上干隊三、四隊合編，第五大隊編為軍事隊和政治隊，六、七兩隊保留原狀。1947年5月初繼續學習軍事和政治工作。
教導團參加了一些作戰行動。1947年1月上中旬魯南戰役，教導團奉命開赴華東局和華東軍區所在地的臨沂，擔任城防警衛任務。2月中下旬，華東野戰軍為了擊破蔣介石在臨沂地區決戰的企圖，發動萊蕪戰役。野戰軍主力從魯南地區秘密北上，求殲進犯萊蕪地區的敵人。同時部署了部分部隊在臨沂以南地區實行寬大正面防禦，佯作全軍在此準備決戰的模樣，以迷惑敵人。教導團也奉命參加了這一戰略佯動，開赴臨沂以南五六公里的地區構築野戰陣地防禦工事。萊蕪戰役打響後，教導團向北移駐沂水地區，繼續擔負華東局和華東軍區司令部的警衛任務。魯南戰役全殲「快速縱隊」，繳獲了大批火炮、坦克和汽車等裝備。華野決定成立特種兵學校，為準備建立特種兵縱隊培養幹部，東縱奉命調派上干隊三隊黨支部副書記曾源（原任東縱第三支隊政委，中山大學大學生出身）到特種兵學校當政治處主任，並從第五大隊精選了68名符各條件的幹部學員，入該校學習，成為後來華野組建特縱的骨幹。山東戰場的兩廣籍俘虜，東縱奉命先後派出500多名幹部學員到前方去，擔任接俘和管教工作，在戰俘中發動訴苦運動，進行系統的階級教育和政治工作，使大批戰俘覺悟過來，補充到野戰部隊中。有些要求回蔣管區。
1947年5月，東江縱隊在華東軍大第4、第5大隊的幹部學員畢業分配工作，北撤幹部除173人繼續在華東黨校學習，留下480餘名幹部準備組建兩廣縱隊，根據華東局的指示，為使幹部得到全面鍛煉提高，先後派出了590名幹部到華東軍區、華東軍大、各野戰縱隊和山東省黨政機關工 作。其中：華東軍區各直屬單位311人，渤海軍區75人，華東軍大45人，山東省政府17人，山東大學32人，各野戰縱隊110人。華東局抽調港九大隊一批會英文的「番書仔」派往各地，成為華東局、軍隊和地方有關外事部門的翻譯人才。其中譚志剛等5人，分配在煙臺市外事辦公室工作，參加了著名的「楊祿奎事件」談判的翻譯工作。1947年3月，華東軍政大學第一期學員結業，從東縱學員中抽調了29人分配到華東軍區司令部測繪室工作。當時正處於孟良崮戰役的前夕，為做好從戰略防禦向戰略進攻的準備，粟裕要求抓緊印製魯西南和鄂豫皖三省1:5萬地形圖，並在此基礎上編繪戰役指揮用圖。軍測室迅速組織力量，突擊兩個月完成了任務。
由於廣東各地很快又恢復了武裝鬥爭，1947年3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方方、林平發出電報，要求從北撤幹部中抽調一批人先期返回廣東，以加強武裝鬥爭的骨幹力量。根據華東局指示，東江縱隊（後來是兩廣縱隊）從1947年5月至1948年4月，先後分三批共抽調營團以上幹部51人，分別從青島、大連、日照化裝乘船經上海、香港秘密返回廣東。後因情況變化和交通阻隔等原因，實際回到廣東工作的約30人。
1947年3月，中共中央電示中共華東局，決定以東江縱隊為基礎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兩廣縱隊，一方面增加戰略進攻的作戰力量;另一方面，作為一面鮮明的旗幟，號召國民黨統治區特別是兩廣地區的人民，原兩廣籍的國民黨官兵以及海外僑胞，更加廣泛地開展反對國民黨統治的鬥爭，在政治上發揮更大的作用。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的戰鬥序列。1947年4至5月，東江縱隊教導團及華東軍政大學等學校畢業的480名東江縱隊人員、2000名解放入伍的廣東、廣西籍戰士（大多來自萊蕪戰役的第四十六軍），100名渤海地區翻身農民入伍新戰士，組成兩廣縱隊教導支隊。1947年8月1日，兩廣縱隊在山東惠民正式成立，下轄3個團3600人[30]。曾生任司令員、雷經天任政治委員，林鏘雲任副政治委員，姜茂生任參謀長，楊康華任政治部主任，下轄第1、第2、第3團和教導總隊，共4,800餘人。1947年11月6日，兩廣縱隊在山東濱縣龍王廟舉行反攻誓師大會。
兩廣縱隊成立前後，先後隨主力軍團參加了魯南、萊蕪、豫東、濟南、淮海等戰役，共殲國民革命軍5000多人[30]。豫東戰役第二階段，在阻擊敵邱清泉兵團的作戰中，負責守備杞縣縣城，在敵人優勢兵力和火力的三面猛烈進攻下，英勇奮戰，堅守了兩天，和其他縱隊一起完成了阻擊任務，保證了華野主力對區壽年兵團的合圍。濟南戰役中，擔負拔除濟南外圍堅固據點長清縣城的任務，僅用了90分鐘就攻克該城，全殲守敵兩千人，提前三天半完成任務，保征了攻城集團順利作戰。淮海戰役第二階段徐南阻擊戰, 以三個團的兵力，擔任徐州以南十一公里正面和十公里縱橫地域的堅守任務，浴血奮戰四晝夜，頂住了孫元良兵團在飛機、大炮掩護下的輪番猛攻，牢牢地扼守住敵人南逃主要通道之一的盧村寨、大方山陣地，對粉碎徐州敵人南逃的企圖，起了重要作用。
東江縱隊北撤時在廣東留下的部分部隊和復員人員，受到國民革命軍的清剿，一批隊員被殺害。1949年1月，這部分留下的東江縱隊成員整編成中國人民解放軍粵贛湘邊縱隊，尹林平出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949年1月華東野戰軍統一整編為第三野戰軍時，陳毅根據黨中央的意圖明確說：「兩廣縱隊的名義保留到兩廣，有號召作用。」
1949年3月，兩廣縱隊改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的戰鬥序列，移至河南開封整訓。5月，在平津戰役倒戈的部分國民革命軍編入兩廣縱隊序列，改編後，兩廣縱隊下轄2個師，共1.3萬人[30]。1949年7月24日，兩廣縱隊在河南襄城縣誓師南征，7月25日起分批南下，1949年8月31日，兩廣縱隊於湖北浠水回龍幾渡口乘船渡過長江。9月27日到達江西贛州附近待命。1949年9月28日，廣東戰役聯合指揮部司令員兼政委葉劍英，副司令員陳賡簽發了「戰聯字第一號作戰命令」，規定兩廣縱隊，粵贛湘邊縱隊，粵中縱隊為南路軍，由曾生、雷經天、林平（粵贛湘邊縱隊司令員兼政委）統一指揮。解放廣東戰役正式打響。10月，兩廣縱隊隨主力軍團南下，在贛南與粵贛湘邊縱隊會師，會師後南路軍快速疾進，經和平、河源沿東江一直挺進到珠三角，占領了惠陽、博羅、東莞、寶安、番禺、順德、中山等縣，共殲國民革命軍5000多人[30]。後又收復橫琴、三灶等島嶼。1950年1月1日，兩廣縱隊劃歸廣東軍區建制，2月，兩廣縱隊番號撤銷，部隊編入廣東軍區下屬各師團。
| 縱隊 | 司令員 | 副司令員 | 政治委員 | 參謀長 | 政治部主任 |
|---|---|---|---|---|---|
| 東江縱隊 | 曾生 | 王作堯 | 尹林平 | 王作堯（兼） | 楊康華 |
| 支隊 | 隊長 | 副隊長 | 政治委員 | 參謀長 | 政治處主任 |
| 第一支隊 | 盧偉良、黃布 | 翟信 | 陳達明 | — | 李征 |
| 第二支隊 | 蔡國梁、葉鋒、盧偉如 | 魯風 | 張持平、藍造 | — | 黃高揚 |
| 第三支隊 | 彭沃 | 翟信 | 陳志強、陳一民、曾源 | — | 陳一民 |
| 第四支隊 | 蔡國梁、阮海天 | 謝陽光 | 蔡國梁、黃業、謝鶴籌、 楊德元、袁鑒文 |
— | 練鐵、陳坤 |
| 第五支隊 | 劉培 | — | 饒璜湘、盧偉如、黃業 | — | 張華基、韓繼元、金陽 |
| 第六支隊 | 葉基、謝陽光[31] | — | 曾源、鄭重、盧克敏[31][32] | 黎明（黃顯群 黃獻群）[33][31] | 黃秉、王文魁、郭堅 |
| 第七支隊 | 高健、葉基 | — | 黃宇、曾源、鄧秀芳 | — | 鄧秀芳 |
| 西北支隊 | 蔡國梁 | — | 鄧楚白 | — | 陳志強 |
| 北江支隊 | 鄔強 | — | 李東明 | — | 李東明（兼） |
| 東江人民抗日自衛總隊 | 鄭群 | — | 梁威林 | — | — |
| 大亞灣人民抗日自衛總隊 | 陳友芳 | 葉基 | 曾源 | 葉基（兼） | — |
| 護航大隊 | 陳志賢 | — | 劉宣 | — | — |
| 港九大隊 | 魯風、黃冠芳 | — | 黃高陽、王雲鵬 | — | — |
| 獨立一大隊 | 何通 | — | 張英 | — | — |
| 獨立二大隊 | 阮海天、肖光生 | — | 李筱峰 | — | — |
| 獨立三大隊 | 阮海天、邱特 | — | 陳江天 | — | — |
| 風度大隊 | 吳新民 | — | 周健夫 | — | — |
| 古嶺獨立大隊 | 鍾錦秀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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