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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頭遺址是一處青銅時代早期遺址，是二里頭文化的典型遺址。遺址位於河南省西部洛河下游偃師區二里頭村周圍，面積約3平方公里，是前18-前16世紀東亞最大的聚落。遺址發現有宮殿、普通房址、祭祀區、各種作坊、陶窯、墓葬等各種遺蹟，出土有青銅器、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有眾多學者認為這處遺址是夏王朝的都城。1988年，遺址被列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 二里頭遺址 | |
|---|---|
 1號宮殿基址 | |
|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 | |
| 地址 | 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翟鎮 |
| 座標 | 34°41′53″N 112°41′25″E |
| 分類 | 古遺址 |
| 時代 | 夏商 |
| 編號 | 3-197 |
| 認定時間 | 1988年1月13日 |
隨着殷墟的發現，商代進入了信史時代，自然就引出了繼續向上追溯夏代歷史的課題。1959年，歷史學家徐旭生帶領團隊，根據古代典籍對夏代的記載，將山西汾河下游、河南洛陽平原附近兩地，作為考察「夏墟」的重點地區。由於正趕上農忙時節，徐只考察了河南的五個遺址，二里頭遺址正是他到的最後一個遺址。5月16日，徐等人在當地幹部帶領下，最先在二里頭村發現遺蹟遺物，故命名二里頭遺址。據村民講，早在1949年前，在遺址範圍內就出土過各類器物。當時，徐旭生認為該遺址出土遺物與洛達廟類似，且規模巨大，因此認為是商代早期都城西亳所在。[1]
由於該遺址十分重要，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隨即在當年秋就開始了對該遺址的發掘，至今已60餘年。從1959年開始到1978年，除了1965-1971年發掘因文革中斷，基本上每年春秋進行兩次，共進行了20次發掘，可以看做二里頭發掘的第一階段。這期間主要發現了1號和2號宮殿的夯土地基，並將其發掘完畢，還發現了其他的夯土地基、墓葬等。1999年，社科院考古所出版了1959年-1978年的考古發掘報告：《偃師二里頭》。[2]
1980年至20世紀末，是二里頭發掘的第二階段，主要是進行一些搶救性發掘，主要發掘了鑄銅、制骨作坊，中小型房基、墓葬，祭祀遺存等，出土了數量可觀的銅器、玉器，還有海貝、綠松石等奢侈品和遠距離的輸入產品，顯示出二里頭遺址不同於一般的普通城市。[3]
新世紀以來，二里頭遺址發掘也進入了新階段。從1999年至今，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工作由許宏主持。這一階段的主要是的主動性發掘，對遺址的聚落形態結構的探索成為了發掘的重點。發現了如排水設施、城市主幹道網、宮城圍牆和作坊區圍牆等重要城市結構。2014年，社科院考古所出版了1999年-2006年的考古發掘報告共五冊：《二里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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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頭遺址自下而上發現有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二里崗文化及以後的堆積。其中，最主要的堆積是二里頭文化，厚達3-4米。
1959年最早發掘的時候，考古學家根據陶器類型學和地層關係將二里頭文化分為三期，[5]1974年的發掘簡報中又劃分出了比第三期更晚的遺存，將二里頭文化分為1-4期，[6]2014年的發掘報告《二里頭》又將每期詳細劃分為前後兩段。[4]
二里頭文化晚於龍山文化晚期而早於二里崗文化早期的相對年代在發掘之初便已得到證實。而14C定年法的發明和應用，則使得探尋二里頭文化的絕對年代成為可能。1983年，測年學家仇士華詳細分析了當時二里頭遺址已測定的數據，認為二里頭文化早不過公元前1900年，晚不過公元前1500年。[7]後來AMS的應用，使14C定年法的精度大大提高。根據2015年最新公布的數據，二里頭文化一期為前1750-前1680，二期為前1680-前1610，三期為前1610-前1560，四期為前1560-前1520。[8]
二里頭遺址現在位於洛河南岸，然而河流是在不斷變化的。10000年以上的晚更新世時代，是馬蘭黃土的沉積時期，那時的河流情形尚不清楚。鑽探結果表明，在距今10000年左右，伊河、洛河下切，二級台地形成；距今10000-7000年，為一級台地堆積時期；距今7000年左右，河流再次下切，一級台地形成。距今7000-4000年，伊河和洛河分別從二里頭遺址的南北兩側流過，這段時期水系較為穩定，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先民，曾在這一時期在此生活。在距今4000年左右，流域發生了一次特大洪水，洪水淹沒了一級台地，甚至漫上較高的二級台地，形成0.5-1m的洪水堆積；洛河在遺址西側8公里左右的大郊寨南決口，向南注入伊河，匯成伊洛河。洪水退去後，伊洛河就從遺址南側以南流過，遺址空間變得開闊，不再夾在兩河中間；洪水帶來的肥沃土壤也十分利於農業發展。二里頭文化先民自此開始在這裡定居，建立城市。到了漢魏時期，這裡又發生了大洪水，洛河回到二里頭以北，形成了今天的水系局面。[4]:1239-1263
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人群，生活在全新世大暖期，當時的氣溫比現在高四度左右，降水也較現在豐富得多。隨着大暖期結束，從龍山時代到二里頭時代氣候總體開始逐漸轉涼、轉乾。孢粉分析顯示，二里頭遺址從一期末開始不斷乾旱，直到四期才有所緩解，[9]井的深度也與之一致，二期三期的井深達9米，而四期則只有7米。《國語·周語》上有「伊洛竭而夏亡」的記載。但當時氣候總體要比今天溫暖濕潤，距離二里頭不遠的皂角樹遺址的發掘者推定，當時人們生活在亞熱帶北緣，年均溫16℃左右，年降水量1000mm左右，[10]氣候濕潤，不同於現在的洛陽屬於溫暖帶半濕潤氣候。
植被方面，遺址中發現的木炭主要是櫟樹，說明古人可能用櫟樹作農具柄、門框、薪柴等。[11]根據自然剖面的孢粉分析，當時的植被以木本植物為主，其中松樹最多，屬於森林草原。[12]但文化層的孢粉卻以草本植物為主，[9]有學者認為這是因人口增加、城市建設導致的局部環境破壞引起的，並不是氣候變化使當地森林消失變為草原。[13]當時還生長有竹林、柳樹、朴樹、雲杉等植被，屬於針闊混交林。
動物方面，當時生活有以圓田螺、文蛤等各種貝類，鯉魚等各種魚類，雉、雁等各種鳥類，證明當時的遺址附近有相當範圍的淡水環境；最常見的哺乳動物是梅花鹿，還出土有麋鹿、兔子、虎、豬、犀牛等動物的骨骼。但不一定所有這些動物都生活在當時的二里頭附近，它們也可能是外地來的，比如犀牛。[14]
早在仰韶時代，遺址就有若干小型聚落，到了龍山時代晚期，這裡人煙稀少。到了二里頭文化時代，從一期開始，這裡便顯示出不同於一般聚落的規模和分布密度。一期時，人們主要在遺址東部活動，從二期開始，人類活動開始遍布整個遺址，遺址也進入了全面興盛的階段，修築了眾多重要建築，直到第四期晚段的最後階段方被廢棄，此後遺址全面衰敗，淪為普通聚落。[11]
在遺址的興盛時期（二至四期），可以分為東部的「中心區」和西部「普通區」。「中心區」位於遺址的東部，地勢較高，一宮殿區為中心，周圍分布有貴族居住區、祭祀區和圍垣（有圍牆的）作坊區，建築大都是較大的地面建築，有夯土台基；「普通區」位於遺址西部的低洼地帶，建築大都是半地穴建築和小型的地面建築，文化堆積較少，保存較差，發現不多，[15]這和歷年來的發掘工作集中在遺址中心區域，發掘不均勻、不平衡也有關。
宮殿區的面積超過10萬平方米，此區域是歷年來考古工作的重點，因此對其了解也最豐富，我們可以窺見其營建過程。二里頭文化一期時，人們開始在宮殿區生活。到了二期時，宮殿區迅速發展，在四周形成了四條20m寬的大路，成「井」字形，把整個遺址分成了九宮格，宮殿區位於中央；宮殿區內，人們開始修建大型的夯土台基建築，在宮殿區東北部，發現了東西並列的3號和5號兩座數千平米的大型「多進院落式建築」基址，院內有大型墓葬，發現水井數座。這兩座建築均尚未完整發掘出來。
之後的十數年內，宮殿區發生內了重要的變化：首先，3、5號基址廢棄；之後，四周大路的內側蓋了一圈牆，使宮殿區變成了一個封閉的區域，成為了「宮城」；再之後，牆內形成了西南以1號基址為中心、東北以2號基址為中心的兩組大型軸線布局的建築群。[4]
西南建築群以1號宮殿基址為核心，還包括7、8、9三處基址。
1號基址是最早發掘的幾處遺蹟之一，形制也最為清晰。這是一處四合院式的建築，營建於3期早段，四周被廊廡環繞，呈現出特殊的「L」形，東北角凹進去一塊。西牆99m，北牆90m，東牆折線分別是48、21、48m。南廡上有兩門道的大門，東廡上有一間小房。主殿位於院落北側，根據出發現柱洞判斷，面闊8間，進深3間，牆壁為木骨泥牆，屋頂推測是重檐廡殿頂。
7號基址跨建在宮城南牆上，和1號宮殿的主殿、南門形成中軸線排列，因此考古學家推測7號建築基址是宮城的最重要的門。
1號基址西面的宮城西牆上建有8號基址，可能是門或者廂房之類的；1號基址大門西南方還發現有9號建築；8號基址東北角和1號基址西南角之間，還發現有一道牆，將宮殿西邊到牆的空間和宮殿南側道路隔開。[4]：610-626
關於1號宮殿特殊的「L」形的成因，考古學家推測可能因為1、2號地基之間分布一重要廣場，鑽探也發現鋪有數百平米的卵石。
3號基址廢棄後的百餘年裡，先民們先後在其南邊、上面、北邊建起了4號（三期早段）和2號（三期晚段）和6號基址（四期晚段）；4、2、6號三棟建築從南向北，沿着共同的中軸線分布，形成了以2號基址為核心的東北建築群。
4號基址是一處單體台基建築，夯土台基東西36m，南北13m，尚在發掘中。
2號基址依託宮殿區東牆，蓋在3號基址之上，成長方形，南北73m，東西58m。與1號宮殿類似，也是一處四合院式的建築，四周有圍牆，東部和宮城共用城牆，東西南三面圍牆內側有廊廡，大門位於南牆，東牆下有一些通往宮城外的排水設施。主殿也位於院落北側，有窄牆把主殿隔成了三間屋室。
6號宮殿，東西57-58m，南北43-47m，形制與2號宮殿類似，尚在發掘中。[4]：626-700
這兩組建築在四期晚段被廢棄。到了二里崗時期，這裡已淪為一處普通聚落，如10號基址，建在原來的宮殿區南側的大路上，顯示出這裡早已不是以前的布局了。每組建築之間還發現了一些寬5-6米的卵石小路。[11]6號基址北部還發現有一大坑，一期時人們便在此挖土，在二期時便已形成2200㎡、4-7m深的大坑，可能一開始是建築取土用的，後來變成一處祭祀場所，到四期晚段這個坑已被填平。[16]宮殿區周圍分布有中小型的建築夯土地基，推測是中下層貴族的住宅區。宮殿區北部是發現有與祭祀活動有關的遺蹟，但這裡的發掘工作做的較少，具體情況尚不清楚。
製陶作坊遺蹟暫時無法確認，但發現許多分布比較分散的二至四期陶窯共10餘座。制骨作坊在宮殿區4號地基南側和遺址北部的祭祀區等多處地點有發現，生產骨角牙蚌器，主要生產骨鏃和骨簪。這些作坊所在位置顯示出它們與上層貴族有密切關係。[17]
鑄銅作坊靠古伊洛河南側。遺址在二里頭二期以前，有一些分散的冶鑄地點。到了二期以後，冶鑄活動便集中到了此處作坊。此處作坊面積達1.5-2萬平米，發現有冶鑄場、陶范、銅渣、預熱場，住房、窯址等。[18]在遺址處發現的陶范上刻有獸面紋，而且殘餘的范推測出所鑄造銅器直徑最大可達30厘米以上，是中國最早的青銅容器鑄造作坊。
綠松石作坊位於圍垣作坊東北，面積有千餘平米，發現的遺蹟主要為料坑：H290灰坑出土了數千塊綠松石原料、半成品、殘次品等，顯示了清晰地綠松石操作鏈，證明這是一處專門的綠松石作坊。[4]
考古學家發現有圍牆將鑄銅和綠松石兩個作坊圍住，稱之為「圍垣作坊」，牆垣現只剩北段和東段的北部一點。圍垣作坊始建於二里頭二期，廢棄於四期。
二里頭遺址至今共發現墓葬500餘座，早於二里頭文化的墓葬，僅發現王灣三期類型的瓮棺葬1座。[4]二里頭文化時期的墓葬共400餘座。根據隨葬品的內容和墓葬的規模，考古學家把墓葬分為了I~V個等級，青銅禮器、玉器、白陶的有無是墓葬等級的重要表現。銅器只在I等級墓中出土，而III等級以下的墓葬只隨葬一些日用陶器，V級墓葬則是一些亂葬坑。隨葬品的內容有歷時性的變化，比如二里頭二期時，I等級墓的銅器主要是銅鈴，到了三、四期則以銅爵為核心。關於墓葬的分布，雖然未發現大型的墓地，但大多數墓葬的布局還是相對集中，分區分片的，可能是不同家族或氏族各自有各自的墓區。但這些墓區與生活區無法分開，墓葬就分布在生活區附近。[11][19]
在二里頭遺址發現有 400多座墓葬，可以分出大、中、小三類。
大型墓葬共一座，位於二里頭遺址 2 號宮殿中心殿堂北面略偏東處，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 ，墓口東西長 5.20~5.35米，南北寬 4.25米 ，墓深 6.10米，墓內有生土二層台。墓內填土經夯築，夯層厚5厘米左右 。該墓 中部有一早期大盜坑直通墓室，墓內遺物被盜一空，該墓的規模與殷墟婦好墓相當。
中型墓葬，也主要發現於二里頭遺址，為長方形豎穴墓。如 IM2，南北長 2.55米 ，東西寬 1.20米，現存墓坑深0.85米。隨葬有銅爵、銅刀、玉圭、玉鉞、陶盂、陶爵、陶盆、圓陶片、漆盒、漆豆、漆筒形器、雕花殘漆器、綠松石片和雲母片。 VM3，南北長 2.15米 ，東西寬 1.25—1.30米。亦有朱漆棺皮。隨葬有2件大型玉璋，還有陶爵、陶盂、陶罐、圓陶片、綠松石管和玉尖狀飾等。另一座是K3，南北長2.30米，東西寬1.26米，深1.26米，隨葬品有銅爵、銅戈、銅戚、圓泡形銅器、石磬、玉柄形飾、陶益、陶片、圓形銅器、玉鏟、玉鉞 、玉戈、綠松石飾、骨串珠和海貝等。
小型墓數量最大，但墓室小的僅可容下一具骨架。墓內隨葬品 1~20件 不等，大多為陶器。[20]
在宮殿區南側的路上發現了距今3700年的車轍，是中國發現的第二古老的車轍。遺址範圍內至今共發現二期至四期的水井10餘座，宮殿區的水井從二期到三期明顯減少。還發現從仰韶時代至二里崗時期的眾多「灰坑」（主要是垃圾坑，少數是取土坑、窖穴、或者亂葬坑之類的）等遺蹟。2012年在圍垣作坊西側又發現一道牆，編號為Q7，在大路的西側，可能是另一處圍垣建築的東牆。[21]除二里頭時期遺蹟外，在圍垣作坊區還發現有相當於大河村三期的仰韶文化房屋遺址。 [22]
陶器是古代遺址中最常見的人工遺物。二里頭時期的陶容器組合包括：炊具有罐、鼎、甑，後來出現少量的鬲，甗非常少見；食器以豆為主，三足皿也常見，圈足盤僅見於一期，簋出現於三、四期；酒器以觚、爵為主，在流行管流、夾砂陶爵，後來流行槽流、泥質陶爵；斟灌器有早期有鬹、盉，後期只有盉；盛儲器有盆、尊、瓮，盆的沿一開始是折沿，後來變成卷沿，二期以後流行大口尊。此外還有陶拍、陶紡輪、陶網墜、陶動物等其他生產生活用品。[11]
遺址二里頭時期的陶器主要是在還原氣氛下燒制的，顏色主要是灰陶，有少量的黑陶，陶器總體顏色是早期深晚期淺，到了四期晚段乃至二里崗時期，出現一些在氧化氣氛里燒成的帶有岳石文化風格的褐陶。此外，二里頭遺址還出土一些白陶和印文硬陶。
本地的陶器原料主要是常見的普通黏土。根據ICP-AES對出土陶器樣品的化學成分進行分析，發現遺址不同區域出土的陶器各自聚為一類，說明不同區域的陶器可能由不同的陶窯專門供應，不同區域可能分布着不同的氏族，各自有各自的製陶作坊。[23]陶器的質地可以分為夾砂陶和泥質陶，泥質陶越來越少，夾砂陶越來越多，夾砂使用的羼料都是岩石礦物。製作方法以泥條盤築為主，也有輪制、模製，這和陶器功能有關。
紋飾方面，主要是籃紋、方格紋和繩紋，還有一些刻劃紋、雲紋、雷紋、動物紋等等多種多樣。還發現有一些刻畫符號，可能與早期文字有關。還有學者分析了陶器上的古指紋，發現未成年人可能也參與輔助陶器生產。[24]
- 二里頭遺址出土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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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鼎 -
繩紋陶鬲 -
陶豆 -
陶觚 -
陶尊 -
陶蛤蟆
除了二里頭時期的陶器，遺址的III區、V區、也發現有更早的仰韶、龍山時代的陶罐、陶缽、陶片等。圍垣作坊、宮殿區的夯土牆內，也發現有仰韶時期的陶片，暗示了夯土牆建築用土的來源。[4]
二里頭遺址至今共發現銅器250餘件，還發現有坩堝等鑄造相關遺物。銅器從二里頭一期便開始出現，但主要是小型的工具。隨着時間推移，純銅器占比減少，青銅器占比大大增加。第三期出現了銅爵，這是最早出現的青銅容器，也是二里頭遺址最有特色的銅器。到了第四期，銅製品種類最為豐富，此時出現許多新器型，如銅鼎、銅盉等。遺址出土銅器種類有：容器（爵、角、斝、鼎、觚等）、樂器（鈴）、武器（戈、鉞、戚、鏃等）和工具（小刀、鑿、錐、鋸、紡輪、魚鈎等）；還有鑲嵌綠松石的銅牌等。[11]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銅器都是渾鑄的， 沒有分鑄的。簡單的片狀器使用雙面范澆注，複雜的容器則採用組合陶范的方法。二里頭遺址的范以陶范為主，這和東下馮遺址用石范有所不同。紋飾是在陶范上畫好直接鑄在鑄件上，而非如古代西亞那樣直接在銅器上刻劃紋飾。根據鉛同位素分析，二里頭文化第四期的銅礦來源，和二、三期的來源有所不同，有學者認為這不是銅礦枯竭造成的，而很可能是政權更迭造成的。[25]遺址內發現的銅礦很少。根據爐渣分析，人們並不在遺址內煉銅，而是用其他地方煉好的粗銅來加工。[26]
- 二里頭遺址出土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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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管流爵 -
槽流銅爵，無立柱 -
青銅槽流爵，有立柱 -
帶翼銅鈴 -
方格紋銅鼎
雖然二里頭時期已經進入了青銅時代，但石器仍是人們生產生活的最主要工具。二里頭遺址出土了從二里頭一期到二里崗晚期的石器千餘件，包括砍伐用的石斧、石鉞，收割用的石鐮、石刀，加工食物用的石杵、石臼，挖掘用的石鏟等等各種各樣的石器，二里頭三期發現了一件樂器石磬，三期出現了石戈、四期出現了石矛這樣的新式武器。古人充分掌握了石材的特性，不同的岩石用於製作不同的工具。如石鏟主要使用灰岩與砂岩，石錛主要採用安山岩。[4]
二里頭遺址中出土玉器百餘件，主要出土自I、II級的中高級墓葬中。二里頭二期出土玉器僅有柄形器和鉞；三、四期墓葬中，則常有柄形器、非實用武器（璧戚、鉞、戈）和非武器類禮器（圭、鏟、牙璋、多孔刀）。[19]而日本學者林巳奈夫則認為所謂「柄形器」就是《周禮·考工記·玉人》中所記載「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中的「大圭」；夏鼐曾駁斥林氏說柄形器沒有大型的出土，林氏解釋稱「大」意為貴重之意，且認為「三尺」是「二尺」之誤。[27]
綠松石器是遺址出土玉器中特殊且重要的一類。出土的綠松石器物主要有兩類：一類是穿孔的管、珠，另一類是鑲嵌在物品上的嵌片。1980年代出土了3件嵌綠松石片的銅牌飾；[28][29][30]2002年在宮殿區一處墓葬出土的綠松石「龍形器」被譽為「中華第一龍」，由2000餘片不同形狀的綠松石片鑲嵌在不明有機物（已腐）上。[4]也有一些玉器上嵌有綠松石片。[31]
- 二里頭遺址出土玉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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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牙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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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84年出土的兩件綠松石鑲嵌青銅獸面牌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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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石器 -
石磬
漆木器和紡織品很難在二里頭遺址的遺址環境中難以保存。至今出土漆器近百件，主要出土自高等級墓葬。種類包括：觚、豆、缽、盒、匣、匕、勺，漆觚最為常見。還有漆鼓這樣的樂器，以及漆棺這樣的葬具。髹漆顏色有紅、黑、褐、白四種。在墓葬的其他隨葬品上，如綠松石龍，也有發現紅漆；北部祭祀區的一處柱洞裡也發現了紅黑兩層漆。[4]
遺址出土的紡織品或者紡織品的痕跡都是附着在銅器和玉器上。纖維粗的可能是麻布，也有纖維細的織物。大多數是平織，也有絞經的織法。[33]
本遺址中發現了數千件（包括半成品、殘次品等）此類器物。成品中，骨鏃、骨簪最多，占了⅓。角器主要使用梅花鹿的角，骨器主要使用黃牛的掌骨和跖骨這種長型管狀骨，一般採用切割技術，把兩端切齊，用中間的一段。發現的蚌、牙、貝、螺類器物相對較少，主要是裝飾品，還有蚌刀、牙錐等工具。卜骨是一類特殊的骨器，至今發現二里頭至二里崗時期的卜骨六百餘件，原料是動物的肩胛骨，以黃牛為主，還有豬、羊和少量的鹿。[11]
二里頭遺址浮選出數萬粒農作物遺存，其中小米和水稻各占四成多，共占了九成以上；還有少量的黃米和極少的大豆。小米是當時人類最主要的食物，也是最主要的農作物。雖然黃米和大豆數量較少，種植規模不大，但在當時也是重要的農作物之一。遺址內土了極少的小麥，主要出土於二里崗晚期，有十幾粒。
二里頭居民飼養了狗、豬、牛、綿羊、山羊。根據碳氮同位素分析食譜分析，羊主要吃自然界的C3類植物，屬於放養；狗牛豬吃人類種的C4類植物，是人工餵養的；而狗的食譜與人類最接近，說明狗吃了更多的人類廚餘垃圾。根據羊的死亡年齡分析，考古學家發現不同時期人們對羊的利用方式不同：在二里頭二期階段，人們養羊主要是為了吃；而到了四期，人們則開始剪羊毛。[34]
二里頭遺址和其他地方有着廣泛的物質和人員交流。可以肯定，當時的二里頭內住着外地人。考古學家曾對遺址中的22個人類遺骸進行了碳氮同位素分析，發現其中20人以吃C4類植物即小米、黃米為主；而有2人以吃C3類植物即水稻為主，此2人食譜具有典型新石器時代江南人的特徵，很可能來自江南。根據鍶同位素研究，二里頭遺址早期的牛羊也不是本地的。[4]鍶同位素等化學分析，還表明，遺址的一些白陶來自登封的南窪遺址，[35]而印文硬陶則可能來自江浙一帶。[36][37]
雖然當時的氣候較現代濕潤，可以種植水稻，遺址中也發現了水稻田雜草，如稗草、螢藺等等，說明當地確有種植水稻，《史記·夏本紀》也記載了禹讓伯益教百姓種水稻的傳說。但遺址出土水稻占了近一半，數量過多、比例過大，遠超當時其他的黃河中下游遺址。且浮選用的土樣都是貴族生活區，說明大量的水稻很可能是從其他地方進貢來，特供貴族食用的。到了二里崗時期，遺址淪為一般聚落，出土水稻的占比也下降到了正常值，間接證明了二里頭時期的大量水稻出土可能是社會因素造成的。[11]《禹貢》中也有向遠方徵收米的記載。
二里頭遺址1988年1月13日被列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中國國家文物局批准了《二里頭遺址保護總體規劃》；2009年，河南省人大常委批准了《洛陽市偃師二里頭遺址和屍鄉溝商城遺址保護條例》，確立了遺址的保護範圍。[3]2019年10月19日，「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正式開館，總投資6.3億元，占地約246畝，建築面積3.2萬平方米[38]。然而該館的名稱具有爭議，當時國家文物局並不建議該遺址博物館名稱包含「夏都」[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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