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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1906-1974)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1974年1月25日),原名嘉祥,又名稼嗇,安徽涇縣桃花潭鎮厚岸村人。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工作的開拓者之一。
王稼祥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歷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蘇區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三人軍事小組成員,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八路軍軍政學院院長等職,並首度提出「毛澤東思想」。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宣傳部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國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副部長、中聯部部長。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職務。文化大革命時期,因「三和一少」路線而遭迫害。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逝世。1979年平反,恢復黨內榮譽。
1906年8月15日,王稼祥出生於安徽省涇縣厚岸村一個小地主兼商人家庭[1]:1。七歲進入村中的柳溪小學讀書。1919年畢業後又讀了一段時間私塾。1922年,王稼祥進入聖公會開辦的南陵縣樂育學校讀書。1924年成績優秀的王稼祥直接升入蕪湖的聖雅各中學高中部就讀[2]。課餘期間他受到宣傳社會革命書刊的影響,開始參與革命活動。1925年4月,王稼祥組織了聖雅各中學的學生反對強制學習聖經和祈禱,被學校開除[1]:23。1925年9月,王稼祥赴滬入上海大學附中,加入共青團[1]:30。同年10月赴蘇,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3]。由於英語基礎好,他和張聞天、沈澤民等人編入英文班,直接聽外語講課。
1927年,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卡爾·拉狄克被解職,副校長米夫還在中國,所以教務長阿古爾代理校長,主持學校工作[4];這和支部書記謝德尼可夫產生衝突,支持兩派的學生也被被稱之為「教務派」和「支部派」。1928年初,中山大學少共支部局一些人對學校支部局工作不滿[5]。校支部局以無視黨的領導為名,給他們扣上了「先鋒主義」帽子,並重新改組少共支部[6]。兩派鬥爭在1928年夏達到高峰,因此召開了十天會議,討論學校支部局的工作,當時蘇共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壓陣支持學校支部局,雖然遭到多數學生反對,但在博古等少數派支持下,仍然通過表決,支持學校支部局工作。會後,因擁護支部局的一派驕傲起來,反對派起名綽號「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王稼祥為其中之一。
1930年2月,王稼祥回國,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1]:54。他曾批評過李立三立即組織全國暴動的觀點,被向忠發指責,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調往香港擔任記者[1]:55。12月份,中央政治局撤銷了他的處分,王稼祥重新被調回上海。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王稼祥擔任黨報委員會秘書長。2月,和任弼時、顧作霖經香港、廣州周轉,前往中央蘇區[7]。此後,擔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舉行,王稼祥被任命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軍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員[1]:76。在贛南會議上,指責毛澤東的路線是「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8]。
同年12月,他和劉伯堅、左權負責策劃寧都起義[9]。1932年2月,王稼祥改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此後,參加了紅軍進攻贛州不克、攻克漳州和北上進攻的軍事行動。此後,蘇區中央局因急於求成,要求主動進攻;這和前線指揮的毛澤東主張「誘敵深入、分散發動群眾」相違背。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召開寧都會議,決定以病假方式撤銷毛澤東軍權,轉給周恩來;王稼祥在會議上表示支持毛澤東[1]:98。1933年,王稼祥協助朱德、周恩來在前方指揮作戰,取得第四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
1933年4月28日(一說為4月27日),王稼祥和周恩來等人在江西樂安縣谷崗村紅一方面軍總部駐地開會時,被國民革命軍飛機轟炸,彈片打進腹部負重傷,後來其自述:「我傷口大化膿,幾乎死去。」彈片一直留在體內,留下了終身痛苦的後遺症[10]。1933年9月5日,上海的共產國際代表致電詢問是否同意受重傷的王稼祥去莫斯科治療,9月9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非常會議答覆:「如果身體狀況允許他完成這樣的旅行,我們不反對他來這裡。」同日發給上海臨時中央局負責人李竹聲的電報說:「同意科穆納爾來這裡,如果他的身體狀況允許他進行這樣長途旅行的話。」[11]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119。2月,主持召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次政治工作會議[1]:120。在此期間,他保護了一批遭受打擊的幹部,包括鄧小平、蕭勁光[12][13]。
1934年10月,王稼祥參加長征,與毛澤東、張聞天等同編入軍委第一縱隊[1]:133。三人在行軍途中多次交流,結成同盟,共同反對博古、李德[14]。1934年12月在通道會議上,在王稼祥、周恩來和張聞天的支持下,毛澤東的紅軍改向貴州進軍的意見被接納,紅軍得以占領黎平[1]:135。1935年1月,紅軍攻占遵義,其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1]:138。會上,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先後發言,抨擊博古、李德的指揮,獲得大多數認同[15]。會議召開三日,最終決定增補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晉升為政治局委員[1]:142。3月12日,政治局會議決定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三人團」,負責軍事指揮[1]:144。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其後,王稼祥做了大量的說服工作,讓張國燾暫時同意了北上的主張[1]:150。此後,他隨紅一方面軍到達陝北[1]:154。
1936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送王稼祥去蘇聯治療[1]:166。1937年7月,王稼祥經西安、天津、上海輾轉到達蘇聯治療傷病[1]:177。11月起,他代替王明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他積極向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介紹中國革命和抗日戰爭的情況,介紹中共中央從中國實際出發製定的路線和方針,參與共產國際對中國問題的研究[1]:183。1938年3月,任弼時到達蘇聯後,王稼祥又與任弼時一起做了許多工作,促使共產國際通過了肯定中國共產黨政治路線和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的決議[1]:186。
1938年7月,王稼祥回國,先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進一步確立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的領導和路線。會後,王稼祥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兼八路軍總政治部代主任、中共中央華中兼華北工作委員會主任、八路軍軍政學院院長等職務[1]:197。他協助毛澤東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直接參與了中共中央的一系列重大決策[16]。他主持創辦《八路軍軍政雜誌》,組建戰地工作考察團,並組織在部隊建立聯絡部[1]:199。
延安整風初期,王稼祥擔任中央學習組副組長,參與領導了整風運動[1]:231。他參加起草的《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被列為整風運動學習文件之一[1]:230。1943年7月,王稼祥發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率先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並對毛澤東思想作了闡述[17]。1945年6月9日,在中共七大上,得了二百零四票,不足半數,沒有當選中央委員,因此失去進入政治局的資格[18]。1945年6月10日,毛澤東在七大第20次會議上作了《關於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報告,講話共三個部分:[19]
整個講話共4頁,第二部分的篇幅占了2頁半。毛澤東向全體代表一件一件地列舉了王稼祥的功勞,特別講到了在黨史上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即遵義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他為中央起草或主持起草了一些重要文件,並一篇一篇地列舉了這些文件的名稱。毛澤東說:「上面這些是大家不大知道的,是中央內部的事,我今天在這裡必須講一講。」針對代表們提出的對王稼祥意見,有針對性地做了解釋:「他現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負傷而起的。」「至於他有些缺點,如對幹部關係,這是大家知道的。」「他是能夠執行(中共七大)大會路線的,而且從過去看,在四中全會後第三次『左』傾路線正在高漲時,在遵義會議時,在六中全會時,也都可以證明這一點。」「昨天選舉中央委員,他沒有當選,所以主席團把他做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一名候選人,希望大家選他。」1945年6月11日,七大公布候補中央委員選舉結果,選出候補中央委員33人,王稼祥得票名列第二當選候補中央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後,王稼祥在進行健康檢查時發現之前治療時受到X射線燒傷,已經發生潰爛,他只得再次赴蘇聯治病[1]:273。1947年5月,他回到哈爾濱,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城市工作部部長,主持了對哈爾濱的恢復和建設[20]。1948年6月王稼祥曾起草了《城市工作大綱草案》,提出「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1]:285。
1948年8月,王稼祥改任東北局宣傳部部長[1]:287。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肯定了王稼祥在東北採取的方針是正確的,王稼祥也遞補為中央委員[1]:295。同年6月至8月,王稼祥隨劉少奇赴蘇聯,通報中國革命進程、商談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發展中蘇關係等重要問題。同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1]:305。
1949年10月,王稼祥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長的身份擔任第一任駐蘇聯大使[1]:308。他參與安排毛澤東訪問蘇聯,參加了中蘇會談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21]。1950年夏,王稼祥身體不佳,到療養院治療和療養,秋後回國,不再擔任駐蘇大使[1]:332。1951年1月,王稼祥負責組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並出任部長,同時仍兼任外交部副部長至1959年。他強調機構設置少而精,提高了工作效率[1]:336。4月,王稼祥前往蘇聯,同斯大林等蘇共領導人會談,斯大林提出了以中國為主建立亞洲社會主義國家聯盟的構想,王稼祥表示了不同意[1]:335。1953年至1958年,任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1]:344。1954年,王稼祥參與日內瓦會議[22]。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351。1957年,王稼祥及時停止了中聯部內部的反右派鬥爭,沒有擴大化[1]:354。1958年11月,他認為人民公社辦的過早了。1959年整頓人民公社時,毛澤東還特意要求將文件給王稼祥過目[1]:355。1954年、1959年、1965年相繼當選為政協第二、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委。
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大躍進造成的饑荒問題暴露。王稼祥和劉寧一、伍修權聯名給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信,建議中共中央對外援助「實事求是,量力而行」,被毛澤東點名批評,被稱作「三和一少」[註 1][23]。王稼祥被撤除銷了中聯部部長的職務,遭到政治審查,他每日只是在家讀書。1966年3月,離任中聯部部長,擔任中央外事小組副組長[1]:372。
1966年6月9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首先向王稼祥發難,貼出了一張《這是一場什麼性質的鬥爭》大字報。6月21日,康生帶着王力到中聯部看大字報,並在幹部會上作報告,喊出「打倒劉鄧王」的口號[24]。1967年5月起,康生稱批判「三和一少」還不夠,要批判「三降一滅」[註 2][1]:379。王稼祥此後屢遭批鬥,在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下病危,在周恩來保護下才得以活了下來。1968年4月,被宣布隔離審查[1]:380。1969年10月,林彪發布《林副主席指示第一號令》,據此王稼祥被下放到信陽,周恩來指示信陽地委,要讓王稼祥安心休養。1970年冬,王稼祥患肺炎生命垂危,信陽地委給毛澤東發電報,毛澤東批准王稼祥回京治療[1]:385。
1972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為召開十大作準備。會前,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宣布解放譚震林、李井泉、王稼祥、烏蘭夫等13位老幹部。此後,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王稼祥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25]。1974年1月24日,蕭勁光來看望王稼祥,告訴他江青已經到海軍發動「批林批孔」的活動。王稼祥對於矛頭指向周恩來的這次運動十分憂心,次日凌晨因心臟病猝發逝世,終年68歲[1]:395。王稼祥逝世後,中共中央於1月30日召開了追悼大會,中共中央、毛澤東送了花圈。1979年3月,中共中央宣布為王稼祥平反[1]:397。
《王稼祥選集》1989年人民出版社
王稼祥祖父王惟檀,父親王承祖,母親査端,父親王承祖是一名商人,在南陵縣經營當鋪和油坊,母親査端是一名農民,在涇縣守着房子和30畝田地,王稼祥還有2個姐姐,大姐王招德,二姐王珍玉。大姐王招德嫁給吳之松,兩人育有2女1子,女兒吳佩蘭、吳佩芬、兒子吳報華,王招德在抗日戰爭之前因病去世。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王稼祥把吳報華調入北京市北戴河管理處工作,1966年,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紅衛兵要求吳報華揭發王稼祥的罪行,吳報華遭受政治迫害,被迫跳海自盡,吳報華的妻子董亞男和兩個兒子吳志剛、吳志力回到老家勞動為生。紅衛兵對王命先進行批鬥,王命先不堪受辱投湖自盡。[26]
王稼祥一生結婚三次,1925年,王稼祥奉父母之命第一次結婚,妻子是他小學英語老師查文梅之女查瑞香[27];兩人育有1子王命先,查瑞香在孩子不滿一個月的時候去世。1928年,王稼祥正在蘇聯留學,他和一名在莫斯科的烏克蘭姑娘結婚,一年之後離婚;1939年3月5日,王稼祥和朱仲麗在延安結婚,兩人沒有子女。[26][28]
王稼祥的二姐王珍玉嫁給翟紹元,在農場養育王稼祥的兒子王命先、王招德的2個女兒1個兒子和自己的兩個女兒翟新華、翟新民,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王稼祥接王珍玉夫婦到北京市居住和養病,女兒在北京市讀大學,1966年文化大革命,王珍玉夫婦被趕出北京市,因為年邁,不得不一路乞討回到安徽省老家,不久之後病逝,女兒翟新華在文革中擔任北京阜外醫院黨支部書記、護士長,受到王稼祥的牽連,被紅衛兵拉出來批鬥,被逼得精神失常、服用安眠藥自殺。[26][28]
王稼祥有一個義子,名叫朱忠洪,在4821蘇修特務案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精神受創,「文革」結束前後來北京後失蹤。[29]
王稼祥有一個堂弟,名叫王柳華[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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