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抗戰》(英語:The Battle of China,又譯《中國為何而戰》、《中國之戰》)是一部面向美國觀眾講述中國抗日戰爭的電影宣傳片,也是法蘭克·卡普拉、安納托爾·李維克合作導演的《我們為何而戰》系列第6部電影。[2]
背景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宣傳戰就成為戰爭的一部分。中日爆發全面戰爭後,日本為維護其大東亞共榮圈的主張,在滿洲國等控制區製作了大量宣揚泛亞主義的影片;與之相對,中國的知識分子也以電影為抗戰之工具,製作了大量宣揚民族主義、支持抗日戰爭的影片。1938年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在武漢成立,該會「以團結全國電影界人士發展電影文化從事抗戰工作為宗旨」,積極製作抗戰影片。與此同時,國民政府也在1937年8月12日頒佈《戰時電影事業統制辦法》,要求停拍所有於戰時事務無關的電影,並在同年成立中國電影製片廠主持軍事紀錄片的拍攝。1941年10月,羅靜予與馮天佑在國府安排下前往美國,將中國境內拍攝的紀錄片膠捲交給了美國方面剪輯改編。[3]
《我們為何而戰》旨在通過向美國人介紹各國抗擊法西斯的情況,激勵美國的年輕人為了自由民主投身戰場、「奮戰如虎」,而作為系列電影第6部的《中國之抗戰》正是在中美並肩作戰、中國抗戰危急的時候拍攝完成。[4]《中國之抗戰》電影取材自中國、英國、美國3國拍攝的電影,中國電影製片廠製作的《中國新聞》《抗戰特輯》《電影新聞》《抗戰號外》等新聞紀錄片都成為背景素材,此外這一系列有大量專家顧問參與製作,台詞和劇本都受到了各國政府官員的檢查。[5]
劇情概要
影片以《義勇軍進行曲》為片頭曲和片尾曲,中間穿插《大地》《苦幹:中國不可戰勝的秘密》《馬可波羅東遊記》等故事片的鏡頭烘托氛圍。片頭曲過後,影片首先展示了日本轟炸上海的慘烈情形,以遞進排比的旁白增加感染力:「這就是中國之抗戰,這就是1937年9月的上海,這就是新式戰爭的可怕開端,這就是首次對無助市民的大規模轟炸。」隨後,開始了影片的第一個部分——介紹中國國情和中日關係:影片從「中國是歷史,中國是土地,中國是人民」三個角度介紹中國,先倒敘中國歷史並結合西方歷史加以解讀,接着介紹了中國本部、滿洲、蒙古、新疆、西藏、黃河、珠江、長江等中國地理,最後強調中國人民之和平友善;介紹完中國後開始介紹日本的野心,中國利用西方文明發展民生,相較之下日本借用西方文明建設戰爭機器。在介紹完中日兩國後,影片開始第二部分,介紹中日戰爭的情形:影片從九一八事變、滿洲國建立講到七七事變、淞滬會戰,直到最後國府西遷以後的抗戰。這些素材中最珍貴的莫過於美國牧師約翰·馬驥拍攝的南京大屠殺影片。影片使用了較大篇幅描繪滇緬公路以及中國遠征軍與美軍聯合作戰的故事。影片最後則是宋美齡在美國國會演說,以《義勇軍進行曲》收尾。[4][6][7]
上映與評價
![Thumb](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5/55/China_Proper_1944.png/640px-China_Proper_1944.png)
自1944年《中國之抗戰》在美國上映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共有5400萬美國觀眾觀看此片,400萬美軍士兵在上戰場前觀看此片[5],然而這部影片在戰後很快停映。美國政府原定於1946年4月15日至18日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行公映,但在4月13日宣布因為「影片內容存在錯誤」停止公映,並在後來限制了該片在美國國內的公映。[3]這一點可能與兩件事相關,第一則如電影史研究者埃里克·巴爾諾認為,影片中缺乏中國共產黨抗日的內容,過分拔高了國民政府的統治能力和政治地位;第二則是美國於1945年雅爾塔會議上承認了外蒙古現狀,而影片保留了秋海棠地圖。[4][6]澳大利亞方面的態度則相對積極,在影片的放映的末尾增加一段長文,說明這故事可能也會在澳大利亞發生。在新加坡上映後,親中國共產黨的《風下》週刊則對影片大加貶責,認為影片中刻意描寫中國人的逃難和死亡,醜化中國人的形象,劇情歪曲了國民政府消極抗日、迫害中國共產黨的事實,周刊還對影片素材提供者、中共黨員羅靜予施以人身攻擊。[3]
在人物刻畫上,影片有着東方主義、種族歧視的嫌疑。正如北京電影學院的趙立諾所指出,這部影片雖然肯定中國的文化,但幾乎沒有給中國人任何機會講述自己的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解讀則是建立在西方人他者化的想象上:影片內容並非是中國的實際調查,而是選取中國元素來配合解說的內容、迎合西方觀眾對中國的認知,例如刻板印象中天壇、石獅、馬褂、旗袍、農民等西方觀眾所熟悉的中國元素。影片在敘事風格上還受到《意志的勝利》影響,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力圖營造一種「美國人拯救岌岌可危的民主國家」的敘事模式,而在影片中3000萬人被迫西遷的悲壯敘事則變成了「逃離奴役、奔赴自由」的西方觀念,在描繪中國人民苦難的同時着力於刻畫滇緬公路中美國的責任、美國軍隊挺身而出「為中國抗戰」的領導力。[6]密歇根大學的馬耐庵教授也指出,影片實際上將世界簡單劃分為中國所在之自由世界和日本所在之奴役世界,影片中「獨立而富有個性」的自由中國、新中國與國民政府實際統治大相徑庭,影片在過度美化中國的同時以大量刻板印象和種族歧視描繪日本。[5]澳大利亞版的言辭相較美國版更為犀利,甚至在結尾的長文中直言日本是黃禍。[3]
儘管這部電影主要面向美國觀眾,但影片在中國國內反而受到更大的關注和更高的評價。當1944年影片在美國首映時,《今日電影》就詳細介紹並評價「全片取材極為翔實,演出亦極為生動」。1944年,該片在重慶和成都首映,《電影與播音》雜誌稱各地青年在看完影片後熱血沸騰,積極投身於抗日戰場,並且稱這部影片是好萊塢改善對中國歧視的轉折。1947年,該片在上海首映時,中國國內仍是好評如潮,《美星電影》《大眾夜報》《錫報》都認可反映抗戰血淚史,從各種角度高度評價其歷史真實性和藝術感染力。[3][6]
相關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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