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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學者、思想家 (1610-1695)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黄宗羲（1610年9月24日—1695年8月12日），字太冲，号梨洲，世称南雷先生或梨洲先生，浙江馀姚县（今浙江省宁波余姚市）人。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三大思想家”（或“明末三先生”）；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五大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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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黄曰中，追赠太仆寺卿。其父黄尊素登万历年间进士第，亦为东林党人。黄尊素曾任监察御史（明熹宗天启中），受阉党所害，是“东林七贤”之一。黄尊素死后，黄曰中写下“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个大字于墙壁上，激励黄宗羲报仇，母亲姚氏也以此劝勉。
黄宗羲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日（1610年9月24日），后明思宗即位，黄宗羲怀锥入京伸冤，审讯时，以锥击刺阉党党人许显纯，殴打崔应元。审讯阉党党人李实之时，又以锥刺李实。声名四起，人称“姚江黄孝子”，明思宗尝叹其为“忠臣孤子”。从父遗命，师事晚明儒学殿军刘宗周，得蕺山之学。又苦读史书，由明代《十三朝实录》开始，进而遍读“廿一史”。
参与斗争阉党，并成为“复社”领导人之一，与“几社”、“应社”等士人往来，曾参加抗清活动，南明弘光年间，阮大铖搜捕复社人士，指为东林党馀孽，黄宗羲亦名列其中，被捕入狱。弘光朝覆灭，乃逃回家乡。
黄宗羲曾一度东渡日本，全祖望提出黄宗羲东渡乞师，是要向日本求取援军，反抗清朝；梁启超则认为黄宗羲当时是为了躲避阮大铖的报复，才避居日本。
清兵南下时，曾组织“世忠营”武装抵抗。后屡拒清廷征召，隐居著述讲学。康熙帝曾接连两次征召黄宗羲赴京应博学鸿儒试，均遭黄拒绝。康熙帝于是下令地方官员尽录黄宗羲著作。后康熙帝欲修《明史》，再次想起黄宗羲，曾邀黄赴京主持史局。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宗羲不入史局，而史局大事必咨之，其所辩论，史局常依之资笔削焉。”尽管如此，黄晚年并未拒绝与清朝官员的私人交往，不干涉子弟门人参与科举考试，在文章中也采用了顺治、康熙等清朝年号，对于康熙帝也偶有赞美之辞。同为抗清志士的吕留良等人，甚至一度怀疑黄已经变节，但黄宗羲的妥协使得其作品得以避开清朝文字狱，流传后世。
黄坚终身守节不仕，死时没用棺木，只在身下放一块青石板，表达肉身“速朽”之愿，以追思其晚年以个人品质换明朝文化流传的妥协。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初三日（1695年8月12日），黄宗羲逝世，享寿八十四岁。
黄宗羲学识渊博，大凡天文、历算、音律、经史百家，释道、农工等无不深究。治学以捍卫阳明心学自任，力主诚意慎独之说。亦重史学之钻研，服膺者如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皆以史学名家，蔚为浙东学派。
黄宗羲并精通天文、历法和数学。他用推算日食的方法和阎若璩等人考证古文《梅颐尚书》系古人伪作，给当时思想界带来很大震动。黄宗羲通过对照《国语 (书)国语》，认为古文《尚书·汤诰》是后人“误袭周制以为《汤诰》”。并得结论“今因推日食于昭十七年六月”（鲁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可见《夏书》本文不同孔书、左氏而非伪也，则不能不致疑于古文矣”。西人弗雷德·伊斯本力的数据表明黄宗羲的推算完全正确。
北宋沈括于《梦溪笔谈·技艺》中说：“淮南人卫朴精于历术，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蚀三十六，诸历通验，密者不过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三十五，惟庄公十八年一蚀，今古算皆不入蚀法，疑前史误耳”。沈括之说，世后没人怀疑。黄宗羲作《春秋日食历》，对此观点进行进行了分析和修正。黄宗羲用西汉三统历推算出鲁庄公十八年二月是否有闰，并用授时历并参考西方历法，说明了比月频食是不可能发生的。黄宗羲发现《春秋》中记载的两次比月食都是“前食而后不食”，并论证了《春秋》中鲁襄公二十四年有关月食的记录是错误的，而鲁庄公十八年三月日食记录是可靠。
黄宗羲用历算的方法对武王克殷的确切年代进行了探讨，写有《历代甲子考》。他重新推算了孔子的确切生辰日期，并论证了周正建子和周历改月。
黄宗羲参考西方天文学中本均轮的理论（托勒密的理论）考察了中国“日高于月”的说法。
黄宗羲在有限性、无限性的观念认识上亦有所建树。他数学上纠正了朱熹《壶说书》中的相关错误。分析了明朝流行的算盘和《数术记遗》中记载的计算器的区别。他对乡射侯制进行了详细数学分析。
黄宗羲亦对中国和西方数学进行了平行比较，但他受制于时代局限，他认为西方数学中的一些概念方法不过是对中国古代算术的窃取和修改。
政治方面，明末社会动乱，李自成发动的甲申之变和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相继发生，社会矛盾激化。
经济方面，明末清初经济结构的异动，[1]货币起到了积累原始资本的作用，雇佣关系的滋生，江南地区手工业资本化活动的日益扩大化，史称为资本主义萌芽。[2]
文化方面，儒学的世俗化运动极大地冲击了程朱理学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后来阳明学的诞生是儒家思想各家具有生机与活力，这也是黄宗羲思想诞生的母体。
哲学上反对宋学中“理在气先”的理论，认为“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是“气”的运动规律，认为“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具有唯物论的特色。
“盈天地皆心也”的观点又有唯心论的倾向。这与黄宗羲服膺阳明学，深受其影响有关。黄认为王学中“致良知”的“致”，就是“行”，两者别无二致。
黄宗羲和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是明代中国民本思想萌芽的代表人物，《明夷待访录》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其中《原君》是其中一篇代表作，黄宗羲于其中充分了探究为君之道，表现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明末时，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官员应当“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学校指一种机构）、“公其非是于学校”等观点。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仍属治权在君，并没有到达近代民主思想的标准，也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思想，称黄宗羲为“中国自由主义先驱”。
黄宗羲定律是指中国历史上赋税改革历朝历代都有进行，虽赋税改革目的很多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国家财政，每次税赋改革后，农民负担在短时间内确实有下降，但随后又增长到比改革进行前更高的水平，国家财政最后也得不到改善。黄宗羲将此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清华大学秦晖将此现象总结，并命名为“黄宗羲定律”。
此后被引申到工业社会企业税费负担论述中。如刘禹乔、查颖等将其初步引入到中国大陆民营企业税费负担研究中。认为目前中国的财政体制是一种“压力单向传导机制”，是造成税改不断但部分企业税费负担不降反升的主要原因。
主张土地改革，赋税改革，大量减少胥吏(中下层官员)[明清时期，胥吏的大量存在是冗官冗员的主要表现，特别是大量编外人员即白员的存在，成为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的重要原因。他们依据自身的政治身份，形成利益集团，盘剥百姓，作威作福，成为社会的寄生阶层。他们的大量存在，扰乱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和民众的负担，败坏社会风气，白员问题可以说是拖垮明清两代统治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时至今日这种问题依然存在，是中国专制政治的一种病态表现。所以黄宗羲提倡大量减少胥吏，革新政治，净化社会风气]。
反对传统重农抑商，认为并强调“工商皆本”。
黄宗羲文章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写了许多传记，大力表彰爱国志士和抗敌英雄。
黄宗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黄宗羲在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中专门列出《学校》一章。他认为学校中也要析讲时事时政，要明是非之理，也要对政府行为有所监督。认为学校的领导（“学官”）需要有较大的权力。学校也应广开言路，成为舆论场所。这种学校议政，参与是非判断，言论倡民主的观点在当时非常新颖。
黄宗羲并认为“学贵履践，经世致用”，这种理论实践并重的教育学习观点与他深受阳明学中“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密不可分。
黄宗羲亦是当时著名藏书大家，藏书达7万卷之多，除了自己所购之外，亦曾借抄于范钦天一阁、曹溶倦圃、徐干学传是楼、钱谦益绛云楼、祁承澹生堂、钮纬世学楼等著名藏书楼之书。
他是第一个被破例允许进入天一阁观书的外姓之人。
除了史学家万斯同，黄宗羲身故后，有许多学者受其思想、著作影响。
今人编有《黄宗羲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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