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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3任行政院院長、陸軍一級上將 (1890-1987)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何应钦(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注 1],字敬之,贵州兴义人[12]:600,祖籍江西金谿[13]。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14]。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2]:600-601,中国国民党军政界首要人物;在黄埔系当中,有蒋何并称的地位[2]:282。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军政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大本营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国防部部长及行政院院长[12]:601。于1949年前往台湾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和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12]:601。并任台湾观光协会首任荣誉会长。为中华民国统帅旗、黄埔军校校旗及中华民国国徽设计者(因青天白日圆形体第一次出现在黄埔军校校旗中)。在高层决策谋划中有“干才”之誉[2]:282。日本称其为日本通巨头[15]:175。曾获美国总统罗斯福、英王乔治六世、法国政府与墨西哥政府等授予各式勋章[2]:282。著有《八年抗战》、《中国与世界前途》[12]:601,曾任上海大夏大学董事长。
何应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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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1949年3月24日—1949年6月13日 | |
总统 | 李宗仁 |
副职 | 贾景德 |
前任 | 孙科 |
继任 | 阎锡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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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1948年6月3日—1948年12月24日 | |
前任 | 白崇禧 |
继任 | 徐永昌 |
任期 1949年5月1日—1949年6月13日 | |
前任 | 徐永昌 |
继任 | 阎锡山 |
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 | |
任期 1944年12月25日—1946年5月31日 | |
前任 | 首任 |
继任 | 顾祝同(改称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 |
个人资料 | |
出生 | 1890年4月2日(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三日)![]() |
逝世 | 1987年10月21日![]() | (97岁)
墓地 | ![]() |
国籍 | ![]() ![]() ![]() |
政党 | ![]() |
配偶 | 王文湘 (1916年结婚—1978年丧偶) |
职业 | 政治家、军事家 |
获奖 | ![]() ![]() |
军事背景 | |
效忠 | ![]() |
服役 | ![]() |
军衔 | ![]() |
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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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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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4月2日,何出生于贵州省兴义府兴义县泥荡村[2]:282的一个地主家庭[1]:27。何祖籍江西抚州金谿;在五名兄弟中排行第三[2]:282。
何七岁入读乡塾,十岁就读于本乡初等小学,十三岁入县立高等小学;1901年,何以考选第一名,保送入省会贵阳的贵州陆军小学堂[2]:282。1909年春,获保送入武昌陆军中学堂#陆军第三中学堂,同期有谷正伦等人;是年秋,陆军部尚书铁良考选留日学生20人[2]:282。何与谷正伦一同被录取,东渡日本,进东京振武学校第十一期,并加入同盟会[2]:282。1911年,武昌军兴,何与振武学校同学返国参加辛亥革命,任沪军都督府(都督陈英士)训练科一等科员,旋奉派任江苏陆军第七师第一旅第三团连长,后升营长[2]:282-283。1912年,何返日本继续学业;先入振武学校,继到日本陆军在宇都宫的步兵第59联队实习[2]:283。1913年秋,何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八期步科[2]:282。1916年毕业[16]:205。学成回国后,经上海返贵州[2]:283。1916年,何到沪军都督府都督陈英士那里做了一名军务处的科员[1]:27。是时,贵州陆军总司令王文华成立黔军第一师,广觅军事人才;何一到贵州,便被王文华任为黔军第一师步兵第四团团长兼讲武学校学生营营长,并负责筹办贵阳贵州讲武学校和组织新军训练[2]:283。是年7月,何任贵州讲武学校校长[1]:27兼黔军援川支队参谋长[2]:283。
1916年11月,王文华率黔军入四川讨伐刘存厚,何任黔军第五团团长,率部出贵州讨伐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吴光新;12月,大败吴军于黄角桠,迫使吴光新退出重庆[2]:283。讨伐刘存厚战役后,王文华扩编黔军为五个混成旅[2]:283。何旋即担任了黔军第五混成旅旅长[12]:601,率部驻防湖南、贵州边境[2]:283。何又担任贵州警务处处长[1]:28。
1919年,何仿照意大利王国建国英雄马志尼“少年意大利”之组织,创设“少年贵州会”,自任会长,成为国民党在贵州之外围组织,并很快在全省八十一县成立分支会,创办机关刊物《少年贵州日报》;何为王文华团结省内外进步分子建立新党,与刘显世领导之旧派——进步系对立,夺取贵州政权,奠定良好基础,故深得王文华信赖[2]:283。
何为了使新派力量成为贵州政治上的重心,便联合贵州省立法政学校校长彭克荷等人,主张建设民主新贵州。与此同时,何还担任了贵州省立法政学校的军事体育教师。1920年,王文华为避免指挥部下推翻自己母舅刘显世嫌疑,在上海暂住,期间被刺客所杀[2]:283。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何兼代参谋长[1]:28-29。
王文华死后,贵州局面陷于群龙无首状态;何企图与妻兄王伯群重建贵州政权,但此时谷正伦乘机谋夺省政,兵发贵阳,限令何即日离开贵州[2]:283。何被迫交出兵权,自率一连前往昆明,投奔云南督军顾品珍[2]:283。1921年冬,贵州省政局完全陷入混乱,何认为在此地不会有作为,便同其参谋郑仲坚、军需李绍阳离开贵州,出走昆明[1]:29-30。
何到达昆明后,下榻省府招待所于园[2]:284。1922年,何为贵州守旧派刘敦吾买凶手杀伤,他身中两枪,伤肺部,险些丧命[1]:29-30在昆明医院急救得到一位法国医生治疗[2]:284。身体康复后,滇黔联军总司令唐继尧又怂恿他回贵州,他没有同意。何应钦顾虑到久留昆明会遭人猜忌,便自滇越铁路经海防转赴上海[1]:29-30。暂时离开云南与贵州的权力冲突。
1924年,孙中山建立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任校长;何托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王柏龄介绍至广州谒见蒋[2]:284。同月,孙中山任命何应钦为大本营参谋处军事参议,协助筹建军校[2]:284。陆军军官学校行政分为政治部、教练部、教授部等[17]:217。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副主任叶剑英,教官何应钦、钱大钧、刘峙、顾祝同等[17]:217。孙中山同时任命何应钦兼任黄埔军校总军事教官、教育长[12]:601,战术长官,后改任总教官[1]:30。黄埔军校开办后,初期由军校第二、三期学生2000馀人和以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为骨干编成黄埔校军教导团,共有两团,第一教导团团长何、第二教导团团长王柏龄,两团共有官兵3000馀人[17]:217。
1925年2月,大元帅府发动国民革命军东征,蒋任司令兼任两团总教官;何应钦指挥教导第一团,并在第一次东征的主要战役(攻击淡水城主力军[2]:285、棉湖战斗[1]:32)击败陈炯明,占领潮州、汕头[1]:30。4月,教导团扩编为党军第一旅,何应钦任旅长。6月,驻粤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发动叛变,何应钦指挥党军第一旅转移部队脱离东江一带战线,部队回师广州,并配合建国粤军与守城的国民政府警备军肃清建国滇军与建国桂军的叛变。使革命政权转危为安[2]:288。
平定刘、杨叛乱后,国民政府改组旗下的建国军与黄埔校军部队,统一称为“国民革命军”。黄埔校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北伐开始前,黄埔军校学生毕业三期,共3300馀人,以此为骨干,扩编成军,初有两教导团,第一次东征结束后扩编为3个团,敉平杨、刘后,纳编建国粤军第4师,改组为3个师,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第二师师长王懋功,教导师师长钱大钧[18]:8[19]:72),第一军军长由蒋中正出任,第一军在当时总兵力约10,600[17]:219-220。
1925年9月启动的第二次东征战役中,何应钦担任东征军第一纵队指挥官,指挥一部分第一军部队在惠州战役付出沉重损失后占领该城。战役结束后,何应钦除了黄埔军校总教官职务外,兼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潮州分校校长、潮汕善后督办、惠潮梅绥靖委员,主要管理珠三角以东与粤东一带的国民政府治理区。
1926年1月,蒋中正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一职委由何应钦接任,何应钦的第1师师长职由钱大钧接任。接任军长后,在当时的国民革命军中,何应钦已可视为在蒋中正以下广州政府的第二号军事人物。
1926年7月,国民政府誓师北伐时,何任潮梅警备司令[2]:289,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2]:601。国民革命军分兵三路北伐,东路攻福建、浙江,由何应钦指挥,主要攻击孙传芳[17]:223。在何指挥下,第一军一部以攻代守,于10月9日奇袭松口[20]:137。何由广东潮州、梅州攻福建,绕至永定,主将周荫人越城而逃,仅以身免[2]:289。何一战克永定,11月8日克漳州,11月23日克泉州[20]:137,12月克福州[17]:223。
因何应钦在东线的突破顺利,并且得到多支福建地方军阀投靠改编,国民政府将东路部队改名为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指挥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12月,何任东路军总指挥,辖六个纵队,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负责由福建而浙江,攻取上海[2]:290。1927年2月19日,东路军入杭州,并沿沪杭铁路继续进击,浙江全省底定[20]:138。3月14日,北洋政府长江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来归国民革命军,受任为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率领舰队协助东路军收复上海;并派舰3艘溯长江西上,协助攻取南京[20]:138。3月19日,东路军击破张宗昌部克复上海[20]:138。3月23日,东路军攻抵镇江,与中路军两面夹击南京,直鲁军北走渡过长江,南京于3月24日克复[20]:138。
1927年4月,宁汉分裂[2]:290。4月2日,蒋为消灭中国共产党,在东路军指挥部召开反共会议,何在会上极力支持主张消灭中国共产党[21]。7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任何为军事委员会委员[22]:435。8月13日,蒋宣布下野,宁汉复合[17]:225。何与李宗仁、白崇禧三人把持军、政大权[2]:290-291,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31名义通令各军[2]:291。8月,何、白崇禧指挥部队在龙潭与孙传芳部血战,全歼孙传芳部五万馀人,缴械四万馀支[2]:291,终于挽回危局[17]:226。沪宁铁路上的战斗结束后,10月,共同策定:何部与白崇禧第二路军负责渡江北上,追击孙传芳败逃之敌[2]:292,于12月底夺回徐州。何将所部原东路军改编为第一路军,自己专任第一路军总指挥[2]:292,继续渡江北伐[1]:32。1928年1月,蒋复职总司令,将何第一路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兼总司令,何改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留守南京[2]:292。2月7日,蒋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由何代理[22]:436。何并任为浙江省政府主席,浙江省政实由蒋伯诚代理[1]:32。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何任讨逆军总参谋长、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兼署中国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帮助蒋运筹方略,一举打败桂系[2]:293。
1930年3月,何就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署武汉行营主任,严防阎锡山、冯玉祥异动[2]:293。10月,中原大战已近尾声,何被调任郑州行营主任,主持前方军事和西北善后事宜[2]:294。
1931年2月,何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身份,组织南昌行营,任陆海空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兼围剿军总司令,调兵遣将[2]:294-295。6月21日,蒋亲至南昌,主持第三次围剿事宜,以何为剿匪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统朱绍良、蒋鼎文、陈诚等部[17]:425。7月,何任前敌总指挥[2]:295。1932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何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署第四次围剿事宜[17]:425。
1933年3月,张学良因热河失守,引咎辞职[2]:298。3月12日,国民政府发表明令,以何代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权[23]。
1931年10月,王若飞在包头被捕,后来何两次致电傅作义,命其押送“王敬斋”(即王若飞)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傅作义托辞拒绝[24]:510。
何秉承南京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既定国策,倚靠万里长城作为防御唯一工事,企图以部队守住长城线,阻止日军进入关内[2]:298。1933年5月23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电话通知傅作义到北平商谈要事,传作义答:“正在激战中,不能离开。”傅作义遂派参谋长苗玉田到北平[24]:511。何见到苗玉田后,即说:我们与日军停战,已于昨晚达成协议,你们可马上撤至既设阵地;并要苗玉田给傅作义传令[24]:511。5月31日,何之代表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军代表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正式会谈;熊斌在日方事先拟定条款上一字不改签署《塘沽停战协定》[2]:301。6月,何电行政院,自请处分[2]:301。
1935年6月9日,梅津美治郎正式向何出备忘录,限3日内答复[2]:303。6月10日,日本北平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提出多项无理要求:一、撤换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二、取消河北省内中国国民党党部;三、撤退驻防河北境内之中央军[20]:227。何拒绝签字[20]:227。7月6日,何将高桥7月1日代拟文稿请示行政院同意后,是日电鲍文樾送交日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关于河北事件之书面公函,世称《何梅协定》:“径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何应钦。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25]:4923。此两协定普遍被认为是“卖国”的协定,遭到民众和舆论强烈反对[2]:301。
1935年4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任命何为陆军一级上将[2]:302。11月26日,国民政府为应付华北特殊情势,裁撤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特任宋哲元为冀察绥靖公署主任,何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20]:227。12月2日,何、熊式辉在保定,与商震、万福麟、门致中、鲍文樾等协商华北问题,何对日本记者发表声明,希望中日“和平亲善,共存共荣”,夜何与北平土肥原互通电话多次[25]:5017。12月4日,日本不欢迎何留北平,日本使馆武官高桥托人转告何说:在私交方面,他对何氏表示欢迎,在公事方面如果何留驻北平,北方将会严重的困扰,是夜日军方代表与宋哲元接触施加压力[25]:5019。12月7日,何将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方案电请南京批示,中国国民党中央覆电照准[25]:5022。12月12日,何以冀察政务委员会业经组成,在北平任务已毕,是日离开北平南下回南京覆命[25]:5026。12月14日,何抵达南京,向蒋报告处华北时局经过,何语记者称:宋哲元等对中央始终忠诚拥护,中央为综理冀察政务便利起见,已明令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为委员长,何否认12月9日北平学生与军警冲突死学生事[25]:5028。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逼蒋抗日[2]:304。12月12日下午3时50分,西安事变消息传至南京,当夜中国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20]:205。何在讨论处置陕变办法时,力主以武力讨伐张、杨,解决“西安事变”[2]:305。所以,两会决议如下[20]:205:一、由孔祥熙副院长代理行政院长;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五人为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三、军事委员会由冯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四、关于指挥调动军队由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担任;五、张学良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26]。12月13日,何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作当前军事报告,指责张、杨行为叛逆,分析东北军和西北军军事实力,以及中央军讨伐张杨之胜算;12月16日,何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他被推为讨逆军总司令,由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张杨[2]:306。12月17日,何通电就讨逆军总司令,以刘峙、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并拟派飞机轰炸西安[27]:306。
12月25日,蒋被释放,翌日回到南京[2]:306。何到机场去迎接蒋,在欢迎会上为蒋宣读答词;向蒋诉说他仗大义、伸国法,不得已而主张讨逆之苦衷[2]:306。12月29日,蒋下令撤销何之讨逆军总司令部,所有事宜交由军政部办理;何在处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善后时,仍然主张武力解决张、杨部队[2]:306。1937年5月,他派四弟何辑五与陈诚、刘峙、于学忠等整理东北军;何和蒋改编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2]:307。
1937年7月3日,在芦沟桥事件发生前夕,当时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喜田多一,强硬向何要求,说如果中国不接受广田三原则,则战争将不可避免[28]:190。7月7日芦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爆发[2]:307。8月12日蒋主持中国国民党中常会议,军政部长、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在会上发言说:“和平已经绝望,如果他稍有动作就要打他,否则等他兵力集中,更困难了。”[29]8月15日,何任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2]:309。12月6日,在汉口举行第五十四次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国民政府委员如唐生智、白崇禧、徐永昌、顾祝同等认为可以答应条件,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张群等均未表示异议[30]:10-13,惟蒋则始终持保留态度[17]:602。1938年1月,何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参谋总长[2]:309。
1942年3月,周恩来与何会面,要求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扩编为4个军、12个师(其军队早超过此数,要求扩编之目的是争取更多军饷和军事补给,当时国民政府只给其45,000人之军需),被拒[17]:621。1944年11月,陈诚取代何为军政部部长。12月,何任同盟国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31]。12月8日,在参谋总长何指挥下,收复独山,贵州局势趋于稳定[17]:615。
1945年2月9日,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何任总司令[25]:7658。4月,何亲自指挥湘西会战、桂柳反攻战,制定反攻广东作战计划[2]:311。何指挥各方面军,将分路进击之日军各个歼灭[2]:312。8月5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自昆明飞抵南宁检阅各部队[25]:7775。8月16日,何马上回到重庆,蒋刚好住在公馆,指派何为中国战区受降最高指挥官[32]:166。中国战区之日军投降事宜,由蒋派陆军总司令何处理[17]:657。8月2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由重庆赴芷江,即在芷江成立前方司令部,接受日军投降[25]:7793。8月21日,日军今井武夫一行八人飞抵芷江,即由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召晤,并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上将面交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字第一号备忘录》,指示日军投降应行准备之事项[25]:7794。
1945年9月8日,何由芷江飞往南京受降[20]:299。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中外代表千馀人出席,何主持[25]:7821。何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接受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无条件投降[2]:313。何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17]:659。冈村宁次签署降书,由日本“支那派遣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递交。9月10日,何召见冈村宁次,指示处理日军投降事宜,冈村宁次表示:自签订降后,“就脱离日本政府之节制,完全听从何总司令之命令”[25]:7823。9月12日,何令冈村宁次取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之名义,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25]:7825-7826。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字;国民政令授予蒋及何、吴敬恒、戴季陶、张伯苓、胡适等7,278人胜利勋章,方先觉、端木杰、刘膺古等1,822人忠勤勋章,肖勃、宋锷、王可襄等12人云麾勋章[25]:7851-7854。10月14日,何赴徐州、郑州视察,次日在郑州召集军政长官会议后,乘机经开封返回南京[25]:7858-7859。12月20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到上海飞抵南京,蒋派何赴上海迎接[25]:7931-7932。
1946年4月,何任重庆行辕主任[2]:314。4月23日,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予以恢复设置,原设成都行辕撤销,所有业务归并重庆行营办理,特派何应钦为行营主任,未到任前由张群兼任[25]:8039。5月9日,何在南京陆军总司令部答记者称,军事委员所属军令部、军政部、军训后勤部、政治部及参谋本部于5月15日结束,陆军总司令部月末结束,成立国防部,直隶行政院,最高统帅权属于国家元首[25]:8049-8050。5月31日,陆军总司令部举行结束典礼,何通电,自6月1日起,解除其本人参谋总长及陆军总司令职务[25]:8064。6月1日,国民政府撤销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何被解除参谋总长及陆军总司令职务,奉派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6月29日,他到达美国华盛顿,谒见美国总统杜鲁门[2]:314。
1947年2月3日,驻美大使顾维钧及驻联合国参谋委员会代表何,拜会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何告诉记者,美国撤退军调部人员之后,中国内战不致因此趋于激烈,并估计目前政府军约有150个师[25]:8279。4月1日,军事参议院撤销,成立战略顾问委员会,何任主任委员,龙云、于学忠、鹿锺麟、杨杰、陈济棠、黄绍竑、刘峙、卫立煌、蒋鼎文等为委员[25]:8324。5月10日,国民政府特任何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龙云、于学忠、鹿锺麟、杨杰、陈济棠、陈绍宽、黄绍竑、刘峙、卫立煌、蒋鼎文、贺耀祖为顾问委员会委员[25]:8351。5月27日,国民政府令免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主任何、兼代主任张群职;特派朱绍良为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主任,萧毅肃为副主任[25]:8362。
1948年5月,何接白崇禧任翁文灏内阁国防部部长[2]:314。5月,蒋召见何,就行宪后新行政院之有关问题进行商谈[25]:8604。6月1日,蒋特任顾孟馀为行政院副院长,张厉生为内政部长,王世杰为外交部长,何为国防部长,朱家骅为教育部长,王云五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工商部长,俞大维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交通部长,谷正纲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社会部长[25]:8613。6月24日,立法院开会检讨中原战局,新任国防部长何出席报告[25]:8625。6月25日,国防部长何在立法院秘密会议上报告军事称:“吾人必须坚定信心,同时接纳一切善言,方能提前消灭共匪。”[25]:8625。7月7日,民国政府定是日为陆军节,国防部长何对全体官兵致词,勉励发扬八年抗战的光荣历史,“保证建国必成”[25]:8637。8月1日,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司令刘峙、副司令杜聿明抵达南京,出席重要军事会议;刘、杜在晋见国防部长何、参谋总长顾祝同,并访晤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司令白崇禧[25]:8652。
1949年2月14日,何应钦自上海抵南京,自称为养病到此;记者诣以对和平之意见,何应钦答称:“和平不仅中国需要,且为世界所切望……岂不更佳。”[25]:88162月21日,何在南京向司徒雷登大使探询,美国政府能否邀请蒋到美国访问;何认为如果能有3个月全权,他能使情势改善到让中共难以渡江[35]:76。3月8日,孙科因与李宗仁意见不合辞职,3月12日李提名何组阁,并经立法院之同意[20]:349。3月23日,何继孙科为行政院长[17]:717。3月24日,何于李行代总统时就任行政院长,“举行首次政务会议,派定政府和谈代表”[36]:171。3月29日,国民代表上海联谊会开会,致电李、何转和谈代表,提出:“和谈为国家之大事,决非国共两方可得而专。……政府为国民大会依据宪法所产生,试问诸公将凭借何种地位,有何种权力以与共党谈判?”[25]:8855
4月7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议,由何“报告和谈经过”[36]:178。
4月21日,行政院长何电令各地方政府及治安机关,“加紧维持社会秩序与治安”,并要求各地重新公布戒严法,严厉执行[25]:8883。国共和谈破裂后,4月22日,蒋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约李宗仁赴杭州会商国是,参与者另有行政院长何、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白崇禧、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张群等[17]:717。还有顾祝同、汤恩伯等在笕桥航校会商对付时局办法[25]:8885。李令:国防部部长徐永昌著专任陆军大学校长,特任何应钦兼国防部部长,指挥全国陆、海、空军;国防部参谋总长改为国防部长之幕僚长[25]:8887。
4月23日,国府迁往广州,当时行政院长是何,国防部长是徐永昌[17]:722。解放军第八兵团第三十五军经浦口渡江,南京易手[25]:8888。4月24日,行政院长何与副院长贾景德、秘书长黄少谷、内政部长李汉魂、交通部长端木杰已抵达广州[35]:127。
4月25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在广州举行第一八六次会议,出席者有何、王竉惠等数十人,孙科主席;经会议决定:一、和谈指导委员会任务终了,应即撤销;二、推派李文范、吴铁城两委员赴桂林促请代总统李宗仁早日来广州[25]:8892。
5月10日,何出席立法院第三会期第十八次秘密会议,报告和谈破裂经过及当前施政方针;并表示:“本应退避贤路,惟念当前局势,严重已极,国家民族之命运,已在存亡绝续之交,政局不可动荡,军事应有重心。应钦以身许国,势逼处此,不得不牺牲一己,继续勉任艰巨。”;各立法委员提议动用国库金银外币,稳定经济,加强军事战斗力;征用富豪金银充作战费,以及追究“叛变”责任,整肃投降分子;另由梁寒操等30人提出由立法院组织非常时期施政纲领起草委员会[25]:8909。
5月11日,何于广州召开高级军事将领会议,白崇禧奉召到穗出席;会议决定以最大力量保卫华南和西南地区,并决定广东、湖南、湖北、广西、江西、福建、贵州、云南、四川等省联防计划[25]:8910。
5月14日,兼国防部长何电令,以解放军渡江后,国军“于转进途中,既未采用机动方法,窥破好机,予深入之匪以反击,复未站稳脚跟阻止匪军之冒险穷追,似此消极性之转移如不严加纠正,则影响今后作战至巨”;要求部队“振作士气”,“凡有不遵命令专以避战为能事者,决按军法及连坐法从严惩处”[25]:8912。
5月18日,行政院第六十次政务会议决议:一、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郭寄峤无庸代理,派马步芳副长官升代;二、特派卢汉为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谷正伦为贵州绥靖公署主任;三、派黄旭初兼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莫树杰为贵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甘丽初为增设副主任[25]:8918。
5月20日,“请辞本兼各职”[36]:206。5月30日,何应钦内阁为恶劣情况所迫全体总辞[20]:353,辞职获准[36]:207。7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广州组织非常委员会,委员7人,包括何应钦[17]:718。何不久便去台湾[2]:321。
此后,他历任“中央非常委员会”、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2]:321,直至去世。1951年春,何由台湾飞往日本访问[37]:212。1月,何代表蒋应麦克阿瑟之召赴东京,携有已为蒋所核准之计划,准备用20至25万兵力攻占厦门、汕头,拟与麦克阿瑟具体研究此项计划及预计效果[38]:24。麦克阿瑟通知蒋可能在1月底宣布终止台湾出击中国大陆之限制等情;蒋进攻厦门汕头可能性很大,毛泽东希望迅速研究对策[38]:24。何经常率领代表团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2]:321。
1953年春夏之际,时任中华民国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一级上将何,乃与孙连仲将军、台北市市长吴三连共同发起组织“台北高尔夫俱乐部”,获陈重光、黄启瑞、陈长桐、徐宗涑、辜振甫、 林益三等诸人之赞助、支持;在何将军与当时的参谋总长周至柔将军大力鼎助下,取得位于台北市市郊南机场之国军农场(即今日青年公园)的土地使用权,做兴建球场之用[39]。
1962年8月12日,以特使身分访问韩国,参加大韩民国独立庆典[40]。
1974年7月5日,何接见美国作家法伦斯华斯(Clyde A. Farnsworth)[41]:217。
1979年3月11日,总统蒋经国特颁国光勋章予何应钦[42]。
1981年,纽约侨胞呼吁要求成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20]:451。
1982年10月22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在阳明山中山楼正式成立,由何任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20]:451。
1984年9月9日,发表〈告黄埔同学书〉,斥责中国大陆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统战阴谋”[43]:798。
1986年4月,何突感不适,入院治疗,断为轻微中风[2]:321。1987年10月21日上午,何因心肺衰竭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享年九十八岁[2]:321-322。同日,蒋经国颁褒扬令:“总统府战略顾问、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少慕戎轩,长娴兵略。鼎革檄传,及锋小试;讨袁护法,执殳前驱,遂以英特之材,上膺干城之选,自此股肱元首,羽翼中枢。出掌戎机,入参庙议。乃至长缨击敌,奏凯受降,实极殊荣,都无遗算。……出任行政院长,潇谟默运,靖献尤多。”[2]:322遗体葬于台北县汐止镇(现新北市汐止区)之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
1922年,何应钦在昆明正义路华丰茶楼被仇家暗算,被射中肺部。当时的云南警察厅厅长朱德,将他送到法国医院救治。最终弹头未能取出,医师说只能确保10年无事。但是之后的60年,何依然健在人间,只是走路时右肩有轻微倾斜的现象[1]:29。
1948年8月,何应钦批评蒋中正干预军官任命。蒋中正回应:“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毫无所得耳,培养二十馀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此亦为余平生最大失败之一也。”[44][45]
解放军出版社之《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称:何应钦虽隐藏著篡位野心,但只想巧取而不敢豪夺,因此毕生事业总跳不出蒋所说“没有蒋中正就没有何应钦”;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何应钦被人视为亲日派,但总是受蒋意志左右,对其抗日、妥日、反共之政策紧步后尘,积极卖力[2]:307。
担任宋美龄机要秘书张紫葛在回忆书提到,1939年8月7日德国戈宁密使来访,此时中国与日本作战吃紧,劝蒋投降日本。蒋氏夫妻拒绝并限24小时内出境。起先密使戈宁是透过韩香梅引荐,由于何应钦与韩香梅深交,使该次见面为亲日派何应钦所指示而促成。日后张紫葛与谌志远教授闲谈时,谌志远说何应钦曾在二战结束之前的一次酒后向其流露,自称在1939年德国密使拉拢“中日停战讲和”时,他极力辅弼蒋公一句“正义而伸张国魂之措置”。[46]张紫葛问:“何应钦为人老谋深算,城府甚深,何以酒后不慎,泄漏重要机密呢?”谌志远微笑:“伪醉耳!此时日本败局已定,他又久负亲日派之大名,正想摇身一变抗日英雄,幻想利用我这书呆子,为之树碑立传。却不知适得其反。”
何父亲何其敏,职业商人;母亲史氏;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三[2]:282。1916年4月30日,与贵州督军刘显世外甥女,王伯群、王文华昆仲胞妹王文湘于贵州结婚;婚后生一女,名何丽珠[2]:283。侄孙何祖光,香港富商;侄孙媳妇温碧霞,著名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