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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醫學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医学，全称汉族医药学，俗称“中医”[1][注 1]，是一种起源于中国汉族且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的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相比较时，其常被归入传统医学的范畴。因此，现今世界上的中医学的发展目标，多是追求自身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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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医以中华文化圈传统医疗为主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名词，中医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中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综合性科学”[3]。
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跌打、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的传统医学。
“汉医”（hàn-i）[4]一词，一是来自日本之称，一是来自清代的称呼。[5]又称汉医学或汉方医学，是在中国地区发展出的传统医学思想及治疗技术，因为它是汉民族发展出的医学传统，所以称呼它是汉医学。随著汉文化的发展，它被传播至韩国、越南、日本等地，与当地医学结合，形成各种不同的流派。
最早使用“汉方医学”这个名词的是日本，在江户时期，日本人用这个名词来与他们本土医学—“汉方医学”，及西方医学—“兰医学”（荷兰），来作区分。清朝时也使用这个名词来称呼中国的传统医学。
1949年之前，汉医一词比较普遍。清后民国，也用国医来称呼。在中国，“中医学”（意为“中华的”医学）比“汉医学”更常用。但在日本及韩国等地仍然使用这个较中性的名词。 日本的汉方医学，韩国（韩国）的韩医学，朝鲜（北韩）称的高丽医学、越南的东医学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近年各地政府都开始对专业中医行业进行监管，以保障公众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88年设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管理中医药行业，是隶属于卫生部的副部级国家局（2013年卫生部撤销后转隶卫计委。2018年卫计委撤销后再转隶卫健委）。
为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保护人民健康，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于2017年7月1日起实施。
中医在港英政府时期无合法行医地位，但能以“Herbalist（草药师）”的名义注册并进行活动。中医医生还可使用“中医”、“中医师”、“中医生”、“国医”、“唐医”等名称，不能使用“医生”、“医师”、“医务所”、“医疗所”等属于行医范围的名称，因此中医师无权签署死亡证，也不能在处方上开任何西药，更不能使用注射；否则被认为是违法行为[6]。
1999年，香港政府根据《中医药条例》，成立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用作规管中药买卖和中医师的专业水平，以保障公众健康和消费者权益。根据《中医药条例》，所有在香港执业的中医师，必须向中医药管理委员会注册。在中医师之前注册制度生效之前，除了提供全科诊治及开方,以“中医”挂名应诊的从业员之外，还有后来被纳入中医注册制度，当时俗称为“跌打师傅”、“跌打佬”的从业员。其起源没有一个统一说法，有一说法是与上世纪香港盛行的武馆风气有关。[7] 后来由于此行业传统的师徒制日渐式微，以及《中医药条例》和中医注册制度的实施，规管关乎中医药的活动或事宜，包括中医的注册等等，而跌打师傅已被纳入为中医的骨伤科专业，以后成为注册中医（骨伤科）的人士须具认可资格并受正式训练，所以老式的跌打馆，有逐渐式微的趋势。 香港中医师的注册条件包括完成认可的、至少为期五年的全日制中医学士学位课程，并获得三十周的临床实习经验，以及通过执业考试。[8]另外，中医药管理委员会要求注册中医师，每三年为其执照续期，而续期手续包括完成60个持续进修学分，以保障注册中医师的专业水平。[9]
澳葡时期殖民政府对华人社会基本不干预，因此澳门当地有不少自发组织的中医行医者和中医药房。1994年澳葡政府颁布《第53/94/M号法令》，正式对中草药交易进行规管。现时，中医受第18/2020号法律《医疗人员专业资格及执业注册制度》规范，持认可中医学历的人士必须向政府办理资格登记及完成实习，方得取得执照行医。
中华民国（台湾）目前约有中医师6,000馀人，由中华民国卫生福利部中医药司进行监管，法源来自于《医师法》[10]。中医师能够独立进行诊断、开立处方签、调剂中药等。另外并订有《中医药发展法》[11]、《台湾中药典》等，同时设置卫生福利部国家中医药研究所进行中医药研究。
美国目前有大约三万多名执照针灸师（部份州份称为针灸医师或东方医学医师），五千多名西医师另外获得应用针灸执照。美国有严格的针灸执照发放制度，但由于美国实施联邦制，各个州份均各自有当地的法律，监督针灸师执照的发放。因此，各个州份的执照发放的要求都不一样，但一般都要求申请人在认可的针灸或中医学校学习针灸的相关课程，由1,700到4,000学时不等，以及一般要求拥有950小时的临床实习经验，方可获允许参加针灸执照考试。另外，各个州份一般都要求针灸执照的持有者，于每年或每两年为其针灸执照续期，否则其针灸执照将会被取消。针灸执照续期的手续，除了包括更新资料外，还要求针灸师提供持续进修的证据，一般都要每年数十个小时的专业持续进修课程，方可获得续期。 在美国大部份州份，没有持有有效执照，而又宣称为专业针灸师，又或者提供中医治疗，是刑事罪行。违例者会面对监禁和罚款。
直到2012年，美国有六个州份没有法律监管中医，一般称为“东方医学(Oriental Medicine)”又或“针灸学(Acupuncture)”，包括阿拉巴马州、堪萨斯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奥克拉荷马州、怀俄明州。[12]在有法律监管中医的州份当中，加州是美国首个州份立法监管“针灸学”，早在1976年加州便开始向针灸师发放专业执照[13]。
但值得注意，在英文中的“针灸学(Acupuncture)”或“针灸师(Acupuncturists)”一词，意思等同于“中医”和“中医师”。以首个州份立法监管针灸学的加州为例，根据《商业和专业条例(Business and Professions Code)》第4937条，“针灸师”是指为改善、保持和复原健康，而提供针疗、电力针疗、中式按摩、穴位按摩、灸疗、拔罐、呼吸技巧疗法、运动疗法、热疗、冷疗、磁力疗法、营养学疗法、饮食疗养、草药疗法、植物疗法、动物疗法、矿物疗法、膳食补充疗法等治疗的专业人员[14]。所以，美国的“针灸师”就是“中医师”。
中医学目前是否为最早的传统医学还无法确定。中国的中医学自称其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相传伏羲发明了针灸并尝试草药，神农炎帝更是尝尽百草，并且用茶来解毒。中医研究者自称：相传在公元前3000多年，中国的轩辕黄帝写下了人类第一部医学著作——《黄帝祝由科》（然而公元前1600～前1100年的甲骨文才被认为是中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文字），“在公元前3000多年可以使用文字并组织成大篇幅的医学著作”在目前与无凭无据的中医典籍相比，这种说法是与事实不符的。公元前3000左右的美索不达米亚医学已用楔形文字记载了肝和脏是血液的中心，疾病分为热病、中风、精神症状、眼病、耳病、黄疸病等。在中国, 后世人在《黄帝祝由科》的基础上不断增补删改，逐渐形成了后世的《黄帝内经》和《黄帝外经》，并从祝由科里将纯粹的医药分离了出来，形成了后来的中医学。而其中的《黄帝内经》则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一防病养生保健康的预防医学观点。[来源请求] 在周代（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中国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医院和医疗制度，周代的医疗机构设有医师、上士、下士、府（管药库）、史（管记录）、徒若干人。下面又分食医（管饮食卫库）、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四种；但这样的医学分科制度却落后于美索不达米亚医学几百年[15]。医师总管医药行政，并在年终对医生进行考核；《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就是说，医生每年都要通过年终考核增减俸禄。当时的患者已经分科治疗，而且建立病历。“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规定在死者病历上要写明死因，然后送交医师存档，以便总结医疗经验，提高医疗技术。这也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病历制度。
在春秋战国时期名医辈出，秦国有名医医缓与医和，齐国有长桑和他的徒弟扁鹊。扁鹊发明了中医独特的辨证论治，并总结为“四诊”方法，即“望、闻、问、切”。扁鹊看病行医有“六不治”原则：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者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者不治；四是病深不早求医者不治；五是身体虚弱不能服药者不治；六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者不治。后世则尊称他为神医扁鹊。春秋战国时流行的主要医学著作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和《旁篇》这七本，合成“七经”。
在秦朝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专门法医——"令史"。秦律规定，死因不明的案件原则上都要进行尸体检验，司法官如果违法不进行检验，将受到处罚。秦代的《封诊式》对法医鉴定的方法、程序等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在人命案件中，鉴定检验的主要内容有尸体的位置、创伤的部位、数量、方向以及大小等。令史检验完成之后，必须提交书面报告，称为“爰书”，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法医鉴定和现场勘察报告。秦代还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传染病医院——“疠迁所”，并制定了最早的治疗传染病的隔离制度。据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中记载：当时规定，凡经医生在给病人检查后发现有鼻梁塌陷、手上无汗毛、声音沙哑、刺激鼻腔不打喷嚏等症状者，一律送至疠迁所隔离治疗。这说明中国古代对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措施，很早就已经是得力有效的。
到了西汉时期，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已经非常完备，名医则有太仓公淳于意和公乘阳庆。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和华佗。张仲景完善了中医的辨证理论，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临床医学大师，被尊称为医圣。他著有《伤寒杂病论》、《疗妇人方》、《黄素方》、《口齿论》、《平病方》等等医书，最终流传下来的医书被后人编纂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张仲景采用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在《伤寒论》中归结为“八纲辨证”和“六经论治”，经由这两种方法辨证论治后，再采用“八法”（汗、吐、下、和、温、清、补、消）治疗疾病。“八纲辨证”是书中贯彻辨证论治的具体原则，所谓“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运用“四诊”（望、闻、问、切）分析和检查疾病的部位、性质而归纳出来，“六经论治”是整个脏腑经络学说在临床医学上的具体运用。东汉末年，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华佗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麻醉术进行手术的人，他发明的麻沸散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麻醉药物，还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健身体操“五禽戏”。可惜华佗所著医书的《青囊书》最后被付之一炬。在汉代，大量的医药和历算等书籍传入西藏（《西藏王统记》记载）。在汉代还出现了专门性的妇科医院，西汉时的“乳舍”，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妇产医院。
南北朝时期问世了世界上最早的两本儿科专著，即王末钞的《小儿用药本草》和徐叔响的《疗少小百病杂方》。南朝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医学院。到了公元6世纪，隋朝完善了这一医学教育机构，并命名为“太医署”，署内分医、药两部，太医令是最高官职，丞为之助理，下有主药、医师、药园师、医博士、助教、按摩博士、祝禁博士，在校师生最多时达580人之多。
北宋年间，随着中国与阿拉伯之间贸易的高度发展，阿拉伯香药也开始大量输进中国，一次输入的阿拉伯乳香竟以万斤计，伊斯兰医药学也随之对中国产生明显影响。传统中医自古不分科，但在北宋年间，太医院在培训医生时也如古希腊和阿拉伯医学那样，分成了内、外、妇、儿、口腔等十三科，这可能是受到阿拉伯－伊斯兰医学的横向影响。传统中医以汤药为主，但北宋的《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却大量增加了丸、散、膏、酊的处方，如《乳香圆》、《阿魏圆》等。究其原因，乃是使用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进口的香药大量增加，而香药含有挥发性物质，若用煎汤法，其有效成分就会失掉，故只能制成丸、散、膏、酊。可见这类处方的出现，是阿拉伯－伊斯兰药理学对中医药影响的结果[16]。
在唐朝，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收集药方多达5000多个，出版了《大医精诚》、《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三本医学著作，后世尊称他为药王。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突厥、高句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
到了在唐末宋初，儿科专著《颅囟经》问世流行，而世界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钱乙（公元1032－1113年）则受此书启发，撰写了著名的儿科巨著《小儿药证直诀》，后人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北宋时期（960年－1127年），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即太医局，医学分科已经非常完备，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穴位，出版《图经》。南宋的宋慈出版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
元朝时期，元政府很重视伊斯兰医药学，采取中医学与回医学同时并举的方针。在太医院中有专门研究和使用伊斯兰医药的“广惠司”，其职责是“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在它下面还设有大都回回药物院和上都回回药物院，掌管回回（穆斯林）药事。在元代，有很多阿拉伯－伊斯兰医师来到中国，受到朝野欢迎，被称为“回回医官”。他们对解剖学颇有研究，精通各种手术。元末明初的文学家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二“西域奇术”中，就载有回回医官开刀为头痛难忍的儿童从脑中取出肿瘤，动手术治愈腹部膨胀的马等传奇故事。这些来华的医师还携带来很多伊斯兰的医学书籍[16]。
在明朝，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的医学巨著《本草纲目》成书，这本书不仅是药物学专著，还包括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等方面的知识。《本草纲目》刊行后很快传入日本、朝鲜及越南等亚洲地区，在公元17、18世纪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另一方面，李时珍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大脑负责精神感觉、发现胆结石病、利用冰敷替高热病人降温以及发明消毒技术的医学家。此外还有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苏敬的《新修本草》、王焘的《外台秘要》、元丹贡布的《四部医典》、《太平圣惠方》、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大量医学典籍问世。自明朝中医发展已经达到了顶峰，出现了诸多的医学流派。同时在朝鲜研究中医的所谓东医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许浚撰写了《东医宝鉴》。
清初至鼎盛时期，医药学进步所表现在很多方面，基本上是明朝医药盛况的延续。如对经典著作的研究、本草学、方剂学、诊断治疗学、医案整理等，均较明朝更成熟。各家学派的纷争也逐渐缓和，大多医家能采各家之长折衷于临床。但也不乏固守《内经》、《难经》、《伤寒论》，而批评金元以后一切新说的医学，这与当时考据学盛行不无关系[17]。清朝中医药学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关于急性传染病的研究，它已形成一个新的系统，即温病学说。这一学说的出现，虽然是基于历代医家的有关成就上，但清代温病学派在中医发展史上的贡献，仍然是相当显著的，它并不亚于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金朝刘完素创河间学派[17]。
自清朝末年，现代医学[18]开始涌入中国，造成中医不再是中国地区唯一的医学。开始出现中西医并存的局面。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
受到西方冲击后，大多认为中医是充满偏方与迷信的医学，但从1950年代起，中医开始引进西医的研究系统，并且透过对疗程的原理的科学性分析，重新解释中医，而这样系统化的整理、导入西方生物、分子医学等概念成就了现代中医，从空虚的阴阳调和概念，改变为著重学理基础。
在国际上中医针灸作为中医学的一个部分，引起医学界的兴趣，有学者认为，针灸已被证实在减轻手术后疼痛、怀孕期反胃、化疗所产生的反胃和呕吐、牙齿疼痛方面是有效的且其副作用非常低，针灸对痛证、神经性疾病疗效非常显著。[19]。世界卫生组织(简称：WHO)认为，只有部份的传统药学包含针灸和草药在临床实验里得到比较有力的结果支持其功效，其他传统疗程与草药仍需进一步的研究，不能忽视传统疗法存在的安全性及危险性的风险，乃至于偷猎保育类药材，而且生物体内的麻醉剂、毒素积累近年来被逐渐发现，被证明很有可能弄巧成拙，以至于致人于死的案例多次上演，也因为本身就是地下经济，存在冒充假药获取暴利等问题[20]。WHO在2002年5月26日发表“2002－2005年传统医药研究全球策略”，邀请全球180馀国将替代医学纳入该国的医疗政策。
WHO世界卫生大会将于2019年推出第11版全球医学纲要，并首次将中医传统医学纳入其中。此举意味着中医在全球或跻身主流疗法，而非仅仅作为手术、放射治疗等准备疗法之外的补充疗法。 全球医学纲要又称为“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ICD），在全球范围拥有极大的影响力。[21]
中医理论按照其理论基础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分别为汤液经法时期、今文尚书时期、古文尚书时期。
我们今日主流社会所看到的是以今文尚书经学家代表的《黄帝内经》学说。汉武帝时置五经博士，提倡今文经学。后来汉武帝时，因鲁恭王刘馀坏孔子宅，于孔家壁中得古蝌蚪文经书，当中有《古文尚书》。简而言之：《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的出现皆与汉朝宗室控制社会有关。汉武帝后，汤液经法家隐于民间，流传下来的只有今文经学家。在二十世纪初年，《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出土。重新发现了汤液经法学派的基础理论。在时序上，汤液经法家理论最早完成，其次是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许慎在五经异义中提到“《异义》：《今文尚书》（案，汉人但称今《尚书》，裴松之注《三国·吴志》始称《今文尚书》，此引《异义》，误衍文字。）欧阳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古《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许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肾，与古《尚书》同。郑驳之云：《月令》祭四时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后，而肾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郤，故祭先肝。肾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后焉，不得同五行之气。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也。若反其术，不死为剧。（《礼记》十三《月令》正义）”古文尚书由伏生所传，而今文尚书由欧阳和伯所传。临床实验证明，汤液经法家理论与人体的体液味道是一致的。
这证明了现今流行的中医理论基础实际上是晚出的今文经学的著作，而五行相克说是战国时期出现于齐国，而五行相生说是刘向时期出现，所以完善的黄帝内经完成时间绝不可能早于汉宣帝时期。后来采用汤液经法的称为神仙家，采用今文尚书的称为医经家或称为针炙家，利用今文尚书与汤液经法杂煣的称为经方家。
以下是三个不同时期中医理论的对比：
在《汤液经法》原始中医理论之中，是采用殷商时期的《龟书》八卦与《龙图》八卦一共是十六卦的学说。其中和阴阳的地方是相反的。在《汤液经法》或者殷商正统哲学之中：春夏为阴，秋冬为阳。以肺居太阴金，肾居太阳水，脾居少阴火，肝居少阳木。以应四时：春脉大、夏脉浮、秋脉细、冬脉沉。
今文学派理论来源于儒家今文学派的总结及儒家阴阳五行思想。其内容包括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气血津液、藏象、经络、体质、病因、发病、病机、治则、养生等。不早于西汉年间，《黄帝内经》问世，奠定了儒家医学理论的基础。时至今日，汉代传统医学相关的理论、诊断法、治疗方法等，均可在此书中找到根源。
中医具有完整的儒家理论体系，其独特之处，在于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及辨证论治。主要特点有：
五行学说是战国儒家哲学的重要成就，五行即木、火、土、金、水，但是这并不代表五种物质，而是物质的五种属性。
五行于中医则体现了具备这五种属性的人体五大系统的相互关系。木火土金水这五个符号分别代表肝、心、脾、肺、肾所统领的五大系统。中医不是研究微观的病毒细菌如何作用于人体的理论，而是研究人体整体内在环境与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中药、按摩、针灸，甚至心理作用去调节各个系统之间的平衡，以此保持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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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液经法》学派是自殷商以来传承的中医学派，经方派代表[23]。这一套理论与儒家派生的今文经学派有相当大的差别。例如《汤液经法》学派之中没有五行理论，采用南岛民族祖宗的“连山”“归藏”十六卦学说，而且当中阴阳是与今文学派颠倒的。以下的理论还原是出自香港历史学家陈振铭“由《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到香港当代新经学”。[24]
《汤液经法》学派以“立竿测影”之法，定日影之长为阳，日影之短为阴。
推导出：
立春为少阴之阴巽，春分为少阴之阳坎。
立夏为太阴之阳艮，夏至为太阴之阴坤。
立秋为少阳之阳震，秋分为少阳之阴离。
立冬为太阳之阴兑，冬至为太阳之阳干。
春候温、夏候热、秋候凉、冬候寒。 春为少阴温火、夏为太阴热金、秋为少阳凉木、冬为太阳寒水。
春脉大，夏脉浮，秋脉细，冬脉沉。
四正者，脾肺肝肾。 四隅者，胃心胆肠。
南方为龙、北方为凤、东方为龟、西方为麟。
春金为脾胃、夏木为肺心、秋水为肝胆、冬火为肾肠。
立春为胃金，色白坤。 春分为脾金，色黄艮。 立夏为心木，色绿离。 夏至为肺木，色青震。 立秋为胆水，色黑干。 秋分为肝水，色蓝兑。 立冬为肠火，色洋红坎。 冬至为肾火，色红巽。
春金为脾、夏木为肺、秋水为肝、冬火为肾。 味辛皆属木、味咸皆属火、味酸皆属金、味苦皆属水。
肺主气，肾主血，脾主精，肝主津。
肺主喜，脾主怒，肝主忧，肾主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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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诊断治疗疾病时，采取辨证论治的方法，即将望、闻、问、切四诊收集到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定为某种性质的“证”，以探求疾病的本质，从而得出结论，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治疗原则与具体治法。这种方法既不同于简单的局部对症治疗，又有别于不分主次、不分阶段、不分性质、一方一药治一病的辨病治疗方法。
治疗手段和方法丰富多采，既有一般内服药物的内治法，又有药物外敷、热熨、熏洗等外治法，以及独特的针灸、拔罐、推拿、按摩、气功、布气等非药物疗法，还有以药膳为代表的日常食品疗法。
一般而言，完整的中医处方，至少包括四项以上：情治（情绪控制）方面的指导；忌口（饮食应注意的事项）；运动的建议（游泳、跑步、导引、气功等）；中药的使用，或针刺、艾灸（前二者统称针灸）、推拿等。故中医在治疗疾病时，是以身心合一的角度全盘考量。
近年来还涌现出了一批传统药物注射制剂，被用于肌肉和静脉注射。此外，绝大多数药物均为天然动、植、矿物，非人工合成之化学品，加之多为复方制剂，配方时可采用相应的拮抗措施。
相较于传统中医，现代中医的革新发明例如：小针刀、传统药物注射制剂、科学中药等。
自周朝起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之分。隋唐的太医署分医学及药学，医学设四科，即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医科又分体疗、少小、疮疡、耳目口齿、角法等五科。宋太医局的医学教育初分方脉、针、疡三科，宋神宗以后分为九科，即大方脉、小方脉、风科、产科、眼科、口齿兼咽喉科、疮肿兼折伤科、针兼灸科、金镞兼书禁科。元太医院分十三科后并为十科：即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兼妇人杂病科、眼科、口齿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镞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书禁科。明太医院分为十三科：即大方脉、小方脉、妇人、伤寒、疮疡、口齿、咽喉、接骨、金镞、眼、针灸、按摩、祝由。清太医院初分十一科，之后并为九科：大方脉、小方脉、妇人、伤寒、疮疡、口齿咽喉、正骨、眼、针灸。道光二年（1822年）上谕：“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敕令太医院废止针灸科。同治朝将大方脉、妇人、伤寒并为一科，故只分五科。
古代中医学按治疗方式分为内医、外医之分。
现代中医学则可分基础医学及临床医学两大部分
中医典籍可分为医经、医论、本草、医方、医案、医话等，例如《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备急千金要方》、《本草纲目》、《名医类案》。
《汉书·艺文志》中，将医家分为“医经”、“经方”、“神仙”、“房中”四大流派。发展至今，可分为八大流派：伤寒学派、河间学派、易水学派、攻邪学派、丹溪学派、温补学派、温病学派、中西汇通学派。
从古至今，知名的和传说中的中医学家有：（参见：中医学家列表）
岐伯、扁鹊、张仲景、华佗、王叔和、陶弘景、孙思邈、宋慈、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张景岳、傅山、叶桂、陈修园、曹颖甫、余无言、唐容川、秦伯未、章次公、赵绍琴、张简斋、施今墨、程门雪、蒲辅周、左季云、郑寿全、谈允贤等。
自从近现代医学（又称西洋医学）随著传教士由欧洲传入中国之后，两种医学体系的竞争与融合就一直在进行。
世界上的医疗体系大致上可分成：
“拟人论医学体系”（神学）：认为疾病的发生是由于超自然物（神灵）力量所造成的，如撒但、鬼、神祇等，巫医、乩童、符咒等即属于此类。
“自然论医学体系”（经验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或人的生活方式不正常所造成的，如气候的变化、饮食习惯、人的情绪变化等。中医学、寿命吠陀、顺势疗法等即属于此类。
“科学论医学体系”（实验设计）：经由设立假说、实验设计，并利用演绎、归纳等方法呈现结果，或借由科学仪器侦测所产生的医学，是近现代医学的主流，例如西医。
其中前面两者被归类为传统医学或替代医学，而后者则属于现代医学的主流。
这三种类型的医学对世界的认识有本质的区别，底层观念不同，所以互相之间基本无法交流沟通：
“拟人论医学”的世界里，人是自卑的，一切的真理，宇宙的奥妙，是掌握在无法揣度的神秘力量手中的，人类想获得某种期许，只能求告这种无法掌控的神秘力量。
“自然论医学”的世界里，人是自负的，认为宇宙运行在简单的原理之中，该原理普世通用，人体的一切奥秘也遵循其中。只要掌握了该原理，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分析解决，医学也不例外。并且认为原理已经被发现掌握，人们只需要遵循执行，便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科学论医学”的世界里，人是不卑不亢的，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实证是唯一标准。因事物的运行是客观且有规律可循的，人们通过经验、逻辑、实证的方式，可以将生物体的现象进行归因，从而掌握规律，获得处理某些问题的能力。
中医诊断疾病是依望闻问切的结果来辨病及辨症，但也有只辨病不辨症（例如急症或有专病专方时），或只辨症不辨病（例如遇到不知名的疾病、疑难杂症、或调理体质等）的情况。与现代医学在诊断上注重“病”的方式不同的是，中医常会强调“辨（症）”。
以感冒为例，现代医学医师会分辨究竟是病毒性或是细菌性的感染，会鉴别是上呼吸道感染或是合并肺炎；但这些诊断对中医师而言，却不是最重要的。以中医的观点，需要分辨的是，这是属于风寒或风热；若属风寒则又辨属于太阳病、阳明病或少阳病；属风热则辨别病邪在卫气营血的哪个阶段等。
中医主要通过中药、针灸等治疗方法，帮助人体驱除病邪，恢复正气。其思维可简约为攻补二类，依病情不同，施行攻或补、或攻补兼施。传统上，临床进行攻补有八个方法，即“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称为八法。
中医学的价值之一在于方剂，药方是医者的经验结晶。中医学本身发展的过程即是实验的医学，尤其是经过无数的医家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来的临床人体实验反复使用，证实实际有效而被记载流传下来的经方、时方等。直接面对疾病，掌握主症，选择对症的方剂进行加减，不拘泥于理论，以治疗疾病，这是中医精髓辨症论治的本来面目。
现代中医也有使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尤其在中国大陆，利用现代医学检测方法辅助诊断，中医师可兼用中药与西药为病患治疗。
中华文化圈中，通常有些病人在患顽固疾病，慢性疾病，和原因不明疾病等疾病时，或者因为现代医学的发展所限，或者是患者所能获得的医疗资源所限，没有治疗的办法时，会求助于中医。但绝大多数人在外科、及病情恶化快速的严重病变的情况下求助于现代医学。
一种疾病可否治愈、其可能性多大，在现代医学中比在中医中有明确的统计数字可依循。
传统上，中医借由脉象及病人服药后症状的变化等来判断疗效。有些中医认为中医学很难进行对比试验，但现代研究中医学的学者，亦建立多种实验动物模型或进入临床人体实验，进行对比试验，来验证方剂或中药的疗效。
现代医学的治疗方法和药剂则是要通过科学的对比试验（比如使用安慰剂对比）来确认效果。
近年在台湾，各大教学医院或地区医院均普遍开设中医部，并承担中医药临床试验的任务。例如：2006年9月24日举办的“二〇〇六中医药研究暨临床病例学术研讨会”上，长庚医院北区中医部主任杨贤鸿发表“辛夷散治疗过敏性鼻炎随机双盲临床疗效评估”，在为期两年的双盲实验中，共收集108位病患，完成整体实验共有60位，其中包括实验组40位、对照组20位，并针对临床症状、鼻腔阻力、鼻腔截面积、尘螨特异性免疫球蛋白、T淋巴球细胞激素之分泌等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辛夷散对过敏性鼻炎患者有临床疗效，此疗效之机转包括T细胞的免疫调节及嗜中性白血球活化的影响[25]。这是中医药科学与其医疗价值验证的众多科研举证之一。而其它具代表性的中医科研验证结果也在中华民国行政院卫生署中医药委员会网站有公开而详实的记录[26]，提供有兴趣者一窥中医与临床的成效。
中医的典籍大多成书于古代，如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东汉的《伤寒论》、明朝的《本草纲目》，使用文言或古人的口语、歌诀记载，今人不易了解，而增加传播的难度。古代中国官方亦不断搜集修订各类中医典籍，成为官修医书，并设有考试制度，而在民间则多以师带徒或家传的方式传承。近现代则成立中医药大学或学院等，对中医学进行的系统整理、研究、教学，而在民间也保留部分师带徒及家传方式。
中医和现代医学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医注重古人的经验。中医医生推崇中国古代医书，相反现代医学的研究者则更着重医学的发展。
现代医学不断推陈出新、开放新药品。中医则一方面对古代秘方，医书进行挖掘、搜集、考证、从中吸取古人的临床经验，并继续加以检视及运用，另一方面也不断以经方或时方为基础，针对不同的疾病在临床上进行加减，研制新的方剂，或借由改变剂型，例如中药注射制剂，来扩展方剂的治疗范围或加强其疗效。
现代医学则是根据成文的知识体系进行，如果某种治疗方法或药剂不对或有效，这种知识能很快得以传播。现代借由网路及传播媒体的发达，以及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所的设立，中医的各种典籍及资讯亦逐步电子化而得到快速传播。
一般认为[谁？]有经验的老中医医术较高明，经验对疗效有明显的决定作用。由于中医强调的辨症，借用中国哲学中阴阳五行的词汇来描述，使得经验很难以被了解。而在医经、本草、医案、医话等各类中医典籍中，均详细记载了各种方剂、中药的使用时机、炮制法、使用禁忌、副作用、误用后的症状及救治方法等，例如清陈修园在《神农本草经读》卷四·马兜铃的注解中，提到“今人惑于钱乙补肺阿胶散一方，取用（马兜铃）以治虚嗽，百服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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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对于中医学是否属于科学的问题，始终一直争论不休。学术界的争论可追溯到19世纪末，现代医学传到中国之后，一些主张医学现代化的人士，主张废除中医，中医学连带受到巨大的挑战。直到今天，中医学是否归属于科学、及中医药是否有效等，仍倍受主流科学界的质疑。
1879年，俞樾发表《废医论》最早提出了废除中医中药的主张。在1915年江苏的袁桂生将“废五行说”作为一项提案交神州医药总会讨论，题为《拟废五行生克之提议》[27]。据 医学捌号楼 称可能是最早的提出废除五行理论的文章。
1926年，鲁迅曾撰《父亲的病（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一文，批判了中医存在的一些问题。
1929年，国民政府通过了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事业之障碍案》。但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随后收回成命[28]。
2005年，中南大学张功耀教授在《医学与哲学》杂志上发表了《告别中医中药》。
中国官方的说法认为中医学是一门科学。针对中医不科学的说法，荆志伟认为“2005年11月19日国家将中国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也是对此等论争的回击。”[29]董建栋认为“在现代科学划界标准下当属于非科学范畴，而与伪科学截然不同”[30]。孙学刚等认为按照萨伽德的科学划界标准，亦“不能说中医学是一门科学”[31]。
尚有一些人认为，中医源于古人对人体与自然规律的感性及感官认识，其本质并非狭义的科学（但可以用适当的现代科学方法去研究和发挥部分的中医理论），但它有超脱科学的一面。而“不是科学”无法否定中医疗法的疗效，若据此断然否定中医，我们将失去很多可贵的文化资产[32][33][34]。
另一些人，如方舟子，认为中医宣称的疗效也是值得怀疑的[35]。因为没有经过现代医学所认可的大样本双盲实验数据的支持，无法排除安慰剂和人体自体免疫的影响。并且他指出一些中医信奉的典籍有较多的荒谬错误，以及很多中医药方并非来自临床经验，而是来自取像比类的巫术思维。[36]
当前，许多科普媒体，如果壳网、丁香医生[37]等等，以及许多科普作者和部分网民，也对中医持否定立场。如否定中医的理论意义和疗效，或主张废除中医的理论并利用现代科学方法检验与解释中医的某些治疗手法或药物的效果（简称“废医验药”）。
2019年，香港历史学家陈振铭在“由《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到香港当代新经学”[24]指出了阴阳五行的儒家政治哲学来源，还原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关于《汤液经法》的内容，而且否定了《黄帝内经》与阴阳五行理论作为中医基础理论的地位。
1929年在一场废除中医的尝试因受到抵制而失败之后，上海中医药界人士为了庆祝这一胜利，把每年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这是和中医学相关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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