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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的直辖市和首都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 台北市 Taipei City 简称：北、北市 | |
|---|---|
| 首都、直辖市 | |
 市旗  市徽 | |
| 坐标：25°02′15″N 121°33′45″E | |
| 国家 |  中华民国 |
| 设立 | |
| 下级区划 | 12区[1] |
| 政府 | |
| • 行政机构 | 台北市政府 （立法机关：台北市议会） |
| • 市长 | 蒋万安（台北市市长列表） |
| 面积 | |
| • 首都、直辖市 | 271.7997 平方公里（104.9425 平方英里） |
| 面积排名 | 第16位 |
| 海拔 | 10 公尺（30 英尺） |
| 人口（2024年9月） | |
| • 首都、直辖市 | 2,498,210[2][3]人 |
| • 排名 | 第4位 |
| • 密度 | 9,191.36人/平方公里（23,805.5人/平方英里） |
| • 密度排名 | 第1位 |
| • 都会区 | 6,905,751 |
| 时区 | 国家标准时间（UTC+08:00） |
| 户政资料代码 | 63000 |
| 毗邻省市 | 新北市 |
| 网站 | https://www.gov.taipei/ |
| 市象征 | |
| 鸟 | 台湾蓝鹊 |
| 花 | 杜鹃花 |
| 树 | 榕树 |
| 台北市 | |||||||||||||||||||||||||||
| 汉语名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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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体字 | 臺北市 | ||||||||||||||||||||||||||
| 简化字 | 台北市 | ||||||||||||||||||||||||||
| 字面意思 | 台湾之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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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名称 | |||||||||||||||||||||||||||
| 汉字 | 台北市 | ||||||||||||||||||||||||||
| 旧字体 | 臺北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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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雅语名称 | |||||||||||||||||||||||||||
| 泰雅语 | Mnka' | ||||||||||||||||||||||||||
台北市，通称台北，是中华民国的首都[4]及直辖市，位于台湾北部的台北盆地，为台北都会区以及北台湾的中心城市，亦为台湾在金融、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中心。2020年获评选为Alpha−级城市[5]。全市划为12个行政区[1][6][2]，设籍人口约250万人[注 2]，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约9,200人[注 3][3]。
台北城市建立之历史，最早可追溯自清代后期的1876年台北府成立、以及1884年台北城建立；日治时代中期的1920年成立州辖市，乃台北正式建市之始。1945年中华民国时代开始时为台湾省省辖市及省会（后者至1956年省府南迁中兴新村为止），1949年随著政府迁台成为首都，1967年升格为直辖市。
台北市市徽为第三代版本[注 4]，于1996年透过公开征选产生，设计人为张维懿，在经台北市议会修法前，先行以台北市政府府徽之名义使用。2010年9月20日，台北市议会通过台北市政府提案取代《台北市市徽市旗设置办法》的《台北市市徽市旗设置自治条例》后，正式成为市徽[7][8]。设计概念如下：以毛笔写意手法写出北字，下方置黑色“TAIPEI”及灰字“台北”。红色代表热情，表现台北市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创造力，并传达台北人的活泼与热情。黄色代表温暖，表现台北人的友善、人情味，以及温暖的包容力。绿色代表和平与希望，表现台北市著重环保及乐活的绿色都会。蓝色代表理性与自由，表现台北市为国际科技化、智慧及创新的城市，并展现水岸城市的健康与清新。以红、黄、绿、蓝飞墨所组成的市徽，充分展现台北市热情、温暖、友善、自由、和平及健康之旺盛生命力，亦说明台北市在文化、环保、科技的创造与坚持，并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兼容并蓄，展现多元文化的丰富精神。[9]
根据荷兰人1654年绘制的《大台北古地图》记载，台北最早为平埔族原住民凯达格兰人生活之地[10]，部分平埔族有初步的开垦和灌溉，其番社址位置与后世并无太多变动。艋舺（今万华）为凯达格兰语独木舟的音译，因其西侧为新店溪的港口，先民开发时有很多独木舟停靠[11]:102；当时地图是以荷兰文“Handelsplaasts”标示，即交易场所的意思，足见其商业传统之古老；大龙峒（今大同区北部）被标为“Pourompon”聚落。早在汉人之前，荷兰人就曾经在剑潭垦荒，松山地区于泉州人来之前，在明郑前后就有福州人前来开垦。换言之，台北从17世纪初开始，就已因西班牙、荷兰、汉人的多元统治，而具有都市的粗胚样貌。
台北在1684年（清康熙23年）划属大清帝国台湾府诸罗县，首度纳入满人行政体系。1709年，泉州人陈天章、陈逢春、赖永和、陈宪伯、戴天枢合股立陈赖章垦号，向诸罗县申请开垦大佳腊（之后多写作“大加蚋堡”）地方。1723年，巡台御史吴达礼报请朝廷增设淡水厅，并管辖大甲溪以北[12]，但当时的台湾仍以台南作为政治、经济中心。
19世纪中叶，淡水河流域的物产贸易（特别是茶叶）兴起，艋舺及大稻埕（今大同区西南部）先后成为重要贸易据点，台湾经济重心逐渐北移，清代官方决定在艋舺与大稻埕间的田野地，兴建台北城做为行政中心，城垣于1884年底正式落成。刘铭传在西仔反战役弃守基隆后，率千馀名士兵，携大量财宝、粮秣欲离开台北城，行经艋舺时，商民认为刘铭传想落跑，遂将其监禁在艋舺龙山寺内，直至承诺会坐镇台北督战后才获释放。[13][14]:43-45,164-173,183[15]。
1885年台湾建省，刘铭传担任台湾省首任巡抚，开始建设大稻埕至基隆与新竹的铁路，加强邮电、道路等基础建设，并将台湾巡抚衙门及布政使司衙门设置于城内（现址为中山堂），台北的都市雏形至此已初步建立。1894年，继任巡抚邵友濂正式将省会由桥孜图（今台中市南区）移至台北，奠定台北至今为台湾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地位。
1895年，大清帝国于甲午战争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16]，台北仍作为日本统理台湾的政治中心；并立县厅制设台北县。日治初期以原有的两座衙门作为台湾总督府，直到1919年总督府新厅舍（今总统府）落成为止。1900年起，日本政府拆除台北城墙及西门，在原址辟筑四条三线道路，兴建自来水及下水道系统，以原台北城内的区域（日人称为“城内”）作为中枢政府厅舍集中地，以及在台日本人的商业地带，并分阶段进行市街改正计划，街道和建筑风貌略为西化，另外也兴建公园及其它公共建筑，台北逐渐具有现代都市的型态。自此，台北城慢慢由中国传统模式，变成中西混合的现代化城市布局与运作模式，尤其日治中央政府所在的官厅集中区之现代化建设，对今日台北城面貌影响最深。1897年日本政府为在台北城进行地下水道修建工程，利用现代测量仪器绘制《台北及大稻埕、艋舺略图》，精准纪录台北城廓与街道样貌，相较于之前不精确的中式地图，更能满足殖民政府军事、政治管理与经营上的需求。1897同年开始到1901年，日本政府拆除部分城垣，以利于铁路交通建设，可说是台北城现代化的开端，台北城也从防御城变成开放城市。[17]
1920年10月1日市制实施，成为台北州辖台北市，与同时成立的台南及台中为台湾最早的三个市。二战期间，美军空袭台北，造成破坏及市民伤亡，日本战败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同盟国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受降仪式，日治时期划下句点。
1945年10月，台湾进入战后时期，台北市在该年11月1日设为省辖市，至1949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因第二次国共内战失利退守台湾之后，于10月起将中央政府所在地设立于台北市。随著中华民国政府来台的200万中华民国国军官兵与中国大陆各省平民、以及1960年代众多中南部民众北上求学、工作的风潮，使台北市的人口快速增加、市民结构趋向多元化。过去在美援的挹注下，逐步进行道路、住宅社区、学校等公共设施的新建工程，城市开发原以三市街为中心，集中在建国南北路以西的旧市区，自1960年代末期，开始向东边的大片田野地拓展，逐渐发展成东区商圈。
1967年7月1日，台北市升格为直辖市，隔年再将原属台北县（今新北市）的内湖乡、南港镇、木栅乡、景美镇和原属阳明山管理局的北投镇、士林镇纳入辖区。
1970年代至1980年代以后，台湾经济快速成长，台北市迈入都市开发的高度发展期。在高度发展之下，严重的交通问题亦随之而来，直至1990年代，台北市区铁路地下化、台北捷运、快速道路、公车专用道等交通建设陆续完成之后，才纾解交通上的压力。
随著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市议会的搬迁与进驻，属于东区的信义计画区快速发展为台北首要的中心商业区，原本台北城内的金融枢纽地位遭到取代；此外，西区的西门町、大稻埕、台北车站周边等市街区也开始进行都市再造计画。21世纪后，由于台北西区强势崛起，人潮和商机已经逐渐转移到西门町、台北站前商圈、南西商圈。台北市陆续主办第21届夏季听障奥运、2010年国际花卉博览会、2011年世界设计大会、2017年夏季世界大学运动会等大型国际活动，加上时为世界第一高楼的台北101落成，增加台北市的国际能见度。柯文哲市府上任后，再推行东区门户、西区门户等两大开发计画，使得台北市进入新的都市发展期。
今日的台北市包含12个区，面积为271.7997平方公里。而台北都会区面积为2,457.1253平方公里，人口约704万，包括台北市外围的基隆市、新北市的芦洲、三重、新庄、板桥、中和、永和、新店、汐止、树林、土城、五股、泰山、淡水，由上述2个城市都区与台北市共同组成的大型都会区，这片区域又泛称大台北地区或双北市。
台北市中心区域位于台北盆地腹地中央，大屯火山群（活火山）位于市区北边与新北市接壤处，整个山系于市区内大致向南延伸并趋缓，直抵圆山、大直与内湖等地，是台北市境内最大的山系；最高的七星山为1,120公尺，第三高的大屯山为1,092公尺，山系中心地带与北投侧的外缘地带有不少火山地形。市区东边的内湖、南港与南边的木栅多为丘陵地形；标高约300多公尺的南港山系（拇指山系）则横亘于信义、南港两区之间。
台北市境内的河流大部分属于淡水河流域。淡水河的支流新店溪从台北盆地的南边流入，与其支流景美溪合流后，形成台北市西南方与新北市的自然边界。河道向西北蜿蜒流经景美、公馆、古亭等地，至万华附近与大汉溪合流后，始称为淡水河。此后向北流经大稻埕、社子，至关渡附近与支流基隆河会合前，亦形成台北市西方与新北市的自然边界。基隆河自盆地东北边流入，经南港、松山、内湖、士林、北投等地，横贯台北盆地的北半部。过去因河道极为弯曲，每遇大雨常有水患，因此在南港至士林间的部分河道实施过截弯取直工程。景美溪系由盆地东南边流入，横贯文山区后于景美注入新店溪。另有发源于盆地北侧山区的磺溪、外双溪等河流，汇集后注入基隆河。
| 台北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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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图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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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位于北纬25度线附近的海岛上，地处东亚大陆与太平洋之间，深受干冷的蒙古高气压与暖湿的太平洋高气压交互影响，形成了副热带季风气候。日照时数和地球多数地方相较之下较少，除了7月至9月晴天较多之外，其他季节大多是阴雨绵绵的天气，冬半年平均日照时数甚至低到每个月仅有70~100小时。
3月至4月为春季、5月至9月为夏季、10月至11月为秋季、12月至次年2月为冬季，但相对温带较为温暖。有时受到全球暖化或特殊的气候变化影响，也会出现较暖的冬天，或是较冷的春天（如2005年2月至3月蒙古高气压带来的强烈冷气团，使得台北的温度少见地降至摄氏5.6度，邻近台北的淡水更出现摄氏3.9度的低温）。由于位在东亚季风带内，因此气候也受东北季风（冬季由东北方吹来含有许多水气的季风，此风也是在冬季带给台湾北部降水的主要来源）影响。也因为有东北季风的影响，才不致使淡水河有因水量不足而断流的问题。
同时台北市地处海岛，使台北市纵然地处北回归线以北，冬季气温仍比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华南沿岸城市为高2至3度（如广东沿海等县市）， 因此可达16度左右。因为一般大陆性的强冷空气过海后会变得温和且水份增多，所以台北能下雪的机会，也比香港、澳门等欧亚大陆沿岸城市为低。不过，在2016年1月24日北半球超级寒潮侵袭时段，台北市有出现雨夹雪，当日最低气温为4度，为气象站首次观测到固态降水。因此台北周围山区，仍然是有冰雪天气的可能性。
另一个特殊的气候特征：因为台北市区主要位于台北盆地中，气候深受盆地地形影响，夏季因盆地周围的高山阻挡，不易使热气排出，市内的气温通常较周围地区高出摄氏1度至2度。进入冬季后，市区周围的山地与丘陵容易形成地形雨，湿冷天气居多，尽管温度比台湾中南部平原地带或中国大陆沿海城市高，体感温度却比实际温度还要更冷，台北仍较会感受到阵阵凉意。每年5月前后，由于蒙古高气压与太平洋高气压交会形成锋面，使得台湾进入梅雨季节，此时台北的降雨天数也会增加，夏季也经常会因为上升气流旺盛，形成午后雷阵雨。
随著全球暖化导致极端天气不断增加，加上热岛效应，台北市气温近年不断创新高（如2020年7月24日测得39.7℃，创下台北气象站自1896年设站以来的最高温纪录，且历史前五名高温有四次出现于2020年[19]），夏天出现38度或以上的高温日子会显著增加，而冬天出现10度或以下的寒流会减少，2017年及2019年台北市更没有出现摄氏10度或以下低温，创1951年有纪录以来整年都没有寒流报到的纪录[20]。整体而言，台北市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为16.6°C，极端最低气温为-0.2°C（1901年2月13日）；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为30.1°C，极端最高气温为39.7°C（2020年7月24日）；年平均气温为23.5°C[21]。
| 台北市（平均数据1991-2020年，极端数据1897年迄今） | |||||||||||||
|---|---|---|---|---|---|---|---|---|---|---|---|---|---|
| 月份 | 1月 | 2月 | 3月 | 4月 | 5月 | 6月 | 7月 | 8月 | 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全年 |
| 历史最高温 °C（°F） | 33.8 (92.8) |
31.8 (89.2) |
35.0 (95.0) |
36.2 (97.2) |
38.2 (100.8) |
38.9 (102.0) |
39.7 (103.5) |
39.3 (102.7) |
38.6 (101.5) |
36.8 (98.2) |
34.3 (93.7) |
31.5 (88.7) |
39.7 (103.5) |
| 平均高温 °C（°F） | 19.6 (67.3) |
20.7 (69.3) |
22.9 (73.2) |
26.7 (80.1) |
30.1 (86.2) |
32.9 (91.2) |
35.0 (95.0) |
34.4 (93.9) |
31.6 (88.9) |
27.8 (82.0) |
24.9 (76.8) |
21.1 (70.0) |
27.3 (81.1) |
| 日均气温 °C（°F） | 16.6 (61.9) |
17.2 (63.0) |
19.0 (66.2) |
22.5 (72.5) |
25.8 (78.4) |
28.3 (82.9) |
30.1 (86.2) |
29.7 (85.5) |
27.8 (82.0) |
24.7 (76.5) |
22.0 (71.6) |
18.2 (64.8) |
23.5 (74.3) |
| 平均低温 °C（°F） | 14.4 (57.9) |
14.7 (58.5) |
16.2 (61.2) |
19.4 (66.9) |
22.8 (73.0) |
25.3 (77.5) |
26.8 (80.2) |
26.6 (79.9) |
25.2 (77.4) |
22.6 (72.7) |
19.8 (67.6) |
16.1 (61.0) |
20.8 (69.4) |
| 历史最低温 °C（°F） | −0.1 (31.8) |
−0.2 (31.6) |
1.4 (34.5) |
4.7 (40.5) |
10.0 (50.0) |
15.6 (60.1) |
19.5 (67.1) |
18.9 (66.0) |
13.5 (56.3) |
10.2 (50.4) |
1.1 (34.0) |
1.8 (35.2) |
−0.2 (31.6) |
| 平均降雨量 mm（英寸） | 93.8 (3.69) |
129.4 (5.09) |
157.8 (6.21) |
151.4 (5.96) |
245.2 (9.65) |
354.6 (13.96) |
214.2 (8.43) |
336.5 (13.25) |
336.8 (13.26) |
162.6 (6.40) |
89.3 (3.52) |
96.9 (3.81) |
2,368.5 (93.23) |
| 平均降雨天数 | 13.6 | 12 | 14.1 | 14.5 | 14.5 | 15.7 | 11.8 | 14.6 | 13.8 | 12.8 | 12.5 | 13.1 | 163 |
| 平均相对湿度（％） | 77.2 | 77.8 | 76.1 | 74.9 | 74.7 | 75.3 | 70.2 | 72.1 | 73.9 | 74.4 | 75 | 75.9 | 74.8 |
| 月均日照时数 | 76.1 | 79.3 | 95.1 | 96.9 | 113.6 | 114.8 | 176.9 | 182.8 | 151.7 | 114.7 | 93.3 | 78.6 | 1,373.8 |
| 数据来源：中央气象局 | |||||||||||||
台北设有自主的政府机构，乃起始于1875年，当时台北盆地一带属于台北府及其辖下的淡水县。进入日治时期后，台湾总督府在1920年进行行政区划改革，以艋舺、大稻埕、城内三个市街为基础，设立台北市，隶属于台北州；1938年进一步将松山并入台北市。
1945年，台湾由中华民国接管后，台北市成为台湾省的省辖市，并在1956年以前为台湾省省会（后迁至南投县中兴新村），当时设有城中、延平、建成、大同、中山、松山、大安、古亭、龙山、双园等10区。1967年7月1日，台北市升格为院辖市，成为中华民国政府迁台第一个直辖市。1968年7月1日，原隶属台北县的景美镇、南港镇、木栅乡、内湖乡，以及阳明山管理局所属之士林镇、北投镇等6乡镇划归台北市管辖。
1990年，台北市重划行政区，将原来16区调整为今日的中正区、万华区、大同区、中山区、松山区、大安区、信义区、内湖区、南港区、士林区、北投区和文山区等12区。重划情形大致为：龙山区、双园区及古亭区西侧合并为万华区；城中区、古亭区中部合并为中正区；古亭区东侧与松山区中西部并入大安区；大安区东侧与松山区南半部划出，新设信义区；景美区、木栅区合并为文山区；建成区、延平区并入大同区。[22]
自2000年起，在各区之下增设次分区，作为辅助的行政区域。各区依据实际发展情形，配合各里特色，划定4至7个次分区，将具有邻近特性，文化、历史特质类似的数个里集结起来，以求有效利用邻里资源，并凝聚居民向心力，相互合作以共同推展市政建设。至2010年11月止，台北市共有68个次分区。
台北的发展，从淡水河东岸艋舺小集市形成聚落起，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清朝政府1875年在台北设府治，1885年，把台湾划为一个行省，台北为省会。1879年修筑了台北城，格局近方形，城内采用东西与南北正交的棋盘式道路系统，但城墙线与道路不正交。城设五门，其中仅丽正门（南门）对准正南，全城背靠大屯山，面向新店溪。城的主轴北起天后宫（今国立台湾博物馆），南至丽正门，东西城墙则交会于大屯山主峰七星山。
日本殖民时期的台北城市规划，相当程度上是参考欧洲大城市的经验，特别是拆除旧有城墙，扩大城市发展区域的概念。自17世纪以来，像是伦敦、巴黎、维也纳、柏林与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先后拆除城墙，进而重新整顿城市。[23]台北在拆除旧城墙后，决定铺设四通八达的街道。日治总督府民政局临时土木局主要仍依循旧规，依照城内传统布局规画新道路，例如延长北门街（今衡阳路），特别是向南扩建，成为贯穿南北城区的道路，南段部份则为文武街。至于作为城市中轴线的府前街（今重庆南路一段），如今贯穿整座城市。此外，也铺设许多东西向道路。使传统上以军事防守为出发点的城市，转变为注重交通需求的现代化城市。至于城内街区，当时的规划逻辑，是将整个城市划分为52个街廓（Block）。[24]受限于旧有街道、建筑并不成正角对称，新街廓的外型往往也呈现各种不对称矩形、不对称多边形。以街廓为单位，新城市也发展出与清代沿著街路两侧发展的线性模式截然不同的样貌。[25]此外，在建筑材料上，台北官厅集中区也有其独特之处：许多建筑大量运用红砖。由松崎万长与渡边万寿设计，在1908年完成的台湾铁道饭店，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26]
欧洲自19世纪以来的都市规划，强调视觉美感与功能并重，以几何型态和对称空间结构为基础，放入机能性建设，其中包括道路、水道、卫生设备，以及各类型官厅行政机构。[27]对于日本而言，西方的这套都市规划相当值得学习，欧化之后，更继续以台湾各城市，尤其是台北城，实验现代化城市建设。就此角度而言，台北也可说是当时全日本最为先进的城市之一。后藤新平以后成为东京市市长，可说明这种历史趋势[28]。后藤新平于1890年前往德国留学两年，并且极为赞赏俾斯麦的治国政策。后藤新平1889年便主张将国家视为有机体，将国家事务治理广义定义为卫生治疗，卫生问题解决后，国家机能才能运作，也才能健全国体；主政者是医生，政府官员应以客观科学、生物学、医学的方式认识国家病源与问题，用客观、理性、现代科学的方式治理国家，所以卫生制度与卫生机关的建立和保健制度的确立是健全帝国的必备条件。[29]19世纪下半叶欧洲新兴的强国，正像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有机体，试图使用各类现代化、科学化的方式治理，而强国的城市，例如德国柏林，正快速扩张与科学理性规划，渐渐由地方城镇转变成现代国际性首都。[30]规划柏林都市发展的专家詹姆斯·霍布雷希特曾在1887年受邀至东京考察，当时陪同调查的后藤新平深受影响。日后任职卫生局的后藤新平特别重视各类卫生调查工作，到台湾的第一项工作，也是先做科学式的调查。[31]后藤新平随著1896年考察团来台，马上开始调查台湾全岛卫生设施、上下水道设计。隔年调查成员便向总督提议，将台北市街下水道设计与道路扩建工作合并共同规划。另外，台北城的发展也受限于城内街道布局与城廓上的不协调。在考察团来台的同一年，台湾总督府设置民政局临时土木局（民政部土木局的前身），当时聘用具有土木科专业背景的长尾半平与滨野弥四郎两人，从1899年起，接下来十年，共同推动台北城区的现代化发展。[32]
当台北在进行大规模改造时，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认为，建筑即为“文装的武备”，换言之，“把城市兴建看成是一种军事武备，是国家强盛的必要装备，可防备抵抗运动”。[33]后藤新平在德国留学期间，曾亲眼看到柏林如何从地区性城市，变成全德国、全世界等级的国际大都市。因而来到台湾后，也想要将同样的规划概念运用在台北市，使这座城市拥有相当完善、便利的现代化机能，具有抵抗各种挑战的抗体。事实上，后藤新平之后在1920年至1923年担任东京市长期间，也提出大规模的都市改建，很多项目都和当年的台北城市改造一样，包括完善的水道系统、充足的公共设施、开阔便捷的街道、将城市传统融合现代需求等。虽然东京的改造因为政党竞争、缺乏中央政府支持等因素而难以顺利执行，依然可以看出，他的台湾经验反而回过头来影响东京城市的发展。[34]
虽然规模不比欧洲现代化城市，但在日本人接收台北时，该城已经是个颇具现代化的城市，而且拥有相当明确的官厅集中区，内含财政、经济、军事、商务、邮政、电信、电报等重要功能。从台湾历史来看，台北可说是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新尝试。当时许多日本人也相当想要实验现代化的官厅集中区，在台北这块殖民地上，较为年轻的建筑师或官员，可以更不受传统阻碍，在既有基础上，更进一步施行现代化。[35]从1900年公布的《台北城内市区计画》可知，初期计画仅限于城内地区，明显是想利用清代的“官署集中区”，大肆开发遗留房舍或空地，作为未来新政治核心区域。在不久后，继续发展成更完整的“台北城官厅集中区”。[36]
1905年时，日本总督府公布第三个版本的台北市现代化计画。比起先前版本，新版本的范围不局限在台北城中心，而是扩及到其周围的艋舺、大稻埕，以及东门、南门及三板桥（南门以南及南门东南地区）一带，规模显然大上许多。主要负责人依旧是后藤新平的爱将长尾半平。[37]根据当年的《台北区改正图》可知，新计画在传统的棋盘式方格布局上，增加许多欧洲自巴洛克时期、启蒙运动以来的几何造型与空间概念。例如城墙拆除后的空间，原先讨论规画成公园广场，最后还是决定规划三线道的林荫大道，成为日后大台北市的重要交通干道。[38]当时公布的计画中，已经可以看出台北新公园（今228和平纪念公园）的规划，它与官厅集中区的关系密切，被纳入整体计画，成为重要都市新景观的一部分。[39]
台北城墙拆除时，位于转角处的角楼地方，放置放射状圆环，主要干道由此向外延伸，成为各区块的重要连结点。除了交通功能，也刻意利用这些圆形交叉点，塑造特殊城市景观，配合林荫大道，使之成为城内新地标。东北边的圆环成为今日忠孝东路与中山南、北路的交叉点；东南角圆环处则配合三角形岔路往东南方，也就是今日爱国东路与罗斯福路一段两马路所形成的交会点。在更往外的地方，运用更多三角形道路、不等边四边形、锥状道路系统，连接台北城与城外东南地带、新店溪旁的区域，规划上相当灵活多元。至于今日的罗斯福路、南海路、金华街、林森南路等，也是当年为了强化交通的五线道路。北门圆环是由五条放射状道路围绕，原本城墙所在区域变成今日忠孝西路与中华路一段，当年就是美丽的林荫大道。[40]西半部的规划，同样大量运用三角形、不等边四边形、斜向道路等手法，强化旧有的道路系统。此时的新道路之宽度共有两项标标准，一为72.8公尺，另一为145.6公尺。[41]
台湾剑潭神社于1900年完工，台湾总督府则是在1919年兴建。[42]在当时的规划中，刻意规划一条世界级规格、横亘台北城的南北向重要道路（今日中山北路）以连接两处，其在1936年完工。[43]当时采用“地带超过收用法”处理两旁景观。该法意味著，“除了原有道路用地外，也征收道路两侧连带的区块，如此一来，可同时将周边不完整的土地同时纳入城市规划中，或者再规划入公共建设预定地中作了规划以后的区块，以高价卖掉，收购者需依照规划加盖，因此，整块区块与建筑都有统一整齐的面貌”。[44]整体而言，新版本的城市规画，其道路系统更注重往东西向延伸，南北巷道路为辅助。这种规画概念其实也有生物学上的原理，考量到台北城多吹东风，东西向道路可减少灰尘累积，也能有充足阳光，可说是相当符合日本政府提倡的卫生概念。[45]改造台北城市的过程中，不可否认的，日本殖民政府确实比较没有善待城内古迹。以东京为例，明治政府在首相伊藤博文的带领下，与德国建筑师恩德与伯克曼（Ende & Böckmann）合作主持“日比谷官厅集中计画”。计画中尽可能保留江户城的原貌，特别是の字形向右涡旋旋转组成的城廓，包括本丸、二丸、三丸、西丸和北丸，除了天灾之外，必须加以完整保存，更不可拆建，妥善保存后成为今日“皇宫居留地”。不过在台湾，不仅有强力公权力介入景观重建，甚至利用1911年的风灾后重建工程，大肆拆除清代建筑与木造平房，实施“京町改筑”都市计画与公共卫生建设。大幅改造的结果，使台北城与历史、传统有了相当大的脱离。日后日本施行的都市相关法规，依旧缺乏保护古迹、历史建筑的思维。[46]在此环境下保留的旧城门：东门（景福门）、大南门（丽正门）、小南门（重熙门），北门（承恩门），算是少数特别案例。以后藤新平为领导，以长尾半平为主管，以野村一郎为辅佐的年轻都市规划群，将城门设计成圆环功能，并和巴洛克造型结合一起，使台北城的样貌加入现代性特质。[47]
台湾总督府厅舍（今总统府）建于1912年至1919年，是日本殖民政府在台北兴建的官署建筑。此建筑为欧洲历史主义（Historicism）下的新文艺复兴风格，造型与结构强烈受到欧洲19世纪历史主义风格与功能的影响。总督府厅舍位于台北旧城内，座西向东，整座建筑是由四条长形长翼围绕，组成封闭式的矩形结构体，这组矩形建筑整体，中央贯穿主轴中翼，将矩形建筑围成两个中庭，建筑物正面主楼中央，有一高达60公尺的楼塔，与当时当地其他建筑比较，是最高与显著的建筑。[48]台湾总督府首要功能是行政机构，但同时也代表殖民统治者的执政权威，尤其建筑师尝试利用西式造型来表现建筑物的现代化与高效率外，也同时借用东方建筑空间布置上的中轴理念来突显执政者的权威形象。[49]
台湾总督府正面设计有西式建筑市政厅的面貌与外表，是地方政府规格，但内部空间以中央纵轴线的组成，却是帝国模式、全国中央级的规格。主要建筑师为森山松之助与长野宇平治。森山松之助巧妙地把高塔与穹窿同时设计在一个建筑体内，虽然高塔与穹窿、地方与中央是两种相对立的造型与象征，但总督府却同时拥有高塔与穹窿，是地方，也是中央，更具皇族气派。总督府中央纵轴线上的曲锥穹窿虽然不如其它欧洲穹窿高大，且隐藏在正面楼塔之后，从整栋建筑外表看并不非常显眼，但却是放在整座建筑的中心位置，穹窿下敞厅是整座建筑最华丽气派的部位，以中国建筑中轴线分析，它正符合东方尊卑伦理观念，越在中央越显建筑体地位尊贵，曲锥穹窿因在高塔与四翼之后，所以也有东方宫殿隐密、幽静深远与深不可测的肃穆。所以正面外表看是讲究行政效率、办公实用的市政厅官署建筑，内在却隐藏著具有帝国宫殿气派中央级的穹顶。长野宇平治则开创倒“日”字形平面结构在亚洲的使用先例，1936年东京国会议事堂直接仿自台湾总督府，也沿用了此倒“日”的平面设计，借助森山松之助的巧妙修正，使总督府同时具备地方政府与帝王宫殿的双重性格与特征。在两位建筑师的精心创作下，台湾总督府成为当代稀少的建筑融合体，它把当时艺术、文化、政治的冲突，恰当的化解开来，且把地方精神与中央精神融为一体，反应了整个台日接触的时代精神内涵。[50]
台湾总督府新厅舍位于台北城的正中心点，符合东方建筑中心轴线思想的理论，它与清末一样，仍是政治权力的中心，但另一方面建筑本身采东西横轴向，破除了传统坐南朝北的纵轴线布局与风水观，符合当时日治政府提倡向东，面向阳光，较明亮、采光佳，较现代卫生、空气流通的原则。早在总督府厅舍设计竞图比赛公布（1906年）之前，新厅舍敷地（预定地）的地点、位置、面积及方向都已确定，由1905的《台北市区改正计画图》中可看出未来总督府新厅舍正门朝东，位于原来清代的文武街上，正面大门面对东门街（今凯达格兰大道），直通东城门，在此新的市区规划中，东城门城墙已拆除，且利用圆环及五条放射星状道路规划，使东城门成为新的重要交通联系点，未来总督府便面向此交通要点；长野宇平治与森山松之助为台湾总督府所设计的中轴线正好连接上东城门延伸出来的东西轴线，除了总督府建筑本身外，中轴线正借东西轴道与东侧新市区相连接，由1950年10月公告第一九九号公布《台北市区改正计画》中，可预知城东侧新市区东向干道将成为市区街道之主轴，总督府中轴线正是这条新主轴干道（今凯达格兰大道与仁爱路）的起点。总督府的东西向中轴线与面朝东向的规划，预告了未来台北新城向东扩展的趋势，由1932年《台北市区计画街路及公园图》中分析，总督府中轴线的东西走向，的确调和了清末以来单重南北纵向发展的缺失，使纵横轴线交错的棋盘道路网更为周全密集。不管旧城区或新市区的规划，也因加入更多数学理性造型，如圆形、椭圆、半圆、锥形、三角形等西式造型，像圆环、放射星状道路、广场等建筑元素，使方格布局与几何布置结合，原本封闭的城市格局慢慢转变为向四周开放的城市格局，以多元取代单一，台北城市面貌因此更现代化、更进步。[49]
战后台北市城市的发展历程，与战前日治时期都市计画密切相关，1945年台湾政权易手，导致既有都市计画制度、人员与执行产生某些变革，但整体而言，台北市既有都市计画体系并未产生根本性改变。既有之道路规划、大型都会公园开辟大致依照旧有计画进行[53]。
战后，台北被规划经营为台湾的政经中心而持续发展，由于上百万军民于1949年随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台湾，加上1960年代中央政府大力推动“出口导向”的轻重工业政策，成立加工出口区、推行十大建设，此时青壮年大多前往台北、高雄找工作[54]。台北市的人口快速增加，除此，道路、住宅社区、学校等公共设施的新建工程也开始逐步进行。
1960年代起，中央政府在台北开展耗资上千亿的台北防洪计画[55][56]，是战后台北都市计画体制更异的第一个关键期。台北从1960年代初引入联合国专家的指导、都市计画体制本土化的试行到台北市改制直辖市后的观念与体制革新，为战后都市计画推行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接轨了高度经济发展时期的1970年代与1980年代[57]。此开发进程自1980年代起，东区正式形成副都心，信义计画区亦陆续快速发展[58]，而在这个时期中，南台湾地区受到石油危机影响，石化及重工业开始没落、加上中央政府的行政资源集中于北部（重北轻南），使得更多劳工往北台湾迁徙[54]。在这段期间，台北城市的商业重心从这时候开始从拥挤的旧城区逐渐向东移，早期有南京东路、民生东路的金融商圈，后期以1980年代信义计画区的开发最具指标意义；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市议会分别于1994年与1990年搬迁至信义计画区内，目前区内除了指标性的台北世界贸易中心、台北101之外，尚有台北南山广场、富邦信义总部、国泰置地广场、远雄金融中心等许多企业集团的办公设施。1990年代起，台北市政府为改善东、西发展不均的状况，推出各种振兴方案，期盼复兴老旧城区、翻转东西轴线。2023年底市内高度达120公尺及150公尺之摩天大楼，各有43座与16座，数量均为台湾第3多。
| 年份 | 人口 | ±% |
|---|---|---|
| 1875 | 38,000 | — |
| 1905 | 74,415 | +95.8% |
| 1920 | 162,782 | +118.7% |
| 1935 | 274,157 | +68.4% |
| 1958 | 715,000 | +160.8% |
| 1960 | 898,655 | +25.7% |
| 1966 | 1,174,883 | +30.7% |
| 1970 | 1,769,568 | +50.6% |
| 1975 | 2,043,318 | +15.5% |
| 1980 | 2,220,427 | +8.7% |
| 1985 | 2,507,620 | +12.9% |
| 1990 | 2,719,659 | +8.5% |
| 1995 | 2,632,863 | −3.2% |
| 2000 | 2,646,474 | +0.5% |
| 2005 | 2,632,242 | −0.5% |
| 2010 | 2,618,772 | −0.5% |
| 2015 | 2,704,810 | +3.3% |
| 2020 | 2,602,418 | −3.8% |
| 2021 | 2,524,393 | −3.0% |
| 2022 | 2,480,681 | −1.7% |
| 2023 | 2,511,886 | +1.3% |
| 来源： | ||
截至2024年9月底，台北市的户籍人口约有250万人[2]，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约有9,190人，在全国所有直辖市与县市中，人口排行第四多，人口密度则居最高[3]。近年来由于市中心房价高昂，旧市区老旧及人口老化等问题，造成人口呈现稳定的流失状况，多数各地移民以居住台北都会区卫星都市的新北市为主，是许多在台北市工作的人口实际上的居住地区，因市区跟台北市区仅淡水河之隔。另六都改制后台北市迁往其他五都的现象更加显著。
依据内政部发布的2020年11月底电信信令人口统计，台北市的平日日间活动人口约为350.8万人，夜间停留人口（常住人口）约为279万人，其在平日时的日间活动人口较夜间停留人口多，且两时段的人口皆与其当时的户籍人口260.5万人有明显的差距[62]:61。其中属于文教、商业、行政汇集区的中山区、中正区、大安区等三个行政区属于日间流入人口较多的地区[62]:64，大安区、中山区及内湖区亦为全国平日日间活动人口前十多的乡镇市区[62]:62、64。反之，万华区、文山区等相对偏重居住、生活功能的地区，平日的日间活动人口则较夜间停留人口少[62]:65。
台北市和台湾其他地区相同，面临少子化和人口老化的问题。随著二战后婴儿潮人口陆续成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以及低生育率带来少子化的现象，台北市老年人口快速增加，也增加其人口老化的速度[63]:61。台北市老年人口比例逐年上升，于1992年达到7.25%而正式进入高龄化社会[63]:58；2014年11月已占全市总人口的14%，进入高龄社会[64]，老化指数也在翌年（2015年）突破100，即老年人口数正式超越幼年人口数，其中2016年底老化指数为111.73，是台湾六都人口老化情形最严重者[63]:60。2022年1月，台北市老年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比率达到20.02%，成为台湾第一个进入超高龄社会的直辖市，也是全台湾老年人口比例仅次于嘉义县排行第二高的县市[65]。
各行政区2024年7月底总人口，由多至寡依序为大安区291,353人、内湖区275,498人、士林区265,812人、文山区259,735人、北投区241,784人、中山区215,971人、信义区206,014人、松山区193,316人、万华区172,473人、中正区149,798人、大同区119,600人、南港区113,377人。
台北市议会是台北市地方自治事项的最高立法机关，议决台北市法规案、预算案、市政府或市议员所提出的其他议案。台北市议会议员，总计63席，由具有选举权的台北市市民选举产生，议长、副议长则由台北市议会议员以无记名投票选举自台北市议会议员中各选举一人。台北市改制为直辖市后的第14届台北市议会，自2022年12月25日开议，各政党现有议员席次为中国国民党29席、民主进步党22席、台湾民众党4席、无党籍3席、新党1席、社会民主党1席、空缺1席。
台北市政府作为台北市地方自治事项的最高行政机关，在中华民国政府架构中为直辖市自治的行政机关，并同时负责执行中央机关委办事项，台北市政府设有157个附属机关、236所各级学校，此外台北市政府还经营3个市营事业机构。
台北市市长为台北市政府之首长，综理市政并指挥、监督所属员工及机关。台北市改制为直辖市后，市长于1967年到1994年之间，系以行政院提名人选，经台北市议会行使同意权的方式产生，1994年《直辖市自治法》施行，市长改为由具有选举权的台北市市民选举产生。市长得任命3位副市长襄助其处理市政，1位秘书长作为幕僚长，并得依法任命市政府所属一级机关首长。1994年直辖市市长改由市民普选，市长可以连任一次。由于台北市作为首都，亦为台湾的政经中心，台北市市长身为首都市长，掌握相较其他县市的行政首长更为丰沛的行政资源，相对下也较容易吸引媒体镁光灯的关注。而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等前任市长皆于卸任后当选总统，也使台北市市长认为是通往总统之路的跳板之一。
下表整理了1994年直辖市市长改由市民普选后，由台北市市民选举产生的台北市市长。
从台湾于清代设省于台北城、日本设台湾总督府于台北市、中华民国设台湾省政府于台北市，到中华民国首都迁于台北市，台北市一直是台湾的政治中心。台北市外省新移民族裔比例较高，为台湾各县市之最：中华民国客家委员会在2004年的调查研究显示[66]：台北市单独认定自己为外省族群占15.2%，高于全台平均的8%；而据行政院1990年户口普查的籍贯统计，在台北市籍贯为外省人者有703,520人，约为当时台北市人口比例的25.49%，是台湾地区外省族群人数最多的行政区[67]。因此从数据上来看，外省族群在台北的影响力较台湾其他县市大。由于外省族群支持泛蓝阵营的比例较泛绿阵营来得高，这使得泛蓝阵营在台北市的选举较泛绿阵营占有优势。
1987年解严之后，台北市即成为集会游行的重地。因素有三：动员与集结容易、媒体效果较佳、抗议或请愿对象（政府机关）明确。以民主进步党为首的泛绿阵营或以中国国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街头集结抗议是十分平常的事，此现象于即使经过三次的政党轮替后，依旧存在。1994年之后，主要政党为争取选票，会在举办选前一周的周末，在台北街头举行大游行为选举造势，不失为台北街头奇观。即使台北市民对于游行与抗议已经司空见惯，但以逐次下滑的投票率来看，台北市民近年来被政治动员的程度并未比其他都会区高。
1926年的普查统计中，216,300人籍贯为福建、1,400人为广东。（以移民时清朝及明朝的区域划分福建省及广东省。）
| 省份 | 州府 | 地区 | 语言 （方言） |
|---|---|---|---|
| 福建／ 21.63万人 |
泉州／ 18.67万人 |
安溪／9.96万人 | 闽南语（泉州） |
| 同安／2.97万人 | |||
| 三邑／5.74万人 | |||
| 漳州／2.8万人 | 闽南语（漳州） | ||
| 客家话（南靖、平和、诏安） | |||
| 汀州／5千人 | 客家话（汀州） | ||
| 龙岩／少于100人 | 客家话（汀州） 闽南语（龙岩、漳平） | ||
| 福州／1千人 | 闽东语（福州） | ||
| 兴化／约100人 | 兴化话（莆田、仙游） | ||
| 永春／少于100人 | 闽南语（泉州、大田） | ||
| 广东／ 1.4千人 |
潮州／约900人 | 客家话（丰顺、饶平、大埔） 闽南语（潮州） | |
| 嘉应／约500人 | 客家话（四县、长乐） | ||
| 惠州／少于100人 | 客家话（海陆） 闽南语（潮州、漳州） | ||
| 其他／2.3千人 | |||
台北市在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发表的2020年全球城市名册中，被列为与斯德哥尔摩、都柏林、苏黎世、旧金山、墨尔本等同属于“Alpha-”级别的国际一线都市[5]。台北市的产业结构以三级产业（服务业）为导向、二级产业（工业）居次，一级产业（农林渔牧业）所占比率极低[71]，主要发展领域包括零售与批发、金融服务和会展产业、软硬体资讯及通讯科技、生物科技等[72]；2016年平均每人市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为65,539美元[73]。身为台湾的商业、金融中心兼经济决策中枢，台北市在经济潜力（亚太第2名，次于东京，2015/16年）及商业友好度（亚太第4名）方面的表现受到《金融时报》正面评价[74]。2021年11月底数据显示，国内有23.4万家公司、行号在此设立营业据点[75]，总部登记于此的富比世全球企业2000强有33家[76]，其中4家为财星世界500强企业[77]。此外还有3,776家跨国公司、国际金融机构、商业组织和外国领事馆在此注册办公[75]。例如台湾证券交易所经营的加权股价指数，其2021年底市值按世界交易所联合会公布的数据为全球第16大、总成交量排第12高[78]，与证券柜台买卖中心编制的店头市场指数同为当地产业一大支柱，亦是观察台湾经济走向的重要指标。
台北市2023年上半年15岁以上民间人口有218.3万人，劳动力有121.5万人，就业者有117.3万人，失业者4.2万人；劳动力参与率55.7%，失业率3.5%[79]。外籍劳工方面，台北市2022年底有1.65万名外国专业人员（白领移工），数量占全国35.5%[80]；2020年底有蓝领移工45,153人[81]。此外，尚有许多设籍外县市的居民也在台北市就业，或从其他地方通勤至台北市区上班。从就业人口比例来看，台北市为典型以服务业为主的都会城市，近8年来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比例呈现成长的趋势。工业部分系以都市型轻工业、都市服务型工业、高科技及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从厂商家数集中地来看，“台北科技走廊”所在的南港软体产业园区、内湖科技园区及开发中的北投士林科技园区是台北市制造厂商的大本营，尤其是南港软体工业园区与内湖科技园区更是发挥厂商群聚效果，约有六成以上的厂商聚集于此[71]。
台北市2018年资产逾3,000万美元的超级富豪有1,519人，人数为全球第8多、密度居世界第3高（次于伦敦、新加坡）[82]；家庭及人均可支配所得亦为全国最高，平均每户家庭可支配所得为新台币144.4万元 [83]，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为新台币53.3万元（2022年） [84]。当地的薪资收入与物价水准相去不远，购买力在全球77个主要城市中排第26高（亚洲第3高，2018年），薪水为亚洲第3高[85]。它被评为2021年全球有钱人生活与消费第3贵的城市[86]，同时也是外派人员生活费第22昂贵的城市[87]。市中心顶级商业办公室年租金成本为每平方英尺71.94美元（即每净坪月租赁成本新台币6,548元，2018年第一季），在全球120个城市中排第38高[88]。2023年第一季新成屋平均房价达每坪新台币106.2万元[89]，市民得至少15.52年不吃不喝才能买到一户中位数价格的住宅（2023年第二季）[90]，不过其市中心租金收益率（1.44%）在全球480个调查城市排倒数第5低，耗时60、70年才能回本[91]。
台北市拥有20处国定古迹、184处直辖市定古迹、342处历史建筑、5处纪念建筑等许多人文景观，古迹与博物馆两者数量均居台湾首位[95]，同时存在著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特殊风情。台北的生活以不同型态充斥在各区域，像是台北市野雁保护区、关渡自然公园、大安森林公园、台北市建国假日花市及玉市、宝藏岩聚落、钓虾场钓虾，甚或到寺庙祈福、点光明灯、求姻缘等，都可视为台北生活型态的一部分，是亲子游玩的好去处。此外，台北最High新年城暨台北101跨年烟火表演、台北灯节等节庆活动亦属老少咸宜。
台北借由打造友善城市的意象，以及流畅丰富的旅游体验吸引著全球旅客的目光[96]，因而选入孤独星球、福斯新闻网、BuzzFeed等旅游杂志及社群媒体的推荐名单之列[97][98][99]。OpView据猫途鹰网站的评论分析，台北2017年以台北101、国立故宫博物院、艋舺龙山寺、中正纪念堂、士林观光夜市、猫空缆车、象山自然步道、西门町、台北市立动物园和饶河街观光夜市等10个景点最受国际游客青睐；北投温泉、行天宫、国民革命忠烈祠和阳明山国家公园等榜上景点亦掳获国际观光客好评[100]。万事达卡“全球最佳旅游城市报告”指出，国际旅客2016年在台北的总体消费金额为96亿美元，位列全球第10高，人均花费1,306美元（约新台币40,900元）[96]。另根据英国欧睿国际“世界前100旅游城市指数报告”，台北是2016年全球最热门之旅游目的地城市第14名（亚洲第9名）[101]，2019年到访的国际旅客有998万人次，为全球访问量第19大的城市[102]。
台北风光秀丽，历史古迹随处可见[103]。台湾各族群文化与全球文化在台北市荟萃，蕴含台湾原住民文化的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浓厚闽南、旧都城风情的大稻埕、艋舺、大龙峒与剥皮寮、客家义民祭，完整儒教祭祀规仪的释奠典礼，以及融合中国各地风土民情的眷村文化、国粹与新住民文化等。清领、日治与战后时期等，大时代的浪潮也为台北市留下大量丰富的近代史及文化资产。
近年来随著外籍劳工人数逐渐增加，外籍劳工所带来的母国文化也逐渐受到重视，各种文化节、专门的广播节目等针对外籍劳工的活动与休憩措施应运而生。此外，台北市作为一国际级城市，对于不同族群与文化个体展现尊重及包容，如同性恋族群的台湾同志游行等。
台北市也是台湾的时尚与艺术中心之一，接受全球化浪潮的洗礼，并迅速发展出一套属于自身特色的艺术行为。许多台湾各地出身的艺术家、设计师与文化人们也都纷纷透过台北的窗口让全世界认识。
台北是亚洲的流行音乐重镇，以及华语流行音乐、文化创意、娱乐产业的枢纽中心。自由民主社会的多元开放风气和台湾本土意识是促使台北文化活动活络的一大优势。艺术、娱乐等文化创意活动密集频繁，艺文表演场地亦居全国之冠。除了流行音乐有国际团体、演艺人密集访台演出，每晚也都有不同的舞台表演团体，同时在国家两厅院（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等各场地个别巡回公演。表现风格多元化，有醒世、创作实验、冷僻、同乐、音乐、歌仔戏等剧别；主题不限政治、宗教、文化、社会，面向跨越地域之分。
针对街头艺人的各项表演，台北市政府颁予执照，维护街头公开表演人士所应享的权益、尊严并提高综合素质[107]。经常有青少年和年轻人在西门町街头热舞表演K-pop舞蹈，这是时下年轻族群流行文化的特点之一。在通风良好且灯光充足的捷运地下街，亦常见为数众多的学生正挥汗练舞[108]。在历任市长的努力下，市府所推广的文化活动已趋于多元化，而市民所认同的青少年活动亦非仅止于用功念书考大学[109]，有益身心、富正面意义的舞蹈运动皆能获得市民和市府的青睐与赞赏[110]。中学生街舞社成员最主要的练舞场地分别是台北车站、板桥、西门、双连等捷运站，以及国立国父纪念馆和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等6大场地[111]。2008年9月已有街舞团体在国际展露头角，取得亚洲区冠军[112]。
此外，台北市尚有许多表演艺术场馆，如新舞台、城市舞台、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展演艺术中心音乐厅、舞蹈厅及戏剧厅、红楼剧场、牯岭街小剧场、水源剧场、大稻埕戏苑、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和台北小巨蛋等。
台北市有许多大型博物馆及典藏文物，其中位于外双溪的国立故宫博物院为世界主要博物馆之一，被誉为“中华文化宝库”，馆藏约70万件，大部分为承接清代皇室旧藏，包含众多中国古代书画、金石、器物、典籍等，尤其以宋代绘画、中国青铜器与宋瓷为重。邻近台北植物园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则是收藏唐三彩、中国青铜器等华夏文物的著名博物馆。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收藏自民初以来的大量考古遗物、青铜器、汉简、图书、中国民族学文物等国宝。国立台湾博物馆承接日治时期馆藏，典藏丰富的台湾史地资料、田野调查文物与自然标本等，是集合了人类学、地学、动物学、植物学与博物馆学为一体的博物馆，有“台湾现代知识的启蒙地”的称号。
现代艺术的展览场所则有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中华文化总会文化空间、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南海艺廊、伊通公园、关渡美术馆（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等。另外还有其他各类型场馆，如社会人文相关的台北探索馆、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袖珍博物馆、树火纪念纸博物馆、杨英风美术馆、邮政博物馆、国军历史文物馆、海关博物馆、总统副总统文物馆、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松山文创园区等。自然科学类的有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和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等。
台北市的宗教概况与台湾宗教概况大致相同，以佛教、道教及台湾民间信仰为主。市内寺庙中所祭祀的神祇大多是随著闽粤汉族移民从移居地迁来。
早期世居台北的凯达格兰族崇尚万物有灵的泛灵信仰[123]。16世纪西班牙会士曾传入天主教，历经荷西战役后，被迫中断。随著17世纪汉移民带来了属于汉字文化圈的香火，逐渐改变台北原生宗教风貌。在清领时期，台湾社会普遍“重儒道轻释佛”[124]，民众崇尚道教与儒教[注 8]三纲五常观念，佛教较不振。当时较富盛名的代表祭典属“台北迎城隍”[125]。清领后期西方传教士马偕博士为台北带来了西方的基督信仰的长老教会，而台北市的伊斯兰教[注 9]则主要由政界的穆斯林白崇禧将军等人带入。
日治时期，传统信仰受到一定程度压抑，因推动内地同化政策、信奉日本神道教，总督府于剑潭山兴建当时全台最大的官方信仰中心台湾神宫。二次大战及国共内战之后，大量新移民迁入，传入诸多新宗派[注 10]。1950年代之后，大规模南部、中部居民移入台北，亦将其祖居地守护神分灵入城，此时期除了本地乡土神以外，以祭祀妈祖、王爷、佛祖、观音等居多。大台北地区佛道教寺庙数量之多，冠于北台湾，教派之广几涵盖各神佛，堪称台湾宗教总汇，不仅佛道儒，台北市有台湾唯一天主教总教区天主教台北总教区、最多基督新教与伊斯兰穆斯林信仰人口，并为台湾西部基督徒比例最高的行政区。
据台北市民政局及各区公所统计，该市2012年底归属道教及台湾民间信仰性质的寺庙、神坛有1,431座[注 11]，属佛教者有359座[注 12][注 13]；其中91座庙宇创建于1912年以前。行政区中以士林区、北投区各有238座庙最多，万华区201座庙居次。由基督教所建立的教会、教堂有372处[注 14]，天主教有42处[注 15]；其中9处创建于1912年以前。教会、教堂以大安区68处最多，其次为中山区51处及中正区47处[127]。
台北市身为台湾政经重镇，多年来大方迎接各种不同文化，孕育出相当多元的在地饮食特色，从早餐、宵夜小吃、中式餐馆到西式餐厅，种类繁多。国民政府迁台后，随著新住民族眷大量落户于台北，各种中国地方口味与饮食文化相互揉合，发展出与台湾传统饮食习惯相融合的特色，2005年起举办的牛肉面节为强调独有饮食文化之下发展出来的民间活动。
台北的小吃可分为市集摊贩小吃与老店小吃二类。除了卖早点类的小吃摊可能限于早上营业外，夜市小吃集中在夜市里，由于都市化程度较高，民众活动时间相对较长的关系，许多小吃摊会经营到相当晚，因此超过午夜12点甚至彻夜经营也是常有的事情。至于历史较久的老店、小吃则集中于发展较早的台北西区一带，如：艋舺（今万华区）与建成圆环周围，和台湾多数发展较早的古城一样，这些老店多集中于寺庙周围。CNN认为在地民众出于宗教信仰、友善动物等考量，茹素者能够轻易地在当地找到用餐环境或餐点，因此将台北列为全球十大最适合素食主义者城市之一[130]。
茶与台北的历史发展、人文风俗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朝末期，茶叶成为台湾最大的生产与出口品，让台湾经济的重心由南部转向北部[131]，大稻埕曾是全台第一的茶叶集散地，全盛时期曾聚集超过200家茶行。台北盆地四周围群山环绕，台北市的猫空及新北市的坪林、三峡均为著名的茶产地，位于台北市文山区的木栅观光茶园是台湾第一座观光茶园，而猫空地区昔日曾为台北市最大产茶区之一，铁观音为此处特色茶种。
法国轮胎制造商米其林在2018年推出《米其林指南——台北篇》，这是第八个以亚洲都市为对象出版的米其林美食指南书籍[132]。自此，该机构每年都会发表关于台北餐厅的评价。2024年8月揭晓的名单中，有37间餐厅获得星级认证；包括三星2间、二星5间、一星30间[133]。此外，有43间餐厅、街头小吃获得必比登推介[134]。
台北市体育的主管机关为台北市政府体育局。马英九担任台北市市长期间（1998年—2006年），台北市体育处对台北市的体育发展以“处处皆可运动”、“人人喜爱运动”为目标，以全民、学校、高龄、青年、障碍和菁英等不同民众，鼓励运动，设立大型赛场公共运动空间，并规划于12个行政区设立市民运动中心[138]。
大型体育场馆有台北大巨蛋、台北田径场、台北小巨蛋及台北市立天母棒球场，中型体育场馆包括台北和平篮球馆、台北市网球中心与台北体育馆等，用以举行市级运动项目；除此之外，各行政区的区级休闲、运动中心也渐次启用或著手兴建[139]，于2003年至2010年陆续完成启用[140]；每年并由各区的体育会举办不同规模的路跑竞赛，以利于提升运动风气。台北文化体育园区（台北大巨蛋）亦将整合体育、娱乐、商务、城市文化与历史为一体的又一大型市民空间。
近年则由于国际能源危机所致，市府积极鼓励市民多从事户外休闲活动[141]。例如兴建公园、广辟绿地、整平骑楼走道[142]，方便市民带著家犬与家人在外一同游乐；并学习法国巴黎，鼓励民众亲近水岸；与厂商合作，在观光景点添置并推广自行车以为代步工具[143]，首开优良风气之先，间接改善交通，也为地球减少空气污染贡献心力[144]。
台北市曾举办夏季世界大学运动会、听障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杯五人制足球锦标赛、世界杯棒球赛、世界花式撞球锦标赛、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台北101垂直马拉松、台北马拉松（包含国道马拉松）、IAU世界杯超级马拉松比赛、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等国际性体育竞赛；申办奥运的构想也曾被提及。另外还有许多国内性体育竞赛，如“健康活力·运动台北”十二行政区路跑赛、新光摩天大楼登高大赛、三商巧福杯路跑赛、舒跑杯路跑赛、中正杯锦标赛（范围涵盖各类运动）等；中华职棒每年固定于天母棒球场举行部份场次的例行赛，味全龙回归一军后，2021年将此球场作为该队双主场之一；超级篮球联赛则固定于台北市立体育学院体育馆（俗称“白馆”）进行例行赛。台北市与新北市将于2025年共同举办世界壮年运动会。[145]
目前职业运动中以台北市为主场的篮球队为台北富邦勇士职篮队（P.LEAGUE+）及台北台新战神职篮队（T1 League）。[来源请求]
台湾绝大多数主流广播电台、电视台、网路媒体总部或营运中心均设驻于台北市，旺盛的大众传播媒体及产业环境促使台北市成为台湾媒体产业的中枢，但也常因过度地倚倾台北播报新闻，而使得报导角度多半重于北部或浓厚的地域性。随著国际政经情势日益复杂、地缘政治风险提升、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疫情、全球晶片危机等因素，跟台湾有关的议题开始受到国际关注，促使外国媒体在2010年代后期，纷纷转向台北设立区域总部或据点。至2020年底在外交部登记立案的国外媒体共有71家、派驻记者有124名[155][156][157]。
台北公众区免费无线上网（Taipei Free）为台北市政府提供的公共免费无线网路，从2011年7月1日在台北市正式启用。Taipei Free可以在捷运站、市立图书馆、政府办公部门、主要道路上，以及部分公车（多为油电混合公车）上收到讯号。无线网路名称为“TPE-Free”（公车上之无线网路名称为“TPE-Free Bus”）。目前Taipei Free的热点总数5,720个，2014年3月的月使用人次最高，达4,316,546人次。Taipei Free启用后，引领中央政府与各县市跟进推动公共免费无线上网建设，促进全台免费无线上网环境的良性发展。2014年1月15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将免费无线上网（Free Wi-Fi）与夜市、故宫、青少棒、全民健保及小笼包等久享国际盛名、公认是台湾典型形象代表的事物，并列为“台湾十大世界第一好”。[158]同年2月14日，英国每日电讯报也将台北与纽约、巴黎、赫尔辛基、佛罗伦斯、特拉维夫、香港、澳门、伯斯等9座城市，共同评选为“全球最方便的免费无线上网城市”；其中更特别将台北市列举为9座城市之首。显见Taipei Free对台湾公共免费无线上网建设的发展、对国际观光商务人士吸引力的强化、以及对台北市国际形象的提升，都有相当正面效益。[159]
民营书店方面，除了诚品书店、金石堂书店、垫脚石书店、三民书局、政大书城、茉莉二手书店、敦煌书局、蛙蛙书店、五南文化广场等国内连锁书店外，尚有国际连锁书店叶壹堂、纪伊国屋书店、淳久堂、法雅客，独立书店如专营同志性别的晶晶书库，贩卖二手书及罕见古册典籍字画的古今书廊二手书店、旧香居，蒙藏文化为主的青康藏书店，贩售台湾本土文化书刊的台湾ㄟ店，宗教书店台湾福音书房、基督教以琳书房、中国主日学书店、校园书房、灵粮书房，女性议题书店女书店，由文化部经营，专门展售政府出版品的国家书店；与其它特色书店如胡思二手书店、信鸽书店、亚典书店、唐山书店等。
目前还没有一本台北文学史、台北文学发展史、台北地区古典文学史之类的著作出现。个别论文则有张家铭〈不同文化地景类型之行塑历程─以台北温州街一带与台北文学森林为例〉、林秀姿〈重读一九七〇年以后的台北：文学再现与台北东区〉、吕素美〈日治时期的草山地景与汉诗书写〉等文章，多著眼在文学地景及文学再现的问题，也有处理族群与文学书写之间的关系，例如顾敏耀〈草山含笑柳含烟．脉脉泉温溪岭间——士林区与北投区的族群与文学〉（《文讯》，第252期，2006年10月，页60-66）、顾敏耀〈在依旧闪耀的昔日光辉下——万华区与大同区的族群与文学〉（《文讯》，第252期，2006年10月，页67-72）、张琬琳〈城南旧事—台北南区的族群变迁与文学书写〉等。
台北市的文教基金会、文学团体、写作班、出版社、大专院校文学系所等甚多，因此这些机构所办的文学活动非常多，也非常多样，在此无法一一列举；至于官方—台北市文化局也不遑多让，频繁举行各式各样的文学活动。以下几个活动是比较重要而且长年举办，有台北文学奖、台北文化奖、台北文学季、台北诗歌节、汉字文化节等活动。
日治初期的1895年，台湾第一座西式小学芝山岩学堂成立于芝山岩地区（今士林国小）。随后普设于台北各地的国语传习所、公学校、小学校等更奠下了台北现代教育基石[160]。195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撤退来台之后，投入庞大教育经费设立的小学、初中、高中与大专院校，更成为台湾北部甚至全台湾的“明星学校”，在高中或大学联合招生制度盛行时，尤其明显。特别是明星高中或国立大学的热门科系，每年考季都有相当激烈的入学竞争，即使在联招几近废止的今日，“升学主义”的情形仍延续著[161]；此外，尚有国际学校。作为全国首善之都，台北市的教育资源与其他县市相比，较为丰厚、优渥。国立台湾大学、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台北医学大学以及国立政治大学等大学的校址位在本市境内[162]。
目前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辖下有台北市立大学、160馀所的公私立中小学，以及12年义务教育，此外还有台北市立儿童新乐园、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及台北市立动物园，并在各区设立运动中心、社区大学、乐龄中心、图书馆等，提供市民休闲育乐与学习进修的机会。台北市公共图书馆在2015年度购入图书资料的总支出是新台币113,927,471元，平均每位市民购书费为42.12元、每位市民拥书量为2.83册[163]。
台北市是台湾全国学术研究中心，国家级研究重镇的中央研究院即座落于南港区。另外专门典藏国家图书与汉学研究中心的国家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图书馆、台北市立图书馆与各大专院校图书馆：诸如国立台湾大学总图书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国立政治大学图书馆均有丰富馆藏等。其中，国家图书馆所特藏的善本古籍中，多件均为古代流传至今的孤本，如尚书表注、东都事略、宋太宗皇帝实录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珍贵古籍。
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台大医院）总院区设于本市，该院创建于1895年、为台湾历史最悠久的西式医院，是中华民国卫生福利部最高评级的“医学中心”医院之一，亦是中华民国全国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防疫机构。另外，台北市政府为了使原有的各处市立医院之医疗资源能有效整合，遂自2005年元旦起将过去市内各医疗单位整并成为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并分设七大院区，院本部则设于大同区中兴院区。
台北市的医疗资源十分丰沛，依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统计，2015年底台北市计有37家医院、3,452家诊所，较2014年底分别减少1家（-2.6%）、增加40家（1.2%），其中西医诊所1,607家、牙医诊所1,343家及中医诊所502家；其中医学中心共有8座，为全台各县市之冠，各行政区每万人医疗院所数以大安区25.1家最多，南港区6.8家最少；病床数共计2.5万床，增加146床（0.6%）。至医疗（事）机构执业医事人员为5.1万人，较上期增加1,750人（3.6%）。其中2015年底公私立医院病床数计2万床，全年占床率为75.6%。另平均每日服务量仍以门诊8.4万人次最多；与上年比较，急诊、体（健）检人次分别增加28人次（0.9%）、111人次（5.1%），其馀门诊、洗肾、手术及接生人次均减少[164]。
台北市环保局推动禁用一次性餐具，从公家机关开始推动到各大学、高中、国中小学，进而要推广到私人机关。[165][166][167]
设籍台北生活圈的民众约有925万人口，故每逢尖峰时段或假日，经常会有大量人潮、车潮流动于市区内或台北、新北两市之间，导致市区内各重要干道常出现塞车的情形。为求尽可能在短时间内疏散人潮、车潮，并减少塞车情形，因此除一般道路外，亦兴建多条快速道路与联外桥梁。
此外，台北市亦为台湾大众运输最发达的都市。至2007年为止，整个大台北地区营运中的市区公车路线共有421条，平均每日载客161万人次，并有8成以上的中短程路线加入了联营公车系统。捷运系统方面，台北捷运营运路线总长度131.2公里，平均每日运量逾200万人次。此外，目前亦有可以共通使用于捷运、市区联营公车、短程客运与公营停车场的非接触式IC卡—悠游卡、一卡通、爱金卡；并实施公车与捷运间的电子票证双向转乘优惠制度，同时推出双北公共运输定期票。
对外交通方面，除了有多条国道（高速公路）与省道通往全台湾各地之外，台铁纵贯线以及台湾高铁都行经本市并设站；其中，台北车站为全市首要的陆运交通枢纽，行政院及监察院前的忠孝中山路口则为台湾公路原点。空运以台湾桃园国际机场（位于桃园市大园区）、台北松山机场为枢纽，海运则以基隆港（位于基隆市）与台北港（位于新北市八里区）为两大据点。
据国际会议协会（ICCA）统计，台北在2019年举办了101场次之协会型国际会议，为全球第19多（亚洲第5多）[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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