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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球居民,所谓气候变化对心理的影响(英语:Psychological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包括有生态焦虑、生态悲痛和生态愤怒等情绪性反应。这类情绪虽然令人不快,但通常无害,并且算是对自然界退化而生出的理性反应,有激发调适行动的作用。[1]其他精神健康的影响,例如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就可能甚为严重。进入21世纪后,全球的学术界、医学专家和其他各种参与者都在试图了解这类影响,以助于缓解,做出更准确的预测,并协助针对全球变暖进行缓解和调适的工作。
气候变化主要透过3大途经对人们心理(或称精神)状态造成影响:直接、间接或是人们本身的察觉(或称意识)。直接途径包括因曾接触极端天气事件而导致的压力状况。间接途径是因经历过经济和社会受破坏的事件,例如农田受损,生产粮食的能力变差。第3个途经仅是察觉到气候变化具有威胁性,但并未受到影响的人。虽然有许多例外,但一般而言是开发中国家的人们更易受到气候变化造成的直接影响和经济衰敝。而最近发现与气候相关的心理状况,如生态焦虑,可能仅由察觉到威胁的存在就会发生,这种焦虑已影响到全球不少人。 [1]
针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心理影响,是在气候心理学范畴内进行研究。对于症状较轻的人,可利用各种非临床治疗、互助小组、透过互联网的支持论坛和自助书籍来处理。一些心理影响根本不需任何治疗,甚至可能有积极的作用:例如对气候变化的担忧会导致人们进行信息搜寻,和产生对此类问题有能力做出改变的感觉。[1]气候变化对心理的影响也受到政府和其他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人、各种运动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部门的关注。
气候变化通过3种因果途径造成心理影响:直接、间接或通过察觉(或称“社会心理”)。[note 1]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经由不止一种途径而受到影响。[2][3][4][5]
直接途经包括因曾暴露于极端天气事件(例如气旋和野火)而引发与压力相关的状况,诸如PTSD和焦虑等。但心理影响也会因不太强烈的气候变化形式而生,例如温度升高而导致易怒和攻击性增加。间接途径是经由破坏经济和社会的活动而造成,例如当农田因沙漠化而变得贫瘠,或是由于景观遭破坏而导致旅游收入业减少,而导致压力增加、抑郁和其他心理状况(例如焦虑)的结果。第3个途经是发生在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威胁,而实际上并未受到影响的人。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意识到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战争,对粮食安全和水安全造成威胁,心生恐惧(而产生生态焦虑)的结果。[6]
暴露于极端天气事件(如野火、气旋和洪水),会导致各种情绪疾患。最常见的是急性压力失调 ,通常人们可很快从中恢复。但有时会出现慢性症状(例如PTSD、身心性疾病或是长期焦虑),尤其是那些已经历过多重事件的人。当局为恢复秩序和安全感而做出的迅速反应,可为大多数人大幅降低长期心理影响的风险。但对已患有精神疾病(尤其是思觉失调)的人可能需要重症监护,但如果当地的精神卫生服务也被极端天气打断,会有无以为继的结果。 [4][2][3][7]
气候变化中属于渐进式的变化也会产生直接的心理影响。在天气和人类行为间,做得最多研究的部分是气温和攻击性之间的联系,此类研究已在实验室环境、历史研究和广泛的田野工作中取得大量的数据。各种评论所得的结论是高温会导致人们脾气暴躁,身体暴力行为因而增加,尤其在种族混居的地区中更易发生。但在如空气调节普及的现代城市中,前述身体暴力情况则属例外。此外,关于引发过度暴力是由于气候变化,或仅因短期自然温度波动现象所导致,在学术界中一直存在争议。气候变化在世界某些地区引起的异常低温对心理的影响却鲜少有人研究。但现有证据显示异常低温不会导致攻击性增加,与异常高温不同。[4][8][9][10]
在世界上有些地方所发生气候变化会显著影响到当地人的经济收入,例如因农业产量减少,或者造成当地景观失去旅游吸引力。这些结果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导致抑郁、自杀意念和其他负面心理状况。如果在经济压力之外,又加上社会生活遭到重大改变,例如搬迁到救助营地,后果会特别严重。[11]例如在2005年飓风卡崔娜事件过后,普通民众的自杀率上升约300%,但对于那些家园破碎,而必须搬进拖车居留场栖身的人来说,自杀率则上升高达1,400%以上。类似于用在缓解金融危机压力的政府干预措施,可有效缓解这种破坏造成的负面情况,但有时并不容易做到,尤其是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参见南北分歧)中那些经济状况较不富裕的国家。 [3][4][12]
对心理健康的间接影响可经由影响身体健康而发生。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具有关联性,因此任何影响身体健康的因素也有间接影响心理健康的作用。[13]环境遭破坏,例如生物多样性丧失,甚至是无生命的环境特征(例如海冰、文化景观或历史遗产)的丧失,也会导致负面的心理反应,例如生态悲痛(或称为天灾悲痛(solastalgia)。[12][14][15][1]
对于未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人,但因知道其包含的风险,也有导致长期心理状况(例如焦虑和其他形式的苦恼)的可能。这情况尤其会影响到儿童,并被比拟如冷战期间发生的核焦虑。像生态焦虑等情况很少会严重到需要临床治疗的程度。此类感觉令人不快,因此被归类为负面影响,但被描述为对气候变化现实而生出的理性反应。[4][16]
本节摘自气候变化对精神健康的影响。
气候变化会对人类心理健康和福祉产生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弱势群体和那些已患有严重精神疾患的人。[17]这些影响可经3种主要途径发生:直接、间接或通过察觉而造成。 [18]
多项研究透过精神病院入院率、死亡率、自我伤害和自杀率等指标衡量心理健康结果。而所谓弱势群体,及处于弱势生命阶段的人(包括已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原住民、儿童和青少年。对气候变化威胁的情绪反应包括生态焦虑、生态悲痛和生态愤怒。 [19][20]这类情绪可被当作是对自然界退化的理性反应,且会导致调适性行动。[1]
评估气候变化对心理健康产生的确切影响有其困难。极端高温事件的增加对心理健康构成风险,可从相关的住院人数和自杀率增加表现出来。[21]:9
随著气候变化对生物圈和人类生计的威胁越来越大,[22]对其响应而引起的感受成为探索的重点。强烈、难熬的情绪,如丧恸、哀悼、内疚、失落感和焦虑,是对随气候变化而来威胁的常见反应。[23][24]这些不同的情绪在文献中被统称为气候苦恼(climate distress)。[25]气候变化与增加中的极端天气事件频率和严重程度有关联,像此类离散发生的自然灾害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已经历过数十年的研究,发现人们在灾后的PTSD、抑郁、焦虑、物质滥用,甚至是家庭暴力的水平均会增加,而得到证实。[26]
许多这类情绪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已经历过不同方式的研究。损失感被认为有多个面向,可能源于对即将发生损失的预期,以及源自实际的破坏。[27]对“预期哀悼”也已做过相应的探索。[28]对生态破坏[29]的悲痛和苦恼情绪在别处被新建立的名词“solastalgia”称之,[30]对当地环境遭受污染的反应则被称为“环境忧郁(environmental melancholia)”。[31]
然而,对气候变化及其更广泛影响的反应可能尚未充分发展或未经充分认识。有可能会导致无意识的绝望和不安,尤其是对年轻人[32]和那些接受治疗的人。[33]这让人要表达感受,有其困难,因此通常被笼统称为生态焦虑 - 尤其是当这种负面影响以更强烈的形式,如睡眠疾患和反刍思维出现。 研究人员Stephanie Bednarek并未把生态焦虑视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病理,而是建议将其解释为一种调适性、健康的反应。[34]
把应对气候变化中那些看不见或是无形而发生的情绪加以概念化,确有困难。理论方法显示,这是由于气候变化是更大结构的一部分,被称为“超对象(hyperobject)”(参见美国教授提摩西·莫顿#Hyperobjects)而难被人类充分了解。[35]气候心理学家用来处理这些“未曾想过的知识”及其无意识、未探索的情感内涵的技术之一是透过“社会梦想(social dreaming )”。[36][37]
对现在发生和将于未来发生的气候变化及其破坏性影响的感知,往往让人有难以承担的感觉。[32]研究个人和社会如何应对危机和灾难的文献发现,当有空间来处理和反思情绪体验时,这些增生的情绪具有调适性。随后则导致成长和韧性。[38]学者鲍伯·多佩尔特(Bob Doppelt)建议将“转型韧性”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属性,其中逆境是生活新意义和新方向的催化剂,会透过改变,导致个人和社区福祉超过先前的水平。[39]
本节摘自生态焦虑。
生态焦虑(Eco-anxiety,为ecological anxiety的简称,也称为eco-distress或climate-anxiety)的定义为“对环境厄运的长期恐惧”。[40]自2007年以来即有对生态焦虑的广泛研究,产生的各种定义仍在使用中。[41]另一被广泛引用的定义是:“一种广泛的,对人类生存的生态基础正处于崩溃过程中的感觉。”[14]一些学者将“生态焦虑”用作“气候焦虑”的同义词,而其他人则喜欢将两种名词分开使用。 [14]许多生态破坏是由气候变化所造成,但有些是人类活动(例如森林砍伐)直接产生的结果。这种焦虑不算是医学诊断,而是被视为对气候变化现实的理性反应。但如果不加以缓解,其严重的部分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42]
还有证据显示所谓生态焦虑是由研究人员构建研究的方式和他们对气候变化证据的叙述方式所引起:如果他们不设法找到解决方案来克服,以及让个人参与改变,这种无力的焦虑感会随之升高。[43]
本节摘自《生态悲痛》。
生态悲痛(Ecological-grief,也可写为eco-grief),也称为气候悲痛,是指因经历或了解环境破坏或气候变化而产生的失落感。[45][46][47]环境悲痛可以定义为“因自然和人为事件所造成生态系统损失而引起的悲痛反应”。[48]另一种定义是“与经历过或是预期的生态损失相关的悲痛,包括由于急性或慢性环境变化导致物种、生态系统和具有意义景观的损失 ”。[49]例如目睹澳大利亚大堡礁退化的科学家,有关他们所发生的焦虑、无助和绝望心境的报告。[50]
环境遭到破坏,例如生物多样性丧失,甚至是海冰、文化景观或历史遗产等无生命的环境特征的丧失,也会导致负面的心理反应,例如生态悲痛(或称solastalgia)。[47][14][51][1]
气候变化会直接及间接影响到原住民,对其心理健康产生破坏性影响。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通常与所居住的土地有密切关联,因此气候变化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和财务稳定性,且能以量化的方式表达。世界各地原住民存在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与环境变化之间也存在著令人担忧的相关性。[52]原住民文化与土地的联系和赋予土地的价值,表示对土地的破坏或与之分离,会直接影响心理健康。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所居住的土地与他们的身份、社区和仪式等心理方面密不可分。[52]这种相互关联性为健康提供一整体的概念 - 与环境维持精神联系及维持平衡,而气候变化对此两者产生威胁,西方世界推动克服候危机行动者对此尚未完全了解。[53]
政府忽视原住民知识,加上应对不当会进一步加剧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负面心理影响。由于全球对气候变化调适的工作,以及因强制搬迁,而会破坏当地文化传统,而有造成迈向文化同质化的风险。[52][53]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国家,以及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地区中的少数群体受到气候危机的影响尤为严重。由于环境条件恶化和灾难性气候事件,而产生所谓的环境难民。[54]
文化习俗和社会行为因气候危机加剧而发生变化。[54]原住民文化是这种转变中的一例,因为人体会体现出周围物理环境的改变。[55]了解在气候危机中这些文化转变如何影响心理健康,对于建立和提供适当的支持甚为重要。人类学家提供重要工具以了解气候危机如何影响到人类的健康。在学者Nancy Scheper-Hughes及Margaret M. Lock提出的“三体”理论 - 现象学身体、政治身体和象征性生活社会身体之外另加上一个 “环境身体”。[56][57]现在有必要了解心理健康,这并非仅为生物医学失衡的产物,也是气候危机的结果。把经济扩张列为优先的霸权意识形态对心理健康产生极大的影响,必须将这类行径曝光,提出挑战。[56]随著不可预测的环境灾难恶化后,这种影响只会与时而加剧。由于气候变化对原住民造成广泛的心理健康影响,对于其观点做仔细研究。并尽力将之加入气候心理学领域就变得很重要。
除生态焦虑之外,目前对其他特定气候心理影响的研究较少,例如生态抑郁、生态愤怒以及否定或是麻木状态,这些状态可能是因接触过多危言耸听的陈述所引起。一项使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把生态焦虑、生态抑郁和生态愤怒的影响分开研究发现,生态愤怒最有益于人们的福祉,也有利于激励其参与集体和个人的气候变化缓解行动。[58]在2021年发表的的另一份报告发现年轻人中更普遍具有生态愤怒。[59] 在2021年所做的一项文献审查发现,当个人有能力和获得支持来处理和反思这种情绪时,这种危机反应情绪能够变成调适性,个人能从经验中成长并提供支持予他人。这种深刻反思的能力对于应对个人和社会,在处于气候变化的情感挑战中有其必要。[38][58][12]
人们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对气候变化表达出不同强度的关注和悲痛,利己主义的人(定义为最关心自己,及其健康和福祉的人),社会利他主义的人(定义为表达对社区他人 - 如子孙后代、朋友、家人和公众 - 关心的人)和生物圈(定义为关注植物和动物等环境方面的人)的观点明显不同。[60]属于生物圈群体的人在生态压力/悲痛方面著墨最深,即对世界环境状况担忧而表达的一种悲痛形式,[61]并会参与生态应对 – 这种应对包括与社区的联系,表达悲伤,将注意力转移到可控制气候变化的因素,同时亲近自然,[61]而属于社会利他主义群体的人会从事生态应对,但不会表达生态压力/悲痛。
有色人种社区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尤为严重。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局长麦可·雷根说 “我们今天感受到的气候变化的影响,从极端高温到洪水,再到强烈风暴,预计会变得更严重,而最无力准备和应对的人们将会超比率的暴露在此类危险中”。[62]这情况会对人们身心健康造成短期和长期的影响。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环境保护主义和种族主义是如何交织 - 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不断的警察暴力如何仍在有色人种社区的气候变化中发挥关键作用。对生态焦虑的反应仍侧重于社会中的主导群体,而把边缘化社区忽视。根据美国心理卫生运动先驱Clifford Whittingham Beers在其著作(A Mind That Found Itself: An Autobiography by Clifford Whittingham Beers)[63]中的资料,有17%的美国黑人和23%的美国原住民受精神疾病之苦。[64]
研究显示有色人种社区获得心理健康服务的可能性较小,寻求治疗的可能性较小,并且获得的可能是低下或是不良的护理,原因是这些社区面临到大量的种族、结构和文化障碍。这类社区的大多数年轻人正受生态焦虑的影响,因为他们在气候变化中长大,亲眼看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有色人种社区少有资源可帮助他们应对生态焦虑。研究人员建议他们与当地治疗者交谈,重新与大自然建立联系,并关注气候变化的积极消息。许多居住于于城市的少数族群和低收入社区并未有与郊区一样的城市绿地或是游乐场。研究显示健身活动可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但这类有色人中也少能获得这种资源。[65]
儿童和年轻人最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66]许多影响儿童身体健康的气候变化也会造成心理健康后果。[66]生活在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和/或基础设施薄弱且支持和服务较少的地区的儿童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66]
虽然儿童和年轻人是气候变化影响中最脆弱的群体,他们受到的研究却远少于对成年人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发生在5岁以下的儿童身上的疾病,有88%以上可归因于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对儿童的影响,让他们极易罹患PTSD、抑郁、焦虑、恐惧症、睡眠障碍、依恋障碍和物质滥用等心理健康后果。[66]这些情况会导致情绪调节、认知、学习、行为、语言发展和学习成绩方面的问题。[66]
在2018年所做的一项研究,认为由于以下三个主要原因,收集有关儿童如何受到气候变化心理影响的信息甚为重要:[66]
心理健康是种幸福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个人可认识自己的能力、处理日常生活压力、高效工作并能为社区贡献。有多种精神疾病会对每个人产生不同的影响。对气候变化导入更多关注,而提高全球对气候危机的认识,这种察觉也会有有不足之处。在缺乏政治倡导和变革状态下,有日增的媒体关注,导致生态悲痛发生,而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特别的影响。
生态悲痛被定义为针对气候变化造成损失的心理反应。气候变化以多种方式对青少年产生不同的影响。当不同青少年处理其自身的创伤和痛苦,这些影响方式会相互交错。之前即罹患精神疾病的青少年遭遇生态悲痛和痛苦的风险会随之增加。[67]
虽然这些感觉对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和状况没直接危害,但会令人不快,并且是个日益严重的问题。生态悲痛、苦恼、焦虑和愤怒是青少年中最见到的情绪。心理学家,特别是气候心理学家在确定这些情绪的来源,以及协助有需要的人,及让未受影响的人预防方面均遇到困难。[68]
气候变化产生的直接影响包括与创伤相关的事件,例如因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如洪水或火灾)而造成的混乱、失去朋友和家人,或其他创伤事件。
许多曾接触与气候相关灾难的人会受到心理健康的影响。这些影响通常会因PTSD、抑郁和广泛性焦虑症而有差异。通常会同时发生,也可能会单独发生。[69]
气候变化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因气候危机相关问题而恶化,也可看作是种直接影响。气候变化与传染病是种危险组合。气候变化把管理传染病方面的挑战变得更为严峻。相关问题中包含有传播、污染和变异。当一个人身体健康恶化时,也会导致心理健康恶化。[70]
气候变化所产生间接精神健康影响的频率更高,也涵盖更多的青少年。
青少年了解并知道他们的周围环境以及世界各地正在发生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事。但他们还年轻,仍在成长及学习。他们的大脑尚未完全发育,因为吸收大量负面信息(如气候变化),会对他们及其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随著气候危机加剧,被迫迁移或是流离失所的机会会变得更普遍。被迫流离失所通常是由自然灾害、粮食减少或粮食不安全、饥荒、水资源短缺或其他环境因素所造成。[71]由于被迫从熟悉的所在迁移到未知的地方,仅这种感觉所就会引起悲痛和失落的感觉。食物减少、饥荒和水资源短缺会引起恐惧和焦虑,以及悲伤和失落,而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精神健康。
人际关系对于青少年很重要。流离失所会带给青少年社会关系的压力,并阻碍他们进一步发展社交技能和建立人际关系。社区冲突也会间接影响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在如何看待气候变化、处理气候变化的方法和气候变化体认方面,社区可能会有相互矛盾的观点。青少年被负面情绪包围,其发育有可能受严重的影响。他们可能不想经历与他人的冲突,而退出社交互动。他们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但由于年龄关系,不易得到倾听的机会。而普遍充满绝望、无助和恐惧的感觉。[70]
有许多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因素会影响到青少年的精神健康。
青少年的所在地对其心理健康风险有很大影响。居住于第一世界国家中,环境影响将更加普遍和醒目。譬如说近年来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型野火,许多青少年不只失去他们居住的所在,连学校也被烧毁,而必须搬离,远离家乡和朋友,在不熟悉的环境中重新适应。[72]这种因经历过重大的变化,会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产生影响。
如果青少年已经罹患精神疾病,气候变化造成的痛苦只会让情况更恶化。
处于经济劣势的青少年会面临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精神健康风险。贫穷且独自生活或生活在经济匮乏的家庭中的青少年会更易受到资源遭受破坏(包括食物和水源)的影响。
青少年注意到他们的上一代,原本可采取调适及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却迟迟不起而行,而让情况更为恶化,更会引起悲痛、愤怒、怨恨、恐惧、挫折和不知所措的感觉。[72]
虽然大多数关于气候变化在心理影响的研究都指出有负面影响,但也有产生积极影响的可能。直接体验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可能会让个人做出积极的改变。对于一些人来说,经历洪水等环境事件会导致更大的心理冲击和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反过来可引发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意图、行动和支持。[1][73][74]因气候变化而产生积极影响的例子是有少数农民可享受增加的作物产量,得到经济利益,但预计气候变化对农业的总体影响是显著的负面性。[75][76]
在个人层面上,担心和焦虑等情绪或许是不舒服的感觉,却是正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可被视为防御系统中识别并处理威胁的一种功能。从此角度来看,焦虑有助于激励人们寻求信息并采取行动以解决问题。[77][1][78]焦虑和担忧让人觉得可以成事而付诸行动。让人们加入参与式决策,而有主动,并能掌握结果的感受。还可提升针对问题和针对涵义的应对技能。针对问题的应对包括信息收集和个人所能贡献。针对涵义的应对涉及诸如识别正面信息、关注建设性的期望源头以及相信其他人也在尽一己之力等。[77][1]主动及掌握的感觉、应对技巧和社会支持对于建立广泛的韧性都很重要。 [79][80][81]专注情绪察觉及发展可持续情绪调节策略在相关教育上十分重要。[82]
对于某些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所引发的参与度增加,可减少社交孤立和孤独感。[83]在社区层面上,了解气候变化科学并采取集体行动来应对,可增强利他主义和社会凝聚力,加强社会团结,提高韧性。这种积极的社会影响通常只与一开始即有较高团体凝聚力的社区相关,促使社区领导人在气候相关破坏变得过于严重之前采取行动,把社会韧性强化。[12][3][4][84][38]
了解气候变化产生心理影响的工作在20世纪,甚至更早即有先例存在,以了解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在变动的物理和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反应。但在具体相关心理影响的实证研究则始于 20世纪末,并在21世纪的头十年开始加速。从2010年代初开始,有日益增多的心理学家呼吁彼此为了解气候变化对心理的影响而提出研究贡献。虽然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表的前5份评估报告中几乎都没心理学家涉入,但至少有5位心理学家会在预定于2022年发表的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中提供意见。截至2020年,气候心理学已经发展到包括许多子领域。气候心理学家正与联合国、国家和地方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合作中。[14][12][85][4]
心理学家正加强协助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建构有效的减缓工作来面对“恶魔般的”[note 2]艰钜挑战。许多工作著重在妥善传播与气候相关的信息,以便产生积极的心理影响,同时引领人们参与问题解决,而非唤起心理防御,如生出否定、疏离或麻木的厄运感。心理学家除就传播方法提供建议外,还研究选择合适的人进行沟通所能产生的差异 - 例如在向美国保守派发表讲话时,如果通过退役军官,就易取得正面回应。许多并非以心理学为专业的人也一直就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心理问题提供建议。例如哥斯大黎加外交人员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和英国政治策略家汤姆·里维特-卡纳克两位领导完成空前成功的2015年《巴黎协定》的签署。他们此后持续致力于传播这种“顽固乐观主义”心态。这种心态应该是个人该秉持,针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正面心理反应。[86][87][88][89][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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