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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祿山與史思明發動的反唐叛亂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安史之乱是中国于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胡人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的叛乱战争，此次战争造成唐朝汉族人口死亡过半，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捩点[2][3]，唐朝朝野对胡人态度由开放包容急速转为仇视，间接造成了唐代中期以后不断加剧的藩镇割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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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史之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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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形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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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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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中央政府 支援： 回鹘汗国 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 吐火罗叶护 | 大燕[注 1]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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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李隆基（战争期间被迫退位）（病逝） 唐肃宗李亨（病逝） 唐代宗李豫 杨国忠  （被政变士兵处死）高力士 李辅国 封常清 （被朝廷处死）李琬（病逝） 高仙芝 （被朝廷处死）哥舒翰（被俘） 郭子仪 李光弼 李嗣业（病逝） 仆固怀恩 李抱玉 颜真卿 颜杲卿 安思顺 （被朝廷处死） |
史朝义（自杀） 安守忠 张孝忠  薛嵩 田承嗣 李怀仙 蔡希德 尹子奇 † | ||||||
| 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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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150,000 后期280,000 (也有一说是600,000至700,000) | 200,000至300,000 | ||||||
| 伤亡与损失 | |||||||
| 不明，但总伤亡较高 | 不明 | ||||||
| 包括士兵和平民在内总计约13,000,000–36,000,000人死亡[1] | |||||||
唐朝历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贞观遗风”及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后，国势持续增加，文治武功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达至鼎盛状态。为了炫耀武力，大开边功，从唐睿宗景云二年开始，到开元末年，边境上先后设立了十个节度使。到天宝时期，这些节度使集军政财权于一身，成为地方上最高的军政长官，改变了唐朝初年内重外轻的局面，加剧了唐中央和地方藩镇的矛盾。[5]。安史之乱发生并席卷北方后，对唐朝乃至中原后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在初唐之时，节度使仅负军事之责，而且人选都为德高望重之臣，并有不久任、不遥任、不兼任之原则。但经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屡次开疆拓土，先后讨平东、西突厥、高句丽等，使初唐时期建立起很辽阔的边疆区。中央朝廷为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便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在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然而，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节度使等职而兼管辖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令原为地方长官之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军事与行政的统合使得节度使因而雄据一方，成为唐室隐忧。
唐初，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当中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事战略相对来说是外轻内重，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设置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边地，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开元十四年（726年）时，京师守卫改由彍骑负责。而天宝中期，边镇兵力达50万。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光是帐面上的兵力即达18.39万，实力强大。相反，中央兵力则不满13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渐渐形成地方反过来威胁中央的危机。
开元天宝之际，由于唐玄宗重用奸佞，政治昏庸、吏治败坏，大土地所有制日益发展，均田制逐渐破坏，军事制度也由募兵代替了府兵。[5]。唐玄宗更宠幸杨贵妃，成就杨贵妃的“祸水”之名。唐玄宗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宰相李林甫。唐玄宗又把国政先后交由奸相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时任中书令李林甫为人阴险，有“口蜜腹剑”之称，任内凭著唐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六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欺上瞒下，玩弄权术，以致言路壅蔽、谄媚当道、忠贞去国、贪饕升天、社鼠残害、民不堪命，而唐玄宗亦不加阻止，甚至可能不知情。杨国忠因妹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右相（中书令），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唐太宗至唐高宗、武则天时平定东突厥及契丹各族后，将其内徙至河北北部一带，河北北部于是成为胡人杂居之地。当地胡化甚深，受到的汉文化影响很浅，因此与唐室的中原关系疏离。唐室为了便于统治，倚重能通多种胡语及了解外族民风者。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东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禄山部队中最骁勇劲捷[6]。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7]。
安禄山拥兵边陲，其手下骁勇善战，甚获玄宗宠信，引来把持朝政的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讨杨国忠之名举兵反唐。安禄山的堂兄安思顺早已向玄宗上表，指安禄山有反叛之心且正在计划起兵，但玄宗拒绝相信。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趁唐朝廷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约15万士兵，号称20万，在蓟城南郊（今北京西南）誓师，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以清君侧”为借口于范阳（今北京）起兵。当时全国承平日久，民不知战一百数十年，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当地太守、县令或逃或降。
唐玄宗于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得知安禄山反讯，犹豫后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今辽宁朝阳）节度使，准备防守；命皇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
唐玄宗于11月15日派特使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安禄山的大军虽遇阻碍，但由于宰相杨国忠的无能，使安禄山于同年12月12日攻入洛邑。东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不降，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负责守卫洛阳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势，坚守潼关不出。唐玄宗听信监军宦官报，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改元圣武。[8]
朝廷处死封常清、高仙芝之后，任命胡将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唐室本可利用地势暂时死守，保卫京师；但唐玄宗急于平乱，命哥舒翰领20万大军出战，哥舒翰被迫以缺乏训练的弱兵出战，全军覆没。潼关一破，都城长安震惊，失陷在即。
唐玄宗于6月13日凌晨逃离长安，到了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北23里）。途中士兵饥疲，六军不发，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率兵请求杀杨国忠父子和杨贵妃。杨国忠已经被士兵乱刀砍死，玄宗本欲赦免杨贵妃，但士兵继续喧哗，在亲信宦官高力士苦劝之下，于是玄宗忍痛下诏缢死杨贵妃。
后兵分二路，玄宗入蜀，皇太子李亨在灵州（今宁夏灵武）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奉诏讨伐。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会师恒州（今日河北正定），击败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庆绪杀父安禄山，自立为帝。命史思明回守范阳，留蔡希德续围太原，南下包围睢阳，但守将仍然坚守至10月。9月至11月，长安为唐军收复，安庆绪自洛阳败逃退据邺（今河北临漳），其部将李归仁率精锐及胡兵数万人，溃归范阳史思明。因契丹、同罗等族组成的精兵大部归史思明，安庆绪谋除史思明，史思明遂以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唐封其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
唐廷对史思明存有猜疑，欲策划消灭之，不料计划外泄，史思明复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乾元元年（758年）安庆绪为郭子仪等统兵20馀万所围困，后增至60万。次年得史思明之助，大败唐九节度使之60万军，其围遂解（邺城之战）。宦官鱼朝恩谗毁，郭子仪被召还长安，解除兵权，处于闲官。不久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思明军队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继位，并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仆固怀恩率朔方军追击史朝义。
宝应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史朝义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走投无路，于林中自缢，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唐廷基于迅速结束战争的考量，招降后任命安史馀部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薛嵩为昭义节度使，此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虽然乱事最终得以平定，可是很多后世史家均认为安史之乱不但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捩点，而且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均产生极为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平定叛乱之后，唐朝一改过去对胡人的开放包容，发动了排胡运动，著名诗人李白写下诗歌《胡无人》，司马光《资治通鉴》：“（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当时唐室为了早日结束战事，不惜招抚安史降将如李怀仙、田承嗣等，大肆分封为节度使、观察使，允许其保留所据地区与兵力，于是藩镇数量激增，全国各地均置节度使。而安史叛将的旧有军力得以维持，因此便割据一方，控制了地方的政务，“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廷”[9]，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形成藩镇割据的问题。如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李宝臣据成德、李怀仙据范阳，皆领节度使之职，即河朔三镇。当时藩镇表面上臣服于唐室，但事实上却割据一方，使唐帝国陷入分裂的状态，当中以河朔三镇为甚[10]。田承嗣在魏博还公然为叛乱的元凶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四人立祠，称为安史四圣，来拢络河北士卒，甚至可说明河北军心怀念安史，而非唐朝。河北的割据状态可谓一直维持至唐亡乃至五代十国。唐末，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带兵进入京师长安，控制唐室。其后当朱温废唐哀宗，建立后梁，自立为帝，全国各地随即各自独立。
安史之乱之影响也包括促使长安、洛阳的衰落与中国政治重心的转移。自秦汉以来，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一带均为政治上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自安史之乱后，因战乱持续而残破不堪，李庾《东都赋》描写安史军队“杀人如刈，焚庐若薙”；洛阳“世治则都，世乱则墟；时清则优偃，政弊则戚居”，故五代之中只有后唐定都洛阳，其他四朝乃至北宋以后的各个皇朝均不再定都于长安或者洛阳。
经济方面，华北，关中一带的经济因此而残破[11]，经济重心再度南移，南方取代北方的经济地位。安史之乱主要蹂躏唐朝人口稠密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北方人民多流徙，北方的经济大受破坏；相反，江南一带并未如北方般受到战乱的摧残，使南方得以保全。而且大量中原人民南迁，为南方带来劳动力，使江南的经济则日益发达，最终其经济规模凌驾于中原之上。
唐室为了平乱而向外族回纥、大食借兵，回纥自恃平乱有功，也屡屡向唐室勒索威逼财帛，连年的侵扰边境，唐朝声威至此沦落，天可汗制度无法维持。原本隶属于唐朝的西域地区更是在之后三十五年时间内陆续被吐蕃和回纥所完全占领，结果导致陆上丝路逐渐断绝，而南方的海上丝路则逐渐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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