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1日，香港行政会议（事实上的内阁）出现了人事变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进行上任后首次的政府改组（又称内阁改组[1]），是反送中运动爆发后首次有问责官员下台[2]，也是主权移交后最大规模的一次。香港传媒形容是次改组时称为“大地震”[3][4]、“大换血”[5]。
背景及经过
林郑月娥在2017年7月1日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后，支持度不断下跌，市民不满政府施政声音日渐增加[6]。2019年3月，政府公布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触发社会各界激烈反弹[7]，引发近二百万人在六月上街抗议，要求政府撤回法案[8]。当时有报导指，左派建议为挽救民意而弃车保帅，尤以有参与推行修例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最高危[9]。《金融时报》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林郑月娥在多个场合向北京政府提出请辞但都被拒[10]；而路透社取得的录音显示，林郑月娥曾表示，若情况允许的话她会离职[11]。不过林郑均否认曾经提出请辞[12][13]。
在是次政府改组前，林郑月娥政府曾经历三次人事变动，当中审计署署长[14]和警务处处长都是退休[15]，至于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则以私人理由请辞[16]。至于反送中运动爆发后，纵使政界多次传出林郑月娥或有意为问责班子换人[4]，而林郑本人亦表示困局之后不排除改组问责班子及行会成员[17]，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更透露一度考虑请辞[17]，但最后都没有任何官员引咎挂冠，因此被批评问责制失效[18][19][20]，而林郑月娥回应批评时“希望社会给予她们机会”[21]。
4月21日，香港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政府高层将会出现人事变动[22]。首先传出的是入境事务处处长曾国卫将会接替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23]，而聂德权一度被指可能要离职“承担政治责任”[24]，但之后传出将会被平调[4]；同日，传媒公布更多政府改组的消息[25]。4月22日早上，香港政府正式公布，中国国务院根据林郑月娥的提名，任免主要官员[26]。林郑月娥到中午联同新任官员见记者[27]。
内阁人事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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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事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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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原因
2018年立法会补选时，选管会不理与“两会”撞期的批评，坚持如期于3月11日举行，令建制派十分不满，矛头纷纷指向聂德权。2019年区议会选举，建制派又批投票日出现不公平现象致选情不利[33]，而“聂德权作为主事官员至今无出来讲过一句公道说话”，令建制派非常不满[34]，自此传出聂德权被“打小报告”[5]。
另外由于民政事务局手握地区资源调配大权，建制派在区选失利，亦被归咎于民政局工作不力。有建制派私下埋怨刘江华未有做好“份内事”，因而要离职[5]。
2019年8月2日晚上，数万名公务员在遮打花园高调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旋即被港府批评有违政治中立，强调“公务员必须对在任的行政长官及政府完全忠诚”。不过，有报导指北京政府认为罗智光处理公务员集会示威的“态度温温吞吞”，未有强硬表态及设法斡旋阻止集会，甚至连发起集会的颜武周也获升职。因此，北京政府质疑立场“偏黄”，认为他不适合继续做这个重要位置的“把关人”，继而下台[35]。
2020年4月，中联办和港澳办炮轰民主派在立法会内会拉布，被质疑违反《基本法》第22条[36]。事后，聂德权被发现曾在2018年表示中联办会根据第22条遵守香港法律[37]；争议爆出后，港府出稿又指中联办按22条成立，言论与中联办最新立场有出入[38]。港府最后修改说法[39]，而聂德权为引起混乱在社交网站致歉[40]。建制派消息认为，聂德权犯了一个“非常严重错误”，两次修改新闻稿予人极差观感，又错误解读中联办的宪制地位，即使问责下台也不见怪[34]。
先后陷入多个争议的聂德权，被指是因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爱将”，而得以避过革职[41]。虽然林郑月娥周三在记者会上表示，官员调动与两办言论及新闻稿事件无关，不过部分政界人士质疑，聂德权被调去重要性较低的的公务员事务局，是变相被警诫[42]。
回应及后续
林郑月娥感谢离任官员的贡献，形容今次换班是“向前看”[42]，主要考虑是带领香港走出经济困境，而非加强控制公务员团队和中港关系[43]。她说，新任局长在极不容易的时候加入问责团队迎难以上，她表示敬佩[42]。
至于离任官员亦有发表声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智光表示，任内竭力捍卫公务员队伍的核心价值、克服各种挑战，又感谢公务员同事紧守岗位[44]；但文中只字不提行政长官[45]。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提到自己2015年上任，认为现时离任也是适当时候，赞扬同党的接班人必会胜任新岗位[46]。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尊重行政长官的决定，乐意离任，对于加入政府亦无怨无悔[47]。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对于能够服务市民最感光荣，认为离任是一难忘里程碑[48]。
根据香港民研四月初的民调显示，各司局长中民望最低的二人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但都没有被撤换[49]，同样可留任的还有排倒数第三和第四的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和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反映今次人事调动的考量并非以民望为主，预期整体不会对港府民望有显著影响[42]。而政府改组后的首个民调也显示，新任局长支持净值均为负数[50]。分析指，是因为港府已过了换人的最佳时机，现时市民对整个政治体制的负面观感，已投射到整个政府团队上，即使未有工作的新局长都被团队拖累[51]。
新任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仕途一帆风顺，成为港府引入副局长及政治助理制度以来，首人由政助攀升至局长[25]。由于民建联在是次改组后，由一名阁员增加至两名，因而被视为大赢家[5]。是次内阁改组亦可见，被撤换的大多是上任梁振英政府时上任的，因而被称为“去梁化”[5]。
聂德权成为首位以非香港公务员的身份获委任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被指违反问责制[52]，但他强调符合制度原意[53]，但外界忧虑他上任后会有政治任务[54]。至于曾国卫亦成为首个“武官”而非“文官”（政务官）政制事务局局长[24]，而早前接受访问时，办公室更放有一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肖像的纪念盘[55]，被视为习近平“信徒”[56]，以及未来政务司司长的热门人选[57]。彭博报导提及，此两个部门均是北京政府要求展现政治忠诚的部门[2]。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指，人事变动反映文官退场、武官进驻，“沦为枪杆子政权”，预计政府未来将以强硬手段对付不同政见人士，国安法亦随时启动[24]。而事后，聂氏负责推行公务员宣誓拥护基本法[58]，而曾氏则牵涉《香港国安法》[5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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