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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1950年代正处于二次大战后的复原期，但国际局势的动荡及中国大陆政权的更替，都对香港相当大的影响。在二次大战后，中华民国政府一度要求取回香港，但碍于国共内战旋即爆发，中国国民政府不但没有取得美国的支持，在中国大陆的战事更节节败退，无力向英国取回香港。国共内战期间大量逃难的难民涌入香港，国民党政府在内战失利后于1949年退守台湾，共产党于同年10月在中国大陆建立新政权，中国大陆有数以十万计的居民因为逃避共产党的统治而迁居香港，香港人口于是由1947年约为175万急增至1951年的201万[1][2][3]。逃港潮的新移民为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当中更有不少企业家因为共产党强行实施公私合营，进而推行完全的国有化政策，于是私有企业都设法将业务、资金和技术转移到香港，为香港经济的工业化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宣布向大陆实施禁运，香港不能再依赖转口业，促使香港发展制造业，成为香港战后经济三十年的支柱产业[4]。香港亦从转口港逐渐发展为工业城市，经济迅速发展，政治除双十暴动外基本平稳[5]。另一方面，香港的房屋、医疗和教育都远远不足以应付急剧增加的人口需求，居民普遍生活贫困，加之受到中国大陆局势的影响，香港局势也处于不稳，曾经发生严重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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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年份香港 | 1950年－1951年－1952年－1953年－1954年－1955年－1956年－1957年－1958年－1959年－196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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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得中国大陆政权，被英国统治的香港有被中国收回之虞。英国政府因为对于柏林危机及共产政权的对抗态度记忆犹新，所以决意继续让香港作为资本主义在共产势力中的桥头堡。再者，香港是中国的南大门，是重要的贸易中心。英国冀望借此跟北京新政权展开贸易。面对欧洲与亚洲的共产势力威胁，东南亚更发生马来亚危机，英国政府认为如果在共产势力威吓下便把香港交回中国，只会令英国显得懦弱无力。英国于是加强香港驻军，并制定撤退到澳洲的计划[6]。另一方面，为免加剧与西方国家已紧张的关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受命不可越过深圳边界，香港得以维持英国殖民地地位。
英国国会曾经讨论，若香港不能维持转口港地位，应否让中国取回香港[7]，这件事引起了香港居民不满。韩战爆发后，联合国对北韩及出兵支持金日成政权的中国大陆实施制裁，由于英国是联合国军成员，所以香港亦须要配合联合国加入对中国大陆制裁的行列；有关跟随英国的禁运对香港原有的转口贸易造成重大打击，不过由于中共掌权后中国大陆将各类私有企业及资本收归国有，促使大量资金及人口在国共内战后仍持续逃到香港，由于香港在联合国对中国大陆实施禁运下只能开辟西方国家市场，于是结合逃到香港的资本及当时廉价及充裕的劳动力，本土工业因此兴起，令香港转变成为制造业中心[8]。
1952年10月，鉴于世界范围内的“去殖民化”同“民主化”进程，葛量洪与殖民地大臣分别在香港和英国国会同时宣布，香港在这个时期推行大规模政制改革，不合时宜；“但是我们已决定在香港的市政局进行改革，市政局内将会有两位民选的议席。”[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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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旗帜与徽章在1950年代出现了重大的修改，一直沿用到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为止。1959年1月21日，伦敦英国纹章院把新的徽章授予香港，同年7月27日，香港以此为旗帜设计。旗帜上的徽章改为以白色圆形衬托的香港盾徽。香港徽章上由代表英国的狮子和代表中华文化的龙共同手执盾牌，盾牌底部绘有两艘代表贸易的帆船，以白色的城垛纪念香港保卫战，顶部是代表皇家海军的海战金冠[10]。另一只狮子在盾牌上站立，并以双手握著寓意香港是“东方之珠”的一颗珍珠，而盾牌的下方有一条缀有“HONG KONG”的带条[10]。
香港在1950年代承接二次大战结束后的战后婴儿潮，仍处于高出生率时期，但更多新增人口是中国大陆发生国共内战及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大陆的政权后，从中国大陆逃难抵港[11]。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时，难民以每月十万人的速度逃亡到香港。香港人口从二次大战结束的1945年约60万到1950年代中期的十年间激增至220万，使香港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12]，对香港当时的医疗、房屋、教育及就业构成沉重压力。
虽然在中国大陆的国共内战的以共产党取得政权结束，但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左派以及支持中国国民党的右派辗转来到香港继续斗争。1950年上半年，安置了中华民国国军的退役老兵和家眷的香港岛摩星岭公民村，被一群左派学生挑衅，最后更演变成流血冲突。结果香港政府于1950年6月把这群老兵和家眷迁往新界东南部的调景岭，及后于1956年10月10日，右派工会策动大规模破坏活动。虽然表面上原因是低工资、工时长、拥挤环境引起，但却连日捣乱多家左派报馆，大量学校和工厂都受到破坏，又有商店被纵火，有汽车被推翻导致交通瘫痪，还发生抢掠，港督葛量洪下令军警搜捕暴徒以平息流血冲突，这次源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势力在香港对侍的“双十暴动”共导致300多人死伤。
虽然加强了法律管制，打击了三合会的发展，但是50年代的大部分社会问题都跟香港境内的国共两派有关。由于渗透香港的共产党分子试图清除在香港的国民党势力及企图激起反英情绪，所以香港政府对共产党份子的活动严加提防。[13]
1951年韩战爆发，由于中国派遣人民志愿愿军支援北朝鲜，联合国宣布向中国实施禁运，使香港不能再依赖作为转口港支持经济，很多物资也需要自给自足。适逢当时不少逃离中国大陆的人士都是具有一定资本的工业家，加上其他难民可以作为廉价的劳动力，使香港工业的发展开始迅速发展。
1953年的两个填海工程为香港增加300万平方呎的土地。第一个填海工程是为了建设启德机场的跑道。额外的土地使观塘及荃湾变成工业中心。[14]早期工业中心在狭窄地方制造有不少按钮、人造花、雨具、成衣及鞋子等商品。
香港当时的银行缺乏政府监管，香港也没有中央银行或货币政策，但银行业逐渐因应香港的工业化而逐渐发展。纵使未能应付快速发展经济带来的融资问题，政府不愿意监管证券交易市场，制造商常常因此缺乏足够的资本投资发展业务[14]，后来政府基于境内外的压力最终促使香港制订相关政策。
1950年代中期，香港政府和商界都没有任何发展旅游业的长远计划，当时访港的外国人大多是商人和来港渡假的军人，当中又以美军为主[15]。1957年，香港成立了半官方的香港旅游协会推广旅游业[15]。
受中国大陆政权变更影响，九广铁路来往广州的直通列车于1949年中断，北行列车的终点站设于罗湖而不过境。为改善铁路运输，在1955年9月两辆柴油机车投入九广铁路英段的服务，至1950年代末期，大部份蒸气机车已被取代。另一方面，随著香港人口增长，对交通的需求大增，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亦相应作出改善。九巴于1953年9月在新界各处设置巴士站牌，而中巴则于1950年代期间在巴士上引进了乳胶座椅。1958年，中环天星码头搬往爱丁堡广场码头，成为当时中环的著名地标之一。另一方面，香港的士发展也相当迅速，由1947年初办时的329辆，增加至1959年的851辆[16]。
然而，中国大陆政权的变更，严重影响当时香港两间航空公司之一的香港航空。香港航空原持有前往香港以北城市的专营权，但大陆易帜后跟香港断航，失去多条主要航线，经营变得困难，最后于1958年被太古洋行旗下的国泰航空收购，令国泰航空在其后的27年成为唯一本地航空公司。
道路规划方面，港府于1955年起曾研究维多利亚港研究兴建跨海大桥或海底隧道的方案，但主要基于成本上的考虑，当时并未有正式落实。
香港在战后处于高出生率，同时又有大量来自中国大陆的难民抵港，由于房屋供应严重不足，大量居民只能居住于自行在山区搭建的木屋，令香港市区的周边地带出现多个寮屋区，当时这些寮屋都缺乏水电供应，卫生环境恶劣。1953年圣诞夜，位于新界的石硖尾发生石硖尾寮屋火灾，超过2,500户寮屋被大火焚毁，58,203名灾民在一夜之间无家可归[17]，港督葛量洪于是制定紧急房屋计划。政府为了尽快为灾民提供安身之所，迅速在原址附近兴建多幢徙置大厦。徙置大厦由三合土所建成，结构比寮屋坚固，防火防渗漏，设有基本消防设施，每幢楼高七层，可容纳2500人。每层中间设有公共厕所与浴室。由于单位却缺乏间隔及厨房，居民要在单位外的公共走廊做饭。此后，政府又在香港岛及九龙各处兴建黄大仙、老虎岩、长沙湾李郑屋等徙置区，让居所简陋、卫生环境较差的寮屋居民入住。自此，香港政府大量建造公营房屋，每人的居住空间为24平方呎。 [13]另一方面，1955年当政府在李郑屋村兴建徙置大厦时，无意发现了一个东汉墓穴，被称为李郑屋汉墓。此外，于1957年入伙的北角邨，在当时的香港公共房屋设计上作出很多突破，包括每户均有独立厨房及厕所，并设有升降机。
由于高空发展可节省珍贵的土地资源，香港新盖建筑物的趋势。其中由香港著名商人霍英东于1955年落成，位于香港岛铜锣湾利园山的蟾宫大厦，为一座楼高17层的住宅大厦，成为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物。蟾宫大厦是他旗下“霍兴业堂置业”的物业，他首创卖楼花的方式发售单位，奠下了香港地产发展商其后卖楼花的基础。[18]
为应付大量难民的需要，英国红十字会在1950年7月12日在成立第一个香港分部，后来成为香港红十字会。[19]他们在荔枝角医院开始并开始提供“病人关注服务”。捐血服务始于1952年，首年已有483名市民参与。在1953年曾经服务石硖尾大火失去家园的灾民[20][21]。香港在1950年代的医疗服务追不上人口增长，医疗水平仍相对落后，环境卫生欠佳，肺结核频发，所以政府在港岛南区兴建专门诊治肺病的葛量洪医院。
1950年代的香港航空初步得以发展，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对峙，却对香港的民航安全构成威胁并造成空难。1954年7月23日在香港附近的国际空域发生中国解放军击落国泰客机事件，国泰航空的一架DC-4客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两架La-11战斗机击落坠落海面[22]，驻港英军、美国海军及美国空军展开联合拯救行动时更遭遇中国阻拦，中国威胁会击落参与救援行动的飞机，但英美及香港当局没有理会中国的警告，继续在风浪下救起生还者[23]，将伤者送往香港的医院，这宗空难造成10死8伤。事件令东亚局势急剧紧张，经过交涉后，中国总理周恩来于1955年同意道歉并赔偿[24]。
本年代的灾难以1956年双十暴动的人祸最为严重，酿成60死300伤。紧随其后的为1957年广东道木楼大火，导致59死10伤。1959年暴雨成灾，引致46死21失踪60伤。1955年则发生严重山洪暴发，28人丧生。1951年毕拿山空难，26人罹难。1957年亦暴雨成灾，造成25死8失踪。1951年石澳空难，16人身亡。1954年，大埔锦山村大火烧死14、烧伤8人。1953年建筑中唐楼倒塌，13死21伤。1950年元朗大火与1951年九龙仔山泥倾泻事故同样夺去12人性命。
由于有大量中国大陆人口在短时间内移入香港，因为房屋供应严重不足，在山岭搭建的木屋迅速增多，寮屋人口密集，又缺乏消防设备，大型火灾频生。1951年11月，九龙城东头村大火烧毁木屋5000多间，灾民20000多人，1953年12月25日的石硖尾大火受灾面积更达45亩，毁木屋7000间，灾民60000多人。其后1954年亦有大坑东木屋区大火；1955年有石湖墟大火、九龙花墟村大火、铜锣湾马山木屋大火等；政府为了安置居民，促成徙置大厦的诞生。
香港的教育系统在1940年代先后遭到香港日占时期的破坏及国共内战引致大批难民涌入香港的影响，加上战后婴儿潮，香港的学校和学额在1950年代供不应求。当时香港的学校以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为主，数量有限的官立学校需要通过严格的考核方能入学，虽然有志愿团体办学，但因为缺乏学校用地及教学资源，学额远远不足以应付新增的庞大人口需求，香港当时也缺乏保障儿童的法例，在当时高出生率下，许多家庭都出于经济需要，让家中较年长的儿童外出打工谋生，这都令香港的适龄入学儿童出现严重的失学问题。
政府于1950年拟定了“十年建校计划”，希望在十年内提供为适龄的小学儿童和希望升读中学的学生提供足够学额，但这项计划因受到中国大陆政权的变更及外来大量人口涌入而无法实现[25]。1951年12月，政府发表了规划香港教育的《菲沙报告书》，当中的建议包括加强对教育的管理及大力推行英文教学，以及发展小学和师范教育等。在1955年8月开始推行《小学扩展的七年计划》，包括建立五间官立小学，大量增加小学学位[26]。另一方面，当时政府批准志愿团体在徙置大厦的天台上设立的天台小学，以较低廉的学费提供小学教育，也是当时小学学位的主要来源，但整个1950年代始终无法解决学位不足及儿童失学的问题。
香港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样受到种种限制。1951年，港督葛量洪委任贾士域（Keswick）就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研究报告，当时的结论是不主张在香港大学以外另设一所新的大学。至1959年，港督柏立基邀请富尔敦（J. S. Fulton）来港考察，并建议香港大学开设中文部，但被港大拒绝。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得中国大陆的执政权后，在1952年推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由教会创办的私立大学被逼兼并或关闭[27]，当中有部分师生逃到香港，期望可以在香港复办大学[28]，例如后来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还有维持独立办学的岭南书院及珠海书院，但当时的香港法例只认可香港大学具有大学地位，所以这些迁到香港的院校都不能使用“大学”或“学院”命名，只能以“书院”为名继续办学。在这段时期有一些宗教团体尝试在香港提供专上教育，如1956年开办的香港浸会书院，但其功能及地位并不能与香港大学相提并论，政府不但没有提供资助，也不承认其颁发的学历等同大学程度。
纵使政府计划为香港出生的市民提供教育及房屋，但对于第一批因国共内战而逃难到香港的难民，由于政府认为这些难民迟早会返回中国大陆的原居地，故香港政府为他们只提供临时庇护。受限于香港在1950年代初的经济水平，当时的教育及医疗保健估计仅占政府支出的9%[14]。学校的课程强调香港在地区贸易的中介角色，也不要求香港市民效忠英国君主，香港学生因此较缺乏国家观念[29]。
由于国共内战后，共产党和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处于对侍，又有大批来自中国大陆居民迁入香港，令香港的政局同样不稳定。香港政府有内部文件指出，34所市区学校被列为受共产党员控制，当中24所位于新界。另外32所学校受到左翼份子控制，譬如职员及教师。一项新法例在1952年通过，授权政府关闭被视为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学校。[30]当时难民大多向基督教堂寻求教育及社会服务。
日治时期结束后初期，政府垄断了食物及原材料的采购和分发，包括米和棉线。政府的价格管制到了1953年才取消。1955年，为了稳定食米供应、防止囤积居奇，香港开始实施食米管制方案。[31]这个时期的生活可以总结为“资源匮乏，人口激增”。不少中国大陆居民逃亡到香港，在山边及大厦天台兴建非法寮屋。[29]结合了大陆不同宗族及香港原居民，一个充斥不同方言的社会顺应而生。来自不同省份的人在香港建立自己的宗亲会联系乡里，亦带来家乡特色的饮食文化。因为普罗市民的的收入不多，而且人口急增谋生不易，于是亦产生大量小贩在街上摆卖如鸡蛋仔和车仔面等小食及熟食。由于香港市民对享用西方饮食的兴趣日增，于是茶餐厅亦应运而生。
粤剧、粤曲、粤语电影、国语电影、电台节目成了香港市民最大娱乐。电台方面，香港商业电台于1959年8月26日正式开台，成为继香港电台及香港丽的呼声后第三间电台。当时的电台节目多以广播剧为主，其中李我的《天空小说》曾风靡一时。
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大陆艺术家逃到香港，为香港的艺术贡献良多。他们把传统粤剧从舞台表演搬上戏院的大银幕。粤剧电影像雨后春荀般百花齐放。譬如：《黄飞鸿传》在50年代陆续拍了60多部。又例如，战后南来的电影工作者朱石麟为了香港培养了不少编、导、演的人才。[32]
1957年5月29日，香港丽的呼声以400万港元资本创办“丽的映声”（亚洲电视前身），提供有线电视广播。这不单只是香港第一个电视台，更是全球华人地区第一个电视台。不过，电视在1950年代的香港仍处于起步阶段，并未开始普及起来。
1949年，警队首次招募女警。1951年，十名女警毕业，编入各区刑事侦缉部，香港首次有女性执行文书工作以外的治安工作。1957年6月，东华三院的护士发起集会，要求废除女性婚后停用的规定。
除此之外，当时的电影也不乏反映出女性在社会上遭遇到的问题、女性意识的觉醒、以至她们勇敢反抗的故事，例如朱石麟导演的《各有千秋》、《新寡》，长城出品的《我是一个女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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