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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制造业有悠久的历史，惟直至1950年代后才有重大的发展，至1970年代初期到达顶峰，并且维持蓬勃发展至1980年代中期。进入1980年代，随著生产工序北移中国大陆，香港公司则转向生产前期和后期的管理与支援活动。至1990年代中期，香港经济结构转向高度服务业为主，制造业在香港经济中的地位趋于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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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目为香港经济系列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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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香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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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于19世纪中香港开埠不久已经出现以造船为主的制造业，1920年代，香港岛东部及九龙油麻地一带也先后发展手工业。但香港制造业的急促发展，直至1950年代才开始。当时来自上海，从中国大陆南下以躲避战火与中共政权的资本家、实业家大批涌入由英国殖民当局管治下的香港，为其后香港制造业的兴盛写下重要的一页。在1950-80年代，制造业是香港经济的主要支柱，由于香港土地狭小，不适宜重工业发展，故香港一直走轻工业为主的发展道路，1960-70年代轻工制造业是最大行业，包括早期的塑胶花、纺织以至后期主要集中进行以简单机械辅助的劳工密集制造程序的电子产品、玩具、钟表等；工业产品行销世界各地。然而，随著1970年代末以来本地人力、土地成本上涨，欧美国家对香港实施贸易配额，以及1979年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对港商的吸引，使香港绝大多数的工厂生产线北移至中国内地，香港制造业从此式微。至1990年代，从事生产的工厂，在香港已接近完全消失。
开埠初期的香港工业以造船业为主，这是由于香港经济在当时主要依靠转口贸易，作为英国殖民者在远东建立的一个自由港。香港除了需要为停泊的商船和军舰提供维修外，本地商人也存在建造货轮前往海外经营航运贸易的需求。1863年7月1日，怡和洋行、铁行轮船公司、德忌利士洋行等几家船东在当时红磡和大环南面的海岸合伙创办了黄埔船坞，并由后来成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总经理的铁行公司驻港监事汤马士·修打兰出任主席。1866年黄埔船坞根据1865年立法的公司法于香港注册，组成有限公司。1870年黄埔船坞与红磡的联合船坞公司合并，成为当时香港最大的船坞公司。1880年黄埔合并了大角咀的四海船坞公司，手执香港修船和造船业牛耳。1900年于黄埔船坞工作的工人达4,510人[2]。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黄埔船坞建造包括美国等国的船只[3]：
除了黄埔船坞之外，太古公司也在1883年于当时荒芜一片的鲗鱼涌附近发展当时香港最庞大的工业区，设立了太古船坞，太古船坞曾是是香港规模最大的船坞，全盛时期一度雇用了超过5,000名工人，而造船技术和出产船只的排水量皆与当时亚洲另一造船大国日本齐名。同一时期，太古公司也在太古船坞附近修建了太古糖厂及香港汽水厂，制糖和食品生产也成为了19世纪香港造船以外的一些周边工业[4]。
由于英国殖民者在开埠初期对香港的发展主要以贸易转口经济为定位，再加上香港山多平地少、缺乏工业生产资源，故英国资本对造船业以外的工业投资并没有太大的兴趣。相反英国人对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如接近工业原料出产地的长江出海口城市——上海的工业发展更感兴趣。这样一来，香港开埠前期本土的其他工业领域就完全留给了华人资本进行开发。
近代香港的华资工业发源于19世纪下半叶，当时出现了万隆糖姜厂、盛祥凉果厂等以手工业为主的工厂。至19世纪末，一些从事机械化生产的企业也逐渐涌现，如1891年开办的大成机器造纸有限公司、1898年前后开办的九龙隆记火柴厂等，就是几家具代表性的华资工厂。[5]。踏入20世纪之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华资工业的发展速度有所加快。这些属于不同产业的工厂包括[5]：
从上述资料不难看出，1920-30年代是香港华资工业的起步时期，而且也是发展形势颇佳的一个时期。1920年，香港华资工业资本总额为1,750万元，至1935年则估算为5000万元，十五年之内增长了大约180%[5]。1934年，全港拥有工厂总数为419家。华资工业的门类也由初期的藤器家私、饼干业、烟业、枧业、等手工业升级到以电筒、电池、机器、铜铁、玻璃、织造、皮革、印务等为主的机械化生产工业，其中当属织造业的发展最快，并成为华资工业主导性产业[5]。
然而，对于管治香港的殖民地政府来说，他们专注的仍是贸易、转口、银行等商业性领域，制造业在殖民者眼中是几乎被忽略的，故华资工业的悄然兴起，大出港府所料。1935年，香港政府任命的经济委员会才正式指出，华人工业“近年来有伟大之发展”。委员会在报告书中如此描述：“本委员会未考察之前，委员等与本港各界人士存在一种倾向，认为香港工业范围狭小，无甚重要。惟经详细考察，搜罗证据之后，委员等乃认定本港工业占有相当程度，使吾人不得轻视”。不过，委员会对当时香港工业发展的前景仍有所保留，这可以从报告书的总结陈述看出：“根据所搜罗之证据，认为香港之工业，其发展之势，或不超出现在之情况”[5]。由此可见，尽管战前香港华资工业的发展已经有一定规模，但与世界上其他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城市（如英国曼彻斯特，美国匹兹堡、底特律，德国的鲁尔工业区）相比，仍相去甚远。因此，当时的殖民地政府对香港这个以商业贸易经济为主的转口港的工业发展前途，并没有作出乐观的判断。
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并没有波及属于英国殖民下的香港，但对自193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蒸蒸日上的中国内地来说，日本帝国的的侵略可谓是重大的打击。由于七·七事变后有近百万内地居民南下避难香港，造成本地市场需求的迅速扩大，而香港的华资工业则得到了加速发展的机会，进入快速增长的年代。就以牙刷制造业来说，由于人口膨胀，本地牙刷需求大增，因而1937年后新开的牙刷厂达八九家之多[5]。另外，基于对日本侵略的民族情绪，国人抵制日货的意识高涨，越来越多中国人宁可选择华资生产的“国货”，也不购买尽管质量更佳的日本货。这也为香港日占前夕的华资工业注入了很强的发展动力。
在境外市场方面，不论是1937年和日本对抗的中华民国政府和1940年纳粹德国占领全西欧后与之单独对抗的英国政府，都需要大量的军需用品以支持战争需要。香港的华资工厂因而接获大批军品订单，出现了战时景气的特殊现象，其中以五金、树胶、油漆等业受此影响最大。如大华铁工厂承接中国政府、香港政府及英联邦各国政府军用物品订单，雇工在2000人以上[5]。郑植之兄弟创办的中美风灯制造厂，直接间接为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服务，制造各种军用附属品，如军用水壶、军用皮带扣等。该业中的手电筒业于1940年达到发展的鼎盛期，原因是其时遭受德国轰炸的英国需要实施严格的灯火管制，当地居民需要大量的手电筒作照明之用。当时从香港输往英国的电筒、电池货值每月可达百余万元[5]。另一个行业树胶业则承接了大批防毒面具订单，香港的几家树胶厂日夜开工，为中华民国政府军赶制防毒面具，如中英橡胶制品厂就雇佣了300多名工人昼夜生产，制造防催泪弹镜、防毒面具、军用雨衣等单兵防化装具[5]。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香港由于人口在日占时期大幅减少，日本军政府对香港的掠夺性经济政策（如强制兑换日本军票）造成香港一度出现经济困难，粮食与日用品供应匮乏、通货膨胀、大批人口失业。面对危机，重返香港的夏悫军政府采取了下列措施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6]：
1945年11月，管制政策结束，大部份物资恢复自由贸易。香港经济复苏速度惊人，战前的转口贸易亦渐恢复与发展[6]。不过，不出几年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完全扼杀了香港的转口经济。
香港纺织业的发展可源溯自上1940年代末期，当时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如上海一早已经发展出颇为蓬勃的纺织工业。不过，由于1946年爆发的国共内战及随后国民党政府的全面溃败，在战乱和恐共心态下，大批纺织工业家携带资本和熟练技术人员逃难香港避险。部分人本来还怀著暂避的心态，加上香港发展空间狭窄、资源短缺，故并未准备在港作长远规划。不过1950年因韩战招致的国际对华禁运，以及1956年由中共当局发动的，针对资产阶级和商人的“公私合营”运动，则彻底打消了落脚香港的工业家们回归故里的念头。早期的香港纺织业主要是掌握在外省人的手中，来自广东的潮州人在这个行业方面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不过他们的工厂规模不及资本技术雄厚、办厂经验丰富的上海人。而战前主导香港工业市场的本地人反而在强大的竞争对手压境下，在纺织业方面无甚作为[7]。
1950年代初期由于香港的社会发展不完善，工业配套方面（如能源、原料、运输供应）因战乱变得更加缺失严重。工业发展可谓布满荆棘。据已故香港著名实业家安子介这样忆述他在自己在1950年在九龙青山道创办“华南染厂”：
| “ | 那时香港经常断水，而染厂恰好需要大量用水，他们只好到跑上山上去泵水，可以想像环境即使如何恶劣，早期的企业家们亦尝试一切方法去克服，这正好体现香港人开拓进取和敬业的精神。[7] | ”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第一间纺织厂在1947年建立，其后纺织业在港发展迅速。翌年纺织厂已猛增至1,000家，雇佣的工人有52,000人。[7]。十年后的1957年，工厂的数量飚升至3,300百家，工人则有15万[7]。行业的高峯出现在1967年，工厂的数量增长至11,000家，聘用工人43万[7]。在这二十年间，工厂和工人的数量均以几何级数攀升，这反映了香港工业增长强劲，同时也为香港在60年代晋身“亚洲四小龙”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销售市场方面，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陆的禁运政策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故在此之前香港的纺织品一直以出口至国际市场（如欧美、东南亚地区）为主，由于香港自开埠以来一直奉行的低关税自由贸易政策，加上已发展近百年的深水港口配套设施。使得香港的纺织品很轻松便能通销往世界各地。这种兴旺现象一直到1970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实施贸易配额政策后才终止。直至今天，虽然工业式微，香港仍保持世界头3大纺织品输出地的位置[8]。而香港最后一间纱厂、位于屯门工业区的大兴纱厂终因成本愈来愈高在2014年5月停产[9]。
和纺织业相似，战后香港的制衣业发展也得益自中国大陆逃亡南下的实业家和技术人才。在1950年，香港仅有41间制衣厂，雇用1,944名工人，约占本港工厂总数的2.8%及占本港制造业雇员总数的2.4%。[10]。和纺织业相比，在香港工业比重上较为占轻。[10]
不过，香港制衣业在其后的三十年时间里发展蓬勃。1960年代初期，才发展十来年的制衣业超越纺织业成为出口收益最大的行业[10]。也是制造业中雇用工人最多的工业（职衣业本身就是劳工密集工业中的典型）。得益于1960-70年代香港有大量廉价劳工供应、而欧美发达国家又逐渐把劳动密集工业转移至次等发达地区，制衣业的发展可算是如日中天。不过，随著1970年代石油危机后西方国家普遍实施贸易配额政策，以及香港本地劳工的工资上涨，在中共当局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香港的制衣工厂纷纷北移至发展空间更大、工资更低廉的中国大陆。而仍然坚守香港的制衣企业唯有重新定向发展路线，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加出口项目的价值及发展新产品，其中包括用各种混合纤维制造的高档时装打开销路，继续生存[10]。
在1950-70年间，香港制衣厂的数目以平均年增长率24.9%的速度由41间增加至3,491间，雇员人数以平均年增长率24.6%由1,944人上升到148,025人[10]。按1975年的统计数字，香港当时共有8,047间制衣厂（占制造业工厂总数25.9%），共雇用257,595名工人（占制造业雇员总数37.9%），是制造业中规模最大的行业[10]。由1975年至1980年代中期，该工业以产值计算，虽然仍有增长，但占整体制造业比例开始下降：1987年制衣厂的数目增加至顶峰，达10,556间，但却只占当时制造业工厂总数20.9%。同样地，制衣业1986年的雇员数目也达到顶峰，共有299,932人，占当时制造业雇员总数34.5%[10]。自此，制衣厂数目跌至1992年的6,980间（占制造业工厂总数16.6%），而雇员数则跌至186,607人（占制造业工厂总数32.7%），跌幅分别为66%及62%。不过，制衣业仍保持香港制造业的老大位置，规模是同期纺织业的两倍[10]。
在市场销售方面，受制于对华禁运，香港的成衣销售市场在1980年代之前均以欧美为主，同时也有外销往东南亚地区。香港制衣业的产品出口值，从1960年的10.1亿元增至1992年的771.56亿元，平均年增幅为14.5%[10]。自1960年代起，制衣业成为当地出口额最大的产业，占香港产品出口总额的三成以上。除了1975年全盛时期的44.6%外，所占的工业产值比例徘徊在30%至36%之间，1992年则下跌至33%[10]。以净值计算，香港在1973-85年间是世界上最大的成衣出口地区（除了1978年和1979年被意大利超越外）[10]。1986年，意大利再度超越香港，并一直保持龙头位置。从此香港便降级为世界第二大成衣出口地区（1988曾为南韩超越）。在1999年，香港被中国大陆和意大利超越之后，在成衣出口净值上再度降级，但仍保持世界第三的地位[10]。
成衣工业不但对1960-70年代的香港经济带来巨大的贡献，更促使香港成为世界最大成衣制造中心之一，衣服售价相对便宜，也常常举办时装展览会，欧美时装的新潮流、新趋势，在当时香港很快便会风行一时[11]。除此之外，成衣工业的发达也对当时社会的生活文化也带来很大的冲击，间接打下了香港现代文化的基础。在过去的年代，在香港这个以华人为主体、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城市里，照顾家庭都被每一个成年人（特别是家庭妇女）所极为注重。然而制衣厂冗长的工作时间，主要来源恰恰为家庭妇女的制衣工人待在工厂的时间比待在家里更长，完全不能做到以往已婚妇女要守家“相夫教子”的标准。在家庭基本经济的需求和人们积极改善生活的驱使下，妇女牺牲时间全职照看家庭已不可能。为了照顾家中的老幼，她们唯有和社区保持紧密的维系，由于当时的工厂大厦离民居并不远，于是工作场所成为了家庭的教育中心或是“第二个家”。家中的女儿或母亲开始大量投入劳动人口中，成为新时代的职业妇女。[12]。社会背景的变化也成为了许多新兴粤语流行文化的题材，成就了不少香港战后新一代本地明星，当中要数影星陈宝珠的“工厂妹”形象和殿堂级歌手许冠杰的《半斤八两》最为脍炙人口。
和纺织、成衣一样，玩具业也曾经是香港传统重点工业，香港制造的玩具曾经行销世界各地，出口量全球第一。但随著劳工、土地成本上涨，以及中国和东南亚的制造业自1980年代逐渐崛起，香港本地的玩具制造商再不能保持生产优势，和其他“夕阳工业”一样，目前香港的玩具生产商普遍采用OEM生产模式，即写字楼继续留守香港，但厂房基本上全数北移中国大陆[13]。
香港的玩具业可追溯至上世纪1940年代，当时香港已开设了少量以劳动密集生产方式的玩具厂。到了1950年代，得益于南下香港的大量的廉劳动力、生产资金和技术管理人才，再加上因朝鲜战争造成的国际对华禁运，几近扼杀了香港的转口业，在急需经济出路的紧要关头下，香港市场上的资金开始流向工业领域。玩具在这时期和其他工业行当一样，发展迅速，其中又以制造塑胶玩具产品为主，成为香港玩具业最重要分支[14]。
经过二十馀年之发展，到1960年代初，香港的玩具产品种类日渐多元化，除了以往在生产技术上比较简单的塑料玩具外，港商也开始生产含有马达和电池的电动玩具。在1960-1970年间，香港凭著低廉的生产成本，在销售价格上极具竞争优势。同时，香港玩具制造商也积极举办各种推广活动，以建立优质产品形象。在出口方面港商也活跃于各个重要的国际玩具展，全力瞄准特别是欧美的境外市场。此外，香港工商界亦举办了不少以工业产品为主题的公众展销会，如工展会和玩具展，以协助制造商向境内外访客推广其产品。凭著积极的市场推广、低廉的价格、优良的品质、高效准时的生产与交付、尊重客户权利和灵活变通的市场策略等经营优势，香港玩具业逐渐成为世界重要的玩具出产地[14]。
时间到了1980年代初，香港的玩具出口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玩具出产地。时至今日，香港出口的玩具产品仍占世界市场的六成以上。不过，和以前纯粹的“香港制造”、“香港出口”不同，自1979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为节省劳工和租金成本，不少香港企业把生产线北移或外判给内地的厂商（即OEM生产模式），玩具业也不例外。玩具厂商主要在珠江三角洲设厂生产，由于当地的水平工资和土地成本只及当年香港的10%，故大部份厂商均选择扩充生产规模。据香港贸易发展局2001年的资料，当时中国大陆约有6000家玩具生产商，大部份设立于沿海地区。其中估计约有4000家玩具厂于广东省开设，且绝大部份属于港资企业[14]。
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环球科技迅猛发展和蓬勃的世界消费趋势影响下，科技含量更高、功能更繁多和互动性更强的电子玩具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香港玩具业进入第三次转型（第一次是战后经营模式的转型，第二次则是厂房北移的转型），由低技术的劳动密集生产逐步升级向技术密集为主。为了强化产业的科技含量，部份厂商开始和其他玩具业以外的产业如：电子零件制造商、软件开发商和游戏程式编写公司等进行跨行业合作[14]。在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科技化、创新化和差异化将是香港玩具业继续在国际市场上生存的正确方向[15]。
早在1949年，星光实业有限公司有见塑胶家庭用品在香港的需求日增，遂由日本引进机器生产塑胶制品，并商标为“红A”的品牌。[16]。最初的产品仅限于刷类，如牙刷、发刷及衣刷等，其后逐步生产各类家庭用品。战后香港由于难民潮，人口急剧上升，对生活用水的需求激增。香港本身就缺乏淡水资源，再加上60年代初期旱灾频密，令缺水问题雪上加霜。在旱情最严重的1963年，港府实行最严厉的制水措施，四天仅供水四小时，当时香港市民排队拿着水桶、水盆等器皿到公共龙头等候取水，是家常便饭。除了取水外，储水的容器也非常必要。有见及此，星光实业推出了全新的红A塑胶水桶，当时工厂将全部桶类模具安装到所有机器上，全力生产，每天约生产两万个胶桶，几乎每天24小时开工。红A大量出产塑胶储水器：水桶、大盆、小盆……由于塑胶容器轻便、耐用、不易渗漏，故大受市民欢迎，红A牌在差不多一年之内占据了整个香港市场。[17]。红A牌在六十至八十年代销量踏上高峰，到现在，红A的产品仍然在市场上占一定地位，成为了“香港制造”的标志性产品之一[18]。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中期，塑胶工业稳定而蓬勃发展。塑胶制品种类繁多，除塑胶玩具及塑胶日用品外，塑胶花生产（胶花）更是在香港大行其道。当时塑胶花在欧美大受欢迎，香港成遂为西方国家的塑胶花供应中心。由于需求极大，而胶花的后期加工又无需复杂技术和设备，当时的厂家一般都会外判塑胶花加工。许多居住在木屋区、公共屋邨的基层大众，甚至未成年的学童放学回到家里，亦会帮忙“穿胶花”赚取收入，这门手艺成了不少香港家庭帮补生活的方式。而塑胶花厂的扩张就更是惊人：1960年香港仅有塑胶花厂557家，1972年猛增到3359家[19]。从业人员也由占全港制造业劳工总数的8.4%急升到13.2%[19]。1969年全港塑胶出口额高达14.4257亿元，比1959年的1.6214亿元上涨超过十倍[19]。港产塑胶花盛极一时，独占世界塑胶花贸易的80%[19]。至70年代，塑胶花业发展至高峰，香港一度被誉为“塑胶花王国”[17]。
塑胶花以后兴起塑胶珠，当时欧美地区流行用塑胶珠做首饰。以西方国家为出口市场的香港商人遂瞄准这一需求，大量生产塑胶珠。有些工厂资金不足，依赖赊贷原料来营运，如果厂商信誉不佳，便借不到塑胶原料，而塑胶生产机器的购置费则可以分期偿还，相对宽松的信贷环境，大大降低了当时香港工业的发展门槛。当时生产塑胶花的工厂，约有一两千间。做塑胶珠的工厂数量虽少，只有十来二十间，但由于出口市场大，产量并不低，每天生产胶珠约有两至三吨[17]。
繁荣的塑胶产业为香港1980年代之后的商业奇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中最著名的要数“塑胶花大王”李嘉诚，其经营的“长江塑料厂”为他打下了资本基础，李其后在70年代进军地产业，创办了著名的华资企业长实集团，在香港确立了地产界的领先地位，李嘉诚本人也一跃成为世界华人首富[17]。
和其他制造业一样，大批塑胶厂自1980年逐步北移中国大陆。“一家大细穿胶花”的景象成为了香港人在工业繁荣时期的集体回忆。
钟表业在香港1930年代已有发展，早年主要从事进口钟表的维修及零配件（如表壳、表带）生产。这些维修和配件工厂只有零星数间，而且规模很小）[20]。
日占期间香港的钟表业和其他行业一样几乎陷于停顿。战后重返香港的临时军政府面对百业萧条、物资紧缺，采取了一些措施恢复香港经济。随著这些措施成效日见，香港的经济恢复迅速，各行各业特别是龙头产业转口贸易复苏最为显著。当年香港的钟表大多由瑞士入口，一部分货品由本地市场消化，其他的就经香港转运到亚洲邻近地区。以战后（1953年）第一份全面的钟表进出口统计数字看来，当年手表入口总值为9，638万港元，出口则为3，255万港元（数字并不抱括由其他途径转口的价值）。[20]。
进入1950年代，建基于良好的行业市况，香港的钟表加工厂均有不同程度的扩张，以创办于1930年代的新记表厂为例，1950年，该厂与员工合资开设了一家金属制品厂，增购了制造机器，把配件产量提升至日造铜表壳500只 [20]。至1950年代中期，另一家新配件厂德明表壳厂投产，是同期行内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者，能生产防水表壳，雇用工人数百，产品主要供应美国钟表大厂[20]。除了承包美国品牌外，香港表商在同期也入口瑞士机械表芯进行装配。在1950年代初，瑞士政府曾禁止该国的表芯出口至除美国以外的国家。香港部分商人就从美国间接买入瑞士表芯进行装配，其后也进口法国和德国表芯。瑞士当局有见竞争激烈，遂更改出口政策，同意向香港直接输出表芯。碍于生产条件有限，香港虽有数个欧洲钟表大国输入表芯，但本地出口的手表成品并不多[20]。除了本地华资外，在1950年代后期，外资表厂也进入香港，为香港带来了新的技术生产机器[20]。为本地钟表业注入新的活力，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值得留意的是，1950年代国际对华禁运对香港钟表业并无太大影响，这是由于虽然失去了中国市场，但同期的日本和东南亚需求稳定，故钟表业的出口市场依旧庞大，并推动香港成为亚洲区内的钟表集散地。
1960年代，香港钟表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数间瑞士钟表厂来港设立装配生产线，于香港生产及出口中档次手表，并一改以往以表芯出产国来决定原产地的做法。香港政府随后也跟随瑞士方面的做法，宣布以装配地来决定钟表产地，而非过往的以表芯来决定。这样一来造成不少外资钟表装配厂撤出香港，但这样反而为本地华资以装配粗马表为主的产业减轻了竞争。据1969年的统计，港产手表外销量达582万只，总值8，116万港元，产品主要卖往英美、亚洲和非洲地区[20]。当时香港工资低廉，经营自由，对积极寻求海外装配工厂的外资表厂来说很有吸引力。
同一时期华资手表业也有一定发展，然而当时华资普遍出产的机械粗马表并非百分百香港制造，通常是采用本地生产的零配件，再搭配外国入口的机芯组装而成。在销售方面主要瞄准美国市场，其次是日本及南美洲。虽然本地的居民的收入日渐增加，但在1960年代一系列金融和社会风暴影响下，香港手表还是以转口为主。1968年香港手表转口值为8，800万港元，1969年则升至1.1亿港元[20]，从生产模式来看，60年代香港钟表业还只是停留在贴牌生产阶段[20]。
1970年代香港钟表也开始迈向更高科技的层次。1974年，香港表厂成产出第一只LED电子手表，香港钟表业出口大增，1975年输出25万只电子表，总值达到5，000万港元[20]。然而早期的LED显示技术不稳定，港商其后在1977-78年改产全新的LCD跳字表[20]。1979年，香港手表出口达7，339万只，其中七成为电子表，成为全球产量第一的地区。
1970年，香港钟表出口总值1.35亿港元，至1979年激增至43.54亿港元，在同年出口的钟表产品中，手表占八成，时钟和其他钟表配件占两成。港产手表主要外销美国，其次为西欧、日本、东南亚、中东和南美地区。另外，七十年代香港的钟表业第一次出现了贸易顺差[20]。
随著1979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许多香港的表商为某求更低廉成本及更大发展空间，渐渐把厂房北移，仅在香港保留设计、行政等办公地点。1980年代初香港钟表厂尚稳步扩张，由1187家上升到1985年的1436家，随后厂房数目呈下降趋势。虽然不再于香港生产，但香港的钟表出口仍然强劲，由1980年出口额的62.88亿港元，升至1989年的173.55亿港元，出口市场主要为美国、英国、西德、日本[20]。
战前香港的华资印刷业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大量承接因战乱的中国大陆下发的印刷订单。为三年零八个月日占时期香港百业萧条，印刷业也不例外。战后，在厂商回流和香港军政所采取的稳定经济措施取得成效的情况下，香港印刷业逐渐得以恢复。随著1946年的中国内战，大批的印刷技术人员为逃避战祸离开中国大陆进入香港，为当地的印刷业发展注入了大量人才，这些逃难的印务从业者多来自上海、广州，因而在港开办印刷厂的上海和广州老板也相应增加。这批流入香港的印刷技术专才当中不缺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老师傅。不过，在印制技术方面，当时的香港印刷业仍以石版印刷、活版印刷为主[21]。
到1950年代，香港的印刷企业已发展至五百多家，其中约有75%属中型企业，也有少数拥有资产数百万的大型印刷厂，以及家庭式经营的印刷坊[21]。由于香港市场对印刷的需求不断增加，本地印刷经营者开始从外国引入自动化印刷器材和其他新技术，以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虽然平版印刷从1930年代已经引入香港，但要二十多年后才普及于印刷业界。在速度和质量上，平版印刷均远超石版印刷，因而后者日渐被业界淘汰。五十年代中期，香港的大型印刷厂又开始从外国进口四色印刷机，以发展彩色印务。其后，香港的天天日报成为当地首份采用彩色印刷的报刊。因应制版质量需求的提高，印刷业界随后又引进了香港第一部电子扫描分色机，并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镜头分色制版技术[21]。除了因应生产需求引入先进技术之外，香港印刷业界亦大力开办各种技术培训课程供有志者修读，以供行内人士提升自身价值和技术水平。到了1950年代末期，香港印刷业在生产能力、灵活性及质量方面，均具显著进步，成为当时东南亚的印刷中心，尤其是在彩色印刷方面[21] 。
1960-70年代，由于香港拥有世界一流的深水港口和自由宽松的贸易环境，很多加工业如玩具、手表、服装、电子、塑料制品也相应地蓬勃发展起来，形成以香港为中心的加工生产集散地。香港工业的快速发展，加上在出口外销工业产品时需要大量包装印刷品，从而促使香港的包装印刷业市场日益壮大。
这个时期，由于香港工资低廉，印刷技术水平良好，除本地华资外，也吸引不少外商纷纷前来投资。1963年，两间日资印刷巨头企业：凸版印刷、大日本印刷分别到港开厂，引进先进机器及技术和面向国际市场的机会。于是香港的印刷厂也借此机会大举开拓海外市场，当中主要瞄准书籍印刷。为了适应海外需求，香港印刷业界在技术、设备、人才培训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大的提升。当时国际著名出版商朗文、牛津、以及读者文摘等多本国际杂志，也看中了香港交通通讯基础良好、劳资成本及税率低、经营环境稳定、出版自由的优势，都乐意把旗下书刊付港印刷，并逐步把地区总部设在香港，使香港的印刷出版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到1970年代末，香港已成为远东重要的国际出版印刷中心[21]。
这二十年间，可以说是香港印刷业的繁荣时期，行业口碑大大提高。印刷工序趋向复杂化，印刷品朝高品质方向发展，彩色印刷的需求日增，并出现越来越多专门为印刷企业提供植字、设计、分色制版及装订等服务的专业公司。由于香港城区空间狭小，印刷厂及这些副业经营者多数互相依附，并集中在同一栋大厦或在相邻的街区，对运输、分工合作，资源共享以及成本控制等方面均极为有利。此外，良好的生产效益和质量，也大大强化了香港印刷企业的竞争力，在业务扩张和拓展海外市场方面，都有显著的发展。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资料，六十年代的香港共有600多家间印刷厂，七十年代已增至1,500多家，雇员也增加至近20,000人，增长颇为迅速[21]。
自1980年代初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港商为谋求更大发展前景和降低生产成本，纷纷把制造业厂房北移中国大陆。印刷业也不例外，目前除了报社和少数外资印刷厂之外，香港的印刷厂房多移至珠三角地区继续发展。
相对其他香港轻工业，电子业的发展属技术层面最高、起步最晚的，亦象征着香港制造业从早期倚重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模式，转向重视高技术生产的转变。
香港的电子工业发展于1970年代，香港电子科技一直亚洲第一，日本位第二，初期主要以组装电视机、音响设备、收音机、有线和无线电话等家用电器为主。其后也开始代工印刷电路板、电脑芯片等业务。自1970年代末开始，香港制造业逐渐把生产线搬迁到中国内地，故纯粹港产的电子产品、配件自此之后已寥寥可数。香港的电子业大多仅在香港保留写字楼，而本地雇员多负责技术开发、行政管理以及业务行销等文职工作。然而，在1995年香港仍然能设计出被广泛应用于手提电子装置的微处理器龙珠（DragonBall）。在“制造”这一环节上，电子业始终未能在香港的制造业发展历程上留下重要的印记。
电子业教育方面，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电子学系全港为最早成立的相关学系，原先属理学院，由诺贝尔物理学奖高锟教授于1970年筹办。
自踏入1970年代末以来。随著劳工工资水平升高、土地成本上涨，再加上赎罪日战争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西方国家和地区实施石油禁运，为全球带来石油危机。石油危机之下，工业生产极其依赖的能源供应也大受冲击，香港工业地此一度萧条。此外，东南亚新兴独立国家日渐崛起，这些国家利用更廉价的劳工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招徕，积极对外招商发展轻工业。香港碍于地理环境狭窄，工业发展空间有限，加上缺乏生产资源出产，在一系列先天性局限、本地发展和国际局势的不利因素影响下，香港工业面对著极大的竞争和生存压力。另外，自1970年末以来极度困扰港商的新界租约到期问题，也令到香港的工业发展前景更加堪忧。
1977年，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再度复出，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并恢复四五天安门事件后被撤销的一切职务。次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重大政治决定。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四个经济特区。以吸引特别是来自香港、台湾的资本进入，以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及酒店、餐饮等服务业项目。尽管中共当局开放初期，由对大陆社会体制的陌生而给外资经营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阻碍。[22]，但在当时中国劳工薪酬极其低廉、工业发展空间宽广，易于扩张规模、生产资源的供应较香港便利以及中共当局特别是广东省政府对外资的优待政策（如税务优惠、土地优惠、执照批核优待、收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权利）等利好因素吸引下，仍有不少港商不畏艰难，积极北上考察并开始逐步转移其工业生产线。
1980年香港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有990,000人，占总就业人口的42%。十年后，这个数字跌至650,000，比率降至28%。2000年，香港从事制造业的人口进一步下跌到230,000人，仅占总就业人口7%[23]。自1990年起，香港本地的工厂规模不断缩小，制造业从业员不断递减，大量工厂工人成为失业者。昔日繁忙的工厂大厦不断被关闭。
工厂北移给中国大陆带来的是经济的恢复与巩固（一如工业在当年为香港经济所作的贡献）。但对于香港来说，则迫使当地进行第三次经济转型——由制造业出口经济转为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知识型和高技术人才逐渐在香港经济发展的角色上吃重，他们所分享的经济成果也越来越多。在另一方面，由于工厂关闭、社会经济结构改变，以往以出卖劳力的低学历、低技术劳工因而失业，逐渐被社会边缘化，再度沦为贫困阶层。由于制造业缺失，香港经济过分依赖第三产业，容易受国际经济环境及金融市场波动影响，相对过往显得比较脆弱（可参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911事件、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对香港经济的影响）。此外，由于第三产业的经济所得大多向知识精英阶层靠拢，制造业北移也间接造成了香港近20年越来越严重的贫富悬殊[23]。
与世界上其他由典型的“锯齿顶”、“大烟囱”组合而成的工业地带不同，香港的工业由于一般仅为低污染、只需要小型机械设备即可投产的劳动密集型工业，故多数香港工厂均开设于多层工厂大厦内，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工业区景象。这些工业区往往离市区不远，对以家庭妇女为主的工人来说上班非常方便。香港政府在70年代末相继在新界边远地区拨出土地发展规模较大的工业村，但由于自80年代以来香港工业逐渐式微，这些工业村并没有很大的发展。而市区越来越多人去楼空的工厂大厦有的被拆除再发展（如观塘的创纪之城），有的则改为写字楼，有的就被建为仓库，更多的现在仍处于空置状态。尽管香港工业难看到前景，为了回应未来科技创意的发展，特区政府于2001年成立香港科技园公司，发展位于吐露港公路旁的科学园，作为香港21世纪的现代化工业村，科学园首两期工程已于2004、2006年完工，馀下的工程已在2016年和2020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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