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注 1](1952年2月13日),曾用笔名胡美丽[1]台湾作家、文学学者、无党籍政治人物高雄县大寮乡(今高雄市大寮区)人[2]籍贯湖南衡山[3]。毕业于国立成功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台北市政府首任文化局局长和文化部首任部长,亦曾在美国德国台湾香港的多所大学任职。[4]1985年出版处女作《龙应台评小说》,后有杂文、文化批评、小说、散文、纪实文学等多种作品,如《野火集》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等,言行遍及华人地区如两岸三地新加坡以及德国等地具影响力。[5][6][7]为“推动全球意识”,创办龙应台文化基金会[6]

Quick Facts 龙应台, 中华民国第1任文化部部长 ...
龙应台
 中华民国第1任文化部部长
任期
2012年5月20日—2014年12月8日
行政院院长陈冲 江宜桦
前任首任
继任洪孟启
 中华民国第14任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期
2012年2月6日—2012年5月19日
行政院院长陈冲
前任曾志朗
继任龙应台(改制为文化部)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第1任局长
任期
1999年11月—2003年3月
市长马英九
前任首任
继任廖咸浩
个人资料
性别
出生 (1952-02-13) 1952年2月13日72岁)
台湾高雄县大寮乡(今高雄市大寮区
国籍 中华民国
政党无党籍
居住地 台湾屏东县潮州镇
学历
经历
Close

生平

早年经历:1952-1970

1952年,龙应台生于高雄县大寮乡(今高雄市大寮区)。儿时因父亲工作关系多次迁居[8],举家先后迁往苗栗县苑里镇和高雄县茄萣乡(今高雄市茄萣区),在公家宿舍生活长大。[5][2]

难民后代的身份使她与生活环境格格不入,自称“被历史丢向离散的女儿”,是“永远的插班生”[9],造就了她的孤独,她说:“从前便是孤岛,现在仍旧是;现在是边缘人,从前也未尝不是。”[5]南部渔村的闭塞风气、出身贫困和低下阶层的成长环境,使她对外部世界了解甚少,但同时让她得到“悲悯和同情的能力”,得以“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9],造就了她务实的性格。[6]

龙应台说:“整个少年期是我对汉字的痴迷期”。儿时父亲教她背诵《古文观止》等中国文学经典,令她著迷于诗词,在学习闲暇时用以“自我疗愈”。高中时期的龙应台阅读大量哲学、文学书籍,“读书之外,还是读书。什么书都读不下去的时候,就写日记。”[5][2][1]

高等教育:1970-1983

1970年,龙应台被台南成功大学外文系录取。[5]1972年10月31日蒋中正85周岁生日前后,成功大学为蒋中正举办暖寿晚会,10月31日还在学校体育场举行了祝寿大会,并由龙应台上台恭读祝寿词[10]。1974年毕业。

1975年,留学美国。龙应台说:“我,在国民党所建构的神话中成长。1975年,我在美国第一次读到别人用别的文字对这个神话的诠释,这个神话马上瓦解。从此以后,至少我,不再相信神话,任何神话。”[11]1982年,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系博士学位,并在纽约市立大学梅西大学英文系任教。

返台任教:1983-1985

1983年,龙应台返台,在国立中央大学任客座副教授。1984年3月,初次向《新书月刊》投稿对白先勇《孽子》的文学批评。11月,“龙应台专栏”开设。她说:“我写书评其实抱著一个很狂妄的野心:希望推动台湾的批评风气。”“我只批评台湾的现代小说⋯⋯以‘现代’理论来审视台湾‘现代’作品。”“台湾必须树立起独具一格的批评理论,……中国大陆终究要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批评体系来。”[1]

1984年11月,有感于某位立法委员的言行,在《中国时报》发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掀起风潮。在马森的邀请下,时任副刊主编的金恒炜为她开辟了“野火集”专栏。龙应台以热情而通俗的文字,不直接攻击体制,而对环境、治安、教育等问题作出批判,“在主流媒体中做最大的‘颠覆’”;但“将最终责任指向个人”,她相信“比体制度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

龙应台曾以笔名胡美丽在《中国时报》发表数篇文章。对此笔名,她自称“喜欢极了。因为它俗气;人有俗气的权利。‘胡美丽’也是‘不美丽’的意思,代表我。”[1]后分别结集为《龙应台评小说》、《野火集》和《美丽的权利》。龙应台的文学批评和社会批评都激起强烈的影响,在被誉为台湾“1985年最具影响力的作家”。[12]

龙应台以“胡美丽”为笔名发表的数篇女权主义文章,引发当时社会的一定讨论。[13]野火集》在当时的台湾引起极大的回响及讨论,21天再版24次、4个月突破十万本。[14]《野火集》后来在中国大陆出版,在大陆各地的大学生中产生热烈的回响。许多大学生认为这本书批评的对象不仅针对台湾也包括中国大陆,甚至好像就是为中国大陆而写的。[15]1985年转任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研究员。[12]

旅欧时期:1986-1999

1986年,因家庭因素,旅居瑞士苏黎世。1988年,迁至德国法兰克福,于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研究员及讲师。1988年底,应苏联政府邀请,以记者身份赴莫斯科访问十天。

1994年,龙应台在台湾《中国时报》发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被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引发相关争议和讨论。[16][17]

《啊,上海男人!》,1997年1月7日在《文汇报·笔会》刊出后,引起轩然大波。“上海男人”纷纷打电话到报社大骂作者“侮蔑”上海男人,称上海男人其实仍是真正“大丈夫”。[18]龙应台则称是对其文章的误解。后来本文与其它文章集结出书《啊,上海男人!》,包括龙应台对一些访问城市或国家人文观感。

十三年间,陆续在台湾、中国大陆和欧洲报刊上发表杂文、散文、小说、随笔等大量作品,结集成《人在欧洲》、《看世纪末向你走来》、《我的不安》、《百年思索》等书。[12]她说:“写《野火》的时代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四十岁之后,我发觉自己的不足,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判。”[2]

台北文化局长:1999-2003

1999年,在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的邀请下,出任首任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1993年,宝藏岩被公告为公园用地,必须拆迁,但同时期的十四、十五号公园强制拆迁引发了不少负面的社会舆论。[19]1999年,龙应台以贫穷艺术村的概念,做为宝藏岩未来的营运方向发展为“艺术村”,为宝藏岩后续保存定调。[20]

从1998年台北市都发局整建西门市场十字楼,在文化局接手后,致力将红楼与十字楼作为发展文创产业的基地。2002年在龙应台规划下以官办民营方式,由纸风车文化基金会得标接手经营,后又几度易手。[21]

1979年1月1日台美断交,美国裁撤大使馆并将作为大使官邸的“前美国驻台北领事馆”归还中华民国政府。内政部除了于1997年2月20日将其指定为国家三级古迹外,并没有任何整修维护与再利用计划。1990年代末期,台积电文教基金会援助新台币六千万元后,该建物才得以重新翻整,并于2000年以“台北之家”的新风貌重现于中山北路。

在时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的龙应台与知名导演侯孝贤多日磋商后,2002年11月10日,台湾电影文化协会终以“公办民营”方式向台北市政府承租该古迹建物,并取名为“光点台北”。定位于“结合古迹魅力与电影艺术,成为创意交流的领域”的光点台北,除了于建物增设专供艺术电影播放的88席小型电影院之外,也以电影主题设置书店、咖啡厅、展览馆及会议室。

作家生涯:2003-2012

2003年自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卸任后,任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和台湾国立清华大学讲座教授,获香港大学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发表探讨台湾、香港文化与处境的文章,结集为《面对大海的时候》、《思索香港》等书,引发讨论。2005年7月,成立龙应台文化基金会

2006年1月26日,龙应台在香港《明报》、台湾《中国时报》等香港、台湾、新加坡与美国多家媒体上同时发表〈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为声援《冰点》打开序幕。[22]

2009年出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影响广泛,被北京列为禁书[23],遭李敖出版专著《大江大海骗了你》批评。2010年8月1日,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发表题为《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的演说,阐述她的“中国梦”。11月15日,以260万人民币的版税收入,登上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6名,引发广泛关注。同年,获得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24]

文化部长:20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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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部长龙应台颁予国立台湾博物馆土银展示馆的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奖牌,2012年9月14日

2012年,龙应台任中华民国文化部部长[25]。2012年文化部成立第4天,龙应台即抛出要与北京协商、召开“两岸文化前瞻论坛”的议题,希望借此解决两岸文化产业之间的问题。[26]2013年9月,由于两岸组织不对等,中华民国文化部想要突破电影、流行音乐、出版等项目,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门并没有整合影视、广电、出版,以致无法著手推动。[27]

2013年5月,公视董监事难产,龙应台表示,“我所见过最丑陋的事情,因为卡在公共电视法,公广政策不能推出来。”甚至表示,如果公视董事会争议未获解决,她赞成废除公视。[28]

2014年7月17日,文化部推动“国民记忆库——台湾故事岛”计画,在全台设置61个故事搜录站,花费超过半年时间,与中国电视公司合作录制3千多位台湾人的生命故事。龙应台表示,“不论是党史或国家历史,都只是剪裁自己想要的版本,国史有一半是假的,真正的历史在于国民的个人生命史”。[29]

龙应台任内拟定《博物馆法》、《电影法》、《公广法》、《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等法案,《电影法》在2012年3月付委,《文化资产保存法》在2011年4月付委,但龙应台在完成询答后未积极推动,致任内并无任何法案完成三读。[30]

2014年11月30日,随当时行政院长江宜桦内阁总辞,龙应台表示文化部已走完目标的第一里路,随内阁总辞卸任[31]

退休生活:2014-

由于母亲将满90岁,她决定陪母亲走完人生最后一里路。[32]2017年后,为了照顾高龄的母亲,迁居屏东县潮州镇

2019年9月2日,龙应台在脸书上发文《花园的地上有一颗鸡蛋》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呼吁大陆人关注香港人的诉求,即社会制度的公平、资源分配的正义、法治精神的贯彻、政府治理的透明、人民参政的充分。指出这些价值也是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成都人、长沙人、昆明人、杭州人、西安人、沈阳人所追求的,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一致。[33]9月4日,《人民日报》发文《为何只见鸡蛋不见燃烧弹?》作为回复,批评龙应台对长达近三月的骚乱视而不见,将普通香港青年与暴力极端分子混为一谈,美化暴力也捆绑了大多数善良市民,这是对暴力的纵容,也是对大众的不公。[34]

《目送》和《亲爱的安德烈》广受中国大陆读者喜爱,某些段落在网路上广为流传,部分篇目甚至成为语文科考试的阅读材料。[35]因表达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支持,中国大陆对龙应台的所有书籍展开全面封杀。《目送》、《亲爱的安德烈》等书籍在中国各实体书店、电商平台纷纷下架[36]。微博上亦有传闻称青岛的中小学校不准学生阅读龙应台的书籍[37][38]。对此,龙应台在脸书回应表示:“被你禁,是我的光荣。”[36]

2020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大武山下》。[39]

2021年6月11日,龙应台在脸书转发近日因批评新冠疫苗政策而卷入风波的台大医学院教授陈培哲的专访,并引言:“如果筛检出新冠肺炎的高龄患者、糖尿病、肾脏病等慢性病者,立刻打新冠单株抗体,可以减少5到6成死亡率……那些生命是可以挽救的。”龙应台表示:“这三周来让我寝食难安的,倒不是很多专家学者和认真的记者已分析的根本决策错误,而是这个‘政府’对同胞死亡的态度。”此外,龙应台不认同包括指挥中心每日疫情报告时“对每一个孤独猝死的‘案例’,都要透露一些前置‘形容词’:猝死‘案例’有多种慢性病。[40]之前,龙应台关注的是疫情中的独居老人,她问:“瘟疫蔓延、人人自危的时候,我们仍旧可以把独居的长者放在心上吗?”并批评“缺水、缺电、缺疫苗,绝对的缺远见,缺真诚的悲悯心。”[41]

家庭

龙应台的父母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迁往台湾。父亲龙槐生湖南衡山人,十五岁时加入宪兵队,曾参与中华民国抗日战争中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来台后任警察。母亲应美君浙江淳安人,1949年迁至高雄。二人有四子一女:长男龙应扬留在大陆;其他的四个子女在台湾成长,胞弟龙佛卫精神科医师,曾任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院长。[3]

龙应台父姓龙,母姓应,生于台湾,故得名应台。[42]此名较为阳刚,以致写野火集专栏时曾有读者误认为她是男性。此外,龙应台父亲曾设想为她起名“龙三条”,因为她在兄弟中排行第三。[6]

龙应台不会父母的母语。“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为了说这美丽的国语,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是一个没有方言的人。我不会说母亲的方言,浙江淳安话(注:属吴语)。我不会说父亲的方言,湖南衡山话(注:属湘语)。”[43]

1980年代,龙应台与德国人华德(Bernhard Walther)[44]结婚,二人在美国初识[9],婚后居于德国、瑞士。据传,龙应台已离婚。[45]生有二子,长男名安德烈(Andreas Walther,龙安 / 华安 ),次男名菲力普( Philip Walther,龙飞 / 华飞 )。[46][44]龙应台以两个孩子为主题的作品有如《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

争议

国籍、户籍相关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九条之一规定:“台湾地区人民不得在大陆地区设籍或领用其护照”。2012年时适用的《护照条例》第九条规定:“(中华民国)普通护照之适用对象为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但具有大陆地区人民、香港居民、澳门居民身分或持有大陆地区所发护照者,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适用之。”

2012年年底时,准备接任文建会主委的龙应台引发国籍、户籍争议。龙应台在港居住超过七年而自动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香港身份证。龙应台称一生只有一本中华民国护照[47]龙应台在12月3日声明,表示她从未申请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并不存在“双重国籍”问题,持香港身份证亦未违中华民国公务员任用规定。她向香港入境事务处提出放弃香港永久居留权。但碍于未有相关前例,港府仍在探讨如何办理这种特殊情况。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日常行政中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一个中国原则,不承认中华民国为国家。龙应台当是以“中国公民”身份取得香港身分证[48]

文化部长相关

龙应台担任文化部长期间,被记者称为龙太后、龙太、龙仙女[49][50]。媒体人陈乐融批评龙应台领导下的文化部缺少具体政策,只会办论坛、对谈,称龙应台为“论坛部长”[51]。时任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段宜康说,龙应台不做决定是没有担当的政务官,面对困难时选择退缩,没有历史使命感,是有史以来最厚脸皮的政务官。[52]

就任文化部长之后,在民进党立委段宜康郑丽君等质询六四天安门事件时,拒绝在民主与人权议题上表态,引起争议。龙应台回应称,因为文化部将在ECFA的架构下与大陆协商,为了避免谈判时造成问题,作为文化部长,她拒绝对此做出任何回应,至于身为作家的立场,在她的书中已经写得很清楚。杨宪宏陈芳明等人士,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她的态度,无法显示政府坚持以人权作为台湾核心价值。[53]

文化部长龙应台一年半还完千万房贷,申报存款也只剩一半,约7百多万,引发热议。不过对于财产被公开,龙应台质疑有违人权,赞成公开给监察院监督,但不应该受全民公审。却遭网友打脸,曾在香港受访时,称官员应该将资产公开,还说“愈透明愈好”,增加人民对政府的监督。[54]

《我的祖国》事件

2016年10月7日,龙应台在香港媒体与香港大学推出的《一首歌,一个时代》讲座上发表演讲。当龙应台与台下听众互动,询问听众启蒙歌曲是哪一首时,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博士表示自己的启蒙歌曲是《我的祖国》。龙应台问:“真的?《我的祖国》怎么唱?头一句是什么?”随后全场合唱此歌。这次演讲的影片后来流传到网上,产生争议与讨论[55]。12月18日,龙应台在港媒发表文章《大河就是大河》,回应此事称:“有时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罢了。”[56]

由于龙应台在演讲中谈到《绿岛小夜曲》时说,那“绝对不只是一首情歌”,而是“含着很重很重的政治抗议的一首歌”,突出了那首歌与时代的关系,内地网友批评龙应台“自相矛盾”、“双重标准”。《环球时报》评论员单仁平认为,“龙应台作为台湾曾经的文化部长,与大陆也有交流,却没听说过《我的祖国》这首歌,反映了她眼界的局限性。”[57]解放军报》刊文《大河不只是大河》反驳龙应台称:“这条大河,记载著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蕴藏著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58]

其它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凌友诗认为,龙应台心目中的构筑单位是城市和市民,所提倡的美德都是市民社会的和小资式的,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者痛恨一切的威权人伦传统,没有所谓尽义务和效忠的观念”。[59]

著作

注释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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