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煦之乱，又称高煦之乱或定难之变，为明朝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谋反的事件。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迅速平息了此次叛乱。
靖难之役中，燕王朱棣起兵，世子朱高炽镇守北平。而朱高炽的同母亲弟朱高煦则跟从朱棣征战白沟、东昌有功，并在江上之战中突击成功，救了朱棣一命。明成祖朱棣曾说：“我生病了，你好好努力，世子也体弱多病。”勉励朱高煦争取储君之位。之后开府称王，旧臣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均喜爱朱高煦，时时称其为“二殿下”。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仍立朱高炽为东宫，封次子朱高煦为汉王，镇国云南；三子朱高燧为赵王，镇国彰德。朱高煦怏怏不肯去，说：“我犯了甚么罪，为何要贬我到万里之外？”朱棣不悦，之后太子朱高炽为朱高煦求情，朱高煦才得以暂时居住于京师。朱高煦之后又请得天策卫为护卫，以唐朝天策上将李世民自比，后又请增加两护卫[1]。
当时朱棣曾命太子朱高炽及汉王朱高煦、赵王朱高燧、皇太孙朱瞻基同谒孝陵。太子朱高炽非常肥胖，且有脚病，两边人架著腋下行走，经常失足。朱高煦就在后面说：“前面的人跌倒，后面的人要懂得小心啊！”消遣朱高炽。皇太孙朱瞻基应声称：“还有更后面的人懂得小心！”朱高煦于是回头看朱瞻基，脸色都变了。太子为人性情仁厚，喜好经学、历史，有为人君王的度量。而朱高煦则不肯学习，但英勇威武很像朱棣，身手敏捷矫健，且两腋下有类似龙鳞的疹子，所以武将均喜欢他。朱棣曾有多次易储的想法，却也没有实现。朱高煦曾经诬陷解缙，说解缙说过“皇帝打算撤换储君”，致使解缙被发配至交趾。朱高煦又再次诬陷，致使朱棣把解缙关到狱中，最后杀了[2]。
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棣北征归还，监国太子朱高炽遣使迎迟，朱高煦于是造谣攻击朱高炽，并中伤黄淮等人下狱。永乐十三年 （1415年），朱棣改封赵王朱高燧到彰德、汉王朱高煦到青州。朱高煦不想去，于是朱棣再次下敕要求其不得再辞[3]。但朱高煦依旧推托，迟迟不肯就国。永乐十四年（1416年），汉王朱高煦选拔各卫壮健艺能军士随侍[4]，并在府中私募军士三千馀人，不隶籍兵部；纵容士兵在京师内外掠夺，并把无罪的人分尸，丢到河里。兵马指挥徐野驴逮捕犯罪的士兵，反而被朱高煦所杀；此外还僭用乘舆器物。朱棣听闻后大怒。十月，朱棣返回南京，以此事质问蹇义。蹇义不敢对答，坚称自己不知道。又问杨士奇，杨士奇对答：“汉王最初封国在云南，他不肯赴任；之后改为青州，又坚持不去。现在朝廷将迁都北京，他却要留守南京。他的心思连路人都知道了。希望陛下尽早处理，使得他有固定的职位，用以保全父子之恩，留下永世之利。”朱棣听后默然。几天后，朱棣又得知朱高煦私造兵器，阴养死士，招纳亡命，及漆皮为船，教习水战等事，因而大怒，当面训话，将其衣冠夺走，囚禁在西华门内，打算将其废为庶人。皇太子朱高炽力求营救，才免去此事。朱棣大骂道：“我为你做长远的打算，不得不割舍骨肉亲情。你却养虎为患！现在我削去他两个护卫，改封在山东乐安州。那离北京很近，一旦听闻有变，立刻就可以发兵逮捕了。”朱棣因高煦所为不法，称其长史史程棕、纪善周巽等不能匡正，皆发配到交趾为吏。永乐十五年（1417年）三月，汉王朱高煦改居山东乐安州。朱高煦抵达乐安后，非常埋怨，却更加著急地策划谋反，太子朱高炽多次写信劝戒，竟然不听[5][6]。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朱棣驾崩，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仁宗。同年八月，召朱高煦赴京[7]。
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仁宗遣汉王朱高煦子朱瞻圻于凤阳守陵[8]。同年五月，仁宗去世。六月，太子朱瞻基从南京来奔丧，朱高煦在路中埋伏部队，因仓惶没有成功。同月，太子朱瞻基即位，是为宣宗，改明年号为宣德[9]。七月，朱高煦陈奏利国安民四事，宣宗对侍臣说：“永乐年间，皇祖（朱棣）经常对皇考（朱高炽）和我说，这个叔叔有异心，应该要防备著他，但是皇考还是对待他非常好。像他今天所说的话，果然是出自真诚，应该是过去的坏心思已经革除了，不能不听他的话啊。”于是命有关部门执行，还写了一封信感谢他[10]。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北京地震，汉王朱高煦谋反。其派一名官员抵达北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张辅当夜逮捕官员上报朝廷。此后又约山东都指挥靳荣等以济南为应。又分散弓兵旗，令真定诸卫所，尽夺傍郡县畜马。并设立五军都督府：指挥王斌领前军，韦达领左军，千户盛坚领右军，知州朱暄领后军。诸子朱瞻垐、朱瞻域、朱瞻墿、朱瞻埣各监一军。朱高煦率中军，世子朱瞻垣居守。指挥韦贤、韦兴，千户王玉、李智领四哨。部署已定，伪授王斌、朱暄等大帅、都督等官。御史李濬在发现此事后，逃到燕京，上报朝廷，于是宣宗升其为左佥都御史，并派遣宦官侯太赐书高煦，询问他是否有谋反的动机。侯太抵达乐安，朱高煦非但不跪拜接受诏书，反而逼迫侯太下跪，座北朝南坐著，大声说：“我哪里辜负了朝廷啊？靖难之役时，如果不是我死力付出，搞不好连燕国都被建文君灭掉咧。爸爸朱棣听信谗言，削我护卫，让我迁到乐安。哥哥朱高炽只给我金钱、布帛。现在侄子朱瞻基又拿祖先的事情糊弄我，我怎么还能没有动作？你绕一圈我的兵营看一下，我汉国士兵战马多么威武，难道没办法纵横天下？你速报皇帝，把奸臣都绑来我这里处理，再慢慢谈我要的条件。”侯太非常恐惧，只好唯唯诺诺而归。宣宗问起朱高煦说了甚么，侯太说：“甚么也没说”，宣宗说：“侯太有二心”。之后随著侯太去见朱高煦的锦衣卫官员，把详情都报告了宣宗。宣宗大怒对侯太说：“我处理完这事，一定会处罚你。”[11]
同月，朱高煦派遣百户陈刚进疏，称明仁宗违背洪武、永乐年的制度，给文臣诰敕封赠，而现在修理南巡席殿等都是过错。又诬陷大臣夏原吉等为奸佞，并索要诛杀掉。又给公侯大臣写信，其中言语骄言巧诋，污蔑明宣宗。宣宗叹道：“朱高煦果然谋反了。”于是商议派遣阳武侯薛禄将兵讨伐，大学士杨荣力言不可，称：“皇帝难道不知道李景隆的故事么？”皇帝默然，之后面对夏原吉。夏原吉亦称：“往事可以借鉴，此事不可失策啊。我见朱高煦派遣将领色变，和我们对话时候却哭泣，知道他不能成事。况且兵贵于神速，应当卷甲韬戈前往，一鼓作气平定，这就是先声有夺人之心。如果命将领出征，恐怕不济。杨荣所称是对的。”宣宗于是心意遂决，立即召张辅谕亲征。张辅称：“朱高煦骄傲但没有计谋，对外猖狂却内心害怕，现在所拥有的也都是不能战斗的人。我愿意带领两万部队，擒拿贼首献给陛下。”宣宗称：“你诚然足可以平定叛乱，但我刚即位，恐怕有小人怀著二心，我心意已决。”[12]
之后敕遣指挥黄谦，同总兵、平江伯陈瑄防守淮安，防止其南逃。并令指挥芮勋守居庸关，令法司尽弛军旗、刑徒等跟随出征。同时，命定国公徐永昌、彭城伯张昶守皇城；安乡侯张安、广宁伯刘瑞、忻城伯张荣、建平伯高远守京师[13]。命丰城伯李贤、侍郎郭琎、郭敬、李昶督军饷；郑王朱瞻埈、襄王朱瞻墡留守北京；广平侯袁容、武安侯郑京、都督张升、山云，尚书黄淮、黄福、李友直协守；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杨荣、太子少保吴中、尚书胡濙、张本、通政使顾佐扈行；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为先锋。随后，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百神，遂亲征。
部队在经过杨村的时候，宣宗问从臣曰：“你们试著想一下朱高煦会出甚么计谋？”从臣对答道：“乐安城很小，他们会首先取济南为老巢。”又有从臣称：“他当年都不愿意离开南京，现在一定率兵南去。”宣宗称：“不然。济南虽然近，但是不好进攻；听闻我大军抵达，亦没有时间进攻。他的士兵们都家居乐安，不肯抛弃此地，南走南京。朱高煦虽然外面看起来自夸、奸诈，但内心胆怯懦弱，临事狐疑，犹疑而不能决断。现在敢谋反的原因，是因为轻视我年少刚刚即位，众心尚未归附。他又以为朕不能亲征，只能派遣大将来，到时候以甘言利诱就可以侥幸成事。现在听闻朕亲征，恐怕吓到胆子掉下来了，又怎敢出战？我们到了，就可以把他俘虏了。”[14]
当时朝廷军截获乐安当地的归顺人员，得知其城中虚实。虽然文官武臣都请求大军谨慎前进，防止埋伏，但宣宗仍然率领大军加速前行[15]。很快，大军抵达乐安城北，并发神机铳箭，诸将请即攻城，宣宗不许，并敕谕朱高煦，没有得到报信。之后，宣宗命放箭书到城中，对谕党逆者宣以祸福，城中于是很多人打算逮捕朱高煦，献给朝廷。朱高煦非常狼狈，于是密遣人上奏宣宗，乞求宽解，并明日早晨出城归降，得到宣宗许可。当夜，朱高煦取出积累的兵器与凡谋议交通文书，全部毁掉。城中通夕火光照明。朱高煦将要出城时，王斌等人坚持阻止，说宁可一战而死，束手就擒是耻辱。朱高煦则称城小无法获胜。之后出城，大臣纷纷上疏请求用重典。宣宗却阻止，将群臣弹劾奏折展示给朱高煦。朱高煦顿首言：“臣的罪过是万死、万死，生杀与否都由陛下处置。”宣宗命朱高煦写信，召诸子同归京师。罪止牵连至倡谋数人，其馀城中被胁迫者一律释放。并逮捕王斌等下锦衣狱。之后，令薛禄等人巡抚乐安，改乐安州为武定州[16]。
大军班师时，宣宗驻跸在献县之单桥，户部尚书陈山迎驾，并进言道：“应该乘胜移师攻向彰德，袭击、拘拿赵王朱高燧，这样朝廷就永远安定了。”宣宗召杨荣回答，杨荣称赞其是大计。之后召蹇义、夏原吉，两人不敢持异议。杨荣请求先派遣敕令赵王，指责其与朱高煦同谋的罪过，而大军即可赶到自然可擒拿了。宣宗听从。杨荣于是传旨杨士奇草拟诏令，杨士奇称：“事情必须属实，天地神鬼怎么可以欺骗啊！况且敕旨以何为辞？”杨荣大声说：“这是国家大事，你怎么能反对？只要命锦衣卫逮捕汉王府的人，说起与赵王府同谋，就是事情的原因，怎么会担心没有理由？”杨士奇称：“锦衣卫的责状怎么可以说服人心？！”杨士奇于是见蹇义、夏原吉，蹇义说：“皇帝意思已经定了，大家意思也定了，阁下怎么能忽然从中阻止呢？！”夏元吉说：“万一皇帝听从您的主张，现在不去采纳。以后赵王有变，如同永乐年间孟指挥的举动，到时候谁承担罪责？”杨士奇说：“现在这事与永乐年间的不同。永乐年间，赵王拥有三个护卫，现在已经去掉其中两个。况且当时孟指挥所为，王爷实际并没有参谋。不然的话，赵王岂能活到现在？”蹇义问道：“即如阁下所说，那现在又有何不同？”杨士奇称：“为今之计，朝廷重尊属，厚待之。有怀疑，则严防之，亦必须没有怀疑，而国体也可以保持端正了。”蹇义、夏原吉对他说：“阁下所言虽然得当，然而皇帝特别信任杨荣的话，不如你们两人先商定下也好。”杨士奇于是退下与杨荣商谈：“太宗皇帝（朱棣）只有三个儿子，皇帝只有两个亲叔。一人有罪是不可以宽恕，而没有罪的应当厚用，这也是仰慰皇祖在天之灵啊。”杨荣不肯改变主意。当时杨溥亦赞同杨士奇的主张，杨溥就说：“我们两人入见皇帝，大军必定不能移动。”杨荣听闻杨溥的看法，即要进谏，杨士奇亦接踵而至，门卫阻挡两人不得入见。之后，宣宗召蹇义、夏原吉，蹇义将杨士奇的话说出，宣宗不悦，却也不再说用兵的事情，于是大军班师回京[17]。
同年九月，宣宗班师回京，御奉天门。朱高煦父子家属都抵达京师，命工部筑馆室于西安门内，安处朱高煦夫妇男女，其饮食衣服的奉给，仍然按照以往制度未曾改变。宣宗出御制《东征记》，以示群臣，凡朱高煦之罪，以及朝廷不得已用兵的缘故，均详细写入书中。逆党王斌、朱暄等伏诛，同谋伏诛者六百四十馀人，其故纵与藏匿坐死戍边者一千五百馀人，实口外者七百二十七人。独长史李默免罪[18]。
宣宗抵达京师后，仍然想著杨士奇的进言，不再提及进攻彰德（赵王）的事情。然而言官仍然喋喋不休，请求尽削赵护卫，且请拘赵王京师，宣宗均不听。于是召见杨士奇问：“谈论赵王之事的官员越来越多了，怎么办？”杨士奇对答道：“现在的宗室中，只有赵王是最亲的，应当考虑保全他，不要再被群臣所言迷惑。”宣宗说：“我也是这样想的，皇考对赵王最友爱，现在我也只有这一个叔叔，怎么会不爱。应当思考保全之策。”于是将群臣上奏的奏折，派遣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刘观拿著向赵王示出，使其自处。杨士奇说：“如果皇帝能够玺书亲谕一封更好。”宣宗赞同其主张。袁容等人抵达后，赵王大喜说：“我有救了。”于是献上护卫，且上表感谢隆恩，至此，言官不再讨论此事[19]。
而朱高煦被锁在城内，某日，宣宗视察。朱高煦出其不意伸脚绊倒宣宗。宣宗于是大怒，命大力士构铜缸覆盖他。铜缸重有三百斤，朱高煦仍然有力顶起，于是宣宗命积炭缸上如山，然后燃起炭火，瞬间火烧铜融，朱高煦遂死。之后诸子均判死刑[20]。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7）：“成祖永乐二年，立郡王高煦为汉王，仁宗同母弟也。初，文皇起兵时，世子居守。高煦狙诈多智，以材武自负，善骑射，从征白沟、东昌有功。江上之战，文皇兵却，高煦适引骑兵至，文皇抚其背曰：“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已而议建储藩府，旧臣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皆善高煦，时时称二殿下。文皇曰：“居守功高于扈从，储贰分定于嫡长。且元子仁贤，又太祖所立，真社稷主，汝等勿复言。”至是，立世子东宫，封高煦汉王，国云南；高燧赵王，国彰德。高煦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万里。”文皇不悦。太子力解，得暂留京师。又请得天策卫为护卫，曰：“唐太宗天策上将，吾得之岂偶然。”又请益两护卫，曰：“我英武，岂不类秦王世民乎？”又尝作诗，有“申生徒守死，王祥枉受冻”之语。”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7）：“上尝命太子及汉王高煦、赵王高燧、皇太孙同谒孝陵。太子体肥重，且足疾，两中使掖之行，恒失足。高煦从后言曰：“前人失跌，后人知警。”皇太孙应声曰：“更有后人知警也。”高煦回顾色变。太孙，即宣宗也。东宫性仁厚，笃好经史，有人君之度。高煦不肯竟学，然英武颇类上。长七尺馀，轻趫，两腋若龙鳞者数片。上每北征，令从左右。上尝与诸大臣微语及储宫事，大臣亦多谓东宫守成令主，上意颇释。一日，上及后御便殿，东宫妃张氏亲执庖爨，上御膳恭谨。上大喜，曰：“新妇贤，他日吾家事多赖也。”自此无易储意。然高煦时媒孽东宫事以闻。尝譛解缙泄上易储语，缙坐贬交趾。又譛之，逮系，死狱中。”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7）：“十二年八月，上北征还，东宫遣使迎上迟。高煦日夜谋夺嫡，复造飞语，动摇监国，并中伤黄淮等。于是坐淮等奉表不敬，逮下狱。十三年三月，改赵王高燧封国于彰德，汉王高煦于青州。时高煦奏愿常侍左右，不欲之国。复赐敕曰：“既受藩封，岂可常在侍下。前封云南，惮远不行，与尔青州，今又托故。如果诚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故欲南还？是时朕欲留尔长子，亦不可得。留侍之言，殆非实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辞。””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7）：“十四年九月，汉王高煦选各卫壮健艺能军士随侍。敕都督佥事欧阳青悉还原伍，不许稽留。”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7）：“十五年三月，汉王高煦有罪，居之山东乐安州。高煦所为不法，上以其长史程棕、纪善周巽等不能匡正，皆斥交趾为吏。高煦犹不悛，府中有私募军士三千馀人，不隶籍兵部；纵卫士于京城内外劫掠，支解无罪人投之江；杀兵马指挥徐野驴，及僭用乘舆器物。上颇闻之，还南京以问蹇义。义不敢对，固辞不知。又问杨士奇，对曰：“汉王始封国云南，不肯行，复改青州，又坚不行。今知朝廷将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早善处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贻永世之利。”上默然。后数日，上复得高煦私造兵器，阴养死士，招纳亡命，及漆皮为船，教习水战等事。上大怒，召至面诘之，褫其衣冠，絷之西华门内。皇太子力为营救，乃免。上厉声曰：“吾为尔计大事，不得不割。汝欲养虎自贻患耶！今削两护卫，处之山东乐安州。去北京甚迩，即闻变，朝发夕就擒矣。”比至乐安，怨望，异谋益炽，太子数以书戒之，竟不悛。” 《明史》（卷118）：“私选各卫健士，又募兵三千人，不隶籍兵部，纵使劫掠。兵马指挥徐野驴擒治之。高煦怒，手铁瓜挝杀野驴，众莫敢言。遂僭用乘舆器物。成祖闻之怒。十四年十月还南京，尽得其不法数十事，切责之，褫冠服，囚系西华门内，将废为庶人。仁宗涕泣力救，乃削两护卫，诛其左右狎昵诸人。明年三月徙封乐安州，趣即日行。高煦至乐安，怨望，异谋益急。 仁宗数以书戒，不悛。”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7）：“二十二年，成祖崩，仁宗即位。八月己丑，召汉王高煦赴京。九月甲申，汉王高煦至京。”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7）：“仁宗洪熙元年夏四月，遣汉王高煦子瞻圻于凤阳守陵。当文皇北征宴驾时，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潜遣人驰报，一昼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数十人入京师潜伺，幸有变。上固知之，顾益厚遇，倍加岁禄，赐赉万计。先是，瞻圻憾父杀其母，屡发父过恶。文皇曰：“尔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后觇报中朝事，又曰“廷议旦夕废兵取乐安”。上召瞻圻示之，曰：“汝处父子兄弟间，谗构至此乎？稚子不足诛，遣凤阳守皇陵。””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7）：“五月辛巳，仁宗崩。六月，太子自南京奔丧，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卒不果。庚戌，太子即位，改明年宣德元年。”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7）：“七月，高煦陈奏利国安民四事。上顾侍臣曰：“永乐中，皇祖常谕皇考及朕，谓此叔有异心，宜备之。然皇考待之极厚。如今日所言，果出于诚，则是旧心已革，不可不顺从也。”命有司施行，仍复书谢之。”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7）：“宣宗宣德元年春正月，汉王高煦遣人献元宵灯。有言于上曰：“汉府所遣来者，多是窥瞰朝廷之事，特以进献为名。”上曰：“吾惟推诚以待之耳。”复书报谢。 秋八月，北京地震，汉王高煦反。初，高煦既之国乐安，反谋未尝一日忘。及仁宗崩，帝即位，赐高煦视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请，及言朝政，上曲徇其意。索驼与之四十，索马与之百二十，索袍服又与之。高煦益自肆，八月壬戌朔遂反。遣枚青潜来京，约英国公张辅内应，辅暮夜系青闻于朝。又约山东都指挥靳荣等反济南为应。又散弓兵旗，令真定诸卫所，尽夺傍郡县畜马。立五军都督府：指挥王斌领前军，韦达左军，千户盛坚右军，知州朱暄后军。诸子瞻垐、瞻域、瞻埣、瞻墿各监一军。高煦率中军，世子瞻垣居守。指挥韦贤、韦兴，千户王玉、李智领四哨。部署已定，伪授王斌、朱暄等大帅、都督等官。御史李濬，乐安人，弃其家，变姓名，间道诣京上变，言高煦刻日取济南，然后率兵犯阙。升濬行在左佥都御史，遣中官侯太赐书高煦，言：“昨枚青来，言叔督过朝廷，予诚不信。皇考至亲唯二叔，子所赖亦唯二叔。小人离间，不得不敷露中恳。且传播惊疑，或有乘间窃发者，不得不略为之备。唯叔鉴之。”太至乐安，高煦陈兵见太，傲倨不拜敕，南面坐，跪太，大言曰：“我何负朝廷哉！靖难之战，非我死力，燕之为燕，未可知也。太宗信谗，削我护卫，徙我乐安。仁宗徒以金帛饵我。今又辄云祖宗故事，我岂能郁郁无动作？汝循营视，汉士马岂不可洸洋天下耶？速报上，缚奸臣来，徐议吾所欲。”太惧，唯唯归。上问高煦何言，太对无所言。上曰：“太二心。”已而，锦衣官从太往者，具陈所见。上大怒太曰：“事定必治汝。””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7）：“是月丁卯，高煦遣百户陈刚进疏，言仁宗违洪武、永乐旧制，与文臣诰敕封赠，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为朝廷罪过。又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为奸佞，并索诛之。又书与公侯大臣，骄言巧诋，污蔑乘舆。上叹曰：“高煦果反。”议遣阳武侯将兵讨高煦，大学士杨荣力言不可，曰：“皇帝独不见李景隆事乎？”上默然。顾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鉴，不可失也。臣见煦命将而色变，退语臣等而泣，知其无能为也。且兵贵神速，宜卷甲韬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谓先声有夺人之心也。若命将出师，恐不济。杨荣言是。”上意遂决。立召张辅谕亲征，辅对曰：“高煦鸷而寡谋，外戆中恇，今所拥非有能战者。愿假臣兵二万，擒逆贼献阙下。”上曰：“卿诚足办贼，顾朕新即位，小人或怀二心，行决矣。”令大索乐安奸谍。”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7）：“乙丑，敕遣指挥黄谦，同总兵、平江伯陈瑄防守淮安，勿令贼南走。令指挥芮勋守居庸关。令法司尽弛军旗刑徒从征。戊辰，命定国公徐永昌、彭城伯张昶守皇城；安乡侯张安、广宁伯刘瑞、忻城伯张荣、建平伯高远守京师。”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7）：“己巳，命丰城伯李贤、侍郎郭琎、郭敬、李昶督军饷；郑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北京；广平侯袁容、武安侯郑京、都督张升、山云，尚书黄淮、黄福、李友直协守；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杨荣、太子少保吴中、尚书胡濙、张本、通政使顾佐扈行；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为先锋。辛未，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百神，遂亲征。发京师，率大营五军将士以行。东南天鸣，声如万鼓。癸酉，驾过杨村，马上顾问从臣曰：“试度高煦计安出？”或对曰：“乐安城小，彼必先取济南为巢窟。”或对曰：“彼曩不肯离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济南虽近，未易攻；闻大军至，亦不暇攻。护军家在乐安，不肯弃此走南京。高煦外多夸诈，内实怯懦，临事狐疑，展转不断。今敢反者，轻朕年少新立，众心未附。又谓朕不能亲征，即遣将来，得以甘言、厚利诱饵，幸成事。今闻朕行，已胆落，敢出战乎！至即擒矣。””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7）：“戊寅，获乐安归正人，益知贼中虚实。言：“贼初约靳荣取济南，山东布、按二司官觉之，防荣不得发。又闻大军至，不敢出。朱暄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众不从，曰：‘南人谋家耳，奈我辈何！’”又曰：“高煦初闻阳武侯等将兵，攘臂喜曰：‘此易与耳。’闻亲征，始惧。”于是授归正人官厚赏，给榜令还乐安谕众。上仍书谕高煦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在祸生灵，危宗社。朕兴师问罪，不得已也。王太宗皇帝之子，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来，事以叔父，礼不少亏，何为而反耶？朕惟张敖失国，本之贯高；淮南受诛，成于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国，率因之以身图富贵，而陷其主于不义。及事不成，则反噬主以图苟安，若此者多矣。今六师压境，王能悔祸，即擒献倡谋者。朕与王削除前过，恩礼如初，善之善者也。王如执迷，或出兵拒敌，或婴城固守，图侥幸于万一，当率大军乘之，一战成擒矣。又或麾下以王为奇货，执以来献，王以何面目见朕？虽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转祸为福，一反掌间耳！其审图之。”上英畅神武，词旨明壮。六军气盛，龙旗钲鼓，千里不绝。庚辰，薛禄驰奏前锋至乐安，约明日出战。上令大军蓐食兼行，文臣请慎重，武臣曰：“林莽间或设伏，百里趋利不可。”上曰：“兵贵神速，我抵城下营，彼阱中虎，爪牙安施！大军至，乌合之众方汹汹，何暇设伏！”遂行，夜分至阳信。时庆云、阳信吏人皆入乐安城，无来朝者。”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7）：“辛巳，驻跸乐安城北，城中黑气黯黪，大军壁其四门。贼乘城举炮，大军发神机铳箭，声震如雷，城中人股栗。诸将请即攻城，上不许。敕谕高煦，不报。已，复遣敕谕之曰：“前敕谕尔备矣。朕言不再，尔其审图之。”又以敕系矢射城中，谕党逆者以祸福，于是城中人多欲执献高煦者。高煦狼狈失据，密遣人诣御幄陈奏，愿宽假，今夕与妻子别，明旦出归罪。上许之。是夜，高煦尽取积岁所造兵器与凡谋议交通文书，尽毁之。城中通夕火光烛。天壬，午移跸乐安城南。高煦将出，王斌等固止之，曰：“宁一战以死，就擒，辱矣。”高煦曰：“城小。”绐斌等复入宫，遂潜从间道，衣白席藁出见上，顿首自陈。群臣列奏其罪，请正典刑。上曰：“彼固不义，祖训待亲藩自有成法。”群臣复言：“《春秋》大义灭亲。”上却之，以群臣劾章示煦。煦顿首言：“臣罪万死万死，生杀惟陛下命。”上令煦为书，召诸子同归京师。罪止倡谋数人，赦城中胁从者。遂执王斌等下行锦衣狱。癸未，令禄、本镇抚乐安，改乐安为武定。乙酉，班师，命中官颈系高煦父子赴北京，锦衣卫械系王斌、朱暄、盛坚、典仗侯海、长史钱巽、教授钱常、百户井授等以归。”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7）：“庚寅，驻跸献县之单桥，户部尚书陈山迎驾。山见上言：“宜乘胜移师向彰德，袭执赵王，则朝廷永安矣。”上召杨荣以山言谕之。荣对曰：“山言国之大计。”遂召蹇义、夏原吉谕之，两人不敢异议。荣言请先遣敕赵王，诘其与高煦连谋之罪，而六师奄至，可擒也。从之。荣遂传旨令杨士奇草诏，士奇曰：“事须有实，天地鬼神岂可欺哉！且敕旨以何为辞？”荣厉声曰：“此国家大事，庸可沮乎！令锦衣卫责所系汉府人，状云‘与赵连谋’，即事之因，何患无辞？”士奇曰：“锦衣卫责状，何以服人心！”士奇因往见蹇义、夏原吉，义曰：“上意已定，众意已定，公何能中阻！”原吉曰：“万一上从公言，今不行。赵后有变，如永乐中孟指挥之举，谁任其咎？”士奇曰：“今时势与永乐中异。永乐中，赵拥三护卫，今已去其二。且昔孟指挥所为，王实不预闻。不然，赵王岂至今日乎？”义曰：“即如公言，今若何？”士奇曰：“为今之计，朝廷重尊属，厚待之。有疑，则严防之，亦必无虞，而于国体亦正矣。”义、原吉曰：“公言固当，然上特信杨荣言，不系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与荣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亲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无罪者当厚之，庶几仰慰皇祖在天之灵。”荣不肯。时杨溥亦与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请入见上，兵必不可移。”荣闻溥言，即趋入见，溥士奇亦踵其后，而门者止二人，不得入。已，有旨召蹇、夏。义以士奇言白，上不怿，然亦不复言移兵矣。车驾遂还京。”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7）：“九月，帝还京师，御奉天门。高煦父子家属皆至京师，命工部筑馆室于西安门内，处高煦夫妇男女，其饮食衣服之奉，悉仍旧无改。上出御制《东征记》，以示群臣，凡高煦之罪，及朝廷不得已用兵之故，皆详书之。逆党王斌、朱暄等伏诛，同谋伏诛者六百四十馀人，其故纵与藏匿坐死戍边者一千五百馀人，实口外者七百二十七人。独长史李默免。”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7）：“上至京，始思杨士奇言，不复及彰德事。然言者犹喋喋，请尽削赵护卫，且请拘赵王京师，上皆不听。乃召士奇谕曰：“言者论赵王益多如何？”对曰：“今日宗室，惟赵王最亲，当思保全之，毋惑群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于赵王最友爱，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爱。然当思所以保全之道。”乃封群臣言章，遣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刘观赍以示之，使自处。士奇曰：“更得玺书亲谕之尤善。”上从之。容等至，赵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献护卫，且上表谢恩，而言者始息。”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7）：“汉庶人高煦锁絷之内逍遥城，一日，帝往，熟视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踣地。上大怒，亟命力士舁铜缸覆之。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顶负缸起。积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时火炽铜镕，庶人死。诸子皆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