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

流放，又称流刑、放逐，是一种强迫他人流亡的刑罚，古时世界各国都有这种刑罚，流放地通常是离岛或极为偏远的地方，使被流放的人难以返回原定居或活动之处。如大英帝国时常流放罪犯到澳大利亚、俄罗斯帝国则多将异议分子迁徙至西伯利亚，日本幕府将军则多流放公卿、武士到北海道或佐渡岛、隐岐岛。中国，清初多流放罪人至东北盛京、宁古塔、尚阳堡，中叶以后则常常是伊犁或乌鲁木齐。

流放的记载很早，《尚书·尧典》称：“流宥五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1]。《尚书》又称：“成汤伐桀，放于南巢”。秦朝之前，流放的期限是12年到无期；南北朝时期改成了最长6年,分近中远三种距离；唐朝以后缩短为3年（原犯反逆死罪除外）。宋朝以2年为基数，最多可罚至6年、女性可免(通常新帝即位犯小罪者可获回中原)。

清初多流放罪人至东北盛京、宁古塔、尚阳堡，尤以汉人居多。顺治十二年（1655年）以“宁古塔地远严寒，至其地者九死一生”，改为“将辽东各地量其远近，酌罪轻重，以为徙所。”但顺治十四年（1657年）南闱科场案发，方拱干举家数十口判徙宁古塔。

流放是生死搏斗的历程，罪犯身心皆承受极大痛苦，多病死途中。清代刑律规定“限日行五十里，若三千里限二月；二千五百里限五十日；馀准是。”流人每天的食物，均由当地政府供给，犯人经常受到担负递解任务的解役兵丁肆意虐待，动辄遭受打骂。即便抵达戍所，贫苦、饥饿等一再威胁性命。吴兆骞在给其母的信中说：“宁古寒苦天下所无，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风如雷鸣电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

但也有不少文士，天性乐观，不以放逐为恶，在当地从事教育事业，如清初因通海案放逐至宁古塔的杨越，“伐木构室，垒土石为炕，出馀物易菽粟。民与习，乃教之读书，明礼教，崇退让，躬养老抚孤。”^[2]依《大清会典事例》，清初遣戍东北，有捐马、修城、认工等放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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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流放地点

房陵郡/房州（今湖北十堰）：赵国末代国君赵幽缪王、唐高宗太子李忠、唐太宗女高阳公主、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唐中宗李显、唐殇帝李重茂、后周恭帝柴宗训、北汉后主刘继元、宋太祖三弟赵廷美曾被放逐于此。
黔州（今重庆彭水）：唐太宗太子李承乾、唐朝开国重臣长孙无忌、唐高宗太子燕王李忠、唐高祖之子霍王李元轨、唐太宗第十四子曹王李明曾被放逐于此。
朔方（今陕北、宁夏一带）：东汉经学家马融、文豪蔡邕曾被放逐于此。
交趾/交州（今越南北部）：公孙瓒年轻时的上司北平太守刘其、东吴大臣虞翻、张昭的次子张休、顾雍的孙子顾谭、王勃的父亲王福畤曾被放逐于此。东吴权臣孙𬘭被杀前曾乞求吴帝孙休允许自己免死流亡此地，西晋大臣石崇在被押赴东市处斩前亦曾一度以为自己将会被流放于此(褚遂良一家曾被发配爱州)。
海南岛：唐代名臣韩瑗、韦执谊、李德裕，宋代名臣卢多逊、丁谓、李纲、赵鼎，北宋文豪苏轼、南宋武将折彦质曾被放逐于此。
沙门岛（今长山列岛，属山东烟台）：北宋主要的罪犯流放地之一，《水浒传》中的卢俊义和裴宣曾被判决流放此地。
尚阳堡（已被水库淹没，遗址在今辽宁铁岭）：有明一代及清代早期主要的罪犯流放地之一，于谦的政治盟友华盖殿大学士陈循、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左懋泰、《古今图书集成》总编翰林编修陈梦雷、研制连珠铳的翰林侍讲戴梓曾被放逐于此。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后，下令“凡附属吴三桂之滇人，悉配戍于尚阳堡。”
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清代前期主要的流放地之一。曾为渤海国的上京龙泉府，清朝在攻取新疆前设定其为罪犯流放地。郑芝龙全家以及清初文人张缙彦、吴兆骞、方拱乾等曾被放逐于此。
乌鲁木齐（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晓岚曾被放逐于此，这段经历亦成为了《阅微草堂笔记》的灵感来源。
伊犁（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班第、永常、兆惠攻下准噶尔汗国，将新疆纳入清朝版图后，也成流放的热点。清代后期，许多重臣皆曾经被流放至此，如抗毒名臣林则徐。后来许多小说都有此地为流放的场景（如琼瑶小说的《雪珂》、《还珠格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