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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吞并西藏”重定向至此。关于被西方社会称作的“中国吞并西藏”的历史事件，请见“昌都战役”。西藏和平解放[6][7][8]或称人民解放军入侵西藏[9]、人民解放军进藏、中国吞并西藏[10][11]等（命名上有争议，具体见名称章节），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过军事行动和谈判，在1951年将西藏纳入统治的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后西藏噶厦和西藏社会架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保持不变，直至1959年藏区骚乱，十四世达赖喇嘛自西藏流亡印度，西藏噶厦被中央人民政府解散为止。[12]
1949年7月，西藏噶厦政府为了避免卷入国共内战，驱逐了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拉萨办事处的人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逐步将与西藏相邻的云南、新疆、康区东部纳入统治。1949年11月，西藏噶厦向美国、英国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信，表示决意保持治权独立状态，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侵入行动作出毫无保留的抵抗。1950年2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联合发出“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13]。中国人民解放军10月7日开始进攻康区西部，10月19日攻克昌都，消灭5,700馀名藏军[14][15]，俘虏了包括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在内的军官和2,600馀名士兵，藏军于10月21日投降。
噶厦政府从1950年11月起寻求国际求援，但因为没有联合国会籍与国际广泛承认，请印度代为递送后一直没有获得肯定答复。噶厦在内部经过强烈争论后，决定放弃向国际求援，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谈判。达赖喇嘛于1951年1月2日抵达与锡金相邻的亚东，准备必要时流亡国外。1951年2月，西藏噶厦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4月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等谈判。1951年5月23日，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该年年末藏方允许解放军正式进驻拉萨，原本藏军成员则编入解放军行列，根据条约的内容，噶厦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进行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外宣称“西藏和平解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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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而西藏流亡政府及达赖喇嘛称为“入侵”、“被迫的”等词汇描述[9][17]；1979年后的苏联及东欧各国称为“侵犯西藏”（Invasion of Tibet）[18]、西方世界称“中国侵略西藏”（Chinese invasion of Tibet）[19][20]。
达瓦诺布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解放”有三种：“和平统一”、“和平解放”、“武力解放”。“和平解放”不排除在初期或有限的使用武力。根据此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西藏属于和平解放，反对者认为只要使用了武力，不管初期还是有限度的使用，都是“武装侵略”。另外以当时的情境，西藏尚分为西康与西藏二部，解放军在昌都战役消灭了藏军主力后，用谈判的方式便进入了西藏。[21]
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学者，如中华民国的学者、西藏流亡政府的学者及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中共入侵西藏”或“中国入侵西藏”。[22][23][24][25][26][27]
清朝自18世纪20年代开始在西藏驻军并设置驻藏大臣，到18世纪末清朝在西藏的权威达到顶峰，但随后由于自身的衰落而逐渐削弱。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军因为锡金、西藏边界纠纷而攻入西藏的亚东等地[28]。停战后，中国派驻藏大臣赴印度与英国签订了《中英藏印条约》和《中英藏印续约》，中国割让西藏南部小片土地，并承认锡金为英国的保护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英军由锡金入侵西藏，次年攻陷拉萨，与噶伦等官员签订《拉萨条约》，驻藏大臣则拒绝签署。英军撤退后，中国派出修约代表，与英国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英国承诺不侵占西藏，中国则保证不准其他国家侵占西藏，英国势力从此进入西藏[29]。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到西藏后，西藏发生动乱，清朝官员及驻军被噶厦政府赶出西藏。卫藏由西藏噶厦统治[30][31]，而安多、康区则主要由不同势力的土司或中华民国政府统治[32][33][31]。1913年1月11日，十三世达赖喇嘛派人在蒙古库伦签订蒙藏条约，互相承认独立。1913年10月，西藏、英国和北洋政府的代表在西姆拉举行三方会谈[34]，1914年3月，英方代表亨利·麦克马洪以支持西藏独立为条件，换取西藏方面接受了麦克马洪线[35]。同年7月3日北洋政府退出谈判，同日英国与噶厦政府签署了《西姆拉条约》[36]，但由于英国没有使中国接受西姆拉条约，西藏后来拒绝承认麦克马洪线。[37]
1914年，中华民国政府划定康定以西（包括金沙江以西的今昌都地区在内）为川边特别区，受四川省节制。[31]1917年和1920年、1922年，藏军先后数次向驻在康区的川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从而占领了原由川军控制的大部分康区，甚至控制了金沙江以东的德格、甘孜等地。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宣言中表明不仅要“解放”中华民国控制区，还要解放蒙古、西藏、新疆，强调民族自治与自由联邦建立真正的共和国。随后，中国共产党多次的表达愿意协助西藏脱离中华民国政府的统治，并希望双方在分裂主义上密切合作，但遭到藏人的回绝。[38][39]班禅额尔德尼一直是后藏地区的实际统治者。1923年，由于扎什伦布寺方面反对噶厦增派差税，噶厦同扎什伦布寺方面发生冲突，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自西藏出逃，经青海和甘肃到达北平。后藏地区被噶厦接管。[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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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藏军又进攻青海玉树地区，遭中华民国政府青海军队击败，中华民国政府川军也趁机在康区发动反击，藏军不得不退到金沙江以西。1932年，双方签署停战协议，同意以金沙江为界停战，等候中华民国政府和西藏当局谈判解决。[40]此后，金沙江成为西藏噶厦实际控制区与中华民国政府实际控制区的界线，但双方均未承认金沙江为法定边界，西藏噶厦欲取得康区统治权，而中华民国政府反对此一主张。1913年至1933年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在西藏进行军队扩张及现代化改革，但因西藏的贵族和僧侣反对而终告失败。[41][42][43]西藏噶厦也很少涉足外交事务，除了同印度、英国、美国等国的联系之外。[44]1934年，国民政府命黄慕松率团进藏为圆寂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致祭，受到西藏政府的重视。为了抵消黄慕松使团的影响，1936年8月，英国驻锡金政务官巴兹尔·古德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拉萨。[45][46]古德1937年2月17日率团离开拉萨，但留下黎吉生、诺布顿珠和无线电台，黎吉生成为英国驻拉萨使团负责人，以电台与英国保持联系，使团成为英国与西藏关系的中心。[47][48][49]
1935年7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次年该委员会迁至康定。当时，该委员会名义上管辖康定地区的20个县，以及已经被西藏噶厦控制的13个县。1938年3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西康建省委员会，并在9月1日将原属四川省的宁（今西昌地区）、雅（今雅安地区，除名山县以外）两属14县2设治局划归西康建省委员会管辖。随即将西康建省委员会撤销，改组为西康省政府，成立西康省，实行四川、西康分治。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会设康定，刘文辉任西康省主席。西康省政府实际仅能管辖金沙江以东的康区。[31]西藏噶厦则向金沙江以西的康区派出昌都总管等官员管辖。[50]
1941年，班禅堪布会议厅认定了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但噶厦一直不承认其地位，声称其“是一个候补灵童”，另外认定了一位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令其住在拉萨，并宣布其经过了西藏独立国的批准，为合法的班禅额尔德尼。中华民国政府因噶厦反对，直到1949年6月3日才“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8月10日举行了坐床典礼。[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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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部份为西藏噶厦控制的卫藏，
绿色部份则为康区（大部分西康省），
蓝色则是安多地区（大部分青海省）。
1949年7月，中共取得扶郿战役的胜利后，开始准备进攻甘肃及青海地区。为防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借口占领西藏，西藏噶厦驱逐了中华民国政府驻拉萨的代表处，与中华民国断绝关系，史称“第二次驱汉事件”[52]，以便谋求西藏自主独立。为了预防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侵，西藏重开其军事现代化计划[53][54][55]，但为时已晚，西藏不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便建成一支现代化的军队。[56] 虽然印度提供了少量军备及军事训练[57]，但成效仍然不大。相对藏军而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兵力占绝对优势，其训练素质、领导才能、装备、经验等都比藏军高。[58][59][60]
1949年8月兰州战役爆发，正在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于8月26日派人赴西宁探听消息。9月10日，两名派赴西宁的喇嘛回到香日德，汇报了中国共产党有关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及寺庙的政策，并且携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以及若干文件。9月11日，当时十一岁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宣布：“现在代表祖国的是共产党，我们应该投靠共产党。”9月12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派计晋美赴西宁表示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并表达了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希望返回西藏的愿望。随后，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率属下回到西宁，受到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的欢迎。这也是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首次同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会面。[51]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了一次有关和平统一西藏、台湾、海南和澎湖的会议[61][6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贺电，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所以我认为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我的复电，不只是礼节性的，而是包含着新中国人民政府承认我是合法的第十世班禅这样一层重大的政治意义。”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班禅额尔德尼认为该复电“表明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承认我作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合法地位”，所以十分高兴。[63]
1949年11月，西藏噶厦向美国、英国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信，表示决意保持独立状态，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侵入行动作出毫无保留的抵抗[64][65]。中国政府则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内蒙、海南、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66][67]1949年12月毛泽东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西部康区（当时也是西康省，但该省实际只能控制金沙江以东区域，即康区东部）之间的金沙江东岸进行准备，随时进攻西藏噶厦实际控制下的西部康区。[68]
1950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指出解放军“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完成中国统一事业”。[69][70]1月22日，毛泽东与史达林在莫斯科会谈时，毛要求用苏援的空军团来给刘伯承的攻藏部队输送补给，史达林表示准备攻藏很好，藏人需要驯服，空军团的事需要商量以后再答复。[70][71]
1950年1月噶厦政府预备派亲善团赴英国、美国、印度、尼泊尔寻求各国支持“西藏独立”，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乃于1月31日再次致电毛泽东、朱德，谴责噶厦这一行为“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并且要求“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宣布“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大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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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分四路进军西藏。四路以康藏方向为主攻，由第十八军负责。在滇藏方向，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团于7月上旬进驻云南贡山，后到达门工东北，配合第十八军行动。在青藏方向，由第一军组建的骑兵支队600余人，于7月24日抵达玉树地区。在新藏方向，新疆军区派独立骑兵师第一团一连135人作为进藏先遣连，8月底到达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西北的扎麻芒堡。[72]
1950年3月7日，西藏噶厦派出的代表团到达印度噶伦堡，与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展开对话，并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保证尊重西藏噶厦的领土完整。西藏代表团于1950年9月16日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袁要求西藏承认中央人民政府的统治，中央人民政府要负责西藏的国防、贸易和外交事务。若西藏接受这些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便会“和平解放”西藏，否则便以“武力解放”西藏。谈判破裂后，解放军于1950年10月7日开始进攻康区西部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当时属西康省，但实际处在西藏噶厦的控制下）的城关镇[73]，昌都战役爆发。10月11日，藏军第九代本在格桑旺堆的率领下向中国解放军投降。从10月6日至24日，昌都战役历经19天，20多场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了藏军的主力部队5700余人。在占领昌都城关镇后，中国解放军停止进攻[74]，释放投降的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 阿旺晋美随即赴拉萨重申中央人民政府方面的要求[75]，希望西藏噶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合作。[76]
1950年11月7日，噶厦政府决定向联合国求助制止中国的侵略，由印度代递的要求于13日送到纽约联合国总部。由于西藏并非联合国成员，秘书处并没有马上处理。此时英美因为集中注意力于朝鲜战争，不愿因为西藏问题多生枝节，而印度因为地理与历史渊源最有发言权，英美两国决定此议案应由印度带头，而印度因为想要在朝鲜战争扮演调解角色，不愿得罪中国，因此不支持排入联合国议程。11月14日，萨尔瓦多代表团团长Hector Castro要求联合国秘书处直接将西藏遭侵略议案提交联合国大会，被拒，11月24日总务委员会会议中，Hector Castro的提案再度遭印度与苏联提议而无限期搁置[34][77][78]。12月初，噶厦政府再次向联合国求援，表明请求来自西藏的统治者达赖喇嘛，西藏愿意向联合国派遣代表团，协助大会讨论，并欢迎联合国派遣真相调查团到西藏。西藏同时请英、美、加在联合国协助其请求。英国与印度对西藏的请求仍然持否定态度，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12月14日命令驻印大使洛依‧韩德森寻求美英印联合阻止中共攻击西藏的可能性。韩德森18日与印度外交部部长Girija Shankar Bajpai会面，Bajpai表示印度希望延缓此事，促成朝鲜停火。韩德森结论：印度不会与美英合作阻止中共侵略，在他12月30日给艾奇逊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印度不会在联合国为西藏出头，以免触怒中共，美国的选择是在联合国支持印度以外的国家出头，或是继续搁置直到西藏政权消失。美国国务院12月30日向英国大使馆递交备忘录，并要驻伦敦大使馆向英国外交部表示美国有兴趣采取行动，英国仍然持否定态度。1951年1月6日，艾奇逊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通知西藏，美国同情西藏对联合国提出的请求，他相信应该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中共占领，并要韩德森报告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对西藏反抗运动的影响。韩德森一周后报告，如果达赖喇嘛离开西藏，西藏反抗运动大概会崩溃。[79]
为了必要时流亡国外，达赖喇嘛于1950年12月18日离开拉萨，次年1月2日抵达与锡金相邻的亚东，噶厦政府也以数百头骡子载运金银，寄存在锡金首都甘托克。[80]噶厦政府在内部经过强烈争论后，决定放弃向国际求援，而与中国政府谈判。[81]
1950年昌都战役结束前， 时年15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尚未亲政，实权为摄政达扎·阿旺松绕拥有。[52][82]1950年11月8日，昌都战役结束，藏军惨败。西藏噶厦内的改革派力量支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摄政达扎·阿旺松绕被迫辞职[83]。解放军将昌都战役中投降的噶厦派出的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释放回拉萨，以要求西藏噶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的主权。而中央人民政府也答应会保持西藏现状。[84]1951年1月，达赖致信中央人民政府，信中说“余此次接受西藏全体人民热烈而诚恳的要求执政”、“决定和平达成人民之愿望”，派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谋求解决西藏问题”[85]。1951年2月，达赖喇嘛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四人为代表，赴北京处理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事宜[85]。
最后，西藏政府代表团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双方确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同意“西藏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人民政府负责西藏的涉外事宜，并恢复班禅额尔德尼在西藏的固有地位，协议还同意中央对西藏的政治制度以及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均不变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而西藏政府应自动实行改革，中央不加强迫[86][87]。随后，达赖喇嘛决定暂不离开西藏，并于1951年10月正式同意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8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统治西藏后，西藏噶厦在起初的几年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府和平共存，而且除了昌都城关镇一带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外，其馀的土地仍在西藏噶厦管辖之下[90]。1950年昌都战役后，原西康省西部暨康区金沙江以西区域（原由西藏噶厦实际控制）作为昌都地区设立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直属中央人民政府。昌都地区从此被划在西康省之外。[50]此外，1952年4月28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来到拉萨，此后经西藏噶厦同班禅堪布会议厅谈判，双方就如何恢复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达成协议。此后，班禅额尔德尼于6月9日离开拉萨，6月23日回到了历世班禅额尔德尼驻锡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91]。在这段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给予西藏噶厦高度自治，并且能维持原本的社会体制，惟需不得违抗中央的命令[92][93]。1955年，西康省被撤销，原西康省暨康区金沙江以东区域划归四川省。[94]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西藏自治区开始筹备设立，西藏噶厦、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均改归其领导，此后西藏噶厦、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仍然均在运转，昌都地区也改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控制，从而正式归属西藏。[50]
1955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不受达赖管辖的藏区推行人民公社制度。因为安多、康区等地不包括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不受到协议中“西藏改革需噶厦自动进行”这一条款的限制。但由于中共当局推行的措施过于急进，造成这些地区的藏族民众同中共当局的严重对立，这些藏区发生了许多骚乱，并形成了大规模武装冲突。1955年12月，四川省凉山地区共党入乡即将展开时，当地爆发了部分彝族和藏族人抗拒的大规模武装骚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属于金沙江以东的东部康区）内大部分地区卷入骚乱，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激战。此后，四省藏区纷纷发生骚乱[95][96][97]。随着西康难民涌入拉萨，紧张的拉萨局势也日益恶化。1959年3月17日，十四世达赖喇嘛决定携带母亲，姐姐，姐夫达拉·平措扎西，弟弟阿里仁波切，三名噶伦索康·旺钦格勒、柳霞·土登塔巴、夏苏·久美多吉，经师林仁波切，副经师赤绛仁波切，护法及随行藏军等600人随马队逃离拉萨。
1959年3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国务院令，宣布解散原西藏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政府职权，并在西藏实施名为“西藏民主改革”的土地改革运动，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用“农奴制”形容西藏制度是否准确在学术界存在重大争议）[98][99][100]。此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接管了西藏噶厦原来的政务。1959年3月31日，达赖喇嘛等一行到达印度实际控制的达旺地区，开始了与八万西藏人一起的流亡生涯[101]。1959年6月20日，达赖喇嘛宣布不承认“十七条协议”，并声明“十七条协定”是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在武力下逼迫签订的。西藏流亡政府指，当年由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5人谈判代表团，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逼迫下和北京签署17条和平协议。当时他们在无法通知西藏政府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在协议上签名，文件上的印章没有他们的正式官衔 。噶厦大部分官员流亡印度，并在印度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也开始实行民主改革。[102]茨仁夏加指出西藏贵族、喇嘛们当天都在解放军总部接受殷勤款待，不可能策动叛乱。[10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则认为，这次武装冲突是达赖喇嘛挑起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废除原在西藏实行的封建农奴制，这将触犯到达赖喇嘛的个人利益。[104]
1952年8月1日，西南军区颁发解放西藏纪念章，授予解放西藏有功的人员。长径为44毫米，短径为30毫米。章体正面有闪耀光芒的红五角星和中国版图，红旗中是毛泽东头像，红旗插在中国版图西藏位置，外环以麦穗上与红旗相接组成一个形似国徽的图案造型，下有“解放西藏纪念”汉藏铭文。背面铭文为“西南军区颁发 1952.8.1”。材质：红铜镀金、红珐琅。机压成型。发行范围为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第十四军第42师第126团，总计约4万枚。[105][106]建川博物馆收藏有“解放西藏纪念章”模具。
1952年西北军政委员会藏区访问团向从青海进藏的第十八军独立支队、青藏公路筑路部队和民工、从新疆进驻西藏阿里地区的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部队、新藏公路和昆仑公路筑路部队和民工，赠毛主席像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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