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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或抑制可在互聯網上訪問、發布或查看的內容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互联网审查是指通过立法规管和官方倡议等手段，来控制或禁止人们于互联网上观看、存取、发表的内容。人们亦会因为道德、宗教、商业理由，而进行自我审查，以迎合社会规范、恐吓者的意愿、相关法律法规[1][2]。
互联网审查的状况因地而异，但互联网审查的严苛程度在大多数国家都在上升。大多国家/地区因为过去言论自由的发展，一般不会去限制互联网的表达，但其他国家/地区则会把有关审查套用到新闻和民众之间的讨论上[2]。当权者亦可能会为了应对示威、骚乱、选举，而实施互联网审查。阿拉伯之春期间政府所实施的审查便是一例。特别是后真相时代，网路操控的言论足以影响选举政治，使得过分开放的言论自由受到滥用，因此即使是公认为自由的政权，近年来都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互联网审查。此外，互联网审查的常见理由还包括侵犯版权、骚扰、诽谤、淫秽。
人们对于互联网审查的态度存有分歧。根据《2012全球互联网用户调查报告》，71%受访者认为“互联网上应存有一定形式的审查”；83%认为“存取互联网应视为基本人权”；86%认为“应确保互联网上的表达自由”。在美国，由于《第一修正案》及言论自由的观念深入民心和法律系统，故当地对于互联网审查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建基于此[3]。全球网路指数的数据显示，世界上至少有4亿人为了规避审查和增加私隐，而使用虚拟私人网路（VPN）[4]。
互联网审查所面对的大多挑战跟类近于线下审查。不过在互联网上国界更显得模糊不清，使得一些在某国受到审查的内容，可以在别国开设的伺服器上找到。因此若要实行互联网审查，那么就必须阻止网民存取有关资讯。这个特点使得审查者需要用到新的方法去进行审查，比如说网站封锁和内容过滤[5]。
随著互联网和审查技术发展，研究者看待互联网审查的可行性及效果的方式亦会改变，比如：
现时已有各种不同的互联网审查手段——从相对静态的黑名单到实时动态地检验交换的资讯。黑名单需经过人手设定或过滤器自动生成，才能够正式应用。而且屏蔽软件客户以外的人一般无法设定之。资讯封锁和过滤的实施层面亦有不同——有全国统一实施的，也有按著地方政策实施的。除此之外，一些机构亦会自行实施互联网审查，相关例子有图书馆、大学、网吧[2]。资讯封锁和过滤的程度还可能因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而异[9]。一些地区会常态性地进行互联网审查，把众多敏感资讯过滤掉；除此之外，它们及其他不常态性地进行互联网审查的地区可能会在敏感时期加强审查互联网。在某些情况下，审查者可能会误导公众有关网站是因其他原因而不能存取的，比如在其打算存取有关网站时，返回一个虚假的讯息说“网页不存在”[10]。
除非审查者控制了所有连接互联网的电子设备，否则他们亦难以/无法彻底审查所有资讯。因为从根本角度来看，互联网是一门去中心化的技术。符合第一个条件的国家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古巴。伪名和像自由网般的数据港能够保障网站内容不被审查和作者的匿名性，从而确保言论自由。有著一定电脑技术的用户往往可以找到存取封锁内容的方法。不过，当官方机构能够运用大量资源去建立和维护一个审查系统时（比如说中国大陆的官方审查系统），大多数网络用户还是难以获得被封锁的敏感信息[5]。
现时已有各种不同的技术性手段去阻止公众存取审查者不欲其得到的资源，它们各有著不同的成效和副作用。
进行审查的实体一般会根据以下事物作审查：关键字、域名、IP地址。审查者会按著从不同渠道获得的资讯，来建构黑名单。在一些情况下，部分人/组织会向法院提供审查目标。此外亦有由政府部门主动发掘目标的例子（比如中国大陆和伊朗）[11]。
霍夫曼（Hoffmann）举出了各种用于封锁特定网站或网页的技术：域名伺服器快取投毒、封锁特定IP地址、分析与封锁URL地址、检查过滤封包、连接重设[12]。
审查者可在不同的层面上实施互联网审查[11]：
在技术上，审查者可用到以下方法审查互联网内容[2][5]：
技术性审查常会出现过度封锁或封锁不全的情况，因为有关技术往往都不能够做到只封锁目标内容，而不波及其他非审查目标[5]。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在封锁一台寄存众多网站的伺服器的IP位址时，其他不相干的网站也会受到波及[17]。
多伦多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兼开放网络促进会共同创办人罗纳德·迪伯特和史丹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叶夫根尼·莫尔佐夫（Evgeny Morzov）皆写道，美国、芬兰、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南非的企业皆使线上内容过滤变得复杂成熟。不少人和企业会利用互联网保安公司制造的内容控制软件，去保护自身、家人、员工，不过对于政府而言，它们却能够达至过滤敏感内容之效[18][19]。
比如说迈克菲于2008年收购的知名过滤软件SmartFilter。某些国家会利用它去审查敏感内容，相关例子有突尼西亚、沙特阿拉伯、苏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共和国、巴林、伊朗、阿曼，以至英美两国[20]。缅甸和也门则使用由Websense开发的过滤软件。加拿大开发的商业性过滤软件Netsweeper[21]已被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使用[22]。加拿大组织公民实验室（CitizenLab）表示，土耳其和埃及有在使用Sandvine和Procera开发的产品[23]。
2013年3月12日，无国界记者发表的《互联网监控特别报告》（Special report on Internet Surveillance）列出了五间“互联网的公司敌人”：布尔电脑（法国）、步立康系统、FinSpy（英德两国）、Hacking Team（意大利）、Trovicor（德国）。这些公司皆把自身的产品卖给政府，让其能够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资讯自由。无国界记者于当时表示列表未能尽录所有“敌人”，且他们会在下个月扩充之[24]。
在2011年5月提起的美国诉讼中，思科系统被指透过建立防火墙（金盾工程），帮助北京政府进行互联网审查、监控持不同政见者[25]。思科表示它从来没为北京政府做事。思科亦被指帮助北京政府监控缉拿法轮功学员[26]。
不少过滤软件可设定成按着类别和子类别封锁网站。以Websense为例，其能够设定的封锁类别和子类别有“人工流产”（支持胎儿生命权、支持妇女选择权），“成人资讯”（成人内容、内衣和泳衣、裸体、性、性教育）、“药物”（滥用乐物、大麻、处方药、补充品和不受规管的化合物）、“宗教”（非传统宗教、民俗宗教、传统宗教）[22]。有关分类会导致错封的情况出现[18]。开放网络促进会指出，突尼斯当局于2007年因安全运算公司错把Dailymotion归类为“色情”网站，而把它封掉。在安全运算公司纠正错误后，Dailymotion于当地逐渐解封[27]。
像全球网络倡议、电子前哨基金会、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般的组织已成功游说一些供应商修改自身软件、承诺拒绝再跟专制政府做生意、去教育把过滤软件设定得过于严格的学校[28][29][30]。但人们往往难以向商业过滤软件公司追责。而且很多供应商认为封锁内容列表是它们宝贵的知识财产，不能轻易分享给外人，就算分享也只能分享给服务购买者。故此封锁的明细可能只有供应商在一手掌控[22]。
互联网上的内容亦可透过传统的审查方式进行审查，比如：[5]
去平台化是互联网审查的一种形式，当中具有一定言论和表达自由的网络服务，会打压和删除具有争议性的用户和言论[35]。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也可能会拒绝向有争议的活动家或组织提供服务。
2018年8月，法律系教授格伦·雷诺兹于《华尔街日报》上形容2018年为“去平台化之年”[35]。雷诺兹表示，在2018年“互联网巨头们决定对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人和想法进行抨击。当你依赖别人的平台去表达一些不受欢迎的想法时，那么风险就会自动找上门。右派相对较受此一情况的影响”[35]。2018年8月6日，包括YouTube和Facebook在内的几个大型网上平台，一同决定永久封禁跟保守派脱口秀主持人亚历克斯·琼斯有关的所有帐号和媒体，因为他在发表“仇恨言论”和“美化暴力”[36]。雷诺兹还举出了两位著名的去平台化目标——加文·麦金尼斯和丹尼斯·普拉格，两位皆因政治观点而被去平台化。他表示：“左派的极端主义者和有争议性人物相对较不受去平台化影响”[35]。
大多主流网站营运者保留了移除或事先扫描内容、暂时或永久封锁用户的权利。它们有的会列出移除内容的理由，有的则不会列出。不少服务条款使用了像“自行决定”、“无需事先通知”、“……等原因” 般的字句。
突破互联网审查是指精通一定技术的互联网用户透过各种方法绕过互联网过滤，继而存取被审查的互联网内容的过程。对于审查者而言，突破互联网审查是一项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因为封锁和过滤有关内容只是“治标不治本”——有关内容依然没有从互联网上消失。故此只要还有一个开放给公众存取有关内容的系统，那么受到审查的互联网内容依然可以被存取。不过一些不精通电脑技术的人可能不懂怎样才能突破互联网审查，故此对于大部分用户而言，封锁和过滤仍是有效的审查手段[5]。
绕过互联网审查的技术和资源有代理服务器、虚拟私人网路、球鞋网路、黑暗网站、各种突破审查工具。每个方法有著不同的连接速度、易用性、安全性。不过它们大多都会连接到不受有关过滤影响的网络。全球网络指数的数据显示，世界上至少有4亿人为了规避审查和增加私隐，而使用虚拟私人网络[4]。 主流的审查突破技术并不适合以长期维持同一设定的方式使用[44]。
有关技术的使用者需面对一些风险。在一些国家，某人一旦存取受到管制的内容，即属违法。有关行为一旦被发现，违者将会面临各种不同的惩罚，比如驱逐出境、入狱、不能够再存取网络[2]。
2011年6月，《纽约时报》的报导称美国正在“努力部署‘影子’互联网和手机系统，使得持不同政见者可以利用这些系统，突破……专制政府的审查，协助他们颠覆政权”[45]。
突破互联网审查的另一个方法就是亲身前往没有受到审查的地区。2017年，一群IT从业员为了规避喀麦隆的互联网审查，而在喀麦隆境外的一条村庄建立“互联网难民营”[46][47]。
区块链DNS这门新兴技术亦在挑战互联网基建的中心化模式。其设计目的在于使DNS更去中心化和透明化[48]。通俗地说，区块链是一本会记录网络各方所发生的事件的公共账本[49]。比特币使得区块链的概念得以普及，不过区块链除了用于加密货币外还有其他用途。区块链域名完全是域名所有者的资产，只能由所有者透过私钥控制[50]。
与HTTP相比，在网络搜索上使用HTTPS能够増加被封锁或重点监控的网站的可接达性。截至2017年，包括Facebook、Google、推特在内的众多社交网站已经会把用户自动重定向到HTTPS版本[51]。当网站开始应用HTTPS时，审查者只能有两个选项可以选择——不对其进行审查或封锁整个网站[52]。在埃及被封锁的网站在一段时间曾透过Medium等平台发布内容，因为“审查者”很难针对特定内容进行封锁[52]。在使用Medium后，许多用户能够在监控较严密的国家存取有关内容。不过一些地区干脆封锁整个网站，使得他们不能够存取网站内数以百万计的贴文。《砂拉越报告》的一篇文章在被转至Medium后，便成为了审查目标之一。在Medium拒绝应要求删除有关贴文后，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封锁了该篇文章[51][53]。
由于TLS握手的ClientHello讯息没有经过加密，网站单凭HTTPS无法避免整个网域遭封锁。ECHO扩展可延伸至HTTPS，并加密整个ClientHello讯息。不过有关协议需要用户端和伺服器端同时支持才可使用[54][55]。
互联网审查的动机或理由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政治与权力、社会规范与道德、跟安全有关的顾虑。除此之外，捍卫经济利益亦为互联网审查的动机。部分网络工具和应用能够分享跟上述动机有关的资讯，故此它们可能成为过滤和封锁的目标。尽管审查的范围因国家地区而异，但与只提供英语等国际语言的网站相比，提供在地语言版本的网站于当地受到封锁的机会高约一倍[10]。
大部分专制政权皆会审查任何反对执政政府的声音。一些国家会选择封锁跟宗教和少数群体有关的网站，这往往是因为执政者认为它们在威胁自身的政权[10]。
有关例子包括：
社会过滤（Social filtering）指的是过滤与社会规范相悖的内容[10]。在广大民众支持下，很多国家皆会以保护儿童作理由进行审查，并管制儿童色情制品。
有关例子包括：
很多机构会把过滤视作深度防护策略的一部分，以保障其设备免受恶意软件侵害[65]及维护机构声誉（比如阻止别人利用机构网络去作性骚扰）。
广大民众一般支持对提倡极端主义、叛乱、恐怖主义的网站实施互联网过滤，以保障国家安全[10]。
有关例子包括：
有时，封锁某些互联网服务的动机出自于捍卫既得利益者的经济利益[73]，比如说封锁VoIP，以此维护电信业界的利益。这些服务会使得电信公司流失一定客户；其中一些电信公司享有根深蒂固的垄断地位，另一些则由政府赞助或控制[10]。
反著作权活动家克里斯蒂安·恩斯特伦、里卡德·法尔克温格、奥斯卡·施瓦茨皆指责，版权游说组织以禁止儿童色情制品之名，游说政客们立法封锁盗版分享网站[74]。
有关例子包括：
不少进行互联网审查的国家和地区会封锁某些网络工具，以免用户藉其存取和分享敏感资料[10]。
有关例子包括：
欧盟内部已就“被遗忘权”这一个概念进行过探讨，并付诸实行。2014年5月，欧洲法院在Google诉González案中裁定Google败诉。该案由一名西班牙男子发起，他要求Google删除一条连结，其指向《先锋报》的一篇1998年文章。当中内容有关他在拍卖会上拍卖法拍屋。在拍卖会后他的债务经已还清[81]。他最初尝试向西班牙数据保护局提出有关要求，但当局以资料合法准确为由拒绝之，不过其把有关投诉转交给Google，问它可不可以移除有关结果[82]。Google于是在西班牙提出起诉，及后这项起诉被转交到欧洲法院处理。法院在Costeja案中裁定，搜寻引擎要对其指向的内容负责。因此，Google必须遵守欧盟的数据隐私法[83][84]。它于2014年5月30日开始履行判决结果，当天便已收到了12,000宗要求从结果中删除个人资料的申请[85]。
《查禁目录》表示，此一判决“允许某人在没有法律监督的情况下，就他不喜欢的信息向搜索引擎进行投诉……虽然这项裁决是针对个人的，但它却为任何想粉饰个人历史的人打开了一道大门……法院的判决无疑是一项倒退，它误解了搜索引擎和互联网的角色及责任。它应让每一个相信言论自由及资讯自由的欧盟人感到寒心”[86]。
不同的因素会影响用户能否对抗互联网审查。如果用户意识到所接收的资讯受到操纵，那么其便会有著较佳的对抗能力。相关意识会促使用户寻找突破互联网审查的方法，并改变自身的价值观。此外，这种意识也驱使一些公民发掘被隐瞒的资讯。而缺乏意识的人则往往只会接收经过操纵的资讯[87]。
除此之外，对抗互联网审查的重要因素还有需求与能力——对被审查的内容的需求，以及有没能力付出突破审查的成本。与政治内容相比，娱乐内容较能对抗互联网审查。教育程度高、技术力高、社交圈子广泛而又多元的用户较能对抗互联网审查[87]。
随著愈来愈多人利用互联网进行各种重要活动，线上审查的普及性和成熟度亦相应增加。互联网审查的动机、范围、有效性因地区而异。会进行强制性互联网审查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世界上三个区域——东亚、中亚、中东/北非。
其他地区也会实行一定程度的互联网审查。在美国，一些置于图书馆和K-12学校的电脑装置会实行官方主导的互联网过滤。在法德两国，政府会封锁跟纳粹主义或犹太人大屠杀否定论有关的内容。很多地区皆有封锁儿童色情制品和仇恨言论[93]。事实上，很多有着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传统的民主国家皆会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实施一定程度的互联网审查[94]。
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审查是世界上数一数二严密的。当地政府封锁了探讨达赖喇嘛、六四事件、法轮功的网站，乃至众多一般网站[95]。此外亦要求互联网搜寻公司和国家媒体对任何被视为“敏感”的议题进行审查。它还会封锁像Facebook、Twitter、YouTube般的海外网站[96]。根据一项于2014年发表的研究[97]，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审查主要是用于防止“不友好”媒体煽动国内网民情绪。社交平台会将领导人、毒品、色情信息等视为关键字，网民搜索这些词不会得到结果。
一些国际组织明确反对互联网审查，比如“互联网审查受到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公开挑战，因为它限制了线上服务的贸易”[98]。
一般而言，某个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只适用于在该国营运的服务，不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线上服务，不过这点在国际判例中从来没有明确地指出。而不同地区在言论自由上各有着不同的界线，故此一些人忧虑某些地区会影响其他地区的民众在互联网上发表的言论。
比如说尽管Google于2019年9月在欧洲法院上胜诉，使得被遗忘权只适用于欧盟国家[99]，但同一间法院亦于2019年10月裁定Facebook一旦确定发出诽谤性贴文的是澳洲人，并收到来自世上任何一处地方的删除请求，即须删除有关贴文。根据澳洲法律，诽谤是违法的。这宗判决创造了一个先例，使得审查制度较为严密的国家于日后可能可以管制整个互联网，并限制其他国家的言论自由[100]。
某些国家的政府曾试图关闭该个国家所有或大部分的互联网连接。
2011年埃及革命期间，当地政府实施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互联网封锁[101][102]。在1月27日约22:10-22:35（UTC）期间，当局关闭了大约3500条使用了边界网关协议（BGP），并路由去埃及的网络路径[101]。但是这次封锁并没有切断主要的洲际光纤连接，网际网路监控机构Renesys于1月27日表示：“跨越埃及的欧亚光纤主连接似乎没有受到影响”[101]。
缅甸（2007）[103]、利比亚（2011）[104]、叙利亚（叙利亚内战期间）皆实施过全面封锁互联网。
2017年12月31日，因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约瑟夫·卡比拉（Joseph Kabila）拒不卸任，刚果民众举行示威游行，遭到刚果安全部队镇压，造成7人在首都金沙萨死亡，1人在中部城市卡南加死亡，另有十余人被捕。刚果政府就此下令，因“国家安全原因”在全国范围内无限期关闭互联网[105]。
2019年6月3日，苏丹为了应对寻求文官统治的示威活动，而切断了差不多所有的互联网连接，7月9日复网[106][107]。2019年埃塞俄比亚未遂政变之后的一个星期内，当地切断了差不多所有的互联网连接[108]。在2019年茅利塔尼亚总统选举结果引发争议后，当地切断了差不多所有的互联网连接，一周后解封[109]。2019年，其他实施了全国断网的国家有辛巴威、加蓬、刚果民主共和国、贝宁、马拉维、哈萨克斯坦[110]。
印度在发生骚乱和安全忧患时，很多时候便会直接局部断网[111][112]。一些国家会以局部断网应付考试作弊，比如伊拉克[113]、 埃塞俄比亚、印度、阿尔及利亚、乌兹别克斯坦[110]。
2019年11月16日，伊朗当局为了应付油价上升所触发的示威，而切断了所有互联网连接，23日解封[114]。
2022年1月5日，哈萨克斯坦政府为了应付2022年哈萨克斯坦抗议,切断了哈萨克斯坦全境的互联网连接与电话通信。[115]
开放网络促进会自2010年以来便不断记录超过40个国家的政府过滤互联网的情况[22]。它把26个国家（2007）和25个国家（2009）的过滤水平分为政治、社会、安全三个领域。他们发现在41个国家当中，7个基本没有进行内容过滤的证据（埃及、法国、德国、印度、英国、美国）；1个国家的审查范围广泛地涵盖了三个领域（中国大陆）；13个国家的审查范围广泛涵盖一个或以上的领域；34个国家会就至少一个领域进行审查。10个国家在2007和2009年的报告中皆有涵盖，其中1个在此期间放宽了审查限制（巴基斯坦）；5个加强了限制（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韩国、乌兹别克斯坦）；4个的审查状况不变（中国大陆、伊朗、缅甸、塔吉克斯坦）[5][90]。
自由之家的《网上自由》（Freedom on the Net）报告分析了世界各地的互联网自由状况，并量化其程度[88]。报告中包含了政治和表达自由、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的国家。该项调查会询问一系列的问题，以此量度各地的互联网和数位自由状况，以及其他电子通讯手段的存取状况和开放度。报告结果分为三大范畴：存取受阻、内容限制、侵犯用户权利。最后整合以上三个范畴，以此计算出各地的总分（0分为最差，100分为最好），并按著总分把各地分类为：“不自由”（0-30分）、“部分自由”（31-60分）、“自由”（61-100分）。
自由之家自2009年起开始出版《网上自由》，至今已推出了9份年度报告[116][117][118][119][120][121][122][123][88]。它并没有就2010年的情况推出报告。
| 2009[116] | 2011[117] | 2012[118] | 2013[119] | 2014[120] | 2015[121] | 2016[122] | 2017[123] | 2018[88] | |
|---|---|---|---|---|---|---|---|---|---|
| 国家数量 | 15 | 37 | 47 | 60 | 65 | 65 | 65 | 65 | 65 |
| 自由 | 4（27%） | 8 （22%） | 14（30%） | 17（29%） | 19（29%） | 18（28%） | 17（26%） | 16（25%） | 15（23%） |
| 部分自由 | 7（47%） | 18（49%） | 20（43%） | 29（48%） | 31（48%） | 28（43%） | 28（43%） | 28（43%） | 30（46%） |
| 不自由 | 4（27%） | 11（30%） | 13（28%） | 14（23%） | 15（23%） | 19（29%） | 20（31%） | 21（32%） | 20（31%） |
| 改善 | n/a | 5（33%） | 11（31%） | 12（26%） | 12（18%） | 15（23%） | 34（52%） | 32（49%） | 19（29%） |
| 恶化 | n/a | 9（60%） | 17（47%） | 28（60%） | 36（55%） | 32（49%） | 14（22%） | 13（20%） | 26（40%） |
| 没有变化 | n/a | 1 （7%） | 8（22%） | 7（15%） | 17（26%） | 18（28%） | 17（26%） | 20（31%） | 20（31%） |
2014年的年度报告涵盖了65个国家，并表示跟去年相比，当中36个出现互联网自由收窄的情况，当中恶化情况最明显的国家有俄罗斯、土耳其、乌克兰。该份报告指出，少数国家在相关状况上出现改善的原因，并非在于政府刻意提高互联网自由度，而是在于它们实施现有措施的力度变少。印度在2013年为了平定骚乱而实施了较为严密的互联网审查，之后于2014年解除，结果其评分显著上升。巴西也取得了显著进步，因为该国的立法者通过了《巴西互联网公民权法案》，当中加强了网络中立性和网民的私隐保护。[120]
2006年，一个致力于推动新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发布了一份列表，于当中列出了“互联网敌人”[124]。该组织认定一个国家属于“互联网敌人”的理由并不只在于它们“审查网上新闻和资讯”，还在于它们几乎都在“系统性地压迫互联网用户”[125]。次年它加上了一份有关“对互联网进行监视”的国家/地区列表[126]。
目前的互联网敌人：[91][92]
过去的互联网敌人： |
目前对互联网进行监控的国家/地区：[91]
过去对互联网进行监控的国家/地区： |
2006年初版的互联网敌人列表列出了13个国家/地区。在2006年至2012年期间，其先降到10个，再增加至12个。它在2013年没有更新。2014年的列表则开始把互联网监控和审查两者一起考虑，使之增加到19个。2014年以后它就没有再更新。
2008年初版的“对互联网进行监控的国家/地区”列出了10个国家/地区。在2006年至2012年期间，其先增加至16个，再降到11个。2020年则于列表中新增了挪威，使之加到12个。
2013年3月12日，无国界记者推出了《互联网监控特别报告》（Special report on Internet Surveillance）[24]，当中包含了两个新列表：
无国界记者于2013年3月列出了五个“互联网的国家敌人”：巴林、中华人民共和国、伊朗、叙利亚、越南[24]。
它同时列出了五间“互联网的公司敌人”：布尔电脑（法国）、步立康系统、FinSpy（英德两国）、Hacking Team（意大利）、Trovicor（德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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