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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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丸
所谓“红丸”，就是“春药”，又称“三元丹”，官史称之为“无方无制之药”[1]；民间称为取处女初潮之经血，谓之“先天红铅”，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药物，煮过七次，变成药浆，再加上秋石（人尿）、人乳、辰砂（湖广辰州出产的朱砂）、松脂等药物炮制而成。[2]
始末
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农历七月，万历帝朱翊钧崩，遗诏宣布立皇贵妃郑氏为继室皇后。十日后，八月初一，皇太子朱常洛登帝位为明光宗，拟定改元泰昌，并为先皇上庙号“神宗”，郑贵妃被封为皇后，郑氏献给新帝四个美少女以邀其欢心。[3][4][5]
明光宗在八月初十日即开始生病；乾清宫宫内提督两司房、提督兵杖局掌印、御马监太监、[6]圣济殿提督太监[7]崔文昇进以大黄、芒硝为主的通利药解肠胃风热[8]，服后一夜连泻三四十次，两日后辛酉光宗未上朝，阁臣方从哲等赴宫门候安，光宗说明数夜不得睡，白天亦吃得很少，头昏目眩，下不了床。乙丑日，郑养性请收还皇贵妃封后“成命”，允之。八月二十九日甲戊，光宗仍谕册立皇贵妃，当日皇帝服用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红丸前后二丸，病情稍缓，精神好转，直赞李可灼为“忠臣”；但旋于九月一日（一说八月三十日）五更卯时殡天，在位仅29天。新帝未及改元即于年内崩殂，乃由年幼的皇长子朱由校登基，翌年改元天启，并谥先帝为“光宗”。
影响
光宗猝逝，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以及众多言官纷纷弹劾崔文昇、李可灼二人用药、进药错误之罪；其中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另，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五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宷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9]
当时主持内阁的大学士方从哲希望借由对李可灼罚银50两、罚俸一年等动作，将光宗死前的一连串事件定调为“进药不效，〔……〕但亦臣爱君之意”，以闭塞外廷沸腾的“阴谋论”；但他自己也因此成为被弹劾的对象。[1]后来天启帝下旨问崔文昇、李可灼二人罪，结果1622年（天启二年），明廷将崔文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疆。阉党及东林党崛起。
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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