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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重要事务性会谈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汪辜会谈或辜汪会谈，是1993年4月27日及1998年10月14日台海两岸分别派出辜振甫（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和汪道涵（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进行的两次会谈。第一次在新加坡，第二次在中国大陆上海市。
 | 此条目包含过多仅特定读者会感兴趣的过度细节内容。 (2017年6月8日) |
第一次汪辜会谈或第一次辜汪会谈，是指在1993年4月27日至4月29日期间，由台湾方面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即“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与中国大陆方面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即“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于新加坡共和国所举行的会谈。辜汪会谈也是海峡两岸自1949年分治以来，民间代表在获得官方授权下的首度正式接触[1]。
1990年4月，台湾学者南怀瑾的弟子张尚德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并寻求与上海市主要领导会面的机会。1990年4月26日，张尚德在华侨饭店与汪道涵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冯契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谈。这次上海会面之后，两岸加快了民间交往的步伐。1990年11月21日，台湾方面成立了“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并于1991年3月9日正式挂牌工作。1991年12月16日，中国大陆社会团体法人性质的民间团体“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在北京成立，汪道涵被选为海协会首任会长。[2]
1992年10月26日至10月30日，代表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台湾民间团体“海峡交流基金会”（以下简称“海基会”）在香港和代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中国大陆民间团体“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以下简称“海协会”）针对两岸“文书验证”及“挂号函件”事宜进行的第二次工作性商谈[3]。它是为了准备1993年汪辜会谈而先期举行的事务性协商。
1992年，当时的海协会致函邀请辜振甫访问中国大陆，海基会回复表示有意愿。双方在经过多次预备性磋商后，将会谈定位为民间性、事务性、经济性与功能性。后在时任新加坡共和国国务资政李光耀的斡旋下与当时访问新加坡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杨尚昆达成协议，定于新加坡共和国举行。
经过连续三天密集协商，双方在1993年4月29日上午签署《两岸公证书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及《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事务性协议；而两岸由当局授权的谈判机制，象征两岸关系的解冻和发展，引起国际社会瞩目、华人世界欢迎。
1993年4月，民主进步党组织“民进党国会反对国共统一会谈宣达团”，民主进步党主席施明德担任总领队，林奎佑（鱼夫）担任幕僚长，率领党内十多名公职人员抗议，表达民主进步党反对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片面和谈”的立场[4]。但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与中央党部的意见与作法不一致，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陈水扁说：“民进党对中国事务没有经验的累积及了解，这是非常危险的。今天如果民进党可以派谈判代表去和中共谈判，或者有一天民进党执政必须要面对两岸谈判，民进党谁能代表去谈？反过来说，民进党的人才又在哪里？”[5]民主进步党副秘书长邱义仁则说，由民主进步党宣达团到新加坡，可以暴露出一点：民主进步党连辜汪会谈的重点在哪里都不知道，因此所能做的就有限；虽然宣达团的结果是肯定的，但也显出民主进步党的不足。邱义仁说，民主进步党当初质疑邱进益去谈判会有“政治性”什么的，那是很荒谬的；他说，政治性谈判的意味不容否认，但是两岸发展至此，两岸确实有必要有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海基会，民主进步党可以接受这一点；但是在目前国内朝野没有共识及国会监督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辜汪会谈虽有必要谈、但绝不是现在谈，可以暂缓，但不知道中国国民党在急什么；而就在中国国民党急的情况下，民主进步党也跟著急、跟著说要组观察团。邱义仁说，民主进步党未来面对两岸政策时，必须虚心、坦然面对不足，才能拿出好的中国政策；必须培养人才、累积经验，不能一再文过饰非、总是靠运气；如此，大概半年后，民主进步党对两岸政策便可已有比较具体的成效[5]。
1993年郑智化的歌《大国民》，歌词提到辜汪会谈：“两岸不通航，辜汪谈一谈；谈判像谈天，还是没主张。”
1993年4月26日，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简锡堦说：“民进党对工运并不重视。尤其是劳工与资方对抗的若干重要抗争，民进党从未用其旗帜支持。民进党是以中小企业利益为主的政党；从辜汪会谈来说，它受到的压力也是来自资方……劳工政策方面，只站在台独立场来反对引进中国劳工（以免台独主张受大陆人海战术影响），却不反对外劳，因为有中小企业主的压力。”[6]
2008年11月4日，前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郭正亮说，1993年辜汪会谈，施明德率领民进党十多名公职人员赴新加坡抗议，表达反对国共片面和谈的立场，“当时是邓小平南巡后一年，中国刚从89年民运镇压的国际反制中复苏，国民党本土化也刚启动；民进党不管是代表台湾向国际社会发声、或是代表台湾人民向民主逆流呛声，都有高度正当性”；但是15年后的2008年，“国内外形势已经大不相同，不但中国已经跃为全球经济新强权，国民党也早已本土化，两岸经贸正常化已经成为台湾无法回避的课题……民进党的诉求却还停留在15年前”[7]。
2014年2月14日，郭正亮说：“1993年辜汪会谈，民进党选择赴新加坡抗议‘国共片面和谈’，证明判断错误；后来执政八年，也只能概括继承自己原本反对的两会机制。”郭正亮批评，面对国共两党越堆越高的两岸论述舞台，“民进党至今或是反对到底、或是支吾其词、或是视而不见，结果当然上不了台面。”[8]
2014年7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蓝普顿接受中评社专访时说，台海两岸最高领导层建立制度化关系非常重要，关键问题仍在于两岸领导人会面的头衔和名义，他认为可以有些弹性；至于会面地点，如果接受第三地，1993年辜汪会谈的新加坡就是一个非常有用、且得到广泛认同的地点[9]。
2015年1月15日，前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林浊水说：“国共两党由于内战，彼此有血海深仇；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北京国共和谈的要求，蒋经国以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顶回去。但是民进党在建党之初，历史经验和国民党不同，对中共没有像国民党一样强烈的防卫心态，因此对三不并不以为然；所以参加老兵返乡探亲运动，终于逼得国民党政府让步。但是等到非典型性的国民党李登辉当总统，要进行辜汪会谈时，民进党却又因为自己长期被国民党迫害的经验，而唯恐被出卖，而由施明德带头到新加坡抵制。此后更因为北京对台湾主权的打压，民进党比国民党反感，因此对北京产生强烈的防卫心理，很大一部分党员甚至走到逢中必反的地步；这逢中必反的态度，就长期成为民众对民进党不满意的最重要理由。”[10]
2015年8月23日，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说：李登辉卸任总统以后，认为九二香港会谈并无共识，并说九二共识是谎言与捏造的；但是九二共识是李登辉总统任内亲自裁示的，否则不会有后来的辜汪会谈[11]。
由于中国大陆对李登辉就任总统后所推行的“务实外交”政策及其在1995年6月访问美国康乃尔大学之行表示不满，认为台方无谈判诚意，遂取消为第二次辜汪会谈所做的准备；协商机制也因为1995年至1996年间由于台澎金马地区举办第一次总统直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台湾的导弹演习而中断。两岸关系因缺乏直接联系管道而不稳定。及至1998年10月间，辜振甫率团访问中国大陆，才再次达成加强对话、恢复协商的共识。
此后不久，1999年李登辉发表特殊两国论，致使两岸关系一度趋于紧张，第三次辜汪会谈未能如期在1999年举行。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依然坚持台独党纲、反中路线，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第三次辜汪会谈遂始终未能实现。2005年，辜振甫与汪道涵先后以87岁和90岁的高龄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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