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辉（阿美语：Suniuo，音译史尼育唔，又称Attun Palalin，1919年10月8日—1979年6月15日），日本名中村辉夫，台湾台东县成功镇阿美族人，台籍日本兵高砂义勇队，于1944年太平洋战争赴印尼摩罗泰岛参战，次年开始在该岛丛林躲藏近三十年，成为残留日本兵，至1974年才被发现。
生平
史尼育唔出生于1919年10月8日[1]，父亲拉瓦和母亲卡鲁皆为阿美族人[2]，出生地为今日的成功镇信义里都历[3]，据其长姐说出生名在阿美族语有“勇敢”之意[4]，族人黄宽寿则唤其为“司里勇”（Suriyon）[5]。尼育唔姊赖金妹表示家族世居于台东县成功镇，弟弟在家中排行最小，上有四位兄长、两位姐姐[4]。
1927年，史尼育唔入新港庄都历学校就读（今成功镇信义国小）后，擅长角力与棒球，还担任校队捕手，前往台北比赛得到冠军。教师林浩道称赞他功课好、体育佳，也受师生喜欢。史尼育唔除第二学年为乙等外，其馀为甲等，毕业时得到台东厅长奖。[2]
史尼育晤毕业后，去关山担任山区的邮差[2]。在一次狩猎时，史尼育晤认识了东河乡北源村人、小他一岁的族人李兰英[6]。1940年6月28日，史尼育晤入赘李兰英家[7]。双方住于台东厅新港郡都兰庄左高原91号，为今东河乡北源村北溪50号[6]。
二次大战期间，日军征招台湾原住民加入高砂义勇队，至新竹郡湖口庄受三个月的初年兵教育后就赴南洋作战[8]。1943年10月，史尼育晤入伍，由东河乡人高昌敏作领队，到关山报到，前往高雄港[2]。东河乡人高阿妹回忆，她们前往台东市送行时，东河乡包括史尼育唔、她丈夫高君义有十人被征召[9]。史尼育唔加入高砂义勇队后，改名为“中村辉夫”[8]。1943年12月11日，李兰英生子李弘[10]。史尼育唔受召第四个月，曾回台东一次，与母子再见一面[6]。
1944年7月12日，史尼育晤以名为“辉第二游击队”的特种部队赴摩罗泰岛[1]。史尼育唔与黄宽寿配属于少校川岛威伸的第二中队[2]，以袭击要建飞机场而登陆的美军[8]。黄宽寿回忆盟军上岸后，他们便开始作战，但一次中午被盟军轰炸竹制的营房，就与史尼育唔分离[2]。1945年3月5日，史尼育唔在岛上的朱莱地区失踪[1]。据史尼育唔对《联合报》记者说，那时他逃了兵，躲在森林里以打猎、吃水果维生[11]。初期，他是与若松逸男等八人躲起来，但因吵架而独自躲起[1]。
属于第一中队的叶文发说，当高砂义勇队已近弹尽粮绝之际，他一次去海边取盐，意外在甘蔗园发现史尼育唔，便邀其入第一中队，但被拒绝[2]。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7日，散在摩罗泰岛各处的日军集结时，史尼育唔因未能集结而视为战死[8]。当时同一中队除史尼育晤外，至少五名高砂义勇队员滞留在该岛上[12]。
史尼育晤回忆那时他根本不知道日本投降，曾躲在近岛上的村落附近，但怕被抓到，便带著子弹已剩不多的三八式步枪往秘林方向躲[2]。摩罗泰岛上大部分是密林，住民住在海岸[8]。
本来用来执行爆破工作的圆锹、铁剪，被史尼育唔来盖屋[2]。他以竹片作墙壁、树叶为屋顶，建立面积一公尺半平方的小屋，再内放一张小竹床、盖麻丝编织粗布[13]。刚开始住时，他先吃地瓜等，后来便以植物纤维作绳、地瓜作饵来捕猎雉鸡[2]。若头发或胡子长了，他便以军刀切割[14]。他本携带火柴生火，待用完后，便以电筒的透镜取火[2]。当难耐孤寂，他就会对著深山大吼几声，然后听从山谷传来的回音[15]。
1946年，中华民国政府令全台原住民姓名换成汉名，史尼育唔遂被改称“李光辉”[16]。
1953年秋，五十一岁、丧偶三年的成功镇小马部落人黄金木，来北源村妹妹家中帮忙耕作，认识了邻旁的李兰英[17]。该年，三十五岁的李兰英在亲友们再三规劝下，找来黄金木入赘[6]。12月26日，两人结婚[17]。李兰英未向法院声请前夫死亡宣告，因此在户籍资料上与黄金木关系是同居[7]。黄金木将史尼育唔儿子视为己出，还曾背著李弘跑廿几公里的路，到成功镇求医[17]。
1955年，台东县议会收到原住民请愿调查有否流落南洋各地的士兵，而转交外交部处理[18]。1965年，五名隐匿摩洛泰岛达十二年的台湾籍队员被日本找到，各领十二年薪饷日币三万八千圆，其中四人元山肇、前田留夫、西村次郎、若松逸男选择去日本而获配住宅与十六万圆年金[12]。
史尼育唔家人曾向高君义询问史尼育唔下落，但得到的只是史尼育唔到南洋去了，生死不明[9]。史尼育唔母亲不相信强壮的儿子会死在异域，去世前依然保持希望[4]。记者徐台英形容史尼育唔在丛林的三十年，是“一场很久很久醒不过来的梦”[19]。在长年的岁月中，史尼育唔取草茎以三十根为一小捆，十二小捆为一大捆，以计算待了多少日子[2]。
1974年11月18日，印尼空军飞机巡逻摩罗泰岛时，发现森林出现炊火，研判可能是残留日军[2]。28日，印尼空军中尉苏巴迪收到报告，于是组织成员寻找[13]。12月16日清晨5时，小组出发深入山区五十公里[20]。经三十六小时，18日上午发现有一间竹屋，院子有豆类、山芋、香蕉、山鸡，一名一丝不挂的男子正拿刀劈竹[13]。
苏巴迪令成员绕到史尼育唔背后来出其不意抱住，让史尼育唔吓到喊叫挣扎[13]。为使其不要紧张，成员拿出日本国旗、唱起日本国歌[21]。待随行的日语翻译员解释战争已经结束、队员表现友善、拿出香烟等行为，史尼育唔才平静下来[13]。苏巴迪等人进屋后才发现屋中有一枝步枪、十九发子弹[20]。枪依然光亮完整[8]、军装却已成为破布[22]。史尼育唔见苏巴迪带去的粮食全部吃完，就把储藏品拿出来和他们一同吃[13]。
史尼育唔被带离深山，先待在摩罗泰岛空军基地约十天[20]。初期，史尼育唔原先心情紧张、恐惧，直到被苏巴迪把带到自己家，让他见苏巴迪一岁半女儿，情绪才渐放松[13]。
12月26日下午，《产经新闻》记者古屋奎二向中央社透露，有名叫“中村辉夫”的台湾原住民被发现，日本驻印尼大使馆将派员前往摩禄泰岛接他返回雅加达[23]。消息在当晚传回台东时，县长黄镜峰表示若该人愿回来，将设法安顿他的生活[18]。27日，外交部致电驻雅加达中华商会会长蒋贻曾，请设法把这台湾人护送回国[10]。印尼中华商会因知道当地的飞腾海洋开发公司员工徐成耀为花莲县人且懂些阿美族话，便连络徐成耀来协助[24]。当消息传到东河乡时，已五十七岁的李兰英听到，心情激动[6]。28日，东河乡户政事务所证实中村辉夫是李光辉[10]。次日一早，黄金木便不告而别，离开与李兰英同住的家[25]。
1974年12月29日下午，史尼育唔搭乘印尼空军C-130运输机到哈利姆·珀达纳库苏马国际机场[24]。由印尼政府交接给日本驻印尼大使须之部量三，送至医院作身体检查[11]。在机场的徐成耀先用面容研判史尼育唔是台湾原住民，再分别以日语、台湾台语试探，确认了其身分[24]。
史尼育唔住进的医院，是印度尼西亚国家航运公司在雅加达开设的佩尔尼医院[26]。日本政府安排最好的病房，约六坪大，室内光线良好，电话、沙发、冰箱、写字台、洗手间皆齐全[27]。日本大使馆除派遣医务官小仓畅夫前去照顾[28]外，总领事寺田喜市更在隔壁辟室相陪[27]。29日当起，苏巴迪十一位属下就在医院担任史尼育唔的守卫[19]。
史尼育唔躲藏的时间，打破了横井庄一、小野田宽郎等残留日本兵的纪录[1]。雅加达各新闻机构派员追踪采外，日本各大众传播机构也派遣大批记者采访史尼育唔细节，其中《每日新闻》自东京、西贡、曼谷各地征调记者八人[29]。徐成耀被《联合报》邀请以“徐台英”笔名担任特约记者，利用接近机会搜集材料，电行访问[24]。记者们描写史尼育唔回到文明社会产生的各种冲击，如被新年鞭炮声吓到以为发生战争[27]，不知道须之部量三提供的十八吋电视机作什么用途[30]、没见过荔枝和芒果[31]、舍不得吃完别人送来的水果罐头[32]、以为身上有百元大钞会被警察调查盘问[33]、看不惯男性留长发[14]等。
1975年1月1日中午，印尼外交部长马里克一家人来院探视史尼育唔[34]。
日本政府认为史尼育唔虽以日本国民身分从军，但依旧金山和约与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他已变成无国籍者[22]。日本大使馆原计画以让史尼育唔选择回乡、或去能领养老金的东京[35]。1974年12月30日下午1点，记者会上，当日本记者向史尼育唔说战友在日本欢迎他、问他是否要去时，被徐成耀以台湾台语提醒，让史尼育唔照意思答复说要回家乡[24]。31日，日本驻印尼大使馆公使小村告知，外务省已指示雅加达大使馆让史尼育唔迳返台湾[36]。
中华民国政府户政则说，依行政院于1945、1946年间颁布规定，史尼育唔自动恢复中华民国国国籍[22]。1975年1月1日下午，史尼育唔从蒋贻曾获得中华民国护照，以示入中华民国籍[37]。
本来预估史尼育唔可领得的薪饷，是以1942年12月到1952年6月上等兵的薪饷来算，仅三万八千二百七十九日圆[38]。据时任立法委员的黄顺兴统计，二战期间被迫征调作战的台湾人同胞达廿万七千一百八十馀人，战地期间应领军饷一部分被强迫扣下存在日本大藏省，却没像日藉军人部分可依规定加千馀倍退还[39]。被迫充军到新几内亚的台籍日本兵黄同吉，一度在台湾各县市设置廿九个联络处，呼吁拥有这类债权的台籍日本兵出面登记，并尝试对日交涉[40]。中华民国政府想向日本要求此事，但考量日本也可能要求发还日本人在台湾遭没收财产，遂要等到《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在1952年8月5日双方互换批准书时生效后来共商办法处理，却因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2年9月19日建交，被日本政府片面宣布和约终止效力，相关处理中止[41]。
1975年1月6日，日本厚生省官员八木哲夫到医院探视史尼育唔，代表日本政府向被日军强迫前往南洋作战、而牺牲了三十年岁月的史尼育唔道歉，并诺会赠与慰问金[42]。回台湾之前，史尼育唔收到的慰问金已累积到一万八千九百零美元、十万元日币、新台币九百七十七元，包含日本政府补发二百二十八元美元的薪水、日本政府赠送的六千六百美元、日本内阁阁员赠送的五千美元、雅加达记者赠送的一百五十美元，日本民间赠送的二千四百七十六美元、日本民间赠送二千四百七十六美元，有马元治暨其他关切人士合赠的三千美元，及其同袍川岛威伸赠送的十万日圆等等[43]。台东县政府将各方捐赠代为在台湾银行台东分行开户[44]。依中华民国的遗产及赠与税法，因为境外所得，故免纳赠与税[45]。
1975年1月1日，黄镜峰以县长身分指示机要秘书余立光，著手筹备协助迎接史尼育唔回台东[46]。2日，东河乡的阿美族在村长林文源家中开会，讨论如何为史尼育唔举行欢迎仪式[47]。原先预定史尼育唔在1月3日要返回台湾，但院方在2日发现史尼育唔有疟疾菌潜伏，因此顺延[48]。回去前，记者纷纷争取抢定与史尼育唔同机的华航班机座位[29][49]。
1月8日上午，史尼育唔在日本外交官、中华商会、苏巴迪送行下，由医官小仓畅夫、厚生省援护局长八本哲夫、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望月平八随同，8点16分搭上由孙吉栋驾驶的华航航班八〇六，先至新加坡接受日本驻新加坡大使鱼本藤吉郎、与台湾驻新加坡贸易代表团团长张彼得欢迎，再转至香港[19]。在香港时，受众议员有马元治欢迎，并代表众人赠一百万日圆[50]。
当下午4点50分抵达台北松山机场时，家人、台湾省政府民政厅长许新枝、台东县长黄镜峰、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所长卜部敏直、以及近百名摄影记者迎接[51]。史尼育唔因疟疾为良性，在机场仍只接受采血检验，不须隔离[52]。出机场坐上华航准备的专车时，史尼育唔见妻子先以母语问候，接著便直接问她为何改嫁，但她回之后再细谈[53]。接著，他们先去台湾银行总行大厦办公室以约十分钟时间拜会谢东闵[54]。
当天下午原有千馀人在史尼育唔要留宿的台北市天使饭店等待[55]，包含被政府搬到和平岛的族人[9][51]、文艺春秋编辑中井胜等记者[56]，但台东县府改安排史尼育唔住进台北市省议会招待所[57]。那时在台北的一百多位记者都没采访到，但是高雄的记者上却刊出长篇的访问记，引起读者质疑内容[58]。1月22日，中华民国新闻评议委员会开会，批评本地报导有若干部分并非根据事实、杜撰史尼育唔所说[59]。
黄金木是1974年最后一天回李兰英身旁[60]，到史尼育唔返回前一天已把行李打包好[61]，却坚持要跟史尼育唔见一面才离开[62]。
1975年1月9日，《读卖新闻》、《朝日新闻》都在头版刊出史尼育唔昨天回台，相片是一家见面时的情景[63]。当天，史尼育唔等坐车到东河乡时，因不满妻子在车上忽然提到同居的事，便说要搬回都历，并要她在泰源村下车[3]。史尼育唔拒与李兰英同住的事，还让县长当晚赶到成功镇劝导[57]。史尼育唔与妻儿便暂住外甥陈德祥在成功镇的家，留黄金木在东河乡北源村[64]。18日，史尼育唔买下成功镇都历路187号的房子，以让妻儿住[65]。
史尼育唔经两个月思考，觉得黄金木为他家付出了多年心血，在他返乡后就愿意成全他，又年纪比他大得多，自己不能这么自私，于是赠与新台币十万元给黄金木，也叫李兰英送一头水牛[66]。3月6日下午7点，在严武德牧师主持下，史尼育唔在他成功镇的新居与李兰英重行婚礼[67]。台东县妇女会理事长陈丽卿曾想替黄金木续弦，却被婉拒了[17]。
1975年2月，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华民国与日本外交关系虽已断绝，但曾为日本兵的台湾人，个人提出赔偿要求仍有其效力。发布不到半年，日本政府以日本人民也有不少财产留台湾，要求中华民国政府将其清理后即可作为补偿之需，因此又中止赔偿。[40]
史尼育唔回乡时，手足仅剩住在成功镇信义里的大姐赖金妹及二姐林生妹[68]。李弘回忆父亲回来后，整天惜言如金，除非母亲问他什么事或叫他吃饭才会答腔，和儿孙儿也一样[69]。川岛威伸曾与十名日本退伍军人在1975年8月14日来台东，邀史尼育唔与另一名同袍黄宽寿一起去屏东县四重溪参加纪念会，但被史尼育唔以会勾起痛苦的回忆拒绝[70]。逯耀东以史尼育唔、横井庄一、小野田宽郎等残留日本兵为例，认为都是日本军国主义下的悲剧人物，境遇都值得同情[71]。
1978年7月9日，出生于台湾的日本湾生加藤邦彦，因感于史尼育唔之事，到台湾搜集有关台籍日本兵的资料，写出书《一视同仁の果て》[72]。
郭南宏在1975年2月27日曾与印尼电影界协商，拍摄相关电影《荒岛传奇》，由谷名伦、恬妞演出[73]。次月，郭南宏派人到成功镇都历邀请史尼育唔客串，作片头故事引起[74]。
史尼育唔曾抱怨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人专程来看他，成为游览车游览、观光点，甚至半夜来敲门拜访，让他感到厌烦[66]。蒋经国任总统时一次去台东县巡视，本想顺道看史尼育唔，但恰巧史尼育唔与儿子外出[75]。
苏巴迪回忆带回史尼育唔时，史尼育唔在崇山峻岭间健步如飞，可是一到平地便行动缓慢[13]。一次，台东县登山协会林宏辉率领廿七名会员，登门挑战攀海岸山脉到富里乡，结果五十几岁的史尼育唔不到六小时就到，得第一名[76]。
1976年7月25日，史尼育唔在新居落成之日捐献新台币十万元，作清寒原住民子女奖助学金[77]。这件事使他得到1977年的全国好人好事，乡人来贺[78]。
1977年3月12日到14日，台中继光百货展览史尼育唔在印尼丛林时的各种用具，并由本人向一千馀位场观众详述其经过[79]。次年，史尼育唔到到花莲县阿美文化村上班，工作就是跟远道慕名来的观光客打招呼[80]。
史尼育唔喜欢抽新乐园香烟，平均两天就要抽掉一包[80]。儿子说父亲常吸游客送来的烟，最高峰时一天抽六包[69]。1978年2月24日，史尼育唔因肺病问题，在妻子伴随下入住台大医院[80]。住了近一个月后，又于8月31日入住[81][82]。在医院时会有日本观光客前来探病[80]。史尼育唔罹病后，日本众议员有马元治在日本发起募捐，捐得八十八万九千一百九十八日圆[82]。次年6月1日，李弘说父亲癌细胞已扩散至肝，无法行动[83]。
1979年6月15日上午10点55分，史尼育唔在妻子伴随下，于东河乡东河村的住所中去世[84]。医界讨论或许史尼育唔留在丛林，就不会罹患肺癌而活得较久[85]。遗孀李兰英则活到2003年2月25日，享寿八十六岁[69]。
纪念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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