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神社”重定向至此。关于台湾的神社，请见“台湾神社列表”。台湾神宫是原位于台湾台北市剑潭附近的剑潭山山麓的神社，1901年完工时名为“台湾神社”，之后再历经1943至1944年的迁座与扩建，并在二战末期（1944年）更名为神宫。主祀死于台湾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1944年升格为神宫后增祀天照大神。是台湾日治时期所建的神社中最为重要的一座，称作“台湾总镇守”。1945年中华民国接管台湾后被拆除，将1901年完工的台湾神社原址改建为圆山大饭店，以及1943至1944年兴建的第二代台湾神社（宫）新境地原址改建为圆山联谊会。[1][2][3][4][5]
历史
台湾神社是为了纪念征台之战中死于台湾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内务省于1900年9月18日通过台湾神社的创立，并由当时的第4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主导下开始兴建。当时所选定的位置即是今日圆山大饭店所在，传言风水极佳的剑潭山，然而此时却碰上土地纠纷的问题。剑潭山所在地有许多大稻埕士绅的私有土地以及法国领事馆的租界地，同时神社的预定兴建位置附近也有剑潭寺，土地所有权属问题极为复杂。经过台湾总督府强烈施压下，拆除大稻埕士绅的私有土地、迁建法国领事馆，始才顺利开始动工。[6]
1901年（明治34年）2月，台湾神社开始兴建，于同年9月26日完工，并在10月24日举行落成大典，10月27日举行镇座祭，是台湾第五座神社（第一座为台南的开山神社，现今的延平郡王祠；第二座为台中稻荷神社；第三座为瑞芳的黄金神社；第四座为基隆末广社）。神社总面积约5公顷（15000坪）左右，包含了狛犬、鸟居、石灯笼、社务所、手水舍、拜殿、本殿等，由下而上分成三阶梯的形式，本殿位在最高处的位置。
总督府对于这座神社非常重视，因此在设计建造上也聘请专业的人士来处理。神社建筑群由日本请来伊东忠太以及武田五一两人来规划、设计，再由日本专门负责社寺建筑及皇家建筑的传统工匠“宫大工”木子清敬来负责建造。除此之外，也包含周边环境的规划，除了在神社西边，靠近剑潭附近的官营铁道淡水线设立车站（宮ノ下乘降場，战后更名剑潭站）。另兴建明治桥连接基隆河两岸，并拓宽、整建现今称为中山北路的道路，并命名之敕使街道，连接明治桥至台湾神社。
台湾神社的供水原本取用位于士林园艺试验支所附近的涌泉，再由人力运回台湾神社，由于其旷力费时，于1911年规划了士林水道，在同年5月完工，提供士林市街与台湾神社境内用水[7]。
台湾神社在进入台湾日治时期末期的时候，开始有了新的规划。这是因为配合当时总督府在台实行的皇民化政策以及一街庄一神社政策，借由参拜神社、改姓等因素，使台湾人成为信仰神道、效忠天皇、热爱帝国的皇民，所以扩建、改建神社也是重要的一环。
神社改筑计画自1935年7月确定，并请来了营造课长角南隆技师、本乡高德、伊东忠太、宫内省掌典星野辉兴做相关调查，并在1937年4月设立“台湾神社造营事务局”。原先的社殿空间狭隘，且具有相对的高低差，考量当时激增的参拜者，于是决定将神社迁座至东侧两百公尺的台湾神社新境地[1]，并将台北大直地区纳入外苑范围，计画兴建各种修练道场、式典场和运动场。在台湾神苑的建筑群中，最重要的便是台湾神社新境地、其次为位于神社外苑的台湾护国神社和国民精神研修所；国民精神研修所于1938年完工，护国神社则在1942年完工。
新境地的工程由神社局技师角南隆、总督府营缮课长井手薰设计、兴建。整地工程自1937年开始，因此剑潭寺迁建至今日的位置。新的社殿采用流造式样式，本殿具有千木和胜男木的构造，材料全部使用台湾桧木。新境地的设施包含了本殿、祝词殿、神馔廊、内拜殿、祭舍、拜殿、东西神门、南神门、御神库、御羽车舍、手水舍、斋馆、社务所、第一鸟居、第二鸟居等。建筑工程则是自1940年2月开始，工程费约213万9千圆，最初将阿里山的桧木运至宫下站（台湾铁路管理局淡水线剑潭站），并在附近设置专用工作场制材，社殿的石材选用白色硬质花岗岩，由于台湾无生产，原计画从日本内地购入，但又考量避免依赖内地，因此主要使用厦门产花岗岩，主要部分之外的则使用士林产的硬石。建筑工程分三期，第一和第二期为社殿各建筑，第三期为附属建筑。地镇祭于同年7月在本殿预定地举行，上栋祭于1942年7月举行，第一期工程于1943年秋天大致完成，同时第二期工程已进行一半，而第三期才刚开始。前两期的工程皆由国库支出，第三期则由奉赞会支出，加上受到战时影响，原计画新建的拔所、贵宾斋馆因此中止，而神乐殿、参集所、总门、神符调制所、参拜人休憩所等设施则延期。[9]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42年至1945年间，日军于台湾设立用以关押同盟国成员国军人的台湾战俘营，其中台北第六战俘营Taihoku#6 Camp（今中华民国国防部部本部）位于台湾护国神社的东方约1,000公尺处，紧邻著神社外苑边缘，该处的俘虏从事台湾神社外苑的土木工事与铁道工事[10][11][6]。
对于有祭祀天皇和日本皇室祖先神的神社，可以将社号的“神社”改为“神宫”。当局为了推动台湾的神道信仰，除了新建台湾神社新境地，更进一步将台湾神社在1944年（昭和19年）6月17日增祀天照大神，并更名为“台湾神宫”。同年10月19日，台湾神宫新境地社殿完工，并预计在10月25日举行增祀祭，26日举行迁座祭，庆祝台湾神宫迁移至新境地，27日举行例祭，28日举行能久亲王祭[12]。然而在10月23日，一架预计要降落至台北飞行场的日本军机失事坠毁在新境地附近，引发的大火烧毁了神社内众多的建筑，包含鸟居、石灯、台湾总督府警察招魂碑等，以致后来仅在旧社殿举行增祀祭[13]，由宫内省的掌典次长飞鸟井雅信主持[12]，神社未能迁到新社殿，而被烧毁的部分直到战争结束后都没有复原[14]。1945年5月6日凌晨，台湾神宫受到美军空袭，导致拜殿失火[15]。
因此，第二代台湾神社（新境地）兴建完工不久还没来得及公开曝光及宣传，即惨遭烧毁破坏，故至今所见存世的“新境地”御本殿照片极为稀少罕见[16]。
战后情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华民国接管台湾，全台湾的神社被视为日本殖民的象征而遭到废除，神社所在地全部占为国有，台湾神宫也不例外。
在剑潭山的旧址在战后拆除改建成台湾大饭店，1952年改由以宋美龄为首的政要所组成的“台湾省敦睦联谊会”来接手经营，并改称为圆山大饭店，1973年后改建成14层饭店大楼至今[17]。在新境地的新址在1946年短暂成为市民教育所，至今成为中央广播电台、圆山联谊会等建筑，台湾护国神社则改建为忠烈祠。
设施
1901年于基隆河上修建通往神社的第一代“明治桥”，由总督府的土木技师十川嘉太郎设计，为铁制派克式桁架桥（Parker truss）[18]。
第二代明治桥于1932年10月开通，日本当局随即于该年11月17日下午2时起利用基隆河涨潮时拆移第一代旧桥。旧桥桁梁长200尺、重达100吨，采用桥下工作船与陆地上牵引机拆桥，当晚成功将旧铁桥拖曳至陆上。因为本工法为台湾首见，所以台湾总督府交通局总长堀田鼎、交通局道路港湾课课长松本虎太、台北州内务部土木课课长前田兼雄、台北市役所土木课课长永野幸之丞与相关工程师均到场观察[19]。
与今日的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从行政院到明治桥的路段相同，即为昔日的敕使街道。与以前相同的一点是，中山北路仍然为台北市最重要的南北向道路。
- 台湾神社在战争刚结束改建为台湾大饭店时，鸟居、社务所、手水舍都还在，但至今除了台湾总督石冢英藏于昭和5年（1930）年12月28日所奉献的一对石狮[20][21]，没有任何建筑留在原地。
- 神社的鸟居的一部分卖给了三峡祖师庙，凿雕成清水祖师庙的龙柱。
- 一座宫灯被移置儿童育乐中心内，位于其中山北路之出口处。
- 由满洲国奉献，本放置于神社入山口的两尊铜牛后移至国立台湾博物馆门口。
- 在剑潭公园（剑潭海外青年活动中心的对面）放置由“台湾陆军高等官”于明治35年（1902）奉献给台湾神社的两只狛犬。
- 圆山联谊会停车场放置原台湾神社新境地春日灯下半部，而其上半部原为木造。
- 圆山联谊会游泳池旁放置原台湾神社新境地石垣部份。
- 神苑一隅的青铜制登龙喷水器是由在台日本商人馆野弘六于1919年奉献。1956年金龙厅落成时，圆山饭店将铜龙置于金龙厅，并于1987年金龙厅改建时将铜龙镀上24K金。[22][23]
- 献纳炮现今置于国军历史文物馆贵阳街1段243号前。[24][25][26]
- 在二二八和平公园里的急公好义坊前放置由板桥林家于于明治34年（1901年）9月13日奉献给台湾神社的一对石狮[27][28]。
- 台北市本町会于昭和12年（1937）10月奉献给台湾神社的太鼓被移至新庄的“响仁和鼓文化馆”[29]。
- 在艋舺龙山寺的鼓楼里也有一座由台湾技术协会奉献给台湾神社的太鼓（独木大鼓）。台湾技术协会为庆祝皇纪二千六百年、即昭和15年（1940），以产自于大安溪上游的榉木（ケヤキ）委托东京的某制鼓所制造，于昭和17年（1942）12月8日将此太鼓奉献给台湾神社。不过此太鼓之原鼓面已遭更换至龙山寺的另一面鼓，与原鼓身分离失[29]。
奉祀及祭日
台湾神社的社格为官币大社，主要奉祀在甲午战争后领兵接收台湾并于过程中病殁、其后被神格化为“平台之神”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以及开拓三神——大国魂命、大己贵命及少彦名命。1923年4月12日，皇太子裕仁亲王（后来的昭和天皇）造访台湾时，亦专程前来此神社参拜，敕使街道因此再度整建。在1944年增祀天照大神后而升格为台湾神宫，为全岛最重要也是最崇高的神社。
由于10月28日是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的祭日，台湾神社及台湾大多数的神社都将这一天订为例祭日[12]，而台湾总督府把每年此日的“台湾神社祭”定为官定祝祭日之一，全岛放假一天。从此可见当时台湾总督府对该神社的重视以及借此神社教化的目的。除了这一天以外，每年的10月27日也是台湾神社的镇座日。在战争末期的时候，参拜神社成为当时重要的活动，藉以同化台湾人。1942年10月28日至29日，台湾神社举行大祭，参拜者高达15万人，由此可知相关政策的影响。台湾神社在1944年增祀天照大神并改称台湾神宫后，将例祭日改为神社镇座日的10月27日，28日则会举行能久亲王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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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社祭典。 -
台湾神社祭 -
神社参拜道 -
神社鸟居
宝物
台湾神宫内的御宝物包含了明治天皇提供的御太刀、大正皇后提供的明治天皇御服和御太刀、伊势神宫神宫司厅的金铜造御太刀、和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的衣物及军用行李等物品。[7]战后部份文物辗转收藏于国立台湾博物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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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社中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之服饰 -
神社中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之物品 -
神社中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之书法 -
神社中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之藏品 -
神社中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之藏品
社会文化
西元1933年起，株式会社台湾银行陆续发行新版台湾银行券，此券被称为昭和甲券壹圆，正面印有株式会社台湾银行与头取（董事长或总裁）之印的篆文，图案为台湾神社，背面图案为鹅銮鼻灯塔，此券为日本内阁印刷局印制。[31]
参拜人数
| 年度 | 内地人 | 本岛人 | 蕃人 | 外国人 | 总计 |
|---|---|---|---|---|---|
| 1901 | 27,381 | 4,026 | - | 54 | 31,461 |
| 1906 | 55,242 | 14,551 | 51 | 36 | 69,887 |
| 1911 | 51,771 | 18,263 | 213 | 33 | 70,247 |
| 1916 | 66,637 | 57,594 | 306 | 217 | 124,754 |
| 1921 | 101,860 | 52,057 | 31 | 142 | 154,090 |
| 1926 | 121,206 | 74,452 | 282 | 405 | 195,345 |
| 1931 | 182,079 | 78,577 | 657 | 147 | 261,460 |
| 1935 | 234,850 | 195,867 | 8,111 | 332 | 439,160 |
| 1936 | 153,283 | 148,944 | 696 | 380 | 403,303 |
参考文献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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