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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和平公园，原名台北公园[1][2]，或称台北新公园，是一座位于台湾台北市中正区的公园，1903年开始规画，1905年初具现今范围，为一座西式与日式风格混合之公园，战后又加入中国庭园样貌。[3]该公园北起襄阳路、南至凯达格兰大道、西为怀宁街、东为公园路，占地71,520平方公尺，邻近总统府、外交部、台北宾馆、台大医院等主要机关建筑。
当前，该公园共保存多数台湾日治时期建筑群及纪念碑等具有历史价值之文物，另设有纪念二二八事件遇难者的纪念碑，国立台湾博物馆矗立在公园的北入口处。该公园还设有音乐厅和运动区。
二二八和平公园范围内，过去在清治时期台北府城中心地区，光绪十四年（1888年），台湾巡抚刘铭传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开基起建台北大天后宫于此，祭祀妈祖，祈求守护。该庙于周围地带皆为一片荒芜，未有太多开发。庙体部分石造建筑结构后在拆解后被散置于当地至今。[4]
明治时期期间，日本政府本地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因而派遣留学生和官员出访欧美进行见习。其中西方的都市设施和建筑对此时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借由规则式的花坛景观和风景式园林规划西式公园，成为都市更新规划设计的仿效对象。[5]
1895年后，台湾进入日治时期，日本政府引进了近代都市计画制度，意图改造台湾传统的城市空间。并开始著手计画辟建稍具规模的都市公园。此公园设计概念起于明治38年（1905年），直到明治41年（1908年）初步落成，成为台湾具有欧洲风格的近代都市公园，由于已移作他用的台北大天后宫尚未拆除，直至1910年代初期，当时此公园之范围仅为今日公园的南半段。[6]此时期，不少清领时期的建筑物，因应街道拓宽而迁入此地保存，包括1901年移入的黄氏节孝坊[7]，1905年移入的急公好义坊。[8]
此公园原名为“台北公园”，由于此公园的兴建与落成时间，皆晚于明治30年（1897年）落成的圆山公园（台北第一座大型公园），所以改名为“台北新公园”[9]。
1913年，台湾总督府实施市区改正计划，拆除台北大天后宫，并在原址的北侧兴建了儿玉总督后藤民政长官纪念馆（今国立台湾博物馆），该建筑于1915年完工[10][11]。同时，公园的范围也向北扩展，当前整体格局因此确定下来。由于公园位于台湾总督府等行政机关和日本移民聚居区附近，因此经常被用作举办政策活动的场所，许多运动竞赛仍优先选在新公园举办。
自1915年以后，新公园整体工事完工，成为台北城中心全新的公共休憩场所。公园内建有音乐堂[12]、喷水池[13]。位于园区的儿玉源太郎[14]及后藤新平[15]大理石户外雕塑。此外也建有祭祀日本学问之神菅原道真的台北天满宫社。[16]此外，园区在落成后也数次增建相关的建筑和设施。，包括台北俱乐部经过改建成为现在的公园管理处。以及由栗山俊一设计，于1930年建成的台北放送局。[17]
在昭和10年（1935年）举办的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上，新公园作为第二会场使用的场地之一，展兰会占地24,000坪，各主要场馆皆设于新公园内，包括第一、二文化设施馆[18]等设施，主要展示现代化的工业、考古、石化、教育、学艺及社会事业保险等陈列文物。[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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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华民国于民国34年（1945年）接管台湾，新公园也收归国，然而民国36年（1947年）2月28日，因应二二八事件爆发，当日下午大批愤怒群众冲入公园内的“台湾广播公司”厅舍（今台北二二八纪念馆），对外播音发出控诉，成为全台反抗活动蜂起的开端，之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之行政长官陈仪也多次于该该公园电台透过广播向民众喊话。
1950年代左右，新公园西侧怀宁街曾有众多临时路边摊贩沿著公园边缘汇集，贩卖各式小吃与饮品，其中以“公园号酸梅汤”最为著名，与之齐名的则是位于怀宁街与衡阳路口“三叶庄旅店”（现已改建为商业大楼）的“三叶庄冰淇淋”。公园号酸梅汤后来搬入三叶庄旅店对面的店面并持续营业至今，三叶庄冰淇淋则已随著旅店的停业与拆除而消失。
民国53年（1964年）双十国庆期间，一架F-104曾撞到公园中的中广天线，导致油箱掉落造成公园路上使三名民众死亡，更导致在土城上空时两名人员林鹤声、王干宗僚机坠机[21]。
1995年12月28日，同志空间行动阵线成立，并对于台北市政府将新公园纳入首都核心区历史保存计划提出了具体行动。并于1996年2月10日在新公园音乐台旁举办“寻找新新公园”同志园游会，以示抗议。此后，同志公民行动阵线也在新公园举办了名为“彩虹·同志·梦公园”的活动。[22][23]
民国85年（1996年）2月28日，适逢竖立新公园内的台北市二二八和平纪念碑正式揭碑，基于历史上的意涵，在时任台北市长陈水扁主导下将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并于隔年在公园内设立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成为一个追溯历史、抚平伤痛的纪念公园。[24][25]
1997年，由于当地计画拆迁作公园，在14、15号公园反拆迁运动后，明石元二郎墓鸟居及镰田正威鸟居曾拆卸迁往公园左侧的碑林区展示。[26]后待2009年11月反映，要求市府将鸟居从公园迁回原地。该两座鸟居因而于2010年迁回原位南边约十五公尺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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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和平公园内，除了位于北侧的国立台湾博物馆、位于中央的台北市二二八和平纪念碑以及位于东南侧的台北二二八纪念馆外，还有自日治时期即辟建的露天音乐台、拱桥、造景池塘及绿地步道等设施，由于公园地理位置特殊，有著不同时代与政治环境下所“建设”的设施，还陈设了许多古迹、文物与艺术品。
由于二二八和平公园临近博爱特区，因此为围墙、栏杆所环绕。虽然曾有人提出拆除的主张，但至今未能实现。后来增设的台北捷运台大医院站出入口，也特别在靠近公园侧设置大门，这样的情形在台北市公园中相当少见。不过，与本公园隔著凯达格兰大道相对的介寿公园情形则大不相同，园内没有设置围墙或栏杆；而遇到特殊情况，公园有封闭的必要时，则以拒马、蛇笼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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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音乐台 -
翠亨阁 -
当前的国立台湾博物馆外观 -
台北放送局、现作为台北二二八纪念馆使用 -
二二八福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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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台湾博物馆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位于台北市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北侧，该建筑原为“儿玉总督暨后藤民政长官纪念馆”，为纪念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该建筑建筑采用了西洋古典风格，并在山墙上使用了巴洛克艺术时期的雕刻装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华民国接管台湾，台湾总督府博物馆后改为台湾省立博物馆持续使用。当前该建筑由中华民国文化部管理，并更名为国立台湾博物馆。并展出要涵盖台湾人文史料和自然产物，包括地质、矿物、动物、植物、原住民以及历史为主要收藏。[28]
大木亭、大潜亭、沧海亭与剑花亭
翠亨阁为1963年新建的中国式庭台楼阁群，原作为原新公园运动场使用，该建筑群为纪念孙中山先生以及四位开台先贤而建，四角则各有一座凉亭，内各有一位“开台先贤”的铜像，分别是郑成功的“大木亭”、刘铭传的“大潜亭”、丘逢甲的“沧海亭”及连雅堂 的“剑花亭”。[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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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 -
刘铭传 -
丘逢甲 -
连雅堂
在最初落成时，台北市政府曾特别邀请了于右任、梁寒操、阮毅成、李渔叔、林熊祥、螘硕、刘太希等人为这亭阁命名并题写联句，然后请名书法家书写并镌刻。[31]
露天音乐台设立时间不详，但据称应早于1908年[32]，最初仅为提供小型表演用的凉亭，能容纳的观众并不多。
其后于1935年因应台湾博览会，改建为适合众多观众观赏的半圆形舞台，采现代流线造型的大型舞台设计。[33]；1970年代末期该音乐台曾经成为民歌演唱的主要场所，占地约可容纳席位1400人。[34]，也是台北市音乐季主要展演地点之一[35][36]
1982年，音乐台经台北市政府耗资2,000万台币扩大改建为今貌，舞台改为碗状半圆顶型、坐位增加至1200个[33]。
2018年，台北市政府开始全面重建观众席，新座椅保留木制材质，铸铁椅脚改成水泥椅脚，和原始设计大致相同，并增设无障碍空间和可以回收利用雨水的雨扑满。[37][38]
台北放送局于1930年2⽉1⽇开⼯，同年11⽉8⽇竣⼯于新公园，该栋建筑是台湾第⼀个广播电台，负责营运播放⾳乐、戏曲、演讲节⽬及播报新闻等各业务之公共设施，当时呼号为“JFAK”。建物由总督府⼟⽊局营缮课的技师栗⼭俊⼀设计。[39][40][41][42]
战后，该建筑更名为“台湾广播电台”，在二二八事件，抗议的台北民众曾冲入该建筑播放事件经过，点燃各地反抗的导火线，建筑后来重新由政府接收，改组为中国广播公司总部使用至1971年，后则交还台北市政府。成为台北市政府工务局公园路灯管理处办公厅。[43]
1996年，台北市政府基于这栋建筑物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重要地位与在台湾广播史之历史意义，选定此作为台北二二八纪念馆的馆址。并于1997年2月28日式开馆[44]，2020年5月14日，放送局局舍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指定为市定古迹。[45]
目前建筑旁设有追思廊及一座“大地与母亲”塑像，为雕塑家张子隆于1997年创作的作品。
二二八公园福德宫主祀福德正神（土地公），是该公园范围内的知名土地庙，主庙占地仅2.2坪，是北台湾最有名的土地庙之一。建筑原址曾是日治时期1931年所建立之台北天满宫社，主要供奉神道雷神与文学之神天满天神菅原道真，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该寺庙改奉石头公，并被视为土地公的化身而改称为土地庙。[46]
1980年代，台北市政府工务局的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的员工集资重建了天满宫，并在2000年代组成了管理委员会得到台北市政府的立案认可。[47]此外，庙旁有著被称为“双夫妻树”的四棵大榕树，由于榕树的左右两侧形成明显的对比。右侧的两棵榕树长满茂密的气根，而左侧的两棵则无。后指出长有气根的榕树是公树，而另外两棵则是母树。这恰好形成了两对公母树各自成对地生长，使“双夫妻树”的名字广为人知，吸引许多民众前来祈求姻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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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展示于公园内的腾云号、台铁九号 -
急公好义坊 -
黄氏节孝坊 -
台北府衙石狮 -
台北大天后宫遗构 -
台湾广播电台放送亭
腾云号是台湾最初使用的铁路蒸气机车及铁路机车之一，于1888年由刘铭传从德国霍亨索机车制造厂购入，1895年日本接管台湾后，腾云号仍然继续在纵贯线铁路上运行，直到1924年退役。并在1928年才委由台湾总督府博物馆保存安置于新公园内静态展示，直到1987年才首次进行大规模的翻修。[49]
台铁九号则是1871年制造，并在1901年由台湾总督府自日本铁道作业局（日本国有铁道前身）引进的蒸气机车，当时延续日铁旧有编号编为7号在南部线使用。由于其制作年代久远，不仅是现存台湾生产年代最久远的铁路机车，也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火车之一[50]，在1925年退役后，同与腾云号陈列于新公园。[51]
急公好义坊是一座三门四柱牌坊，建于1888年。该牌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表扬台北艋舺（今万华区）的贡生洪腾云，他因体谅台湾北部考生都必须南下台南府考科举，所以在1878年捐出土地及金钱建设考棚行署，供淡水县（当时包括整个台湾北部地区）的科举考试使用。体现著义举精神。
牌坊原位于石坊街，靠近西门町附近[52]。然而，在1905年因道路开辟因素，急公好义坊重新建立至现今位置[53]。并于1985年8月19日指定为直辖市定古迹。
此外，牌坊前除设立两座小型石狮雕塑外，旁侧另展示一对大型石狮，该对石狮是原镇守台北府衙门前的石狮，后因府衙成为日军驻军地点而拆除，这对石狮因而移至新公园保存。[54]
黄氏节孝坊是一座三门四柱牌坊，建于1882年。该牌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纪念黄嘂（通“叫”）娘，黄氏是一名居住于是淡水的一位女子，在16岁时嫁给泉州王义德家族的王家霖。然而黄氏在28岁时，丈夫去世，于是发誓守节不再嫁人。黄氏随著公婆迁移至台湾。在艋舺经营同仁堂并独自抚养孤儿，守节整整46年。当黄嘂娘于七旬去世后，耆老特向官府推荐节孝其事迹，并在台北府城东门东门街（今信义路）竖立该牌坊。[55]
1899年，由于策划总督官邸的建设，台湾总督府向东门街的王家征收土地[56]，而牌坊正位于官邸围墙处[57]，因而移至新公园东北角[58]，坐向改为南北向，额枋后因破损，后再修复工程中以水泥灌补[59]
1985年8月19日，黄氏节孝坊被指定为直辖市定古迹。后因捷运淡水线兴建时，该牌坊位于淡水线工作井附近，为了避免施工对古迹造成损害，当局决定将其迁移至其他地点。并将三十多块牌坊石于1990年暂时存放在台北孔子庙。1997年3月25日，节孝坊被迁回新公园的北侧并重新搭建，同时还增加夜间照明设施。[60]
1912年，由于受台风严重毁损及市区改正等缘故，台北大天后宫遭到拆除，原址随后建立故儿玉总督暨后藤民政长官纪念馆，庙体部分石造建筑结构在拆解后，被散置于公园当地至今。当前该庙宇所留存遗物则包括的柱珠、石阶、石臼、石凳石轮、石槽、压布石、豆石轮、水槽等石器，当前仍存有庙宇的石柱脚结构。[61]
放送亭位于台湾博物馆南侧，该结构是台湾放送协会于1931年于公园兴建的广播塔，以提供免费播放。广播塔功能则是将音箱装在水泥柱中，因离电台发射塔近而引来众多听众，并以“放送头”称呼。其播送分为气象、新闻、日用品价格等报导性节目，也有体操、家庭百科、新思想介绍等教育节目。[62]
1998年2月12日，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古迹鉴定审查会将广播塔列为市定古迹。2020年5月14日纳入直辖市定古迹“台北放送局”设施群范围。[63]
铜牛位于国立台湾博物馆前广场入口处，为原日治时期台湾神社之一对铜牛，其中，东侧的公牛是由日本北海道的佛教团体弘安海于1935年铸造，旨在纪念1868年箱馆战争中牺牲的士兵而奉献给台湾神社。西侧的铜牛则是1937年6月30日由居住在京町的日本商人川本泽一向神社献纳，以纪念他参加《台湾日日新报》举办的南洋视察团之事迹。[64][65]
两座铜牛的材质主要由铜、铅和锌组成，但含量有所不同。西侧铜牛的铜含量较低，铅含量较高，东侧铜牛的合金则进行检测，主要发现含有铜、铅和锌等成分；显示两座铜牛的材质存在明显差异，也证实了它们来自不同来源的说法。1940年代，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波及，铸像本体曾出现局部穿孔受损，1949年，铜牛被转赠台湾博物馆展示，但在1950年代曾发生人为清除铸像原有图像及刻文痕迹之破坏事件；西侧铜牛在此期间曾遭窃，头部被切断，当寻获头部，并进行修复时，由于锯断牛角尖端未寻回，使得铸像本体出现更多磨痕、凿痕、孔洞、补痕痕迹。[66][67][68]
当前，铜牛为台湾博物馆所属文物，并镇守襄阳路、馆前路口侧公园门口，由于于户外长期展示，表面明显可观察到铜牛铸像出现变黑及绿斑等现象。 [69]
该铜马雕像现坐落于儿童游戏区附近，是自台湾护国神社移来的铜马。铜马左右腹侧有模糊印纹，根据考证，该印纹应是台湾护国神社社纹。其外侧纹样为樱，内部是代表台湾总督府的台字纹。
在二战后，由于台湾护国神社建筑改为国民革命忠烈祠使用，1966年，社建筑拆除改建为国民革命忠烈祠，仅剩原神社的一只神马流落至新公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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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二二八纪念碑 -
孔子像与杏坛基座 -
和平钟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台北市二二八纪念碑文
原址在日本殖民时期曾树立民政长官后藤新平铜像，战后铜像移除，在基座上建立一座四面钟。自1989年起，台湾各地陆续设立了二二八纪念碑。1990年6月22日，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对立法委员高资敏提出中央政府建立二二八和平纪念碑的建议，使内政部决定修订《忠烈祠祀办法》，以作为政府兴建二二八纪念碑的法源。最终，二二八和平纪念碑于1994年3月15日正式开工，并于1995年2月28日落成，目前该纪念碑已交由市府管理。
该纪念碑由台湾建筑师王俊雄、郑自财、陈振丰与张安清设计。在1995年2月28日落成时，该纪念并无碑文，仅在1997年2月重新补上。[70]
当前园区仍展示一尊孔子像与杏坛基座，该基座原为台湾银行第一任副头取（副总裁）柳生一义铜像之基座。[71]
最初，柳生一义的铜像是由木村匡等120多人发起建立的，板桥林家成员林熊征和三房林鹤寿也参与了发起活动[72]。铜像由建筑师森山松之助设计，须田速人和斋藤成美负责铸造，一说铸造者为本山白云。雕像工程于1918年6月开始，并在9月竣工，29日举行了除幕式。
1975年2月18日，台北市第六（中区）国际狮子会与日本高崎市国际狮子会决定重新设立孔子雕像，以表达对至圣先师的追思怀念。原铜像被移除，但基座仍然存在。[73]
原址在日本殖民时期曾树立总督儿玉源太郎铜像，于1960年4月14日建起陈纳德将军半身铜像，1997年铜像搬迁至新生公园，原址于1998年6月建起和平钟塔，由国际狮子会中华民国总会以“服务社会 造福人群所名义赠。位置约在二二八纪念馆的右前方。此外，二二八纪念碑前仍设有一座祥和塑像艺术品。该作品同由狮子会捐赠。
钟楼后侧则展示企鹅雕塑，是由蒲添生于1950年所创作之艺术品。
- 台湾博物馆后方设有一座日晷仪，使用太阳的位置来测量时间。
1980年代，该公园曾是台北市男同性恋族群主要的聚集场所之一，被昵称为“公司”（有每天要去打卡上班的隐喻），在早期资讯不发达、多元性别文化意识尚未崛起的时代，公园被视为部分男同志们视为归属及建立性别认同的空间场域，然而当时台湾同志族群相关历史与性别文化极少受到重视，同性恋族群在此进行社交活动的历史已不可考[74]。
公园曾作为知名作家白先勇的文学名著小说《孽子》中的主舞台，并以该公园和同志族群作为主题引导故事发展[75]王志弘曾分析道：“在这个同性恋社群和剧场的空间里，不同的群体占据著不同的位置，也有著不同程度的领域控制感。”[76][77][78]
为了呼应该空间的同志历史，工务局公园处曾与文化局、观光传播局、社团法人台湾同志谘询热线协会、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等团体合作，于2016年在靠近捷运台大医院站的入口铁门设立“彩虹地景”，以六色彩虹象征同志平权。[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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