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解嚴後商業媒體利用違反媒體倫理的手段增加收視率或報刊發行量的現象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台湾媒体乱象主要指台湾于1980年代解严后,由于商业媒体(特指新闻媒体)利用暴力、血腥、煽情、炒作与捏造新闻等违反媒体伦理的手段,增加收视率或报刊发行量之现象。该乱象亦促使部份人士,成立媒体批评团体并对媒体进行监督和批判[1],如1999年成立之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2]、2000年八掌溪事件后成立之“与媒体对抗”运动及2002年成立之新闻公害防治基金会等等。媒体批评团体有些偏向要求媒体内容净化、有些侧重人民媒体素养之提升、有些则偏向批判商业化之媒体环境并要求健全公共媒体空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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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时期,台湾媒体受到日本政府管制,在地精英创立的台湾民报等时受压迫。抗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仅刊印文字、内容受到严格管制,甚至最后多个报社被迫合并。台湾战后时期,台湾媒体开始出现由国民党执政之特许的新闻媒体(譬如老三台),用以监控异议份子与宣传意识型态、乃至于言论管制之工具。当时的媒体监督机构主要也只单纯地探讨媒体内容,而从未针对媒体结构进行批判[4]。以下仅探讨台湾自战后以来的新闻媒体(不包括公民新闻)乱象。
此与对商业媒体“腥膻色”(血腥、煽情、色情)的批判有所不同,主要指戒严时代之时,媒体成为统治者打击及遂行,而当时的媒体监督机构主要也只单纯地探讨媒体内容,而从未针对媒体结构进行批判[5]。
1987年解严之后,各类媒体大量增多[note 1],昔日之平实报导风格已未能确保留住阅听人;于是各种争议性报导逐渐成为主流版面。2000年民主进步党执政后,新闻局的改造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成立使政府控制媒体的情况不再,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世界评比,台湾于2007年在新闻自由排名上首次超美国和日本,2015年排名是亚洲第一名[6]。自由之家2005年的评比报告就称台湾媒体虽自由,但像在2004年总统选举的报导,台湾人却多认为媒体内容过于煽腥、商业化,政党色彩过重[note 2][7]。《洛杉矶时报》在一篇叙述台湾媒体现状的报导中,将标题订为“他们不能处理事实”(They Can't Handle the Truth)[8]。
此外,2000年开始执政之民进党政府,因对媒体控制力较为减少,导致各媒体主观化、私有化。因此多个重要媒体均由两方政党把持或立场各偏向泛蓝或泛绿,既有势力不断放弃特权,新势力利用执政优势积极去占有新发言权;因此部分台湾民众认为自此阶段开始,“媒体的客观性几乎等于无。”[9]。在此认知下,台湾部分学者兴起了媒体对抗运动并试图解决此乱象[10]。
2006年10月,爱德曼公关公司公布“2006年十大亚洲国家利益关系人报告以及对台湾企业之影响”,对亚太地区包含台湾等十个国家调查中,台湾媒体被信赖的程度敬陪末座,比对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的信赖度都低。对媒体信赖程度,最高的印度比重达50%,台湾只有1%。爱德曼公关公司亚太区总裁Alan Vandermolen认为台湾媒体因竞争过度,偏向煽色腥走向等,也导致台湾媒体形象不佳之主因。另据法国无疆界记者组织于2006年10月24日发布之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最新年度评比,台湾由前一年之51名进步为43名,排名较日本之51名、美国之53名为高[11]。
2008年11月,以中国大陆为其事业版图核心的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12][note 3],斥资百亿台币买下中时集团旗下《中国时报》、《工商时报》、《时报周刊》、中天电视及中视等多家媒体,成为旺中媒体集团,使台湾社会产生疑虑中国政府开始直接或透过代理人间接影响台湾人民的言论思想(例如删除特定事件的相关新闻)[13][14],亦造成国安问题[15][16]。期间曾一度引发社会运动,包括2012年的拒绝中时运动、2019年3月“拒看中天”等反旺媒的运动[17][18][19][20][21]、6月的“拒绝红色媒体、守护台湾民主”游行活动等等。
2014年2月20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路版的一篇报导指称台湾媒体腥膻色、欠缺国际观,并刊登曾在台湾工作的记者福克斯(Chris Fuchs)报导有关台湾媒体现象的长篇专文。专文内容指出台湾民众受够猥亵、围堵式的报导。以收视挂帅的台湾媒体普遍内向发展,对于国际事务之深入探讨则缺乏兴趣。
乱象类型大致列举如下:
以下仅探讨台湾自战后以来的传统新闻媒体(包括一些公民新闻记者)的乱象。台湾记者因市场竞争激烈,各家电子媒体为获得较为耸动、刺激的画面,以换取较高收视率,造成媒体的采访行为本身亦成为新闻事件并引发社会争议,乱象实例可以分为:
为了追求效果,报纸或电子媒体常将血腥、煽情的照片、画面置于头版或重要时段,例如1997年轰动全台的白晓燕命案[note 9][63]。2003年,进入台湾市场之《苹果日报》也常将伤者及尸体等照片放于头版,故常被批评不尊重当事人,例如2006年11月发生的台中市长胡志强夫人邵晓铃车祸重伤事件[note 10][64],以及2007年4月12日高雄市寿山动物园鳄鱼咬断人臂事件[note 11]。
另外案例还有:林正杰在电视节目殴打金恒炜事件[65][note 12]、邱小妹事件[note 13]、八掌溪事件[note 14],1990年时任立法委员陈水扁爆发掀桌子、砸椅子等严重肢体冲突。[66]
除血腥、煽情照片或画面外,媒体也时常使用模拟画面或合成照片来造假[67][68][69][note 15][70][note 16],或者使用其他事件的照片来冒充。例如2013年4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逝世,中天新闻台在报导时却使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画面[71]。或是2013年4月,《中国时报》误将死刑犯枪决的新闻报导,使用与陈东荣同名的前民进党立委的照片。[72]
未经查证的结果容易产生媒体主观错误;而台湾媒体未经查证或造成主观错误的主因或动力,为过份强调或淡化某些事实及遗漏相关资讯[73]。除此之外,台湾媒体常未经查证之弊亦源于收视率及时效压力,台湾媒体并无法做出下列查证流程。而缺乏此查证过程为媒体乱象之主因。[74]
台湾未经查证之新闻报导大致可分下列数种:
由于灾难事件最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灾难事件的新闻报导是各家电子媒体的必争之地,其报导常引起的争议,包括:反复播放灾难画面,例如2000年7月12日所发生的八掌溪事件;未能即时批判政策不当,例如和平医院SARS封院事件[note 32];夸大灾情,例如2004年9月11日,台湾发生严重水灾,中天电视记者遭《自由时报》指出故意“蹲在水里连线”,造成“水淹及胸”假象之画面播出[90]。2010年台风季节,各家媒体记者依旧是到风大雨大的景点做连线,甚至进入风洞,当场体验强风威力 [91]。
台湾媒体乱象与台湾当今政治文化有相当程度的关系。例如有关不同立场的消息,并无具体证据,有许多无法证实亦无明确的消息来源[92]。媒体在报导这些消息时,即使是丝毫无任何恶意或是媒体经营者、新闻工作者因其政治意识型态而来的故意作为都直接造成此乱象[93]。
以此观点,台湾媒体出现的政治化乱象极为严重,如网站首页出现鼓励动乱字眼[note 33]、台湾拒圣火事件[note 34]、三立二二八报导争议[note 35]、电子媒体2004总统大选“灌票”事件[note 36]、“没支持变成有支持”事件[note 37]、南线专案事件[note 38]、废除清明节报导[note 39]、“中国猪”事件[note 40]、《经济学人》去蒋化报导[note 41]、“S.H.E捧中国的LP”报导[note 42]、《“二二八事件及戒严时期政府违法责任追究特别条例”》“诛九族”事件[note 43][94]。
大量引用“网友”的消息来源以及意见[95][96][97][98],甚至有疑似记者自己伪装成网友发表意见再引用为报导的案例。[来源请求]
有些媒体为了讨好其支持者,甚至有将部份政治人物“神化”的举动,从最早前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利用媒体将自己神化,如今造神运动不只针对政治人物,也对某些特定对象进行包装和美化。如中国富豪陈光标来台期间,各家媒体不停报导其行善、捐款事绩,甚至捏造无中生有之“过世贫农家中蔬菜全买”事件。[99],亦可能是造神现象的一种表现。[100][101] 或是在运动报导上对王建民、陈伟殷等知名旅外球员的相关新闻大吹特吹,以及娱乐版面上的新闻对2015年到韩国发展的台湾艺人周子瑜,标题下得过于耸动,后续甚至也导致有台湾青少年到韩国发展,都会冠上 “某某第二” 的头衔等。
中天新闻台、TVBS新闻台等媒体,在2018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及2020年中央公职选举中,大幅提升先后参选高雄市市长及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报导量,间接影响选举结果。中天新闻台多次遭NCC开罚,但其报导韩氏数量仍未下降,最终不获NCC续照,只能在网路平台放送。
新店救护车阻挡事件嫌犯萧明礼之父母为资深媒体人,其父萧师言是前任华视制作人与现任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环球时报驻台湾政治记者,其母孙香兰是现任《中华日报》政治记者与专栏中心主任,事发之后,2010年12月28日,部分媒体人指称萧为合理让道,并非恶意阻挡救护车。TVBS《新闻夜总会》节目中,主持人李艳秋指称萧“第一时间他(中指萧)是做了一个让的动作。”[120],来宾朱学恒则质疑萧是否有让道的意思或可能躲错方向,媒体人兼名嘴唐湘龙在节目中指出,萧挡救护车的行为其实是在“让”救护车,以及可能是躲错地方[121]。名嘴江岷钦在谈话性节目中指出,萧男可能是做错选择,在移动车辆间被红灯挡住,且后方救护车按喇叭要求让开,致使怒气攻心[122]。
名嘴关于合理让道之言论甫出,播出后即刻引起舆论哗然。且名嘴说法仅著墨萧男阻挡(或让道)的部分,但影片证明萧男尚有竖中指之行为。媒体人到了隔日(2010年12月29日)旋即改口,仅唐湘龙仍坚持己说。
数日后媒体即传出萧父萧母私下关说名嘴之新闻,唐湘龙亦坦承20年前他曾和萧母一起跑过新闻,并坦承事发后曾与萧母两度通电话,两通时间加起来约5分钟,电话中唐湘龙多次询问萧母,萧当时的态度究竟是无意还是故意,但萧母始终不愿意说明。唐湘龙表示,萧母不愿意通话内容被转述,但可以感觉到的是,他们家还是不愿意站出来面对,而萧母也在电话中有“特别谢谢他的体谅。” [123]
立法委员邱毅更透露表示,其实26日晚间他也有接到萧明礼母亲孙香兰的电话,痛骂他们在节目上讲得不对。
关说消息传出后,资深媒体人陈挥文29日晚间就在政论节目上炮轰萧父:“认识几个媒体记者了不起喔!嚣张什么?”更向萧父喊话:“再让我逮到你企图利用媒体乔,我就全部公布出来!”[124]。
于2012年1月,发生于日本东京都台东区小岛二丁目的台湾女留学生杀人事件,事件发生后,警视厅还未做出发表,台湾媒体已将张姓嫌疑人的姓名,Facebook照片等等资料发布出去,许多网友则直接到嫌疑人社群网站留言,当由消息指出某个姓张的嫌疑人在大阪出现并带回东京,还未验明正身时,台湾媒体又立即报导出,张姓嫌犯已在大阪落网等,立即又有网友在网路留言“判死刑吧!”、“去死一死”等不雅字眼,但后来只是虚惊一场,最后警方疑似在名古屋附近查到有手机电波,最后在名古屋要带回警局时,因张姓嫌疑人可能受到各界媒体及社会的压力下,趁警方不注意而自杀。
由于台湾媒体的收视率导向、以及立场过于鲜明的情况普遍存在,因而对于某些争议性极大的事件例如前总统陈水扁诸多案件、友寄隆辉殴打台湾计程车司机事件、旺中案走路工事件、李宗瑞迷奸案、台铁客厅车性爱趴事件[125]、妈妈嘴八里双尸案、八仙乐园彩色派对火灾等,皆有长期密集报导、立场一致、企图主导舆论的现象。以后者为例,长期的密集报导使部份阅听人感到不耐、并怀疑可能排挤到其他新闻的报导时间[126]。
此外还有媒体公审的案例,包括在维冠金龙大楼倒塌事故之后怀疑大楼倒塌是因为“篮太太”私自拆除一楼隔间所造成,不仅对其发动起底,甚至声称“篮太太”正使出延长战术脱产,事后虽被台南地检署还以清白,乌龙爆料却已造成当事人身心俱疲。
2016年5月爆料公社上传一张(张姓司机)相关新闻,被一位匿名著引述不实资料,管理员“许世子,李艾莉”带头风向直留言:你是不是想X人家而不排除提告[127][128]。
2018年9月燕子台风袭击大阪导致关西机场关闭,因游姓男大生在PTT表示中国大使馆派车至关西机场接受困的中国公民,导致台湾媒体及人民将批评涌至大阪办事处,大阪办事处的苏姓外交官自杀以捍卫自身名誉,事后证实游姓男大生所述是假消息。 [129]
2019年1月,新北市芦洲区一名林姓男子为了一颗不加辣的肉圆而涉嫌对妻儿家暴。林男家暴过程被妻子用智慧型手机录下,影片在爆料公社曝光后受到舆论挞伐[130][131]。此事经过媒体披露以后并引起外界哗然[132],网路红人“馆长”陈之汉亦于个人直播平台声明相关事件之经过[133]。1月16日,女方于律师陪同下前往新北地院递状离婚申请[134]。1月31日,林姓男子被依伤害与强制罪嫌起诉,全案经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查终结[135]。
2021年初,台中市北屯区一名Foodpanda女外送员准备为客人送餐。因不耐久候多时,而被店家拖延点餐时间要求退单、最终引发双方口角。女外送员不堪对方出言羞辱与恐吓并扬言提告,之后便将监视器档案上传至脸书社团爆料公社,一度引发网友公审。唯有短短几小时不到的时间,该店被网友打上负评。七天后,该餐厅涉事店员并于律师陪同之下到案说明,同时在所有采访媒体记者面前公开道歉[136][137]。
台湾的电子媒体经常出现错别字等技术性错误,有人认为出现频率过高。如2007年5月6日,三立新闻台之民进党2007年中华民国立法委员选举党内初选特别报导的跑马灯字幕上,根本没办理党内初选的高雄市第四选区(前金区、新兴区、苓雅区)竟出现姚文智(经协调后已转战高雄市第一选区)得3002票、黄昭辉得3001票,总得票数已超过该区党员选举人数五千多人。[138]三立新闻部经理余朝为说,是因为面板更改时电脑当机所致,但只有几秒钟,事后已立即更正。[139]
广电基金接获民众检举表示,2006年8月23日《东森新闻》报导含有黑道份子参与的“天使护卫队”[140]及《三立新闻》报导台湾内部因政局因素,近期办理外国移民之人数骤増等二则“独家”新闻,……明显系空穴来风,只见媒体的主观臆测、评论,却缺乏具体的佐证数据[141]。
广电基金与财团法人新闻公害防治基金会(简称新防会)2006年7月23日联合召开记者会,针对TVBS报导赵建铭自行施打类固醇及东森电视台报导陈幸妤曾赴精神科门诊等“独家”新闻,表示其侵犯隐私、违反人权的做法对当事人并不公平[142]。
滥用民调是台湾媒体普遍出现的问题,且准确度不高,其原因可能包括:
台湾媒体普遍存在置入性行销问题,即由政府机构、工商团体支付酬金,请媒体记者撰写、制作宣传性“新闻报导”,俗称“业配”;一般认为政府购买置入性行销可以是合理的(例如推广禁烟、酒驾危害宣导、宣导新的卫生知识及反诈骗等),但也有很多置入性行销是公器私用。2010年12月12日,前中国时报记者黄哲斌为了抗议媒体置入性行销情况严重,决定辞职以示抗议[144],并在个人部落格发文说明缘由[145]。此一事件引起社会大众对长久以来媒体业配问题的关注[146][147][148]。
于八掌溪事件发生当年8月,媒体批评网站与媒体对抗成立[149]。
2005年3月6日发生《中国时报》陈洛薇“新二二八事件”,一群PTT网友在台北车站前呼口号,要求《中国时报》一周内道歉,口号诉求为:“媒体要道歉,记者要反省;拒绝无知抄袭,要求媒体自律。阅听人,站出来![150]”同年10月,台北捷运淡水线发生大学生强吻十二岁少女事件,该大学生可能因误信媒体报导:“检察官加重起诉,祭出重罚。”而上吊自杀[151]。
到了2006年8月18日,发生王建民拒绝台湾媒体事件,有网友准备串联发起学生运动,于9月1日台湾记者节当天走上街头,向媒体抗议。8月22日,被视为即将登场的“91反台媒学运”前奏曲“822挺建民呛TV”行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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