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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奉天事变、盛京事变、满洲事变等，指日本关东军于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沈阳市附近发动的军事行动，是其1931年武力占领满洲（今中国东北）全境的开端[1][2]，相关双方是中国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和日本关东军。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事件[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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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沟地区桥梁一段，并称遭到中国军队有意破坏，当日夜间突然炮击沈阳，同时进攻吉林、黑龙江[3]:169。当晚十点，关东军炮轰国军东北驻地“北大营”。驻沈阳东北军多次向北平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报告遭到日军袭击，张学良亲自多次对东北军部将领下令“不抵抗”与“不正面冲突”，并撤至山海关内。9月19日，日军便占领沈阳，接着分兵进军辽宁其他地区及吉林省、黑龙江省，至1932年2月占领东北全境[3]:169。
对于日本以保护平民安全为名发起的假旗行动，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国民政府正在忙于第一次国共内战，并且对张学良下令要求“组织有效抵抗，并且寻求军事和平谈判”为先，不过蒋并没有东北的实权。虽然有蒋的命令，张学良却未在此时报日本人杀父之仇，可能有出于当时双方政治嫌隙而顾忌的考量，但是他后来表示为了不让日本有借口指控中方用上武力选项，故自己认为可以寄希望于公理而不反击。当时两人意图为何至今仍众说纷纭，但最终所属的东北部队士兵确实没有做出抵抗。[4]而国民政府以何应钦为代表出动，出面与日军谈判签署塘沽协定，并且签署协议当中陆续在华北发动长城战役与热河战役进行边打边谈的摩擦局面，日本帝国占领至南部边界后，在今天东北三省范围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矛盾激化，兼为孙中山密友的日本首相犬养毅遭少壮派军官暗杀，日本国会和以总理大臣（首相）为首的内阁权力下降，日本军部主战派地位上升，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日本随后不久即进军占领热河省，并将其编入新成立的满洲国，同时开始开始渗透华北地区。蒋介石寄希望于“国际公理之判断”，向国际联盟行政院发生了申诉。国际联盟受理中国的申诉后，于1931年9月30日国联做出决议，要求日本立即撤军。10月24日国际联盟行政院又通过投票表决，再次要求日本立即撤军，12月又派出李顿调查团赴满洲调查[1]；苏联因之前曾与东北军产生过军事冲突而不愿多言。美国对日本实施了经济制裁，但仍考虑与日本继续进行贸易。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承认满洲国。次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日本遭到国际抵制后，国内的法西斯运动日盛。
9月18日被国民政府及现今中国内地民间[5][6]视为“国耻日”[7]。现每年9月18日沈阳、大连等地会鸣防空警报以警醒后人。九一八事变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家视为十四年抗战的开始。日军在东北军缺乏有效带领的抵抗下就占据了东北，但由于处理“满蒙问题”的主张，并未将中国东北地区像朝鲜半岛一般并吞，而是于1932年3月1日扶植成立了满洲国。
又称沈阳事变；欧美称奉天事变[8]、盛京事变（英语：Mukden Incident）。其中盛京、奉天为沈阳旧称，Mukden为满文的转写，音译为谋克敦，意译为天眷盛京，简称盛京，或译奉天[9]；日本称满洲事变（日语：満州事変〔満洲事變〕／まんしゅうじへん Manshū Jihen），其中满洲即中国东北；因由柳条湖事件引发，又称柳条湖事变[10]。
义和团运动期间俄国大幅增加了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存在。《北京议定书》签订后因俄军不退引发日本强烈不满和警惕。1903年底俄国不仅没有完全撤军，反而又向满洲增派了军队，终在1904年爆发为日俄战争。击败俄罗斯帝国后，日本从俄国获得了南满铁路和铁路沿线的驻军权。为扩大利益，日本政府积极主张建设铁路支线。清朝瓦解后，东北的统治者奉系领导人张作霖起初为获得日本的支持，与日本保持着合作关系。但随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张作霖逐渐试图限制日本影响力，计划自行修建铁路以打破日本垄断。1920年代国民政府又发起收路运动，加剧了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发生，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暗杀，其子张学良继续其父的方针，并于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废除五色旗，归顺国民政府，引起日本的不满。
1929年3月1日奉天省政府改称为辽宁省政府，并主张收回旅顺大连租界与南满铁路。1929年底，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了从苏联手中收回中东铁路与苏联军队爆发武装冲突，即中东路事件。此役张学良大败，暴露了其相对虚弱的军事实力。东北当局对俄力抗无功，俄亦知难而退，中央政府对俄宣布绝交[11]:1。事后，中苏关系彻底断绝[12]。日本关东军从上到下则变得极为急迫。
1930年5月，板垣征四郎表示满蒙问题非外交手段所能了，惟有诉诸武力，驱逐张学良，石原莞尔拟有“攻沈要领”[13]:606。中原大战爆发后，张学良于9月率领其主力进入山海关，支持蒋介石中央军，关外防备空虚。东北军入关后，东北三省驻兵减弱，张学良长期留在北平，注意力转向关内，日本军人认为此时夺取东北，可不费吹灰之力[13]:606-607。自东北易帜归服中央后，日本人既嫉妒中国之统一，复羡慕东北三省之资源，发动侵略日趋积极[14]:96。
1931年5月，汪兆铭、李宗仁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派遣陈友仁赴日本接洽援助，并策动石友三叛变、出兵北伐同时以武器资助江西南部的红军。
5月以来，日本军人复认外在形势于日本有利，广州、南京之争方急，江西红军势张，长江水灾严重，欧美经济恐慌，确为对东北行动之少有机会[13]:607。石原莞尔提出关东军应为解决满洲问题主动制造机会。
6月，日本陆军与参谋本部拟成一“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关东军加紧制造中国内乱[13]:607。间岛暴动后，日本军部和政府趁机在日本大肆渲染“满蒙生命线的危机”，陆军大臣南次郎称“满蒙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此时中国南北形式上统一，但当时国民政府仍忙于平定中国各地以中国共产党为主的红军势力。
7月，日本关东军煽动河北之石友三叛乱，以飞机送流亡大连之阎锡山重返山西，命与石友三合攻北平、天津，使张学良无暇顾及东北；同月，长春万宝山韩侨与当地农民冲突，朝鲜半岛发生排华暴动[13]:607。及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发生，7月6日，张学良命东北政务委员会，力避与日本冲突[13]:607。蒋正于第三次围剿江西红军，及应付两广军事，7月12日，致电张学良，谓“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13]:607
7月23日，蒋通电全国，宣布“攘外应先安内”[13]:607：“中正奉命剿赤，自六月二十一日自京入赣以来……与赤匪作殊死战之际，忽于军中接读朝鲜华侨惨案（万宝山事件），与石友三叛变，暨粤桂诸逆进犯湘赣之报。中正星夜驰回南昌，总阅各方报告，乃知石友三叛变是受粤中叛徒五十万收买，且有日本之军官及赣匪首领出入其军中，隐与帝国主义（日本）者之侵略及赣、鄂赤匪之扰乱，彼此遥想呼应。又于宁都（江西南部）赤匪之总部搜获毛泽东致彭德怀之电文，内称两广月内出兵湘赣，接济子弹五十万粒，即日可由嘉应解来。”8月中旬，得知关东军有意启衅，尚不了解其最后企图[13]:607。
1931年5月东北军取消了军和师的编制，以旅为最大编制，分国防军和省防军。国防旅每个旅辖3个步兵团，及炮兵、骑兵、通讯兵各1个连；省防旅辖2个团。
共有国防军步兵25个独立旅另一师（3个旅），骑兵6个独立旅另一师（相当旅），炮兵3个独立旅；省防军步兵3个旅，骑兵2个旅。另有空军5个航空队、飞机260架；海军2个海防舰队、1个江防舰队，共有大小舰船20多艘，总吨位约3.22万吨，海军陆战队3个大队。总兵力约30万人[15]:575-621。
1931年6月，由于日本策动石友三在河北省倒戈，东北军调步兵6个旅、炮兵2旅，约6.5万军队进关讨伐石友三。连同中原大战时入关留在华北的部队，“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在关内的兵力约为11.5万人，在关外的兵力近19万人，其中辽宁驻军7.5万人，吉林驻军8万人，黑龙江驻军2万人，热河驻军1.5万人。
九一八事变时，日军驻中国东北部队有陆军驻扎师团（第二师团）近5000人，独立守备队4000多人，旅顺重炮兵大队，宪兵分遣队500多人，飞行队240人等。南满铁路附属地内的日本武装警察3000多人。
日本军部和日本政府在各方面都按计划完成侵华准备后，预定在东北策动事变[16]:65。九一八事变本来要被当局阻止，但受到关东军把各方拖延下，因而原定于较晚才起事的行动提前发生[17]。1931年9月18日下午，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抵达沈阳[13]:608。傍晚，日本关东军驻虎石台兵营的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的第三中队离开原驻地，在中队长川岛正雄大尉率领下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到文官屯一带实行夜间演习。晚上10时20分，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在距北大营800米的柳条湖一段铁轨点燃炸药包，炸断南满铁路，然后诬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16]:65。河本末守中尉和小杉喜一军曹为首的一个小分队在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日本关东军并将3具身穿奉军士兵制服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奉军破坏铁路的证据。于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令进攻沈阳北大营和沈阳城的中国守军，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6]:65。晚上11时15分，日本关东军自己将南满铁路柳条沟铁桥炸毁，诬指为中国军队所为，开始进攻沈阳北大营[14]:97。
爆炸后，河本末守立刻向北大营方向射击，并向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铁路，攻击守备队”。独立守备队又立刻报告了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征四郎早已等候在沈阳特务机关，岛本正一中佐赶到报告时，板垣征四郎下令向奉军开火，进攻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在文官屯一带的第三中队向南移动进攻北大营，设在虎石台第三中队驻地里的火炮开始轰击北大营和奉天机场。
奉军第七旅在事先已经得知日军将要在近期制造挑衅事件。9月6日，张学良命沈阳军事负责人谓，“无论日人如何受寻事，须万分容忍，不与抵抗，以免事态扩大。”[13]:607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当时驻防沈阳，接到张学良命令。经过反复研究，第七旅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如果敌军进攻，在南北东之间待敌军进到营垣七八百米的距离时，在西面待敌人越过铁路即开枪射击，在万不得己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嘴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事变发生时，旅长王以哲没在军中。参谋长潘镇源用电话向荣臻请示，荣下令“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缴械，入占营内即听其侵入，并告以虽口头命令亦须绝对服从。”9月11日，蒋亦命其避免与日本冲突[13]:607。
东北军共约20万人，半数驻于关内，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及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均在北平，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居辽西锦州，仅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事先皆无警觉，丝毫未作准备[13]:608。在沈阳东北军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第六二〇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进行自卫抵抗，日本人谋本舍三在《关东军史》写道：“因虑营内设伏，为激烈之反抗，故前线士兵，不敢十分挺进，只以极猛烈之炮火相恫吓。”直到次日两点多，铁岭，抚顺的日本守备队相继来到，兵力增加，才勉强迫近北大营四周的铁丝网，从南面突入营垣。双方军队展开巷战，激战到三点多钟。在王铁汉团长率领下突围，撤退到东山咀子集结待命。
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中将经时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提议的早就拟好的作战方案，同意了全军出动，下达进攻命令。
9月18日，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驻军在睡梦中惊醒，死300馀人[18]:27。驻军因长官正滞留于关内，闻变无法应付，奉命取不抵抗主义，日军遂占领北大营、东大营，以及兵工厂[18]:27。时张学良方滞北平，严令驻军王以哲旅不作抵抗[14]:97。事变之日，蒋赴江西督师剿共，兼防广东、广西[13]:607。
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沈阳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城、安东（现为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关东军一万馀人于8小时内，占领沈阳城、军营、兵工厂、飞机场[13]:608。日军遂于9月19日上午6时占领奉天[14]:97。日军大队入城，完全占领奉天[18]:27。劫中国兵工厂存储步枪8万支，机枪4,000挺，飞机200馀架[14]:98。长春、营口、安东等地一一陷入关东军之手，朝鲜日军分向辽阳、吉林出动[13]:608。日军相继占领长春、四平等地[19]:296。至上午10时，日军先后攻占四平、营口、凤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安东-奉天）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东北军自发反击。9月20日，关东军占领长春，9月21日占领吉林省城[13]:608。
9月21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蒋中正回到南京做出三项基本外交原则：一、坚决抱定保护我国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二、维持东方平和而达到维持世界的和平；三、尊重一切国际公约，尤注重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原则。是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日本新闻记者谈话说：“据昨夜接到辽宁之报告，关于沈阳中日不幸事件之情形，早已知矣，惟因对此不独无抵抗之能力，且又无交兵之理由，是以绝对不加抵抗，任日本之所为，此种严命，余早已发出”[20]:10。同日，吉林省政府主席熙洽投降，日军遂不费一弹，进入吉林永吉，占领吉林全省[18]:27。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谢安俊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全省。
9月22日，蒋于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称：
“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21]
9月23日，日军进至新民[14]:98。日军扩大占领区，5日之内南满要地相继陷落[14]:98。自9月18日至9月23日，5日之间，辽宁、吉林两省全失，臧式毅、袁金铠、赵欣伯纷向日军投降，在沈阳建立“政权”，仅荣臻率军退守锦县[18]:27。张学良下令“不抵抗”受到国民政府的严厉批评，但蒋仍然希望张学良前往南京商讨外交应变的方法，张却表示拒绝并改派万福麟入京[22]:121。
9月24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歪曲事实，表示必不使事件之扩大[14]:98。实则增兵不已，并继续扩大占领区[14]:98。
日本占领辽宁、吉林两省后，即著手谋取黑龙江。1931年10月8日，“东北国民救国军”成立，高鹏振任司令[19]:296。10月13日行政院大会，日方则借口中国抵制日货，拒绝撤兵[18]:31。日本又提出直接交涉之议，为国联所否决[18]:31。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驻黑龙江省防军击退。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进犯。10月21日，马占山就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19]:296。10月24日，行政院除重申9月30日日军撤兵外，并决议：一、要求日军在下次开会前完全撤退；二、中国保证日侨生命安全[18]:31。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团第29联队占领四洮铁路（四平至洮安）沿线主要城镇。
1931年11月，日军以伪军张海鹏部为前导，进攻黑龙江[14]:98。是月初，日军运动胡匪张海鹏起事，在嫩江与马占山大战，张部失败[18]:28。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日人鉴于取黑龙江计划实现不易，遂调军攻齐齐哈尔，马占山在嫩江铁桥一役，大胜日军，全国纷起援助[18]:28。江桥抗战，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指挥3个旅，5个团共1.3万余人，战至11月18日，毙敌2000馀人但终因不敌日方新式武器，率队退出苦守20馀日之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18]:28。11月19日，龙江失守[14]:98。马占山撤往克山、海伦。至此，东北三省遂全部失陷[18]:28。
九一八事变后仅两个月，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各地诸多主要城市。事变之后，辽宁省府迁至锦州[18]:28。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沈阳，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23]。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严重挫折，主战主义在日本占了上风。
日军攻占黑龙江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12月初，日本借口剿匪，不顾英、美、法照会，向锦州进攻，并分兵威胁天津、山海关；张学良之荣臻所部，力量不够，向关内唐山、滦州、昌黎退却[18]:28。12月中，别路日军自旅顺北犯[14]:98。
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半岛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
193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锦州，东北军撤入关内[19]:296。1月3日，日军攻陷锦州，关外要地尽失，未及撤出国军及义胞，乃从事游击战争[14]:98。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驻锦州的张军第十二旅、第二十旅和骑兵第三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1月4日，黄显声在热河北票设立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296。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进犯哈尔滨，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为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
此时日本之军事扩张，完全因为中国本身实力太差，无力与日军周旋，而全国上下，把唯一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身上；岂知国际力量微弱，不但拿不出办法来，反而鼓励日本横行[18]:28。而沈阳副司令“中东路”一战纨绔禀性尽显，令日军有机可趁；虽抗战呼声不绝于耳，恃牛耳者本身实力太差。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就设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即过多天商讨，决议了一个《现在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客观评估了当时的局势条件。台湾历史学家梁敬𬭚博士评论说：“……，持与今日英国日本各方面档案与其他著述资料相互印证，大抵皆能正确，允称政略之杰构。其中明知国联不足恃，而不得不仍作信赖国联之表示：明知解决事变不得不出于军事之牺牲，而仍不能不计较牺牲之真实代价，皆可鉴政府当时应付艰局之苦心。而可憾者，当时忍耐止境只限锦州，锦州有难，即当抗战。而其后锦州卒至不战而退，事变范围反之扩大了。”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系的逼迫下辞职，张学良也辞去副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日军夺取锦州之战即在此后展开。以粤系为主的新南京政府，孙科为行政院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
在孙科政府上台以前，蒋介石、顾维钧二人均屡次向张建议：“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关系东省存亡甚巨。”顾于12月5日致张电中犹敦促张：“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
张学良始终倾向于“直接交涉主动撤军”，11月28日，日本驻平参事矢野真前来与张学良商洽双方解决方案，张表达“虽未获训令，但本人对此赞成”日方进一步希望：“地方局部问题就地解决，锦州冲突攸关东北军切身利害”，随后更情商前东北参议汤尔和进行游说。12月7日，张学良首肯将自锦州撤兵[24]。但张学良对外界都坚称死守锦州，据日本关宽治等的《满洲事变》记载，“陆军方面收到中国方面的两份重要电报。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锦州的荣臻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说锦州附近由张廷枢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设置中立地带。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张学良给蒋介石的，内容是否定关于主动撤出锦州的谣传。张学良的这种态度反映出来之后，国民政府四日就反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针，向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出训电，同时开始宣传说，设置中立地带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国联万一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中国不得不为自卫而战斗。根据中国方面的上述动向，关东军认为，中国确实要决心保住锦州。于是，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同时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张学良在锦州驻有重兵，据《蒋总统秘录》记载，关东军看穿了张学良自蒋于12月15日下野之后已经丧失了战意。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在满洲事变中军的统率”文件中，录有获自中国军方的下述两件情报为例，分析张学良内心业已动摇：
12月21日，北平绥靖公署令第二军司令部：“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
12月22日，张学良上蒋中正电：“公（蒋）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
就在国民政府孙科给张学良发出“死守锦州”命令的同时，身为参谋总长的朱培德就在特种外交委员会上指出，“锦州至多只能守一个星期，而且关内无兵可援”，所以对于当时的战局，他以军人立场认为：“一条路是不顾一切以赴之，另一条路便是和日本议和”。
当时的锦州，国民政府一再要求张固守，张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说，“日军倾全国之力，而我仅一域之师”，“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不断去电请示援助。当时日本在天津有驻屯军，山海关有守备队，山海关方面还配有海军舰艇。锦州之战以前。日本即发动“天津事变”，被东北军镇压。在两国没有全面开战的前提下，这些日军又都合法存在，卷入事件的只是关东军，华北的日本驻军似乎仍然置身事外。但实际上，华北的日本驻军有一个秘密配合关东军围歼锦州所驻东北军的计划，只是被关东军方面拒绝。张军在锦州外围与日军激战失利后，锦州驻军担心退路被截断，在没有后方支援的情况下陷于背水一战的境地。
同时，张方面也质疑粤系的抗日态度是否真实，因为其外交部长陈友仁，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期间曾到日本向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议，要与日本合作以打击蒋介石，并准备出卖满蒙的权益以换取日本对广东提供一批武器。不过币原喜重郎正是反对日本军人这种做法的，双方没有谈拢而作罢。粤系南京政府向张学良共发了三个“死守锦州”的命令，张学良也向中央发出三次请援，内容超乎寻常，目的在给粤方难堪[25]。请援无下文，“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当时孙科已经出任行政院长，但财政部长黄汉契却无财可用。中央政府的反应激起前线部队的强烈抗议，奉命守锦州的张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我军牺牲，故置我军于死地”。
讽刺的是，12月25日日军总攻锦州，张学良撤军主动放弃。1月2日锦州失守，当日陈铭枢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自12月30日以后就没有前线消息”。放弃锦州的消息是经由外国通讯社报导传回中国，当时张学良未向中央提起。
“一·二八”事变，又称为淞沪战争，是日本在1932年初发动的侵略中国上海之战争[26]:1。是中华民族反对日本侵略的自卫战争，史称“一二八事变”[26]:1。“一二八”事变爆发有著深刻政治背景[26]:1。其远因为九一八事变，国民哀东北之沦亡，起而杯葛，以经济绝交促日本军阀之觉悟[27]:7。上海为中国之最大商埠，中国经济之重心地，杯葛运动一足以号召全国，再则足以制日本人民之死命[27]:7。故日本人处心积虑，欲谋取缔中国排日运动[27]:7。近因完全为日本军阀蚕吞中国之动作[27]:7。日僧事件及抵制日货运动不过如中村失踪及南满铁路被毁，为其同一自然之导火线[27]:8。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迫害华侨，中国民众对此不胜愤慨[26]:1。7月13日，上海各界群众召开反日援侨大会，成立反日援侨委员会，揭开上海反日和抵制日货运动序幕[26]:1。“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开展抗日运动，沉重打击日本在上海之贸易[26]:1。1930年，上海每月平均进口总额29%来自日本商品，而1931年12月降到3%[26]:1-2。中国沿海和长江一带日本航运业遭到很大打击，其中“日清轮船公司”轮船全部停航[26]:2。上海日本商人从1931年7月到1932年3月底，遭受损失总额据说高达41,204,000日元[28]:366。1931年10月5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就中国中部及南部“排日运动”商讨对策[26]:2。会议“结果决定由外务省向国民政府提出强硬之警告，至派舰问题，由外相与海相主持之”[29]。
一二八事变后，广东军奋起抗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6月，日军全部退回租界[30]。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希望张学良出兵南北夹击日军，并派陈公博和李济深北上班请救兵。张学良职务是负责保卫热河、察哈尔、河北等地，以他的方针回答道：“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不肯出兵。
汪精卫对军队系统内部过节不甚明暸，且与张本有中原大战的宿怨，另外当时东北的根据地已失，华北局势未稳，大军开拔需要粮饷，汪不拨分文，却以此疑忌，一再逼迫张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出战，显示其实际目的在于以东北军之牺牲赚取政治资本和舆论支持。调兵入热的问题本可以协商解决，最后却演成一场意气之争。 1932年8月6日，汪精卫通电请求辞职，并逼张一同下野：
“北平缓靖公署张主任汉卿勋鉴，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赖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奋起抵御，为我民族争生存，为我国家争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于兄。然亦冀兄之激发天良，有以自见。乃因循经年，未有建树，而寇氛益肆，热河告急，中央军队方事剿匪，溽暑作战，冒诸艰苦。然为安定内地，巩固后方防计，义无可辞。此外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地理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凡属族类，皆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当日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作战淞沪，实本斯义，岂有他求！及战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赋，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粮景从，以助士气。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为实行抵抗以前，弟亦万不忍为浪掷！弟诚无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唯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则关内之中国幸甚！”
张学良回复：
“自九一八日本侵华以来，国家力谋团结御侮，汪先生如欲辞职，尽可明白向余表示，何必发表与事实不相符合之谈话？自日军侵犯东北以后，余毫无个人生命财产之观念，但因华北治安责任在身，未敢擅离职守，余为军人，负责统率大军，一切行动当不如汪先生自由也，余虽准备交卸，但一旦在职，不得不努力华北治安。”
张学良嗣后引咎辞职，东北军将领和宋哲元等北方将领则联名愿与其共进退。汪精卫声言抗日，却在热河抗战前夕掀起政坛风波，蒋介石亦在日记中称其“不顾大体”。
1933年1月11日，日本发表声明：“热河省系满洲旧四省之一，与其他三省有不可分之关系”。2月22日日军协同满洲国伪军全面进攻热河，热河抗战爆发。中国守军在朝阳战斗、凌南战斗、赤峰战斗中节节败退。汤玉麟闻风立刻动员全军二百多辆军车，搬运鸦片私产，力求完脱。汤部溃不成军，日军仅以128名骑兵为先锋，轻取热河省会承德。中国守军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通往华北大门[30]。
3月7日，张学良上呈中央辞职：（节录）
““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待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学良虽粉身碎骨，亦无补于国家，无补于大局，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31]:661
3月10日保定会议，张学良辞职照准。因热河失陷，张下野赴欧洲戒毒治疗，汪兆铭复出。
1931年，由于受到国际舆论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吞并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日本人善于利用傀儡，取得东三省后，土肥原贤二把清逊帝溥仪从天津运到旅顺[18]:28。土肥原贤二大佐时任特务机关负责人，游说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表示满洲本为满族故土，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留在旅顺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3月9日，在日人牵引下，正式成立“满洲国”傀儡政府[18]:28。溥仪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仪式，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今长春），年号定为大同。1934年3月1日改大满洲帝国，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康德。由驹井德三任国务院总务厅厅长，总揽大权，日本人分任次长及司长把握主权，各机关均有日本人参加监视，共达3,000名之多[18]:28-29。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
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他于是时外国干涉提出威吓[18]:29。6月14日，日本政府对“满洲国”予以承认[18]:29。日本当时对国际外交之阴谋，是藉“满洲国”来搪塞国际责难；一切劫夺行为也可委诸“满洲国”而自享其利[18]:29。
8月8日，日本派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为驻“满洲国”特派全权大使及关东长官，其权力等于总督[18]:29。
9月15日，日本与满洲国于新京签订《日满议定书》。武藤信义在“日满”议定书中说：“兹因日本国，确认‘满洲国’根据其住民之意思，自由成立，而成一独立国家之事实。因‘满洲国’宣言，中华民国所有之国际约款，其应得适用于‘满洲国’者为限，即应尊重之，满洲国政府及日本国政府……为协定如左：一、‘满洲国’将来满日两国间未另订款约之前，在‘满洲国’领域内，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依据既存之日华两方间之条约协定，其他约款及公私契约，所有之一切权利利益，即应确认尊重之。二、‘满洲国’及日本国……相约两国协同当防卫国家之任，为此所要之日本国军，驻扎于‘满洲国’内……”[32]在这议定书下，辽、吉、黑三省，就为日本所劫夺，予以“独立”，成为中国无比之创伤[18]:30。关东军并借口“日满亲善”继续向南扩张。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1931年9月21日，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照会国联秘书长埃里克·德拉蒙德爵士（时译德兰孟）：“我国军队及人民，因遵守本国政府命令，对此强暴行为，并未抵抗，以避免任何可使情势扩大之举动”。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1932年1月2日，蒋发表“独立外交”演讲，痛切指陈宣战之弊害[33]:24。1932年1月30日蒋介石以在野身份就一二八事变发表通电：“东北事变，肇始迄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34]。
蒋事后在1934年10月检讨：中国东北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胡适等人甚至不惜主张依据日方所提〈币原五原则〉进行直接交涉。中国中央政府却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日本少壮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35]
王禹廷认为，当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雄踞东北，举足轻重，中央政府对他极尽拉拢[11]:2。张挥军入山海关，协力靖难，东北边防空虚[11]:2。日本军阀乘隙发动“九一八”事变[11]:2。事变初起，不无局部解决之可能，中央政府未能妥善运用，一心寄望于国际联盟调解，未作直接交涉之折冲，时间蹉跎，冲突扩大[11]:1。
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同日，中共中央代总书记王明发表“武装保卫苏联”的讲话。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提出组织游击抗日（后形成“东北抗日联军”，即抗联）。12月6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北大南下示威团由中央大学集结出发，沿途散发“被压迫民众团结起来”、“全国无产阶级暴动起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传单，行经成贤街浮桥时打伤警官2名，警员7名，宪兵1名。12月11日，中共带领北大南下示威团继续发动示威暴动，并拿出“打倒国民政府”、“工农兵联合起来”、“争取反帝及一切自由”、“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各类油印传单或标语。12月15日，北大南下示威团手执红旗直捣国民政府外交部，数名职员不来及逃出遭殴打成重伤；一部份学生约200名左臂䌸红布赴中央党部，以木棍击昏陈铭枢并绑架蔡元培，党部卫士鸣枪示警营救追回，由于蔡元培年事已高又遭胁持拖行半公里，手臂红肿，头部亦受击伤送医[36]。
事变前，据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的“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处机要室主任”洪钫在中国大陆1960前后发表的回忆称，蒋介石于8月16日所谓"铣电"致张学良谓：
九月十八日夜间，张学良携其夫人于凤至和赵媞小姐正在前门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宇宙锋》京剧，忽据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的电话，据荣报告，“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十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河沟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按蒋介石于八月十六日，曾有“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张学良令其将续得情况随时报告，但此后沈阳电话即呼叫不通。十九日午夜一时许，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的电报，内容与其电话报告相同。[37]。
还有其它论述张学良所谓一生都带著蒋中正命令其不抵抗的电报文随时放在身边。学者刘维开认为，除了洪钫的回忆外，包括其他相关人的回忆档案馆库藏的档案及蒋中正个人资料等，几乎没有其他资料证实此电的存在，而洪钫的回忆是否正确，则是一个疑问[38]，而考量当时(1960左右)中国大陆的环境，也不能排除洪钫为了个人利益讲了违心之论[39]。
时任东北军第七旅（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军）参谋长赵镇藩载：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王以哲和我反复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为了研究对策，遂于8月间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共同分析研究。……王以哲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接著又接到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铣（8月16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
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参谋厅（厅长荣臻）副官处处长杨正治（别字安铭）载：
在“九一八”之夜日军炮击北大营时，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代司令长官荣臻，假三经路蒋斌家召集高级官员参加的紧急会议。……张偕于凤至和赵媞正在前门外中和茶园听梅兰芳唱《宇宙锋》。当告以日军侵占沈阳，张始从戏园赶回来接了电话。张重申了蒋介石“铣电”（同年八月十六日蒋拍给张的电报）的内容，大意是：如日军侵入，应避免冲突，一切忍让，勿逞一时之愤，以免事态扩大不好收拾，以待“国联”处理。
既然是蒋介石致电张学良，一定有发文、收文双方存档及转发相关军事主管，然而迄今为止，在一千多页的张学良档案中皆未论及所谓“铣电”，更未见各军事长官间接收到的铣电电文。无论在中央级或地方级的档案馆都无人见到过这封所谓铣电，所以不能排除这些回忆录是抄来抄去，真实性存疑，需进一步查证[40]。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来源请求]：“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东北步兵第二旅旅长何柱国称：
“张学良于9月11日，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叫他于12日去石家庄与蒋会晤。那天上午，蒋、张分乘两辆专车，蒋介石的专车自汉口开来，张学良的专车从北平开来，就这样两个人都未下车，把两辆专车合拢后，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那时我正驻防在石家庄，得讯后提早在车站外围派部队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但专车及车站范围内，则由蒋、张自带的卫队负责。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过于一星期，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了。张学良下的一道不准抵抗的命令的来源和真相就是这样，而张却替蒋介石背上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41]。
而由蒋秘书编纂的蒋中正《事略稿本》记载在12日蒋的行程为：
（1931年9月）“十二日 上午。批阅。会客。后天保城浙军纪念塔前。与夫人及孔氏甥等野餐。……下午（6时）。吴忠信持粤方汪兆铭等复电来见。”
9月12日上午，蒋中正在官邸批阅公文与会客，中午与亲友前往南京郊区纪念塔野餐，下午吴忠信持覆电来见，晚上覆陈铭枢等人电报。当时全国最快的京沪快车是6小时行程250公里，至于汉口到石家庄距离850公里，以当时速度至少要十多小时，请问蒋中正怎能在上、下午各六小时的空隙中去石家庄会晤张学良，既不耽误中午去纪念塔，又不耽误下午会见吴忠信？[40][38]
荣臻，总结九月十八日深夜的报告：
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办法，决定日军行动任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保持镇静。[43]
张学良，九月十九日上午同记者谈话时表示：
“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枪械，存于库房，昨晚日军以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开枪相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44] 张学良，同日下午2时半，张学良接受记者访问时说： 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45]。
辽宁政委会代主席臧式毅于1951年7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交代材料，关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应变：“会同总司令部留守参谋长容臻急电北京，想张学良总司令报告并请求应付策。奉命是采取不抵抗主义。”[46]
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回忆“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张学良则是在1991年重获自由后对电报论接决否认，说这是“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且郭维城在1934年才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渗透至张学良指挥体系担任侧近，要“回忆”1931年的往事不会是亲身经历。而透过蒋介石的日记，也不能证明蒋当晚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并且至今并未找到蒋给张发的不抵抗指令的电报[47]。且9月18日上午9点半，蒋介石登上永绥舰赴南昌督师剿共。19日至南昌迭接急报才知日寇攻击沈阳兵工厂、占据北大营，基本不可能在18日跟张学良有电函往来[40]。
张学良在战后曾解释：“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样做。我觉得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下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事件……后来国民对我的不抵抗有所责难，对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责备我未能看穿日本的阴谋，我承认我有责任。”“从前许多学者研究认为是国民政府指示不抵抗，但其实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意思是看情况自己去办，等于中央不负责的。因此不能将九一八事变没抵抗的责任推给国民政府。我因为不希望扩大事件，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48]。……”在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九一八事变当中的“不抵抗”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决定，称中央政府不应该承担责任[49]。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12月15日，蒋中正辞职，张学良也辞去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
最终，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由于张学良的不抵抗，和南京政府的隔岸观火，日本关东军随后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短短半年便将东北军势力全部驱逐。
事变前，蒋介石当时以“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为原则，以先消除共产党的反对势力，再集结力量对抗日本军等外来势力为方针。1930年7月23日，蒋发布《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14]:91，提出“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蒋还建立陈果夫、陈立夫CC系“中统”和黄埔系“军统”，专注打击中国共产党势力。在将各派系军队收编改组后，蒋即从1930年12月起，连续3次向中共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
事变期，九一八前夕，蒋自任南昌行营主任，集结30万兵力，正在江西亲自主持对共产党中央红军的第3次围剿，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不得不返回南京并于12月负起责任辞职，导致第3次围剿亦受影响，中共获得了喘息壮大的机会。
近期通过蒋介石日记的解密，根据民国史学家杨天石先生的研究，在北伐战争时期，曾在日本留学并熟知日本军力的蒋介石，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日军于1928年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北伐军对日妥协，刻意避开日军，绕道北上，蒋在5月3日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从此之后，蒋介石的日记均以“雪耻”开头。
另外，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19日，蒋在日记里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
9月20日记写道：“雪耻，人定胜天。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因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上午与敬之、真如、天翼协商，下午从南昌出发回京。”
9月21日：“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升事，先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均可。”
9月22日：“雪耻，人定胜天。上午到市党员大会，余讲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句，有一人讥为‘言过其实’一语。余心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国亡无日，哀痛之至，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余复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身，决非夸词耳，乃益悲愤。因知爱国者多，而亡国者少，国事犹可为也。下午请稚辉、季陶详述余之怀抱与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权之意。悲戚痛楚，欲哭无泪，哀丧未有如此之甚也。”
9月23日：“雪耻。人定胜天。昨日国际联盟会决议，中日两国停止战时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会派委员查察裁判。此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汉卿派万福麟来京要求外交早日解决，所以官长之财产与东北之痛苦为念，闻之心痛。粤方勾结倭寇以召外侮，图谋推倒中央为快，东北又为一部分之利害急谋解决，不问国际地位与国际形势，以及将来单独讲和之丧辱。呜呼，外侮既急，国内政客官僚非卖国即畏敌，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国际联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国内不能一致对外，则中国从此无人格矣，忧焚无已。晚与万福麟详谈外交形势与东三省地位，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
9月26日：“雪耻，人定胜天。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转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史学家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无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他虽然对东北领土的沦陷痛心疾首，并也存在团结一致、对日决战、宁死战不苟活的理想，并且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日记中多次提到拒绝与日本和谈，但由于当时中国形势复杂，蒋又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其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与他在日记当中的表达的爱国激情有较大差距，可看出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复杂历史背景[50]。同时，蒋介石对日本人的痛恨也无时无刻不跃然纸上，如九一八事变后，蒋曾经与日本方面交涉，他在日记中愤恨的写道：“见日本代表，感想无穷。始见之如和柔，一与之接近，则狡狯之色，轻侮之行，立现无余。欧美各国代表，皆可亲可爱，未有如日本之恶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礼义，东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残矣。”
至12月15日，东北大量国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被迫辞职。
事变后，次年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驻沪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面对日本节节紧逼，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为蒋介石为军委会委员之一，蒋复出。
蒋坚信“将来中日必有一战”，遂由何应钦在报请蒋介石同意的情况下，派军政部次长陈仪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直接与日军谋和。2月10日王俊同日军第九师团参谋长（原日本驻沪使馆武官）田代皖一郎少将谈判。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约，来自日方的军事压力减弱。
蒋即重拾攘外安内政策，继续对江西工农红军发动围剿，1933年2月蒋亲自任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为实际指挥官，集中50万兵力开始第四次围剿。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全境陷落，全国哗然。国人对于张学良“不抵抗”也颇为不满。迨热河失守后，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同期《独立评论》发表“给张学良的公开信”，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当时，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严厉谴责蒋介石丢失东北，并要求其下野。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负责。汪精卫与孙科等粤系国民党领袖入主南京中央政府。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始大规模入侵东北地区，各地民众及驻军纷纷奋起抵抗，东北地方警察，保安团和民众自发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较著名的有如国民政府黑龙江代省主席马占山将军率领的江桥抗战（1931年11月3日～19日），但由于各自为政，最终多走向失败。到1934年，东北抗日义勇军因日军围剿和未获国民政府足够支持瓦解。部分退入关内，部分并入中共与苏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30]
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民众激昂，各地自动抵制日货，作抗日之游行，向政府请愿，要求收复东北[14]:99。而一般青年基于爱国之心，自动组织抗日团体，或捐献财物，或前往东北实际参加抗日工作[14]:99。
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被迫辞职。
12月爆发珍珠桥事件。学生运动达到高潮，要求立即“对日宣战”，北平、济南学生占领车站，瘫痪马路交通，上海市长张群遭群众包围，上海市区戒严。12月5日，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施肇基、外交部长顾维钧遭到华侨、民众殴打侮辱请辞。广东、浙江、山西教育厅长，北京、中央、中山大学校长，相继被迫请辞。国民政府中枢机关、行政院、中央党部遭到罢课学生瘫痪，人员几无办事之地。12月15日，蔡元培与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在会见学运代表时，遭到学生批斗殴辱[51]。
1931年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林铣十郎独断地派出三万多人的军队增援关东军，使关东军占领全东北。关东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蒋介石并试图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问题，中国国民政府9月21日向国际联盟提出起诉。日本政府并不赞成关东军搞独立的“满洲国”的计划——日本当时是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日本代表9月25日在国际联盟宣布日本政府的方针：1：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2：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3：日本军队将立刻开始撤退。
然而随后日军又在东北发起更猛烈的攻势，全然表明日本代表所说与日军方所做言行不一。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由于无法解决东三省危机，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由于犬养是孙中山的密友，而且曾对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等人进行过多方关照，和国民政府的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所以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当时的东三省危机。12月20日，犬养毅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但首相的秘密和谈工作被泄露（据说是电报被军方截获），激怒军队内的激进派，这对于当时暗潮汹涌的日本军界无异于火上浇油。
1932年3月1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满洲国宣告成立，而与此同时，犬养首相当政的日本政府却未承认满洲国。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满洲国）是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以后的文职内阁政府变成对军人战战兢兢的畏缩政权，使日本失去控制而走军国主义道路。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从此走上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亚洲的战争策源地正式形成。1936年日本二二六事件后，日本内阁就已成为军部的傀儡。
1931年10月11日、10月27日、11月1日、12月6日，日本侨民连续在上海召开侨民大会，通过宣言和决议，以强硬措辞声称要惩罚“暴戾”之中国[26]:3。日本浪人复在中国各地寻衅，捣毁商店，击伤民众[14]:98。
1931年9月19日下午，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与会人士作出决定“对外仍采诉之国际联盟，请求主持公道，对内则亟谋全国国民及本党同志牺牲成见，一致联合。”[52]外交部随即电告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施肇基，要求依照国际盟约促使日军退出占领区[53]。中国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代表施肇基，要求国际联盟理事会主持正义，制止日本侵略[14]:98。施肇基向国际联盟报告日本侵占沈阳情况[19]:296。施肇基恳请国际联盟主持公道。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则借口“地方事件”，希望两国直接交涉[14]:98。
9月19日、9月20日和9月22日，中国政府先后向日本严重抗议，指责日军应负事变责任，要求日军从速撤退[14]:98。
9月21日，由中国出席国际联盟行政院第六十五届代表施肇基，根据盟约第十一条，向行政院常会申诉，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在会场扬言“日军以地方情形改善为比例撤退至铁路线以内”，9月30日大会随其声明作成决议[18]:31。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引起世界各国强烈反应，国联理事会作出要求日本迅速撤兵之协议[54]:287。其时国际间一致不满日本之行为，9月30日国际联盟行政院通过限日本撤兵期限不得超过10月13日，日本内阁有所顾忌，颇有妥协之表示，其外相币原屡次覆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照会，有日军将撤至南满铁路附属地表示，因不能约束其少壮军人，至10月13日日军不仅扩大东北占领区，且派军舰炮击长江口，空军轰炸辽西一带[14]:98。日本非但不撤兵，反扩大侵略，指使土匪，破坏交通，轰炸锦州[18]:31。
10月13日，国际联盟行政院复开特别会议，至10月24日以13票对日本1票，限令日本于11月16日再次会议前完成撤兵[14]:98。12月10日，国联行政院又决议，派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54]:287。届时国际联盟行政院改在巴黎开会，至12月20日，决定组织一个调查团，调查“九一八”事件之真相[14]:98。由5个委员国组成，中日两国各派赞助员1人参加[14]:98。美国虽非国际联盟会员国，国际联盟讨论日本侵略东北问题时，为表示同情中国，特派日内瓦总领事吉伯特列席[14]:98-99。
日本之横行一时，列强之放纵容忍亦有很大关系；九一八事变时，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曾向英国提议，须制裁日本侵略，而英国外相西蒙，反在国际联盟为日本张目，将九国公约、国联盟约、非战公约置之度外[18]:31。英国祗求保持自己利益，在没有受到直接损害前，不愿采取任何行动[18]:31。同时英国认为日本侵略满蒙，可以使日本与苏联发生利益冲突，而减少进攻南洋群岛之可能[18]:31-32。所以英国不肯制裁日本，袛愿派出一个李顿代表团[18]:32。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发表宣言，声明凡违反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及条约义务所造成之情势，所订立之条约合同等，美国概不承认[14]:99。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照会，宣布日本侵略满洲是干涉中国领土内政，违反巴黎非战公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55]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强烈谴责日本政府行为，指出日本发动事变是侵略中国。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这时正当国际联盟派李顿来华调查，日本带著既成事实之威胁，要求国际联盟承认[18]:29。李顿调查团之报告，虽然承认日本侵略，但还是主张中国承认日本在东北之特殊地位[18]:29。由于国际联盟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日本表示抗议，并且退出国际联盟。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际联盟谴责，继续侵略中国。
国际联盟此时姑息退缩，对中国影响很大，也直接威胁国际和平[18]:32。因为日本侵略行动没有受到制止，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深受鼓励，自此以后，并吞奥地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跟著侵犯阿比西尼亚；苏联入侵波兰、芬兰共和国也是受此影响[18]:32。
1991年9月18日，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在沈阳开放，前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1997年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写下“以和为贵”，成为进入该馆的第一个在位日本首相。9月18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中国民间要求将9月18日订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 从1995年始，沈阳在每年9月18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目前，已有哈尔滨、长春、成都、昆明、合肥、杭州、温州、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南昌、齐齐哈尔、金华、本溪、太原、西安等百余座城市选在每年9月18日进行防空警报鸣放[56]。作家沙泊柳在关于长春的城市散文作品《关于一座城市的沉重记忆》中写下：“每一年的9月18日对东北人民来说算是一个悼念日的。长春的城市上空也会在那天的9点18分响起防空警报。人们会在那一刻肃穆地听，然后互相说道被侵略的那些故事和感受。他们忘不掉沦陷的记忆，那些悲痛的历史早已经铭记在每个人的心中，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代。”[57]除了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外，在辽宁辽阳市的白塔公园内，还有一座九一八事变策划地纪念馆，九一八事变前一日，本庄繁与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辽阳站前白塔旅馆召开了事变前的密谋会议。[58]
史学家唐德刚则认为张学良的“易帜”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在书缘与人缘一书曾评论：“张少帅未尝不可效当年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寇均势中，自图生存。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于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作了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寇，两面开弓。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或问学良当年何不见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而张学良之所以能有这股“赤子之心”的原因，“他上无其心难测的上司，中缺争权夺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属，日常行政处事，一切为国、为民、为‘系’，也就是为著自己，他没有搞‘勾心斗角’的必要。”[来源请求]
李宗仁将军则认为“中原大战”是一个关键。因为中原大战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势力不相上下，东北军入山海关与否，自然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随后张学良入关内，东北空虚，致使日人有可乘之机。[来源请求]
根据日本史料的公开，日本对中国东北早就蓄谋已久，侵略东北地区的秘密策划一直没有停过，而当时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则认为1931年为侵略东北地区的最佳时机。[来源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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