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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英语:Sinmay Zau[1],1906年6月27日—1968年5月5日),原名邵云龙,有时使用浩文这个名字[2]。祖籍浙江余姚,出生于上海[3]。民国时期著名诗人、出版家、翻译家[4]。“新月派”代表人物之一,狮吼社、中国笔会的成员。[5]与作家刘呐鸥、穆时英同为“都市现代派”代表作家。
邵洵美与表姐恋爱时,见《诗经》中《郑风·有女同车》中有“佩玉锵锵,洵美且都”句,内有表姐之名“佩玉”,于是也从中取“洵美”二字为自己的名字,以示爱慕。[6]
邵洵美祖籍浙江余姚,于1906年6月27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五月初六)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西区静安寺路124号(后改为400号、688弄同和里)(今南京西路688号,西到石门路,北到凤阳路)斜桥邵公馆(占地七亩,包括四幢洋房)。
他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邵友濂,是晚清一品大员,曾出使俄国,任上海道台、湖南巡抚、台湾巡抚。自1882年邵友濂出任上海道台时,邵家全家移居上海。外祖父盛宣怀是洋务运动重要人物和著名实业家。生父邵恒为邵友濂的次子,曾短期任岳父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督办。生母盛樨蕙是盛宣怀的庶女,排行第四(妾刁氏独女)。因长房的大伯父邵颐中年去世,其续弦史氏守节而无后,因此安排将邵恒的长子邵洵美过继给她。而邵颐元配夫人李氏,则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嗣女,李鸿章已故幼弟李昭庆的三女,已在生女儿邵畹香不久后病故。邵洵美有5个弟弟(邵云鹏、邵云骏、邵云麒、邵云麟、邵云骧),一个妹妹(邵云芝)。
邵洵美早年就读家塾,中学就读于用英文授课的圣约翰中学。那时他已经是小报跟踪的对象。16岁时,他被交际花白莲陷害,卷入一场谋杀案,而被捕入狱三个月[7][8]此后,他转入盛家创办的南洋路矿学校,1923年初毕业(17岁)。
1925年,邵洵美赴英国留学,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先是就读于经济系,后接受出生于中国杭州的导师慕阿德牧师(Arther Christopher moule)的建议,改学英国文学。他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登陆时,就醉心于古希腊女诗人莎孚。随后发现了莎孚的崇拜者,英国诗人史文朋(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此二人成为他的两个偶像。此后,他又接触到法国作家夏尔·波德莱尔和魏尔伦[9]。
暑假期间,邵洵美前往巴黎左岸拉丁区,在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进修学画人体写生[1][10]。在那里,邵洵美与谢寿康、徐悲鸿、蒋碧薇、张道藩组成“天狗会”,义结金兰[11],又恋爱[1]。“天狗会”的“大本营”是在地铁站旁的“别离”咖啡馆。也是在巴黎,邵洵美见到诗人徐志摩,两人成为至交。
1926年,嗣母史氏在牯岭路毓林里的数十幢出租房产遭遇火灾,洵美于是休学回国,处理家事,同时满足祖母柴老夫人“四世同堂”的愿望。[12]邵洵美回国后,即与表姐盛佩玉结婚,时在1927年1月15日(农历腊月十二),时年20周岁,婚礼在卡尔登饭店举行。
1926年邵洵美回国后,加入滕固、章克标等人的狮吼社,主编《狮吼》杂志。1927年1月,邵洵美的第一部诗集《天堂与五月》由光华书局出版。他的英式诗风,华丽唯美。例如这首《莎茀》:
你这从花床中醒来的香气,
也像那处女的明月般裸体——
我又见你包着火血的肌肤,
你却像玫瑰般开在我心里。
同年4月,好友刘纪文出任首都南京特别市的首任市长,邀请邵洵美任南京市政府秘书,仅3个月就弃官回沪。
1928年,邵洵美在静安寺路邵公馆对面自创金屋书店(得名于法文‘La Maison d’or’)[13],开始自己独立出版书刊。邵洵美从事出版,专注理想,不以营利为目的。[14][15]。自此开始,散尽万金,倾注全部心血和财力[16],投身出版事业22年之久(1928年到1950年),先后创办十余种刊物。(卞之琳说邵洵美办出版”赔完巨万家产”)
金屋书店的出版物效仿英国奥伯利·比亚兹莱设计的唯美主义杂志《黄面志》(Yellow Book),装帧设计追求唯美主义风格,古雅别致,选用米黄色的书纸,或重磅厚道林纸,书价昂贵[17]。金屋书店的装潢风格,同样讲究典雅唯美[18],兼作文坛聚会的文艺沙龙。至此,中国文坛遂以邵洵美为核心,集结了一批唯美主义的作家群体[19][20][21]。
当年,金屋书店出版邵洵美的第二本诗集《花一般的罪恶》,是《天堂和五月》的更新版本。[1],封面上是一朵纯黑色的花,标题是向夏尔·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致敬。1929年1月,邵洵美与章克标创办《金屋月刊》,它是邵洵美独立创办、编辑的第一个刊物。上面刊发了如下关于《花一般的罪恶》的唯美—颓废主义风格的广告:
沉寂的诗坛,久不闻到花般的芬芳。邵先生谁也认为最努力于诗的一人。他的诗格,是轻灵的,娇媚的,浓腻的,妖艳的,香喷的;而又狂纵的,大胆的——什么的都说的出来,人家所不能说不敢道的。简直首首是香迷心窍是灵葩,充满着春的气息,肉的甜香;包含着诱惑一切的伟大的魔力。真值得我们欣赏,赞叹,沉醉在他的诗境里边。[22]
《花一般的罪恶》的“狂纵”“大胆”,立刻引起了文坛两极化的评价。
邵洵美的评论集《火与肉》也由金屋书店出版于1928年,书名得自于史文朋(Swinburne)的一句诗“双手火一般灼烧”。
邵洵美为人慷慨豪爽,乐善好施,常年诗酒朋侪,与徐志摩、郁达夫、林语堂、沈从文、施蛰存等人过从甚密,家中常高朋满座,“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13]人称文坛“孟尝君”。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时,他为徐志摩、陆小曼作了一幅一只壶一只杯的画,题字为:“一个茶壶,一个茶杯,一个志摩,一个小曼”。加之家族嗜好赌博、鸦片,家里的经济状况日渐紧张[23]。
1929年-1930年,斜桥邵府拆除老宅,改建为20幢新式里弄住宅同和里(静安寺路688弄),对外出租。然而所收租金,并不足以维持家族庞大的开支,以及偿还银行贷款。最终同和里归属公平洋行所有。1935年,邵家产业杨庆和银楼宣告倒闭。
1932年初,邵洵美用出卖房产所得5万美金巨款,购置了中国唯一的德国进口全套影写版印刷设备,在濒临黄浦江的(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路平凉路口的平凉路21号开设时代印刷厂。不久,他又将家也从市中心迁到工厂对面的麦克利克路(今临潼路)47号徐园居住。
邵洵美创办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先后推出《时代画报》、《时代漫画》(与张光宇合作)、《时代电影》,又接办《新月》(1928—1933,与徐志摩、梁实秋)、创办《诗刊》(1931—1933,与徐志摩)、《时事日报》(1932)、《论语》(1936-1937,与林语堂合作,形成论语派)、《万象》、《十日谈》(与章克标1933—1934,“给青年人有所泄愤场所”)、《人言》(1934-1936,与顾苍生“不说鬼话”)《声色画报》、《文学时代》等众多刊物,影响很大。
1933年萧伯纳受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之邀赴上海,因笔会仅有名义而无经费,时任分会秘书的邵洵美自掏腰包四十六银圆,在南京路(上海)功德林菜馆点菜,送到宋庆龄寓所,招待吃素的萧伯纳。但后来报纸报导赴宴的有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鲁迅、林语堂等,没提邵洵美。[24]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突然爆发,邵洵美居住的杨树浦麦克利克路地处中日双方交战的地区。当天,全家仓促逃往上海法租界,安顿在霞飞路1802号花园别墅,与他的美国情人项美丽(1806号)为邻(今徐汇区淮海中路1754弄霞飞别墅内)。
孤岛时期的1938~1939年间,邵洵美和项美丽二人合作,主编《自由谭》(中文)和《直言评论》(英文,《Candid Comment》)两份月刊,宣传抗日。他们冒着巨大风险,在《直言评论》上连载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版(《大公报》记者,中共女地下党员杨刚,在霞飞路其美籍情人项美丽的住处翻译,序文为邵自译),又发行单行本500册。其中有四五十本是邵洵美冒着生命威胁,夜间开车,与王永禄一道,将书投进霞飞路、虹桥路一带洋人寓所的信箱。这本杂志受到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法租界巡捕房中的朋友获得日本特务要暗杀邵洵美项美丽的消息后,派法国保镖前来保护,邵洵美买了手枪防身。1939年3月,《自由谭》《直言评论》被迫停刊,共出版6期。
二人还合作将沈从文的小说《边城》翻译成英文,在《天下月刊》发表。
1949年,《论语》因讽刺政府被勒令停刊。同年,邵洵美拒绝了胡适和叶公超的邀请,不愿迁台湾,留在上海。新政权征购了邵洵美的国内最先进的德国影写版印刷机,工人留用,印刷厂迁往北京,改办新华印刷厂,印刷《人民画报》。1950年初,邵洵美也迁居北京。但是不久,上海时代书局出版一部“托派分子”费尔-哈定的作品,受到《人民日报》一连7天的批判,出版社遭遇困境,被迫停止经营。邵洵美的出版事业就此结束。
邵洵美回到上海以后,曾在虹桥路试办化工厂,很快失败。1954年,夏衍介绍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外翻译,从事外国名著的翻译,包括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侦探案》(1954)、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1955)、泰戈尔的《两姐妹》、《家庭与世界》、《四章书》(1955年,未出版)、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957)、长诗《麦布女王》、拜伦的长诗《青铜时代》和等作品。“译笔华美而熨帖,才气纵横”。
1958年10月,”反右运动”期间,邵洵美托叶灵凤从香港寄信给曾经的美国情人项美丽,要她将1000美金借款寄给在香港的弟弟邵云骧治病,落款Pan Heh-Ven(小说《潘先生》的主人公),结果以“历史反革命问题”被捕,关进提篮桥监狱四年,曾与复旦大学的文艺理论家贾植芳关押在同一囚室[25]。家人户口也被迁出上海。1962年4月无罪释放。出狱时,身心健康已受严重摧残,罹患严重的肺原性心脏病,“骨瘦如柴”[26]。仅存一间简陋小屋,与离婚的大儿子同住,夫妻分住在沪、宁两地。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稿费来源断绝,幸得施蛰存每月赠送50元维持生存。1968年5月5日,贫病交加的邵洵美在服用三天鸦片精后自杀身亡,死因为胃出血,享年62岁,留下许多债务。1985年2月,邵洵美“历史反革命案”正式平反,距他去世已有17年之久。
邵洵美埋葬在朱家角镇淀山湖归园东区A1分区第一排第12号。[27] 墓碑上镌刻着他三十年代的诗作《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
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
你错了,你全错了,
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邵洵美的妻子为年长一岁的表姐盛佩玉(盛宣怀的孙女,长子盛昌颐的妾殷氏所生,但由盛昌颐正妻宗恒宜抚养)。1923年12月,17岁的邵洵美在《申报》上发表《白绒线马甲》,表达对盛佩玉的爱意。此后洵美为佩玉创作多首诗作,并为她改名。两人在1924年底邵洵美出国留学前订婚,邵洵美回国后于1927年1月15日在卡尔登饭店举行婚礼(不足21岁)。他们的结婚照刊登在《上海画报》的封面上,并配发文章《美玉婚渊记》。哈特形容盛佩玉为“花瓶妻子”(trophy wife)。[1] 1958年邵洵美被捕入狱,盛佩玉曾被逐出上海,动员去甘肃落户,投奔在南京的女儿。盛佩玉成了街道居委会小组长,负责收电费、灭蚊蝇。1977年又迁居湖州,于1989年去世,享年84岁。
陈茵眉,江苏溧阳人,1936年春19岁到邵家帮佣,后来被邵洵美纳为妾室,生了三男一女。1958年邵洵美被捕入狱,她也曾被逐出上海,回到溧阳农村。
邵洵美、盛佩玉夫妇育有三子六女:
邵洵美的美国情人项美丽(Emily Hahn),是美国《纽约客》杂志的专栏作家。1905年1月14日出生于圣路易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35年,她来到上海,服务于《字林西报》。这一年4月12日,在花厅夫人弗丽茨夫人组织的万国艺术剧院的关于D·H·劳伦斯的讲座上,邵洵美结识项美丽。他们一见钟情,保持情人关系四年[1],,在其江西路寓所公开同居,并为她取了这个中文名字。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项美丽前往杨树浦日占区,抢运出邵洵美的德国进口影写版印刷设备和其他财产。“连一个螺丝钉也不缺。”[29]。二人合作完成十几篇短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在美国发表,还合作翻译了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发表在英文杂志《天下》(T'ien Hsia Monthly)。[30],并出版抗日月刊《自由谭》与英文月刊《直言评论》(《Candid Comment》)。作为答谢,盛佩玉同意丈夫和她办理结婚手续,还按照纳妾的习俗,送给项美丽一对玉镯作为正室夫人的见面礼[31]。1939年,项美丽开始着手写作她的成名作《宋氏三姐妹》,邵洵美牵线并陪她去香港,采访了曾是他五姨妈盛关颐英文老师的宋霭龄,但是没有再答应陪她去重庆继续采访宋美龄和宋庆龄。项美丽在重庆大轰炸后戒掉了鸦片,离开了上海,那时这段恋情已经结束[3] 。1941年《宋氏三姐妹》出版后项美丽名声大噪。项美丽一生为《纽约客》写了许多文章,[32],其中有四部故事题材取自邵洵美的生活,详细记录了她与邵洵美的爱情故事。 《潘先生》(Mr. Pan,1942年)一书中的“潘海文”("Pan Heh-ven,"),[3][32],《孙郎心路》(Steps of the Sun)中的孙云龙(Sun Yuin-loong),都是以邵洵美为原型。[3]日本占领香港后,项美丽没有被关进集中营,因为她出示与邵洵美的结婚文书,用"纽约客"的塔拉斯·格雷斯科的话说,日本人把她当成了"荣誉亚洲人"。[3]。项美丽后来在她的畅销回忆录《坏女孩遇到中国》(China to Me: A Partial Autobiography)中再次写到邵洵美,这次是用他的真名("Sinmay Zau")[1]。项美丽写道:“我觉得中国没有邵洵美就不可爱了。”1997年2月18日,项美丽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92岁。
邵洵美的五弟邵式军(1909年—1964年,原名邵云麟,曾为汪精卫政府苏浙皖税统局局长,后转投新四军,1949年后任职于山东省财政厅,1958年以反革命罪被捕,死在劳改农场。
章克标把邵洵美概括为三重人格的人:一是诗人,二是大少爷,三是出版家。他一生在这三个人格中穿梭往来,盘回反复,非常忙碌,又有调和[33]。
鲁迅对邵洵美的富家公子身份和作品都颇有恶感,产生许多误解,常以文字批评[35][36],语带讥讽:“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捐做‘文学家’”[37]。“邵洵美先生是所谓‘诗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的孙婿。但我以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丧’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帮闲,开锣喝道,过后仍是一条空街。 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诗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诗便是证据。”[38]。而邵洵美在1935年续写小说《珰女士》下篇时,也描写了个“不如他意他就恨你,一恨你就把你当成了死对头”的“周老头儿”,加以影射[39]张新民:也说鲁迅与邵洵美,新文学史料 >2009年1期 页码:80-84。邵洵美自评:“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谣言又感到遗憾!”[24]
李欧梵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钦定历史里,邵洵美比大部分作家都不为人知,因为他最不符合有社会良知的五四作家之典型”[40]。李欧梵认为邵洵美的诗歌具有一种“风格上的力量”,“大肆铺张了建筑在‘物’上的华美多彩的意象——天然或人工物品,尤其是花、植物、水和奇石”,表现出一种“缤纷的想象力”[41]。
2015年左右,《中国的史文朋:邵洵美的《生活与艺术》("A Chinese Swinburne: Shao Xunmei's Life and Art,")一书的作者孙继成(Jicheng Sun)和哈尔·斯温达(Hal Swindall) 写道,“除了少数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外,很少有人知道他;关于邵洵美的学术文章并不多,在中国出版的参考书提到他时仍只有寥寥几行,称为一个有颓废倾向的小诗人。”[4]
诗集:
译作:
理论著作集:
散文集:
邵洵美热衷出版事业,曾先后办过多种(约14种)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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