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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作家、電影工作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刘呐鸥（1905年9月22日—1940年9月3日），本名刘灿波，盐水港厅查亩营（今台南市柳营区）人，是一位在上海发展的日治台湾小说家及电影制片。曾为中华电影公司的制作部次长。刘呐鸥在小说、电影和作为电影制片人这些领域留下许多成就。然而，他在1940年9月被暗杀，年仅三十五岁。
刘呐鸥先后就读于台南盐水港公学校、台南长老教会初级中学，后离开台湾到日本就读于东京青山学园中学部、高等部，1926年秋插班入读上海震旦大学[1]。
其写作风格为现代主义路线，与施蛰存等有交往；代表作为《都市风景线》，描写都市男女的狂热迷乱，并借鉴日本新感觉派的技巧。翻译作品包括日本小说选集《色情文化》、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摄制的电影多属“软片”性质，大多已遗失；其亦引进称“影戏眼”的拍摄技巧。[2]
刘呐鸥在上海的生活，正如上海方言“白相”一般，成天过著无所事事的颓废生活。零用钱多半由母亲供给，平日兴趣则是阅读、漫游与鉴赏女性。他认为女人等同于性欲的权化，女性的存在是为了满足性欲，在性之中，女人的快感大于男人。女人没有真正的感觉和爱，女人只追求性爱快感。女人就像是欲望的化身，挑起观察者蠢蠢欲动的情欲，以致能毁灭男人。刘呐鸥在上海多与好友穆时英、戴望舒来往，不与沈从文、鲁迅等人交往。他活在东洋与西洋的矛盾中，而上海这座城市，是他既厌恶又喜爱的地方。[3]
在刘呐鸥日记1927年7月20日，明确指出上海会是他“将来的地”。但是实际上他对上海的感情十分复杂。日记中一方面经常记载他对上海醉生梦死的反感，一方面又歌颂上海的“魔力”。在刘心目中，上海是个“断发露膝的混种”，换句话说，是剪短发、穿短裙的时髦女子。“混种”一方面指这些时髦女子长相中西合璧，一方面指上海到处是外国租界，呈现次殖民地的特色。在东洋人、西洋人对比之时，刘宁可认同东洋人，对西洋人则十分排斥。[4][5]
1940年刘呐鸥曾任汪精卫政府机关报纸《国民新闻》之社长一职，并在同年9月3日于上海遇刺身亡，认为是因卷入黑帮纠纷，也有称是因其与日方过从甚密而被国民党特务怀疑为汉奸并暗杀之。[6]
刘呐鸥作为日本统治时代下的台湾人，没有像林献堂那样强烈的家国情怀，而是一位沉迷在文学、电影、女色与美食的唯美主义者，是时代的局外人，也是一位没有太多国族认同或者说是超越国族认同的文化人。其一生多采多姿，但只留下了一本1927年的日记，现藏于国立台湾文学馆[7]。这本日记没有一天中断，提供了有关他家庭、嗜好、读书、创作和交往的珍贵线索，是了解这位大时代里不愿随波逐流的新潮人物的第一手资料。据刘呐鸥在中央电影摄影厂任职的同事黄天佐说，刘呐鸥是一名语言天才，除了会讲日文、英文、法文、拉丁文外，北京话、上海话、广东话与他家乡的台湾话都应对如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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