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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活动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批斗，在目前的汉语语境里，常指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政后的一种政治运动形式，可理解为“批判”加“斗争”，且“批斗”运动明显带有严重暴力和破坏，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时期到达顶峰[2][3][4]。文革时期，批斗者常把其认为有违毛泽东思想及意旨的人或事公开，亦有家人或同事互相举报，然后进行批判，当中包括文字批评、公开侮辱、伤害肢体等，甚至杀害[2][5][6][7][8]。受批斗的对象有时包括父母、亲人、朋友、老师等，导致人际关系及社会道德崩坏[5][9][10][11][12]。批斗通常以团体形式进行，例如举行批斗大会或“斗争会”，而具体斗争方式常包括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喷气式”、言语或肢体攻击，有时伴随着抄家和对相关文物古迹的破坏（如曲阜孔庙）[3][7][8][13][14]。
一些评论认为，自习近平2012年底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执政以来，文革式批斗在中国社会出现回潮，主要体现为网络上对部分人士的大规模言语攻击，以及政府主导的全网抨击甚至封杀[15][16][17][18][19]。
早在1940年代国共内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内，中共主导的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就鼓动农民对地主进行批斗，也被称为“斗地主”[20][21][22]。据学者研究，在土改初期，在大多数地方，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融洽，并没有中共宣传的那样严重，因此中共鼓动农民举办“斗争大会”进行“诉苦”，以塑造阶级意识，即“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22][23][24][25][26]。此后，农民在分得土地的同时，土改中的暴力事件亦愈演愈烈，仇恨升级，在各类批斗大会上，地主常被带高帽、挂牌子、游街，遭到人格侮辱[23][25][24]。批斗等暴力事件进一步引发对地主阶级以及家属的大规模杀戮，导致了大量人口遭处决或自杀，至1953年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时[27]，中共官方数据显示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约7亿亩土地，与此同时据不同学者估计土改造成的死亡人数约在100万-500万之间[24][28][29][30]。
1957年，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在中国大陆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中共党内外有大量人员被任意划定了“右派”身份，遭到迫害和批斗[31][32][33]。按照中共官方在拨乱反正时期的统计数据，反右运动期间中国大陆共有55万余人被直接划为“右派分子”而遭全面迫害，许多“右派”分子遭到反复批斗[33][34][35][36]。而依据已经解密的中共档案，实际有317万余人被划为右派，还有大约143万余人被列为“中右分子”[37][38][39]；此外，中共党内于1959年发起的“反右倾运动”使得300多万名共产党党员和干部亦受到批判，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40]。其中许多人在遭到批斗后，被处以党内或行政处分，或遭到严格控制使用[37][41]。
1963年，毛泽东等人在中国大陆发动了“四清运动”，常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42][43][44]。在该运动过程中，许多人士遭到迫害批斗，还有学者认为，四清运动“桃园经验”中出现的所谓“燕飞”批斗方式，后来演变成了文革时期的“喷气式”批斗[45][46][47][48]。另据相关研究人员，四清运动期间共有77,560人被逼死，城乡共有超过530万人遭到整肃[46][49]。
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及七千人大会（1962年）之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中央日常事务[50][51][52]。为了打击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敌、夺回权力，以及出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原因，毛泽东等人于1966年发动并领导了文化大革命[53][54][55][56]。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将时任学校副校长卞仲耘打死、将副校长胡志涛打成重伤，而卞仲耘也是第一个在北京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2][57][58][59][60]。北京“红八月”期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全国逐渐陷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对学者及知识分子等实施暴力行为[2][5][61][62]。其中，毛泽东在天安门上与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的对话，强烈暗示了暴力的“合理性”、“合法性”[2][5][63]。8月22日，毛泽东更以批转中共中央文件的方式，发出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明文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64][65]；随后中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也提出要保护红卫兵、不要拘捕，从而为全国红卫兵更大规模的打、砸、抢、抄、抓等行径提供了政治保护及政策保障[59][60][62]。
“批斗”行动主要发生于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经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肯定和默许，多由其支持者组成的红卫兵、造反派等执行[6][62]。被批斗对象无具体定义，但常包括：当时的政府官员干部、前中国国民党党员、知识分子、地主、商人、道士、和尚、修女、教士等，甚至被后世统治者尊为“万世师表”的孔子（“批林批孔运动”）[2][7][8][14][67]。被批斗对象有时甚至包括父母、亲人、朋友、老师等，导致亲友反目[5][9][10][11][68][69]。
文革期间，中共中央当权派也遭到批斗，包括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十大元帅”中的彭德怀和贺龙（“贺龙事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等等[67][70][71]。其中，邓小平被打成刘少奇之后的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造反派开列了邓小平的“十大罪状”，包括：1. 作为党的总书记有擅权的行为；2. 批判个人崇拜有亵渎毛泽东的权威；3. 在1961年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农业政策中提出“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口号；4. 1963年鼓吹要搞科学技术职称和学位；5. 通过1961年的高教六十条“削弱党的领导作用”，等等[70]。
宗教人士和有信仰的人士也是文革期间遭到广泛批斗的对象之一[3][72][73]。哈尔滨极乐寺是东北三省四大佛教寺院之一，1966年8月24日被大群红卫兵捣毁，红卫兵给佛像戴上高帽子示众批斗，并将那些无法搬来示众的佛像就地砸毁，红卫兵还勒令僧人们举着“什么佛经 尽放狗屁”的大横幅在寺院门前示众[74][75]。1966年8月23日，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学院等校的红卫兵砸了徐家汇天主堂，并对教会的主教等神职人员进行批斗，他们被戴高帽子、被挂牌子、被游街、被殴打，红卫兵还把痰盂里的脏水倒在他们的脸上和身上[72][76]。1966年8月24日，北京“红八月”期间，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等十余所中学的红卫兵，批斗了位于市中心东单三条的玛丽亚方济格修女会的8名外国修女，以及那里的其他中国人，修女们被强迫弯腰90度做“认罪”姿势，此后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驱逐出境[3][72][77]。
此外，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遭受到广泛的迫害和批斗[78][79]。据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回忆，文革时期“白天养猪、修猪圈、接受批判”，晚上才有时间进行科研[80][81]。数学家陈景润文革期间曾被关押、受到批判，他的研究草稿和手稿被批斗他的人毁坏，他自己也被迫整天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脖子上挂了一个大木牌，上书“现行反革命、臭老九———陈景润”[82][83][84]。文史类专家如老舍[85]、周作人[86]、梁思成[87]、傅雷[88]、翦伯赞[89]、吴晗[90]等人被批斗迫害致死。
批斗通常以团体形式进行，批斗方式通常包括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喷气式”、言语或肢体攻击等，羞辱被批斗者、剥夺人的基本尊严[3][7][8][13][14]。例如，在批斗大会或“斗争会”，红卫兵常把被批斗者的头按下去，弯腰90度角，把其手臂往后揪起来，使其身体成为“喷气式飞机”的样子，被称为“喷气式”批斗[3][13][67]。
文革期间被批斗的对象，一般不止被“斗争”过一两次，据史料记载，1968年4月23日到10月27日，经当时“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批准的，针对北京市主要领导干部和中央部门领导干部的批斗大会就有100场，其中批斗彭真53次、刘仁40次、郑天翔29次、万里14次[67]。前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韩作黎被“斗争”了400多场，坐“喷气式”400余次、被打得昏死过去两次[67]。
在批斗过程中，有时还伴随着对被批斗者的抄家，以及对相关文物古迹的破坏[92][86]。譬如，文革期间孔子亦遭到“批斗”，1974年经毛泽东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93][94]。而在文革早期的1966年，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谭厚兰即亲自率队200多人前往山东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共同成立了“讨孔联络站”，宣称要“造孔家店的反”，并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的万人大会，孔子墓被铲平挖掘，“万世师表”牌匾被焚毁、“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毁，孔庙的泥胎塑像被毁，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95][96][97][98][99]。期间，被摧毁的之前登记在册的文物就有6618件，其中画929幅，书籍2700余本，石碑1000余块，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000余册[95][99][100][101][102]。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即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期间，受到批斗和迫害的人不计其数，其中早期较为骇人听闻的事件包括北京“红八月”期间的大兴事件[103][104]。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出生38天，有22户被灭族[103][104]。
此外，有学者估计，仅文革初期因遭到批斗迫害而自杀的就有10万-20万人[105][106]。譬如，北京1966年“红八月”期间：知名作家老舍因在“八二三事件”中遭到批斗羞辱进而投湖自尽[85][107]；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遭批斗迫害，自缢而亡，死前说到“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108]；知名作家、鲁迅之弟周作人在红八月期间遭到红卫兵抄家批斗后，请求安乐死被拒，于次年因病身亡[86][109]。“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遭到残酷批斗，最终于1968年自杀身亡[110][111]。还有许多知识分子文革期间在遭受批斗迫害后，身心遭受重创，譬如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叶企孙，文革期间被当作“牛鬼蛇神”遭到红卫兵批斗，此后又被关押审查，导致精神失常，患上严重丹毒症，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离世[112][113]。
部分观点认为，自2012年底习近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执政以来，尤其是2019年起，中国社会出现“文革式批斗”回潮，集中体现在小粉红、五毛党等人在网络上对部分人士进行大规模言语攻击（譬如以“辱华”的名义进行“出征”），或者政府主导下对部分人士进行的全网抨击甚至封杀[15][16][17][115]。香港舆论亦有类似现象出现[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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