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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纮(153年—212年[1]),字子纲,徐州广陵郡射阳县[2](今江苏扬州)人,东汉末年孙吴的外交家、战略家、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张纮好文学,又擅于小篆、楷书有很深厚的造诣。其曾为柟榴枕作赋,受到陈琳的推崇。张纮又对陈琳《武库赋》等深表叹美。著诗赋铭诔数十篇。孙策在尚未脱离袁术时,曾向当时身在江都的张纮讨教成为一方诸侯的志向,张纮为孙策规划出占领荆、扬两州的未来战略版图江都对。在他被孙策派往许昌之后与孔融、陈琳等中原文人名士,都建立起良好的长期书信往来。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位之初,张纮人在曹营心在吴,成功劝阻曹操欲乘丧伐吴。后来建议孙权定都六朝的古都秣陵(又称建业)。《三国演义》将同为出身徐州,同时出仕孙策的彭城张昭,称为江东二张。孙权称张昭为张公称张纮为东部。
张纮初时游学于洛阳,曾于太学跟博士韩宗学习《易经》和欧阳《尚书》,又到了陈留郡的外黄县跟濮阳闿学习《韩诗》、《礼记》和《左氏春秋》。回郡后获举为茂才,当时大将军何进、太尉朱儁、司空荀爽三府皆辟他为掾属,他都以称病为由拒绝应召[3]。后来张纮避乱江东[4]。
初平三年(192年),张纮因母亲过世而在江都为母服丧;孙策在为父亲孙坚还葬曲阿后亦居于江都,于是数次拜见张纮,和他研究天下大势。孙策对他说明自己的筹划:“现在汉朝国祚衰微,天下纷乱,英雄豪杰都各自拥兵自重,发展势力,却并没有出现扶危济乱的人。先父曾与袁氏(袁绍、袁术)共同讨伐董卓,功业未竟,不幸被黄祖所害。我孙策虽愚笨稚幼,但也有弱微的志向,我想先从袁扬州(袁术)那里要回我父亲的兵将,并到丹杨去依靠舅父(吴景),把战乱的流散兵卒聚集起来,东据吴郡会稽,为报父仇,作为服从朝廷的外藩。您觉得如何呢?”张纮推托:“我才识学薄,目前也正在服丧中。对于你的规划,我没办法帮你什么好办法。”孙策遂进一步说:“您高尚的名声传扬在外,远近的人全都十分地向往仰慕您。今天我向您请教的事,我是十分看重您的意见和决断的。您为什么不能放下顾虑,坦诚相告,这才配得上您那像高山一样崇高的德望啊!如果我志向得伸,父仇得报,我绝不会忘记您今天的功劳恩德。那绝对是源于您的功劳,这也是我由衷对您的期望。”孙策说到此处更激奋得流下泪来。张纮见孙策言辞慷慨,更看出其从内心表露的忠勇壮烈,终于深受感动,终于对孙策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当年周朝王室崩坏,齐桓公、晋文公才能应运而起;王室一旦安宁,诸侯就只能尽臣子上贡的本分了。如今你继承你父亲的遗志,有骁勇善武的威名,假如你投奔吴景,成功招集东据吴郡、会稽一带的兵马,当能获得荆扬二州,亦能报仇雪恨。那时你倚仗长江天险,奋发威德,扫除群雄,匡辅汉室,所建的功业,定会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流芳千古,岂止作一个外藩呢?目前乱世多难,倘若你真能成功起事,开创起一番基业,我便与志同道合的好友一起南渡长江追随你。”孙策于是就实行其计划,并将母亲和一众年幼的弟弟都交给张纮照顾,使孙策无后顾之忧[5]。
兴平二年(195年),孙策渡江创业,委任张纮职务,孙策更表奏张纮为正议校尉,跟随孙策征讨丹杨。孙策亲临前线,张纮劝谏说:“主将乃是筹划谋策的角色,三军全依托系命于您,不可轻举妄动,亲身与贼寇对阵相斗。愿您能珍重上天授予您的才干,符合四海之望,别让全国上下为您的安危而担心受怕[6]。”
张纮与张昭并与参谋,孙策常令一人留守后方,一人从军征讨。奋威将军吕布趁刘备率军征伐袁术时袭取徐州,并以徐州牧自居,不希望张纮和孙策共事,追举张纮为茂才,试图招揽张纮,并命孙策遣送他回到徐州。但张纮内心厌恶吕布,认为屈身做吕布的属下是很耻辱的事情。孙策亦非常看重珍惜张纮,也想张纮继续辅佐自己,于是回书吕布推辞拒绝遣送:“深海里出产璀璨的明珠,但是不管把它放到哪里,它都是一件珍宝。当年楚国的人才,到了晋国一样能受重到重用。英伟的君子,就算是离开家乡,到了其他地方,照样能受到重视和珍惜,何必要执着于是否是效力于本州家乡呢[7]?”。
建安四年(199年),孙策刚刚拿下了豫章郡,在率军返回的路上,孙策对虞翻说:“我当年在寿春曾蒙太傅马日䃅召见,并且大会中原的士大夫们,那时我就跟他们说我们东方的人才很多,但只恨当时我年纪尚轻,自己的学问不高,无法说服他们。但是,我这心里很不服气啊。正好虞翻你博学且见识广,故而之前,我本来想派你前往许都,去朝见天子,接触一下朝中人士,用真才实学去折服中原那群乱说话的人。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江东人才的水平,只可惜你不肯去,我不得已只好派张纮去了,不过我多少还是有些担心,怕张纮无法让中原那群士人彻底折服[8]。”
张纮到了许都之后,便着力于向朝堂上的公卿以及自己以前的旧相识们宣扬孙策是如何的少年英雄,才略绝异,在江东地区白手起家,凭一己之力开创基业,扫平三郡(丹阳吴郡会稽)之地就如同风扫落叶一般。不仅如此,孙策还对朝廷非常忠心和崇敬,心系王室。张纮在中央朝廷先是被曹操征辟为掾属官吏,之后又被推举为高第,补侍御史随后又被提升为九江太守,张纮心中一直感激孙策的知遇之恩,一心想着要回到孙策身边。于是,张纮再次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就任。
留在许都朝廷期间,张纮与时任少府孔融相处友好,二人彼此亲近友善。张纮既喜好文学,又善长《书法》,尤其是《楷书》和《小篆》。张纮曾经给孔融写信,向其展示自己的新书法作品。 孔融接到后回信说:“以前看你的书法作品,多以小篆为主。每次拿着你的那些作品欣赏,都会发自内心的高兴,就好象见到了你本人一样。”
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听闻孙策去世,打算趁江东举丧期间进行征伐,张纮进行劝谏,认为乘人丧事而用兵,既有违传统的道义,如果攻而不胜,还会使两方结仇而丢弃往日盟好,不如借此机会厚待江东。曹操听取了意见,表任孙权为讨虏将军,兼任会稽太守。曹操还希望张纮能够回到江东,劝引孙权彻底归附中央朝廷,于是,便将张纮外任为会稽东部都尉。这个调令让张纮本来等不到回江东的时机,现在机会已经来了。于是张纮便名正言顺地回到了江东孙权的身边。
孙权刚刚统事时,正当年少,吴夫人以外部多难,深怀忧虑劳苦,多次感谢张纮,嘱咐他们的辅助之义。张纮立即上书答谢,反思有没有做得不好不够到位不恰当的地方。每当有异事密计及章表书记,或是与四方交结的文书,经常由张纮和张昭负责起草撰写。张纮以破虏将军孙坚击破董卓,扶持汉室的功劳和讨逆将军孙策平定江东六郡,建立大业写了一篇铭记颂扬,昭显孙坚孙策二人的公义。写完后呈给孙权,孙权阅读悲痛伤感说:“您真了解我家的经历啊[9]。”
有一次,张纮见到一只做工精细柟榴枕《楠木枕头》,十分喜欢这只木枕的花纹和做工,于是专门为其作赋一首,名为《柟榴枕赋》。这篇赋流传到北方后,被陈琳阅读,是大为欣赏,自叹文学不如张纮,陈琳便将《柟榴枕赋》到处给人传阅,并且说:“这是我同乡张纮所作!” 后来陈琳也写了两篇赋,叫做《武库赋》、《应机论》,这两篇文章流传到了江东,张纮看到后也认为陈琳真是文采飞扬,便专门写信给陈琳称赞。
陈琳回信说:“我陈琳在河北,与天下名士相隔绝,这里没有多少善于写文章的人,所以我才能在这里崭露头角。我能得到这种高度的称赞是言过其实了。如今王朗在这里,张纮与张昭在江东,我和你们相比,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直接被比没了[10]。”
之后让张纮到会稽东部赴任。有人认为,会稽东部都尉是朝廷司空曹操的任命,张纮志向可能不止于此,孙权对此并不介意,完全信任张纮。当初,琅琊人赵昱担任广陵太守,举察张纮为孝廉,后来赵昱被笮融杀害,张纮相当悲愤,但力量不足以讨伐笮融。赵昱家门灭绝,张纮在东部时,派主簿到琅琊设坛祭祀,并寻找赵昱的亲属继承赵昱一系。他给琅琊相臧宣(疑似臧霸)写信,臧宣找到与赵昱同宗的一个五岁男孩,让他来继承赵昱后嗣,孙权得知后表示嘉许。
建安八年(203年),孙权率军征讨江夏,因为会稽东部事少,便调派张纮居守吴郡,但仍然遥领会稽东部都尉。孔融写信给张纮《遣张纮书》:“闻大军西征,足下留镇。不有居者,谁守社稷?深固折冲,亦大勋也。无乃李广之气,仓发益怒,乐一当单于,以尽馀愤乎?南北并定,世将无事,孙叔投戈,绛、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离析,无缘会面,为愁叹耳。道直途清,相见岂复难哉?”孙权认为张纮有留守后方之功劳,想对张纮论功封赏。张纮认为自己并无立功,不敢接受赏赐,孙权也不勉强并赞赏他的气节。每次侍宴时,张纮从容不迫,常常微言密指来规劝孙权[11]。
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撤换掉张昭的长史一职改由张纮接任长史,随军征讨合肥。合肥城经过数月的攻击,又连连下雨,城墙崩坏,于是守军以草和棕榈叶修补城墙,夜晚则点明火把照亮城外,观察敌人行动以作防备。合肥久攻不下,便向孙权献策围师必阙:“自古包围攻城时,都会故意的网开一面,以造成守城敌方的疑惑,并能使他们产生出能使其突围的错误观念,这样子就可以动摇敌军的士气与军心。如今我们的军队把合肥城围得水泄不通,又不分昼夜地攻城,敌方守军眼见没办法突围,必定会产生玉石俱焚的决心。而死战的敌人,会使我们更难攻城。如今他们的援军尚未到来,可减缓攻势,缩小包围,可用以迷惑敌方守军,我们就可以一举拿下城池了。”张纮提出这个献策,众议者各有不同,众将围城驰骋挑战,使孙权犹豫不决[12]。战机在孙权的犹豫之间稍纵即逝,曹军的蒋济使用疑兵伪报之计,谎称张喜率四万援军赶往合肥,已到雩娄。派主簿假扮迎接张喜,并命三个守将带信出城后装作偷入城。当中,一个成功回城,两个却被孙军擒获。敌方守军接获此信后士气振奋,孙权眼见无法攻破合肥,便想效仿其兄孙策上前线,孙权亲自率精锐破敌,张纮怒谏:“主公的士兵是兵器,战争是危险的事。如今你所麾下的士兵依赖盛壮的气势,轻视强暴的外族,三军之众,没有不寒心的,虽斩对方的大旗,威震敌方战场,但这是偏将的任务,而不是主帅所做的。应开始压制住孟贲、夏育的勇猛鲁莽,而常怀霸王的谋略[13]。”孙权听纳张纮的进谏,停止进攻而退还。
建安十四年(209年),回师后,孙权准备再次出兵,张纮又劝谏说:“自古以来帝王是承受天命的君主,虽有皇灵辅佑在上,文德传扬于下,也要依靠武功来昭其勋绩。然而武功贵在因时而取,然后才建树威势。如今您正遭遇汉家四百年未有之厄运,有扶助危难之功业,理当暂且隐伏偃息军队,广泛开垦农耕,举任贤能,务崇尚宽,仁惠政策,顺应天命来施行诛讨,这样就可以不劳师动众而天下平定[14]。”
建安十七年(212年),张纮建议孙权应当搬离吴郡而定都秣陵(后称建业)对孙权说:“秣陵是当年楚武王所立,取名为金陵。其地势险要,山陵一直连绵到石头山。我曾访问故老,他们说秦始皇东巡会稽时经过此县,望气者称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因此秦始皇掘断连山,将其改名秣陵。如今处所俱存,地有王气,是天之所命,适合作为都城。”孙权认为张纮说得对,但还没做决定。刘备借南郡时东行京口,宿于秣陵,他观察秣陵周遭地形,也劝孙权移都秣陵。孙权听后说道:“智者所见相同[15]。”孙权采纳张纮建议。孙权让张纮回吴郡接来家眷,走在半路上张纮病逝。临死前,他让儿子张靖给孙权留下遗书说:“自古以来有国有家之人,都想修治德政来兴隆盛世,至于他们的治理,大多没有理想的结果。并非没有忠臣良将相辅佐,不是不明白治国的根本,而是由于君主不能克服自己的好恶情感,不善于听取意见。人之常情是畏难趋易,喜好相同的意见而讨厌不同的意见,这与治世法则正好相反。《易传》有言:“从善如登山,学坏如崩山。”是说学好不容易,学坏却很容易。君主继承数代相传的基业,凭借自然的趋势,掌握著驾御群臣的八柄权威,乐于做好做的事、听好听的话,无须向他人索求什么,而忠臣心怀难于进用的治国之术,说出逆耳的忠言,两者不能相互合意,不也是理所当然吗?不合就会产生隔阂,巧言令色之人便乘虚而入,君主就会被假忠迷惑眼睛,贪恋小人的恩爱,于是贤愚混杂,长幼失序,这些情况产生的原因,是人情关系扰乱了正常的统治秩序。故此圣明的君主醒悟到这一点,如饥似渴地寻求贤才,不厌其烦地接受忠谏,克制感情、减抑情欲,为了道义而割舍恩爱,在上者无偏颇错误的任命,在下者也就绝了非分之念。您应当加以三思,忍受辱垢、掩藏锋芒,以成就仁义天下的大业。”六十岁时病死(也可能是“八十岁”病死),孙权阅读张纮遗书后悲伤痛哭流涕[16]。
《三国演义》的记载不多,周瑜向孙策成就霸业举荐的时候,提及张昭和张纮二人,两人合称二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