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里大社文书
臺灣原住民巴則海族岸裡社頭目潘家所留存之以漢文書寫的古文書契字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岸里大社文书，是台湾原住民巴则海族岸里社头目潘家所留存之以汉文书写的古文书契字。该文书为1741年至1918年间台湾中部开拓之第一手史料，内容包括官府之通告、谕札、批示等，及民间之招瞨、承瞨、领垦、借银等契文，其中以地契的数量为最多[1]。现存文书主要收藏于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国立台湾博物馆、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档案馆。
历史
岸里社是中部平埔族群巴宰族（Pazeh）的一支，下有九社，包括岸东、岸西、岸南、葫芦墩、西势尾、麻里兰、翁仔、岐仔、及麻薯旧社等，分布于今台中县神冈乡、丰原市及后里乡等地。原居于大甲溪北岸的麻薯旧社（今后里旧社），清初时，领域扩至大甲溪南岸，并大举南迁，发展为新而且是最重要的聚居区。[2]
岸里社之崛起与对清朝的效忠有关。清代岸里社长期扮演义番角色，立下不少战功，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平定吞宵社（今苗栗县通宵）；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阿莫率岸里、乌牛栏等五社归化，被命令为五社土官，开启岸里社史的新纪元。岸里社长期效命清廷，参加之重要战役有：康熙六十年（1721年）朱一贵事件、雍正九至十年（1731-32年）大甲西社等西部平埔番反抗事件、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事件等。此外，岸里社在土官潘敦仔的领导下，与汉人（如张达京）合作开发台中盆地，甚至于招佃开发屯垦地，对中部的开发贡献甚大，而岸里社的经济力量也迅速提高。[2]
因岸里大社屡助清政府平乱，是清政府一支有力的武装劲旅，因此清政府在岸里社设立岸里社通事及土官，举凡军功寮采料防番、民番之间的土地、借贷、招瞨等契约订立均由岸里社通事处理。因岸里社对清政府有绝对的忠诚度，清政府甚为信赖，因此除了首任通事是广东大埔客家人（也是岸里社头目阿穆的女婿）外，其他历任通事均选择识字的岸里社番担任是岸里社的历任通事。这些历任通事所处理的文书记录就是岸里大社文书。岸里大社文书包含两大类型：岸里社与官府间往来之文书（禀文、差票、谕示、控案抄录等文件），以及番民间往来之文书（招瞨、承垦、典卖、借字、合约等契字）。[3]
文书馆藏状态
“岸里大社文书”目前馆藏共分3处，国立台湾博物馆、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
中研院台史所所收藏之“岸里文书”，来源包含研究机构、博物馆、民间、收藏家，以及购藏。中研院台史所官方网站所展出的“岸里文书”（T0293D0241），其中主要来自东势的民俗收藏家，共126件。年代为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至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内容有岸里社相关土地文书、岸里社第一任汉人通事张达京家族的相关资料。该批文书可了解岸里社在翁仔社、社口庄的土地经营、开垦、族群关系，及汉人通事张达京的家族历史。[4]
台大图书馆馆藏之“岸里社头目潘家”文书，本文书由1938年台北帝大理农学部校友张耀焜所捐赠，共计1,131件。内容包括官府之通告、谕札、批示等及民间之招瞨、承瞨、领垦、借银、借谷等契文，又以地契数量最多。涵盖年代自乾隆六年（1741）至大正七年（1918），以乾隆及嘉庆为最多，此类清代台湾中部民间经济关系文书，是研究台湾中部开发史、民族关系及土地制度等问题的珍贵第一手资料。[5]
1935年，墩仔脚大地震震毁了最后一任岸里社总通事潘永安的宅第（今台中市丰原区），发现一批乾隆年间的社务文书，史称《岸里文书》。这批文书后来被台北帝国大学理农学部学生张耀焜用于撰写学士论文。论文完成后，张氏于1939年将文书捐赠给台北帝国大学图书馆，此后便典藏于台湾大学图书馆。
台博馆典藏的“岸里大社文书”资料共有268件，来源有接收自台湾总督府博物馆及1964年台中图书馆所移交。大多数为岸里社潘姓家族留存的文书档案、文物，其中包含岸里社通事之相关记录，出现于各晓谕、信照、合约、书册等文书类资料。
历史价值
《岸里大社文书》为台湾中部地区平埔族社会经济相关研究的第一手史料，且该文书为台湾原住民巴宰族岸里社透过汉文字所书写。[4]其涵盖年代从清朝时期至日本时期，为这段时期的台湾文化开发史提供了丰富且珍贵的素材。[6]文书内容大致上可分为两类：岸里社与官府间往来的相关文书，如禀文、差票、谕示、控案抄录等文件，以及番民彼此间往来的相关文书，如招瞨、承垦、典卖、借字、合约等契字。[3]:4其内容富含了大量的土地关系文件，也有丰富的社会生活史料。历史学、地理学或社会学等各领域学者多会以该文书相关史料为研究基础，分别透过土地经营关系、族群关系、迁徙活动、制度史、社会文化史等不同角度切入，深入探讨台湾原住民巴宰族岸里社群的土地经营、历史发展及其社会文化变迁过程。[4]
学术研究成果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李文良教授引用岸里大社文书指出，岸里社“职员”潘士兴提到岸里社取得大甲溪南垦地地权的来源，归因于他的父亲潘敦仔协助政府平定雍正九、十年（1731－1732）的熟番叛乱，而获得王郡赏赐，即“雍正十年军功赏赐”的说法。[7]
根据吴佰禄的岸里社通事文书研究，[8]岸里社通事是岸里社于中部的开发历史中不可或缺的要角之一。通事此职缺从清初至日治初期约延续180年，负有宣达、执行官方政策、管收钱粮租税、差派繇役等官方与原住民联系中介的重要任务，为岸里大社社会的重要管理职位之一。[8] :11-13
岸里社通事的更替纪录称为“岸里社通事年表”，然目前有五个内容有所差异的通事年表版本出版，且大致可分为两大系统。
第一个系统主要整理、修订自岸里社末任通事潘永安的手稿《潘永安手记》，包含周定山1946年（《岸里社历代通事表》）、张耀焜1955年（《岸里社通事次序》）和洪丽完1994年（《岸里社通事表》）出版的版本皆以此文本为基础；然而，《潘永安手记》推测抄写自其家族内相传之口述，并可能受到其家族对各通事任用纷争所产生之态度影响，而出现手记记述与文献资料不吻合的情形。
第二个系统主要参考国立台湾大学馆藏之“岸里大社文书”文本所订，包含陈炎正1986年出版的版本（《岸里社通事年表》）和张胜彦1989年编订的《台中县志》中所收录的“岸里社通事年表”。后者系统和前者系统的主要年表差异在于其多出一任通事纪录（潘复盛），且部分通事人员顺序、起迄时代也有所不同。[8]:13-19
此两系统的异同之处乃需透过“岸里大社文书”文本的资料来进行校订，方能厘清这些人员任用顺序、起讫年代的明显差异是否具有任何意义。例如：国立台湾博物馆馆藏之“岸里大社文书”文本，详细纪载了第1至14任的通事任职年代，因此成为提供前、中期通事任用年代、顺序修订之重要参考依据。[8]:42-44
文书数位典藏状况
岸里大社文书的数字化工作，台湾计有台湾大学、台湾博物馆及中央研究院3个研究机构主导，其中台湾大学于1988年完成、台湾博物馆于2005年完成。
台湾大学自1980年代起由黄富三教授主持建档工作[9]，后于1998年完成1,131件岸里社文书资料建置上网，数量居台湾研究机构之冠，此批档案涵盖的年代起自清乾隆六年（1741）到大正七年（1918）[10]。
国立台湾博物馆自2002年至2005年完成“岸里大社”相关文书与文物数字化约268件，涵盖的年代起自清乾隆六年（1741）到大正七年（1918），内容包括官方文书（照牌、执照）、碑文拓本、契约、舆图、照片及房屋模型等 。[11][12]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档案馆收藏岸里社文书计126件[13]，年代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至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止，内容包括岸里社土地文书及通事张达京家族资料等[14]，另查无中研院有关岸里社文书数字化时程资料。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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