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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牛界线又称土牛、土牛沟或土牛红线，是台湾在明郑时首先设置、清治时普遍设置的界线。清政府采原汉隔离政策，承认原住民土地主权，并有种种措施来防止汉人侵垦台湾原住民生活领域，时称“番地”。该界线主要功能即在在于区分汉人与原住民的生活区域，避免双方的冲突；或是汉人与原住民相结反清。而事实上，土牛红线也代表清政府实际领土与原住民政权的分界线。也称为土牛、番界，在日治时期后又写做蕃界。
郑成功率领明郑军队击败荷兰占据台湾，大致承袭荷兰王田制度，改为官佃、官田及营盘，而原本荷兰的王田之外，即原住民的土地，则任由各文武官部下官兵随意圈地、侵占圈垦。1664年从参军陈永华之议，颁布“屯田之制，以拓番地”“驱逐土番，大兴开垦之业”寓兵于农的屯垦制度，实际上是挟武力进占，掠夺番地，悉行垦殖土番固有地域，并在交界筑土堆，以防番害，土堆状似卧牛，故称土牛，此成为后世划定番界之始。为开发水沙连番地，派遣参军林圯平定斗六门，以竹围庄为根据地，率所部屯丁二百余，自牛相触口前进，驱逐土番至东北方之东埔蚋附近，遭邹族鹿楮群（Luhtu）战士袭击，林圯及屯丁百余悉被击杀，后郑氏遣军追击之，远退至山后大水窟。由1895年日治文献记载知母𦛨社（Tfuya，现多汉译为特富野社）总头目宇旺报告可知从郑氏设立石碑，明末清初汉、邹界线大约沿着社口庄南北延伸，即八掌溪、牛稠溪等山麓谷口位置，而后直到清末的200多年间，在范围内租地开垦的汉人，一直纳租予邹族人。[1]:127
清初康熙以降，闽南与客家移民逐渐迁徙至台湾，并与平埔族或其他台湾原住民在开垦等事务上产生摩擦，尤与生番（高山区域原住民）冲突最烈，时有汉人侵犯土地，原住民出草抵御的情况。为解决此冲突，清政府决定以番制番的政策治理，承认番民自治地权，自清康熙61年（1722年）起，采汉番隔离政策，官府于入山的重要路口，以立碑、立界方式来规范汉人生活区域，严禁汉人超越其区域；此碑界建物为“原汉界碑”（如：台北市石牌）。并有种种措施来防止汉人侵垦“番地”。
18世纪初左右之清乾隆时期，由于福建与广东省东部开发已饱和，大量闽南人和客家人移民蜂涌来台，与高山族原有碑界已经不能区隔汉人与原住民的边界，整个民族界线已经向东方移动，清朝衙门决定另加以新的天然山川为新界线，又在交通要冲而山川不明显之地另外“挖沟推土”方式，构成新的原汉界线，这便是“土牛红线”。土堆俗称“土牛”，加上深沟，故称为“土牛沟”。除此，又因地图上，常以红线延伸其土牛沟所设置区域，因此又称为“土牛红线”，简称“土牛线”。在台湾，也有多处地方直接以土牛作为地名，代表乾隆早期位于土牛界沿线。
土牛界线做为分界的原初构想，以西为汉人、以东为归化的平埔族、再往东自山脚起则为未归化的族群。乾隆时期，土牛界线随着汉人的拓垦资及清廷的开放，曾多次调整，所以在1750年画出红线后，乾隆中晚期，1760年另外又画出“蓝线”、1784年画出“紫线”（紫线只见规划，未曾定案）、1790年画出“绿线”来取代土牛红线。而往内山移动新画出的界线调整为以西为汉人、归化的平埔族与移住的屯番。[2]:47-49到了嘉庆年间以后，朝廷不再画线，汉原界线往往另以台湾各地“隘勇线”取代了前述的各条旧界线。
《大清律例》中虽明文规定“凡民人偷越定界，私入台湾番境者，杖一百”，但仍无法制止汉人越界开垦。
1895年台湾日治时期后，日本殖民政府承认清晚期的隘勇制度与“隘勇线”，并仍基本上沿袭旧有武力压制台湾原住民的基本政策。“蕃界”在日治时期主要是用来指涉关于蕃地的事务，而蕃界一词本身应该是单纯用来指称原住民的生活和活动领域。
今台湾桃园市杨梅区或台中市石冈区等地仍可见土牛界线遗迹[3]。另外，许多地名且与土牛界线有关，如：新北市土城区、桃园市平镇区土牛沟、新竹县竹北市隘口里、苗栗县头份市及西湖乡、台中市石冈区土牛里、台中市东区十甲里及东信里也有土牛的地名。 关于土牛沟的现址考证方法，另有学者李宗信，利用日本时代的土地申告书与GIS软件进行地理编码(GEOCODING)，取得更精确的现址考证论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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