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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纽‧史威登堡（ⓘ，1688年1月29日—1772年3月29日），又译作“斯威登堡”或“瑞登堡”，瑞典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以及新教会的理论奠基人。他的前半生致力于自然科学领域，后半生则全身心投入神学领域。他所生活年代的欧洲正处于宗教影响力逐渐衰落，人们更注重科学和理性的启蒙时代。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史威登堡通过自己的心灵体验向世人诠释了一个关于基督教的全新观念，而他的宗教观与传统基督教的观念大相径庭，因此遭到了传统基督教会的排斥。史威登堡去世10多年之后，他的宗教观才逐渐被世人所认识和接受。
伊曼纽·史威登堡1688年1月29日出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史威登堡的父亲——杰斯伯·史维登堡（1653-1735）出身于一个富裕的采矿家庭，早在1571年，作为父系家族祖先的第一个有名人物是来自松德博恩教区的奥特·佩尔森（Otte Persson）[1]。杰斯伯·史威登堡早年在国外学习神学，回国之后在斯德哥尔摩的讲道中以其动人的演讲，打动了瑞典国王卡尔十一世，通过国王的影响力，他后来成为了乌普萨拉大学的神学教授和斯卡拉地区的主教[2][3]
杰斯伯对当时被罗马天主教视为异端的路德教派运动产生了兴趣，路德教派强调信徒的美德在于与上帝直接交流，而并非是依靠盲信。因信称义是路德教派的信条，杰斯伯为此被斥为异端。尽管杰斯伯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但是杰斯伯的天使和精神存在在日常生活中的这种非传统教会的信仰观念，对他的儿子伊曼纽·史威登堡的心灵产生了很大影响[2][3][4]。
1699年6月年轻的伊曼纽·史威登堡进入了乌普萨拉大学学习。当时乌普萨拉大学提供四个学习专业：神学、哲学、法律和医学。史威登堡选学的专业是哲学，但是他又涉猎广泛，除了专业之外，他还学习了数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在语言学方面，他还学习了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1703年至1709年的这段时间，伊曼纽·史威登堡与林雪平主教小埃里克·本泽利乌斯生活在一起。1709年伊曼纽·史威登堡在乌普萨拉大学完成了学业。1710年开始了他的欧洲各国旅程，他先是周游了荷兰、法国、神圣罗马帝国（德国）等国，最后来到了伦敦，在伦敦他度过了四年的光阴。当时的伦敦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科学思想的中心。在伦敦的数年期间，是他思想成型最重要的时期，他之前没有来过大城市，乌普萨拉大学的思想或学术研究多少受到神学教条的束缚，而他来到伦敦这个一个充满自由的国际大都会的时节正是他的思想成型最强的时间，在这里，他结识了天文学家约翰·佛兰斯蒂德、爱德蒙·哈雷、数学家亨利·萨维尔等知名科学家。在伦敦期间，伊曼纽·史威登堡学习了物理力学和哲学以及大量阅读书籍和写作诗词。史威登堡在写给他的姐夫本泽利乌斯的信中说到，他相信他自己注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5]
1715年史威登堡回到了瑞典，1716年他在隆德拜会了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瑞典发明家克里斯托弗·普尔海姆也参加了会见，他后来成为了史威登堡的好友。当时史威登堡建议国王资助在瑞典北部建立一座天文台。但是嗜好戎马征战的国王认为这个项目并不重要，而是任命了史威登堡为斯德哥尔摩的皇家矿务局的特别顾问[6]，之后的20年间他一直致力于自然科学和工程项目。
1716年至1718年的之间，史威登堡出版了一本名为《北地代达罗斯》（Daedalus Hyperboreus）的科学期刊[7][8]，里面记载了机械和数学的发明。这在这里他特意描绘了一个飞行器（右图）。1718年史威登堡发表了一篇文章，试图用微弱的震动或“震颤”来解释精神和心理的现象。
卡尔·十二世去世后，继任王权的乌尔丽卡·埃莉诺拉女王将史威登堡和他的弟兄姐妹封为贵族。在17和18世纪，瑞典主教们的子女获得这一荣誉是很常见的，这是瑞典国王对其父亲事业的认可，在瑞典语中，史威登堡的名字由"Swedberg"改为"Swedenborg"[9]。
1724年，他曾经得到乌普萨拉大学数学系主任的任命，但是他拒绝了这个聘请，他说他的职业是在工作中需要研究几何、化学和冶金，另外他说自己有口吃的缺陷，不能胜任这个工作，据说他在公共场合下讲话非常小心，而很多人也很少听到他在公众场合下发言[10][11]。
1730年代以后，史威登堡对精神领域越来越感兴趣，他决心找出一种理论来解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他想要了解创造的顺序和目的，首先促使他研究物质结构和创作过程本身。1734年他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3卷本的《哲学和逻辑学著作集》，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论述他的成熟的自然哲学。在这方面他深受法国大哲学家笛卡儿的影响。事实上，史威登堡自然哲学的三个主要问题都受到笛卡儿的启发：
受英国神学家托马斯·伯内特《神圣的地球理论》（Sacred Theory of the Earth）一书的影响，在天文学的领域方面，史威登堡于1734年首次提出了星云假说[12]，1755年伊曼努尔·康德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自然史和天空理论》，认为气体云星云缓慢的旋转、由于重力逐渐崩溃和合并，最终形成恒星和行星[13]。
在同一时期，史威登堡进行了许多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他是第一个预知了神经元的概念[14],这个概念直到一个世纪之后，科学界才认识到神经细胞的全部意义。他对大脑皮层、神经系统组织、脑脊髓液的定位、脑下垂体的功能、血管周隙、第四脑室以及人体特定区的结构等也有先见之明。尽管他的解剖学上的成果并未受到同时代科学家的注意，但是在某些领域，他的超前理论已经得到了现代科学验证[15][16][17][18][19]。
1735年，他在莱比锡又出版了三卷本的《哲学和矿物学著作集》（Opera philosophica et minalis），试图将哲学与冶金学结合起来。这部书中对铁和铜的冶炼分析的章节受到了社会欢迎，从而使史威登堡获得了国际声誉[20]。同年，他还出版了小册子《无限》（“On the Infinite”），试图解释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以及灵魂与肉体之间的联系。这是他第一次涉及到这个领域，由于他提出了灵魂基于物质的观点[21][22]，他知道这可能会引发与神学界的冲突。除此之外，他还专门研究了当时的时尚哲学家，如：约翰·洛克、克里斯蒂安·冯·沃尔夫、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笛卡尔以及早期古希腊、古罗马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希波的奥古斯丁的哲学思想[23]。
史威登堡的后半生将精力倾注到了神学领域。这个开端始于1740年代中后期，1743年，他以为去国外搜集写作资料为由请假出国。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打算从解剖学角度来解释灵魂，该计划写作17卷[24]。
1743年7月史威登堡启程周游各地，他随身携带旅行日记，详细记载着沿途旅行的观感。在这期间史威登堡也做了很多令他感到奇特的梦，所经历的不同的梦境，对他来说有些非常愉快，有些则忐忑不安[25]，除了旅行观感之外，他也一直几乎一个不漏地记载所梦见的情景。记述时间从1743年7月至1744年10月。但是这部日记长期以来一直无人知晓，直到1850年在瑞典皇家图书馆才被发现，之后这部游记以《梦幻日记》（瑞典语：Drömboken[26]）（英文：Journal of Dreams）[27]的书名出版发行。
下面是他1744年所描述的部分梦幻记录：
3月20日，他发现他的欲望和兴趣在悄然发生变化。通过对梦中流域的欲望与乐趣的剖析，他惊讶地发现，他的虚荣心和对异性的兴趣消失了，这让他深有感触。“达到海牙后，我发现我写书的兴趣和虚荣心竟消失不见了。这真是奇怪？此外，我对异性的欲望也突然平息了，这曾是我最强烈的欲望！[28]”
3月24日，他梦见一个美丽的花园，很想里面有个属于他的地方。有人清楚了一些无形的爬虫，说是毒虫，不知是谁带进来的，影响了住在那里的人。“我没有看见毒虫，却看见一条小爬虫从我掉到身边的一个妇人的白衣上。这象征当从我身上涤除的污秽。[29]”
4月2日，他梦见两个人，走进一个房子。房子盖好了，但没有装饰完毕。他们四处查看，很不满意。其中一位走到跟前，警告他如不离开，就要惩罚他。他不知道怎么出去，那人说可以带他出去。醒了。“这表示我在一间没有装饰打扫的房间里，邀请了一位来自至高处的客人。他发现房子没有打扫干净，我当受惩罚。幸好他慈悲地指示了逃脱的门路。[30]”
4月4日清晨，他梦见骑着马，被指示该去的方向。“倒我一眼望去，前面一片黑暗。我发现自己在黑暗中迷了路，幸好此时有光找过来。原来我真的迷了路。 我看见了路，看见了该去的森林，穿过树林就能看到蓝天。 醒了。我随即想到此生，又想到来世。在我看来，从今生到来世都充满了主的恩典。我不禁哭泣，因为我根本没有爱，还时常冒犯他。他引领我，指示我通往恩典之国的路。 我根本不配承受这样的恩典[31]”
10月12日，他梦见一个盛着面包的盘子递到他面前。“这意味着主将亲自指示我，因为我开始进入一无所知的状态，所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都将挪走。学习都是这样开始的，就是说，首先成为一个孩子，汲取知识的营养。这正是我目前的状态[32]”
在1744年10月26日-27日的最后日记中，史威登堡似乎很清楚他自己应该走哪条路。他觉得他应该放弃目前的工作计划，写一本关于敬拜上帝的新书。他很快就开始着手写作《敬拜与上帝之爱》（拉丁语：De cultu et amore Dei），该书于1745年6月在伦敦出版[33][34][35]。
1745年，那年是史威登堡57周岁。在伦敦的一次特殊体验使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那天当他在伦敦一家餐馆用餐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他用完餐准备起身离开，餐厅里突然放出耀眼的光芒，在光芒中出现了一个身着洁白长袍的人，他对史威登堡说：不要吃的太多。说完就消失了。于是史威登堡询问餐厅其他的人，是否看到了这个穿白色长袍的人，别人都说没有看到。第二天晚上，他躺下入睡之后，那个穿白色长袍的男人又出现在他的梦境中，他对史威登堡说：他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他要交给史威登堡一个使命。史威登堡会被带往灵界中去，要和那里的霛交流沟通，要史威登堡将那个世界的见闻记录下来，转告给世间的人们[36]。
从那时起终日忙碌于图书馆和资料室的他，放下了所有的科学书籍和资料，身边只留下一本《圣经》。当得知史威登堡离开了科学界，很多人为之惋惜，甚至有人希望他重返科学界。然而史威登堡却说：“以后世上还会有许多像我这样的科学家，但是接受我这样使命的人不知道还会不会有[37]。”
1747年6月，史威登堡辞去了皇家矿务局的职务，为了将精力用于解释《圣经》以及着手写作神学方面的著作，史威登堡重新学习希伯来语[38]。从那时开始直到他去世，他都是在斯德哥尔摩、荷兰和伦敦度过的。1749年出版了《属天的奥秘》，在这之后的25年闲，他陆续发表了14部神学著作，不过最初他是以匿名方式发表的，直到后来才公开他的名字。
史威登堡在他的《最后的审判》（1758年出版）中提出了一个惊人的主张，那就是根据他在灵界所看的景象，最后的审判不是在物质世界，而是发生在灵界（World of Spirits），这个灵界在天堂与地狱的中间，所有人都通过这个灵界去天堂或地狱[39]。
他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不可描述的，因为它本身既是实体又是形式。但是上帝的本质能从它的爱和智慧这两种基本品质中得到理解。他自称用特殊的冥想方式，由“天使”带引下来往于灵界，足足花了13年的时间拜访了古今中外在天堂或地狱里的人们，写下了《天堂与地狱》。该著作中详细描绘人类在物质生命结束后，如何进入灵魂世界，永恒地以另一种方式生存。其中最大的不同观点是，天堂与地狱，仅是灵魂出自自身的善、恶所致，并非由审判而来的结果。当所有良善的灵魂聚集起来的地方就是“天堂”，天堂内有不同宗教或无宗教的人。所有怀有恶意、想奴隶他人的灵魂，当接近天堂时会感到极度不适，他们唯有选择在别处聚集，就成了“地狱”，类似“物以类聚”的概念，这与传统神学借由上帝的审判来决定一个人是否上天堂或下地狱的观点完全不同。
史威登堡认为，在与自然界相一致的神灵世界里，上帝的本质是精神的太阳；它的温暖是爱，它的光明是智慧。他在《天堂与地狱》一书中的第一章即指出，耶稣是天堂唯一的神，并且认同三位一体的概念(上帝、耶稣、圣灵，三个名词，指的都是同一个)。认为创造是持续进行的、宇宙中每一事物都属于一个系列，每个系列都有三个不同的度，这三个度由目的、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每一结果都是下一较低系列的目的。创造的最后目的只能通过人来完成。
1770年7月，82岁的史威登堡在阿姆斯特丹完成了他最后的一部作品《真正的基督教》（Vera Christiana Religio），次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发行，这是他最为满意的著作，旨在向路德教派解释他的教义[40]。
在专注神学领域之后，史威登堡一直默默无闻地使用匿名发表他的神学著作，1759年之后，他的几个奇异体验传说使他声名鹊起，从而吸引了世人的眼球。
1759年7月19日从英国回国的史威登堡抵达了哥德堡，当地富商邀请他去家中做客，同时出席晚宴的还有另外15名客人。傍晚六时左右，史威登堡突然起身，独自来到花园，回来时脸色苍白，局促不安。别人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场火灾，火势迅速蔓延。坐立不安的他不时进出花园，他说他的一个朋友的房子已经化为灰烬，自己的房子也岌岌可危。晚上八时当他再一次来到花园时，火势已经熄灭。 客人们开始忐忑不安，因为他们当中有人的亲属就住在斯德哥尔摩。次日早晨，当地官员邀请史威登堡询问火灾情况，于是史威登堡就详细地叙说了火灾的发生、蔓延直至熄灭的过程。第三天晚上，终于从斯德哥尔摩传来了准确的消息，贸易部在火灾肆虐时派出的信使抵达了哥德堡，信中描述的情景与史威登堡在两天前叙述的完全一样。
为了特意测试史威登堡的灵界体验，1761年瑞典王后路易斯·乌尔莉卡召见史威登堡进宫，史威登堡也为了进献他出版的著作和王后进行了一番长谈，最后王后要求他一旦在灵界见到他的弟弟奥古斯特·威廉亲王，就将亲王的事情告诉她。第二天他再次进宫，在呈上他的各种著作之后，请求觐见王后。然后私下和王后说了一些事情，王后听完脸色煞白，她说：这件事只有她和他弟弟才知道[41]。
1761年春，荷兰驻瑞典大使马特维过世。一年后，一个金匠向大使遗孀索要一笔金额不菲的费用。遗孀记得丈夫生前已经付了款，无奈她找不到收据。大使生前好友俄国驻瑞典大使奥斯特曼爵士建议遗孀向史威登堡求助。于是遗孀特意登门拜访了史威登堡，遗孀表示倘若他真如人们所传的那样，能和去世的人沟通，那么想请他在灵界询问过世的荷兰大使关于金匠的事。几天后，史威登堡在灵界遇到了荷兰大使，问了收据的所在之处。回到现实世界之后，史威登堡告诉她，收据就在寝室衣柜的第几个抽屉中，遗孀失望地说，那些抽屉不知翻了多少遍了，就是没有看见收据。史威登堡说：“你丈夫说那个抽屉里有暗格，请将抽屉底层拆开来看。”遗孀于是按照他所说的那样，打开了抽屉暗格，结果发现了收据还有很多重要文件[42]
史威登堡的神学思想在瑞典引起了轩然大波。1768年9月，瑞典国家信义会的一位牧师呼吁教会做出决议，采取措施停止一切与信义会教义不符的神学著作的出版发行，其矛头明显指向史威登堡。以迪安・埃克博姆（Dean Ekebom）为代表的反对史威登堡的势力认为，史威登堡的神学思想是“败坏信仰的异端，应当受到抵制”[43]。由于争议不断升级，迪安・埃克博姆（Dean Ekebom）的法律顾问和首席检察官敦促国会以“最有力的措施来遏制、惩罚史威登堡的歪理邪说”，在此压力之下，瑞典皇家科学院“完全弃绝并禁止史威登堡的神学教义”，海关官员奉命没收有关史威登堡的著作，史威登堡的支持者一度受到打压[44]。
1771年夏，史威登堡去了伦敦。之后他一直逗留在伦敦。圣诞节前，他中风偏瘫卧床，后来有所好转，但还是在1772年3月29日以84岁高龄离世。他的女仆伊丽莎白·雷诺兹后来回忆道，史威登堡在此之前已经预感到他的大限之日将至，但是他却感到很轻松，就好像“去某个地方度假一样快乐"[45][46]，她写道：
他去世之后，安葬在伦敦沙德韦尔王子广场的海外瑞典教堂。190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以高价从英国苏富比拍卖行买下了史威登堡的头盖骨，瑞典海军派出了军舰将他的头盖骨和遗骸接回瑞典，安葬在乌普萨萨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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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威登堡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宗教思想源泉影响了很多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以及哲学家。他们当中有：罗伯特·佛洛斯特，约翰·查普曼、威廉·布莱克、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丹尼尔·伯纳姆、阿瑟·柯南·道尔，波德莱尔、爱默生，约翰·斐拉克曼、乔治·英尼斯、老亨利·詹姆斯、卡尔·荣格 、伊曼努尔·康德、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海伦·凯勒、切斯瓦夫·米沃什、约瑟夫·史密斯、奥古斯特·斯特林堡、铃木大拙和威廉·巴特勒·叶芝。他的哲学对南曼兰公爵、后来的国王同时也是瑞典共济会（瑞典语：Svenska Frimurare Orden）大师的卡尔十三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史威登堡逝世15年后的1787年，后人依据他的著作《新耶路撒冷及其属天教义》的理论为教义，创建了“新耶路撒冷教会”（简称：新教会）。目前新教会遍及北美、欧洲、非洲和大洋洲。
神学方面的著作有：
除神学方面的著作之外，斯威登堡还在自然科学、哲学以及解剖学方面皆有建树。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有：《哲学和矿物学著作集》（上卷）、《论铁和钢》（中卷）、《论铜和黄铜》（下卷）；哲学方面的著作有：《论自然哲学的原理》；在解剖学方面的著作有：《灵魂世界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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