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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前文化指中国石器时代的文化。石器时代又区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四个阶段。[1]
旧石器时代在古地理学上是指人类开始以石器为主要劳动工具的文明发展阶段，是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一般划定此时期为距今约260万年[2]或250万年[3]（能人首次制造出石器）至1.2万年前[4][5]（农业文明的出现）。其时期划分一般采用三分法，即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旧石器时代之后为中石器时代[6]。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通常以原始族群的形式聚居在一起，并通过收集植物和猎取野生动物维生[7]。尽管在此时代内人类也使用木质和骨质工具，但旧石器时代的典型标志是使用了借由敲打石头制成的石质工具。尽管其他材料，如皮革、植物纤维等亦适合制成工具使用，但由于其性质使然，此类材料未能有更广泛的应用。在旧石器时代期间，人类在早期的能人和智人基础上向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大幅度进化。[8]在旧石器时代后期(特别是中晚期)，人类开始了最早的艺术创作，并开始涉足宗教和精神领域，如葬礼和仪式。[7][9][10][11]
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工作，在中国已经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旧石器考古材料，初步建立起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框架。 [1]
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分布已很普遍。距今100万年前的旧石器文化有西侯度文化、元谋人石器、匼河文化、蓝田人文化以及东谷坨文化。[12]距今100万年以后的遗址更多，在北方以周口店第1地点的北京人文化为代表，在南方以贵州黔西观音洞的观音洞文化为代表。总起来看，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基本上是类似于奥杜韦文化的类型，似乎没有西方的阿舍利手斧文化。但有的学者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旧石器文化和西方阿舍利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着交流。[1]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可用山西襄汾发现的丁村文化（见丁村遗址）为代表。 另外比较重要的有周口店第15地点文化和山西阳高许家窑人文化。[13]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基本上保持了早期文化的类型和加工技术。即使类型稍有变化，技术稍有进步，也都是缓慢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修理石核技术（如勒瓦娄哇技术）没有得到明显发展。[14]
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数量增多，文化遗物更加丰富，技术有明显进步，文化类型也更加多样。在华北、华南及其他地区，都存在时代相近但技术传统不同的文化类型。[15]
在华北，有继承前一个时期的小石器传统，其重要代表有萨拉乌苏遗址、峙峪文化、小南海遗址、山顶洞遗址（见山顶洞人）等；[16]有石叶文化类型，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的水洞沟文化为代表，它与西方同期文化有较多的相似处；还有70年代后发现的典型细石器工艺，如山西沁水的下川文化，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的虎头梁文化等。[17]
在东北地区，属于这一时期的重要遗址有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和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遗址等。[18]
在南方，这一时期出现了几个区域性文化，如以四川省汉源县富林遗址命名的富林文化类型，以重庆市铜梁县张二塘遗址为代表的铜梁文化类型，以及最初在贵州省兴义市猫猫洞遗址发现的猫猫洞文化类型。[19]
另外，在西藏、新疆和青海地区也发现了一些属于这一时期或稍晚的旧石器文化地点。总起来看，这一时期文化的主要特点是，除少数地点外，石叶工艺和骨角器生产没有很发达。[20]
中国中石器时代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石器时代早期之间，其特征是细石器的制造，所以又称作“细石器时代”。中国在约前1万至前7千年间处于中石器时代，一、二千年间又纷纷进入新石器时代，持续时间较短。陕西省大荔县沙苑的沙苑文化、河南省许昌市灵井的灵井文化、山西省沁水县下川的下川文化等。[21]
新石器时代的特征是逐渐由采集食物发展到生产食物、石制工具也由简陋发展出种种专门用途的工具。农业出现，人们有了更可靠的食物供应；长期的聚落出现，使人们的群居身活区渐复杂；人们开始以抽象的符号代表具体的事物，表示艺术的出现。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关口[22]。
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是目前考古学上所见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文化。[23]这两种文化都已有农业，但大量树籽、鱼骨、兽骨的出土，说明采集食物仍占相当的重要性。农具、谷物、家畜的出现，象征相当成分的食物已由生产供应了。早期新石器文化的陶器都是手制，但是烧成温度已可达摄氏9百多度，器形已相当复杂，也具有若干纹饰，甚至还有少数彩绘。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的陶器器形中有不少也见于后来的仰韶文化；绳纹和彩绘更在仰韶文化中普遍出现；圆形、方形半地窖式居住遗址，也是由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肇始，而同样见于仰韶文化的村落遗址中。[24]凡此都说明了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前身。裴李岗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河南中部。以碳十四断代测定的年代来说，裴李岗文化有公元前5935±480年、公元前5195±300年（树轮校正后为5879年）及公元前7350±1000年三个数据。与裴李岗相同的莪沟北岗文化则是公元前5315～5025（校正后为公元前5916～5737年）。裴李岗文化的主要器物是带足的石磨盘、石磨杆、狭长扁平的双弧刃石铲和带锯齿的石镰，显然都是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工具，陶制品中有猪头的陶塑[25]。
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主流，分布遍及河南、山西、陕西、河北、陇东、宁夏、内蒙古南部、河南及湖北的西北部，包括整个中原地区及关陕一带。碳十四测定年代的数据也很多，大约为公元前4515-2460(校正后:公元前5150-2960年)，延续时间两千多年。仰韶文化可以陕西的半坡村遗址为代表；当然，仰韶文化中也有若干以时间及空间差异而呈现的类型。仰韶文化显著发展了农业。村落面积相当大，有数万到数十万平方米不等。居住遗址通常是方形或圆形的半地穴，分为内室、外室，地面平整，甚至有白垩面。室内往往有火堆烧过的遗痕。聚落常在河边的台地。有些条件优良的地点，遗址可以涵盖数层并不密接的文化层，说明当时的农业是游耕式种植方式。但是聚落的移徒往往取决于对耕作有利的条件，以致同一地点可以在先后都有人迁来建立定居的聚落。陕西西安半坡的遗址，即至少有两层文化层，一层的遗址及窖穴叠在另一层的遗存上，而中间隔了草籽和树木花粉交替茂盛的土层。只有用“刀耕火种”的种植法，同一地点才有这种树木与茂草交替出现的情况。半坡聚落可有上百个居室遗址，居室与储藏用的窖穴都集中在聚落的中央，环以深沟。半坡遗址的北面，有一个公共墓地，集中埋葬著大人小孩的遗骸，生人与死者的地域显然以明白分开。村中也有一座较大的房屋，可能是全村的会所，或其他“公共建筑”。由此推论，仰韶文化的聚落似乎已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组织，也有了自群的意识。聚葬的公墓现象，反映了自群意识已超越了时间的限制。[29]
仰韶的农业约以种植粟稷为主；有好几处遗址的储藏窖穴都出土了粟类的谷物。半坡遗址还出土了装贮蔬菜种籽的陶罐。家畜以猪狗为众，牛羊较少。农具有耕作用的石锄石铲，砍伐用的石刀石斧，及一般刮削用的石利器。仰韶的农业当已有相当高的生产水平，村中储穴分布各处，足见生产已有余粮。仰韶文化的陶器常有彩绘纹饰，为此，过去的考古学家曾以“彩陶文化”作为仰韶文化的别名。纹饰中，有几何图形及流动不规则的线条，也有相当写实或写意的图像，如鱼、猪、蛙、羊、人头之类。若干简单的刻纹及画纹，已有了记号的作用，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仰韶文化的陶纹已是书写文字了。整体的说，仰韶文化在社会组织、生产水平及使用抽象符号三方面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仰韶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原地区是主流，对四周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29]
紧接着仰韶文化，在中原的晚期新石器文化是龙山文化，其分布更为广大，内容也更为丰富。
在仰韶文化时，由于农业的发展，食粮供应稳定了，导致人口增加。于是一方面有溢余的人口形成更多的聚落，把文化扩散到前所未有人居住的地区；另一方面，也因为可以居住的空间有限了，聚落居民不得不持久的定居在同一地点。各地的龙山文化因而有相当的地方性。中原的龙山文化，遂有河南龙山、陕西龙山、山东龙山之分，其中以河南龙山文化为仰韶文化的直系后裔。[30]
所谓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在今河南、晋南、冀南地区，主要沿着黄河中下游。仰韶文化转变到河南龙山文化的中间型态是豫晋陕交界地区的庙底沟二期，其碳十四断代是公元前2310加减95年(校正后：公元前2780加减145年)。而整个河南龙山文化的时代则是公元前2100～1810年(校正后：公元前2515～2155年)。陕西龙山文化的年代与此相当，也继承了庙底沟二期的新石器文化。[30]
河南龙山文化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内容有了若干改变。农具中有了耒、镰与骨铲。农产品仍以粟稷为主，收获量则似乎大多了。木工的工具不再是砍伐用的斧斤，而更多整治削切之用的加工工具。陶器中轮制的成分大为增加。村落有夯土筑成的围墙以资自卫，村落与村落之间显然有了战争。有些伤残骸骨成堆的丢在坑穴中，大约也是战争的牺牲者。宗教信仰出现了，骨卜及特殊的葬仪都足够说明这一发展的方向。器壁薄而硬的蛋壳陶，当不是为了日常生活所用，这种特制的用具，大约也是为了宗教仪式而发展的。祖先崇拜大约也已制度化了。在同一社群内，社会地位及职业的分工，造成社会分化的现象，其现象也与社群的日趋复杂与日益组织化相关。聚落比较有持久性，当然也因此可有更明白的我群意识，各地方的文化具有个自的特点，也足以表现这种我群意识。然而聚落分布的密度比前增加，群与群间的接触与交流在所难免。邻近聚落间必有相互影响，是以邻区地方文化的特色往往大同小异，由东到西，或由南到北，可见的文化差异都呈现渐变的过程，而难以找到截然可见的地方文化分界线。从整体来说，中龙山文化的影响放射及于中原之外。[30]
中国步入青铜时代，大体经历了早、中、晚期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学者把中国青铜时代从商周至战国划分为鼎盛期、颓败期、中兴期、衰落期4个阶段。也有学者将这一时期划分为殷商前期、殷商后期、西周期、东周前期、东周后期5个阶段。[31]
中国各地的青铜文化具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可以分作不同的地区类型。中国出土最早的青铜器物（公元前2900到公元前2740）属于甘肃马家窑文化。张光直院士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最早明确地指出夏、商、周三代为“青铜器时代”的鼎盛期，而后还有春秋战国时代。后母戊鼎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容器。杜正胜院士在《古代社会与国家》指出，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中国生产工具并没有突破性的发展，只有阶级和社会的转变，青铜器主要作为礼器和兵器是政权的象征。[31]
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开端。[32]二里头文化里，既包含二里头遗址文化，又包括除了二里头遗址之外，具有二里头遗址文化特征的上百处遗址所反映出来的文化面貌。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了公认的探索夏朝文化的关键性研究对象。这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时期。由之前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33]
作为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遗存，二里头文化可以堪称“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化的文明底蕴通过商周时代王朝间的传承扬弃，成为了华夏文明的主流。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地，并初步被确认为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址。[34]
二里岗文化是以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商代文化遗存而命名的文化类型，又称二里岗期商文化，是一种介于二里头夏文化、殷墟晚商文化之间的青铜时代早期的一种考古文化。[35]
1950年，考古学者在位于郑州老城东南二华里的二里岗遗址首次发现了一种新遗存，由于二里岗遗址是这类文化遗存最早得以发现的典型遗址，所以1954年提出了二里岗文化的命名。[35]
商朝的后期，以安阳的小屯村为中心，郑州公园区的上层、洛阳的泰山庙遗址和墓葬属这个时代。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4世纪末至前11世纪中叶。自殷墟发现以来﹐先后出土有字甲骨约15万片。从这些带有刻辞的甲骨中已经辨认出5000多个单字，能够认出来的的汉字大约1700多个，甲骨文中所记载的资料将中国的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现代的汉字就是从甲骨文中演变而来的。[36]此外还有陶器数万件，青铜礼器约1500件、青铜兵器约3500件，玉器约2600件，石器6500件以上，骨器3万多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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