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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歷史學家、政治人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杜正胜(1944年6月10日—),台湾高雄永安人,历史学者,专长在中国上古史、中国古代社会史学者,专研古代社会史、文化史、医疗史等。1992年7月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小学教师,台湾东吴大学、国立清华大学教授、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等职。现任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荣誉教授、长荣大学台湾研究所讲座教授、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兼任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任暨通信研究员、《大陆杂志》主编、《新史学》主编、中央研究院院士。
杜正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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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料 | |
性别 | 男 |
出生 | 日治台湾高雄州冈山郡弥陀庄 | 1944年6月10日
国籍 | 大日本帝国(1944年–1945年) 中华民国(1945年至今) |
政党 | 中国国民党(1962年)[1] 无党籍 |
配偶 | 陈芳妹 |
亲属 | 一子一女 |
居住地 | 台北市南港区 |
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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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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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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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于台湾省立台南师范专科学校(当时为五年制专科学校,现今已经改制为国立台南大学)毕业,杜正胜一边于小学教书一边自修,考上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2],1970年自台大历史系毕业,1974年取得台大历史学研究所硕士学位,并转往英国伦敦政经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伦敦亚非学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等学府研究。
杜正胜从1976年起步入学界,起初在东吴大学历史学系担任讲师,升任副教授后于1980年转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1983年到美国的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人,1984年回台后升任为研究员,并到台大历史系兼课教授中国社会史上学期,下学期改由梁庚尧任教1985年3月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做明耀访问学人,后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1986年2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长。
1987年转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四组(人类学组)主任,1993年卸任,期间曾主编《大陆杂志》、《新史学》2份刊物,并于1989到1992年间兼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1992年,他当选中央研究院第19届院士,并由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资助到英国伦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做一年访问学人。
1992年由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古代社会与国家》让他回台后得到行政院新闻局1993年的金鼎奖,1994年到1995年兼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顾问室的顾问,1995年4月起,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直到2000年5月20日接任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为止,于担任故宫院长期间仍继续兼任中研院的研究员。2004年5月20日,出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长。
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这段期间,于1995年到1998年间兼任国立编译馆(当时负责编印全国的中小学教科书)“国民中学认识台湾(社会篇)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主编和总订正“认识台湾(社会篇)”课程的教科书(这套教材用于1997学年至2001学年间进入国中就读者,后因实施九年一贯而不再使用)。1997年,担任国立编译馆“高级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提出以“同心圆史观”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主张。
杜正胜的新史学思想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增添历史研究的内容,以下层人民补上层菁英,以生活补政权与文化。第二阶段提倡超越中国疆界的历史研究,以同心圆史观作架构而包含台湾、中国、亚洲与世界。[3]
1962年,杜正胜就读台湾省立台南师范学校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自1989年开始,杜正胜兼任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1994至1995年担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顾问室顾问,为前总统李登辉起草过许多文告和讲稿,譬如1995年的228纪念碑落成讲话、第一任民选总统就职大典以及若干人权场合的发言。
2000年政党轮替,民主进步党执政后,杜正胜被任命为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2004年,陈水扁当选连任总统,杜正胜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并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在任期间由于政治言论曾引起当时社会批评和攻击。2008年5月20日卸职,由郑瑞城接任。
2004年5月6日,台湾《自由时报》报导,杜正胜昨日以故宫博物院院长身份于立法院进行故宫工作报告,立委李庆华提出杜正胜的硕士论文质询,并指出其中注解八的内容,上书“谁说的,我已忘了,但现在也没有寻找的必要,反正我不打诳说谎”。对于此内容,有人认为这多少带有年少轻狂的气息,且当年的学术规范不如现在如此严格,反对者则认为这是严重的错误示范[4] 。
2004年9月,杜正胜部长报请行政院核定后,由时任体育司长王福林接任学生军训处长,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位文人背景的教育部军训处长,以往都由军职中将转任。
2006年1月底玄奘大学中文系教授沈谦病故,杜正胜以教育部部长之名送的挽联上写着“音容苑在”。
2006年5月23日,台湾《东森新闻报》报导, 陈水扁总统520净滩活动中提及志工的贡献中,误用成语“罄竹难书”。教育部长杜正胜22日在接受立法委员质询时表示,罄竹难书单就字面意义上解释,是“用尽纸张都写不完”的意思,并无负面或正面之说。行政院长苏贞昌23日上午表示,成语自有其社会公认并接受的解释,不必在这个时候另作新解。苏揆指出,“成语用错事小硬拗引发争议不足为训。”[5]
2007年1月22日,台湾媒体报导,教育部的网络成语辞典将“三只小猪”当成成语[6],并因此批评教育部。当天,杜正胜参加“全国教育局长会议”时说,教育部网络版《成语典》纳入《三只小猪》、《睡美人》等童话故事,是要大家活用童话故事的典故,因为语言是活的,每一个童话故事的背后都有典故。并说:“‘三只小猪’怎么样造句?这不是造句,是你讲话时要如何引用。当我教小朋友,我看到小朋友很偷懒,作业都不写完,马马虎虎、草草率率,我说:‘你不要像三只小猪的老大,三只小猪的故事你要想一想。’这就是运用成语了!”教育部成语典编辑召集人李鍌表示,“三只小猪”绝非成语,而是“参考语料”,放在成语典附录纯供参考[7]。不过,杜正胜对此事件,不以《三只小猪》是附录辩解,坚持“三只小猪”作为成语并无不当[8],并发言“用成语会让人变得懒散、思想混沌、一知半解,成语与现代生活无关,用成语是国文教育的失败”[9]。
2007年8月4日,在故宫弊案中,《联合报》的报导捏造杜正胜的发言,以“杜正胜:下属乱来不关我事”的耸动字眼为标题,导致杜正胜控告联合报[10],联合报并在8月5日刊登更正。[11]
2007年11月26日,台湾《苹果日报》报导教育部辞典将“打炮”一词解释为“放鞭炮”,以此质疑教育部 ,并引起记者追问杜正胜[12]。不过,在教育部辞典中,“打炮”一词并列两个解释:“涵义一:放鞭炮。如:每逢过节,家家户户都会打炮以示庆祝。涵义二:嫖妓。流行在下层社会的粗话隐语。如:他生性风流,常到风月场所打炮”[13]。许多人士指出,打炮在以前本来就有放鞭炮的意思[14]。而当代使用“打炮”一词却用在粗俗的性俚语,故而引起质疑。教育部因此争议,暂时关闭网络辞典(2007年12月,教育部重新推出《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网络版,是教育部国语辞典最新版本)。
2000年代杜正胜投入政坛的教育理念,从“左转九十度台湾地图”显现得非常明显,反映了其对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及其自1990年代起对于台湾历史教育的批判。因此即便清领时期地图中的台湾也为横躺,但横躺的台湾地图在2011年之后仍被泛蓝人士视为有台独意识[16][17]。
2013年9月13日,杜正胜在“民主进步党八年执政研讨会”中,曾自述其教育理念的三大要点,即“去法西斯化”、“自由化”及“本土化”。[18]
自杜正胜上任教育部长后时常为新闻媒体焦点[19]。但是杜正胜以不低调的行事风格著称,一贯以持续的发言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这也是造成其争议新闻扩大的主因之一。
杜正胜任职教育部长期间(2004-2008),因推动“本土化教育”背负不少骂名[20],而香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于2005年访台接受媒体专访时,曾表示自己非常欣赏杜正胜,直言:“我自己研究历史他是历史学家,他写很多文章我看了很佩服他,我希望能认识他跟他请教。”[21]
夫人陈芳妹,为台大艺术史研究所兼任教授,育有一子(杜明夷)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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