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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藏区骚乱，或称1959年西藏事变[6]，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之为1959年西藏武装叛乱、藏人行政中央称1959年西藏起义、中华民国政府称之为1959年西藏抗暴运动[7]，是195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与藏族军民在藏区发生的冲突，以拉萨最为激烈。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镇压后，将土地改革扩展到原噶厦控制区，原本十七条协议也正式废止。原西藏政府首脑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与高官流亡到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主张西藏独立和大藏区自治。[8]
| 1959年藏区骚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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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藏历史、西藏独立运动的一部分 | |||||||
图为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降的西藏游击队藏军士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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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西藏噶厦政权支援：  美国[1] 印度[2] 中华民国[3][4]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恩珠仓·贡布扎西 夏格仓·朗加多吉 甲马仓·桑培 罗桑·扎西 |
毛泽东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周恩来（国务院总理） 彭德怀（国防部长） 张经武（西藏工委第一书记） 张国华（西藏军区司令员） | ||||||
| 参战单位 | |||||||
 藏军 四水六岗 藏族地方武装及示威者 |
 中国人民解放军 | ||||||
| 伤亡与损失 | |||||||
| 约87,000死亡[5] | 约2,000死亡[4] | ||||||
1949年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青海、西康、四川等地区，与此同时，西藏政府为了防范解放军进入，在1949年7月发起第二次驱汉事件，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拉萨办事处的人员驱逐出西藏。1950年解放军开始准备进军西藏，1950年10月7日，由军官王其美率领的解放军四万余人分八路向康区首府昌都进军，爆发昌都战役，八千余人的藏军不敌，其中四千余人遭解放军歼灭。两天后解放军继续向昌都进军，俘获多麦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及其手下士兵。[9][无关引用]
毛泽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曾经提出“满蒙回藏、章程自定”的口号，意图争取边疆少数民族对于革命的同情，但随后毛泽东改变了想法，认为西藏仍然受“帝国主义”的影响、提倡民族自决会被外国势力所利用。受这政策的影响，加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收回当地权力的决心。[10]
1950年10月17日，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力量，在西藏众多僧侣的要求下，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提前正式亲政，处理政教事务。随后丹增嘉措被迫离开拉萨，暂居西藏南部的错模避难。[11] 在打败西藏东部和北部的藏军之后，解放军约几万人向西藏中部地区推进。西藏噶厦政府代表团不得不前往北京进行和谈。
1951年4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1951年5月23日，西藏代表团在没有向西藏政府汇报的情况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2][13]，协议一共十七条，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将国民党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统一管理。”协议还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政府自动进行改革。
1951年5月27日，达赖喇嘛从北京的广播中得知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定的消息。7月，张经武将军抵达错模会见达赖喇嘛，打算让达赖喇嘛与解放军军队一同进入拉萨。但达赖喇嘛坚持自己先回拉萨，8月，流亡在外大半年的达赖喇嘛回到拉萨。
噶厦政府以达赖喇嘛名义于1951年10月24日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班禅喇嘛和堪布厅也发表声明，指出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藏族人民的利益”。同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
1951年10月26日及27日，三千余解放军进入拉萨。另外，从西藏东部和新疆等地有两万余解放军进入西藏，并控制了日土、噶尔等重要地区，随后又进驻江孜、日喀则等地。于是，拉萨在内的西藏全部主要城市都有解放军驻守，并在西藏东部和西部的整个地区集中大量的军队。
从政治背景、语言等方面划分，藏区可以分为三部分：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直接控制的卫藏（今西藏自治区中、西部），以及由中央人民政府控制的康区（今四川省西部，云南省北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和安多（今青海省南部，甘肃省南部与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北部）。安多在中华民国时不受噶厦政府管辖，安多地区被分别划入甘肃省，四川省和青海省。康区西部被噶厦政府控制，噶厦政府设立朵麦基巧，管辖昌都地区，而康区东部地方武装因领土纠纷和噶厦政府的军队曾发生多次武装冲突，然而当地民众大多数信奉藏传佛教并承认达赖喇嘛的宗教地位。解放军入藏后，中华民国1939年设立的西康省被取消，并入四川省与云南省，而康区西部则仍为噶厦政府管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中，例如十七条协议等，“西藏”一词只针对“政治西藏”，即由噶厦政府控制的卫藏地区，而不包括由四川省、青海省管理的安多、西康藏区。1959年藏区骚乱前，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则主要发生在中央人民政府控制的康区，而1959年后与解放军作战的也主要是来自康区的武装分子。
根据十七条协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应强迫噶厦政府在其控制的卫藏和康区西部进行土地制度改革。1956年底，因达赖喇嘛参加佛诞后滞留印度，总理周恩来又承诺[14]六年之内不进行改革，而六年之后由达赖喇嘛度情决定是否改革。然而，这些政策只适用于达赖喇嘛管辖的卫藏，并不适用于不受达赖管辖的康区和安多两个藏人聚居区。根据十七条协议的规定，噶厦政府需要负责为驻藏解放军部队提供供给。然而，当时拉萨只有两三万名市民，且运输设施落后，供给三千名驻拉萨解放军非常困难。
解放军官兵和共产党地方干部由于受到比较系统的共产主义教育，往往认为藏族非常宗教化的传统，如藏族服饰、占卜等习俗，是“落后”的表现，共产党地方干部改革心切。然而藏族群众则对这些传统非常自豪，由此引发了一些宗教、民族矛盾。因为西藏地区的特殊性，为了防止基层干部走极端而触发矛盾冲突，中央对噶厦政府管辖地区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一再要求地方干部不搞土改与民主改革，并将西藏问题决定权收归中央[15]。
由于政策失误，比如所谓民主改革即以罚款和没收的方式摧毁“封建”，收缴民间生活猎枪，摧毁寺院，安插基层眼线等等，文化不同造成冲突扩大化与饥荒，又如在进行牧业合作化的时候，富裕的牧民拥有的牲畜放到公私合营牧场，给的价格非常不合理；牲畜比较少的牧民拥有的牲畜没收，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牧民普遍不接受，有些部落反抗，有些部落逃跑，也加剧了康区与安多地区民族矛盾，引发了更严重的骚乱。部分康区地方武装和饥民进入噶厦政府控制地区，使卫藏局势也十分紧张。至1959年，驻拉萨的解放军根据中央指示已经开始进行备战，人数达到上千之多，而康区游击队则占领了山南地区。随着康区难民涌入拉萨，紧张的拉萨局势也更为恶化了。 [16][17]
在1955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四川、青海等不受达赖管辖的藏区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制度，进行“大跃进”运动，并以推翻“三大领主”的名义大量摧毁寺院，强迫僧人还俗[18]。由于当地藏人对这些政策的不满，安多和康区先后爆发武装冲突。达瓦诺布教授认为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些政策与西藏以藏传佛教为基础的价值系统与团体冲突。[19]:81
推行人民公社制度时，为了推行“合作化”的指示，采取了不当的牲畜入社政策，牧民反抗强烈，生产积极性低迷。例如1959年5月30日青海省委〈关于牧业区牲畜入社问题的指示〉指出：
公社化初期，我们对牧业区的经济特点和处理牲畜入社问题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不适当地采取了不分阶层、不论牲畜多少，一律无代价入社的办法，入社后又忽视了生产队的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加之牧业区大多数地区只经过几个月初级合作化过程，个别地区刚办起高级合作社就转为人民公社，以致许多群众误认为“牲畜都成了公家的”，他们是给公家“当牧工”，因而不爱护牲畜，丢了不找，病了不治，死了不剥皮。
1960年以前人民公社存在比较严重的一平二调现象[20]，公社管理干部抽调大量牧民进行当地不适宜进行的农业种植工作，造成牲畜大量死亡[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处理安多、康区武装冲突的过程中，又扩大抓捕，例如青海省给中央的报告显示仅1958年一年就抓捕了全省藏族人的10%[22]。扩大抓捕造成了青壮劳动力的下降。这些被捕者直到1981年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绝大多数被确认为冤案，才获释放。与全国其他省份相似，大跃进时期四川、青海、甘肃的藏区也出现了虚报产量风，引发过度征缴。这些因素在安多和康区引发了比较广泛的饥荒[18]。
中共进入藏区后，逐年大幅提高粮食征收量。康定县1939年粮食征收量为的43,082 斤，1950年应征额为364,548斤，实征额为379,366斤，是1939年的8.8倍；1955年应征额为545,3 95斤，实征额为463,437斤，比1950年又增加了22.2%[23]。丹巴县1952年粮食征购量为3.7万斤，1954年征购统购总数为70万斤，两年间增加了18倍；1955年为159.2万斤，年增加率高达127%[24]。1953年理塘征购粮食九万斤，1954年提高到二十万斤，增加122%，1955年虽减为十四万斤，仍比1953年增加55%[25]。
1956年1月初，中共理塘县工委开始部署农区土改前期的“三项改革”。……1月中旬，理塘县工委宣布为了实现“和平改革”令藏人上缴武器[26]。……收到交枪命令后，毛桠土司索南旺杰、理塘寺副堪布泽旺仁真，以及日格艮巴、定雍阿称、亚玛登珠等人开会讨论局势，决定反抗。[27]
从两方资料来看，理塘之战有好几个回合，解放军援军赶到之前，双方已经有过几次激战。藏人人数较多，但没有重武器；解放军人数较少，但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双方各有较大伤亡。[27]
理塘寺之战，两方都留下了许多传说。一个在理塘驻军中流传的版本是：理塘寺攻坚失利后，四川军区急电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国防部长彭德怀闻讯大怒，吼道：“派飞机，给我炸！”[28]。3月29日上午，两架图-4轰炸机从陕西武功机场隆隆起飞，飞向理塘。机上携带十二枚一型子母弹，亦称250公斤级一型集束炸弹。[29]3月30日上午，寺院北门和辩经院被解放军攻破。藏人一方投降。[27]
在《甘孜州志》中，关于这场激战的记载十分简单：“3月30日，解放军某部围歼据守理塘喇嘛寺的叛乱武装，击毙匪首毛垭士司所隆旺吉（按：即索南旺杰），理塘县城解围。”[30]
理塘之战前后持续了近三周，可能是康区最惨烈的战斗。藏人死亡人数一说八百，一说两千[27]；官方文件中只有“俘敌一千三百余人”这个数字[31]。《甘孜藏族自治州军事志》提供的资料是“歼灭叛首毛垭土司以下2,004人（毙311、伤80、俘1,613）[32]，但这个数字只是3月30日解放军向理塘寺发动最后总攻时，当时在寺院中的藏人死伤俘数字，并非理塘之战的全部数字。有关解放军方面伤亡，仅能查到65团共伤亡259人。[27]
1956年3月至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远程重型轰炸机独立4团完成了组建以来的第一次实战，轰炸目标为理塘长青春科尔寺、乡城桑披寺和巴塘康宁寺。近一个月的作战期间，独4团完成了二十九架次物质空投，并在三天内进行了二十一架次轰炸[33]，共投下约三百枚集束炸弹。这一波镇压中藏人死伤总人数，迄今仍未公布。[34]
1959年2月7日（藏历年廿九），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与丹增嘉措观赏贺年金刚舞时闲聊，闲聊间丹增嘉措决定在2月21日大法会的考试后择日去看西藏军区文工团演出（是邓少东邀请还是丹增嘉措主动提出，史料矛盾极争议[35]），又因灯光与布景技术困难，丹增嘉措同意不按惯例在罗布林卡宫殿观赏，而是3月10日移驾军区礼堂观赏。[35]
达赖出行按传统礼仪有25名藏军警卫团全程随行仪仗[36]，而西藏军区惯例不许外部军人进入，加上在藏军不知情下军区内正在修筑备战工事，[37]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拒绝藏军警卫团随行入军区。邓少东安排达赖来军区礼堂看演出，是灯光与布景技术困难的不得已之举，本意是舒缓紧张局势[37]。中国大陆异议人士李江琳认为，此举结果给自己造成难题，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出版物均避而不谈“拒绝藏军警卫团随行入军区”[38]。噶厦高层官员认为不遵从达赖出行传统礼仪是极不尊重[36]，加上当月（3月）在青海和川边发生了喇嘛被政府邀去“学习班、宴会”遭诱捕的前科[39][40]，令上层官员忧虑其安全。
丹增嘉措坚持出行，两名孜仲（僧官）益西隆珠、巴什·阿旺丹均见无法劝服，蓄意曝光其保密行程，[41]然而消息经谣传变成“汉人准备带走达赖”甚至“达赖已被劫走”[41]，各地藏民蜂涌包围罗布林卡，请求丹增嘉措取消军区之行，[42]后改为要求丹增嘉措撤换随行藏军警卫团，由包围民众另组卫队护送出行。
藏民群众控制了罗布林卡内的三位噶伦，并在大街上张贴海报、呼口号，要求中国共产党离开西藏，最后演变为大规模起义。噶伦阿沛·阿旺晋美及帕巴拉·格列朗杰等几位亲中共派噶厦官员在军区内寻求保护，而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索朗降措则被藏民杀死。围困罗布林卡的群众推举了一百余名代表成立了人民会议，实际上取代了噶厦政府的权力，形同政变。
3月1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召集周恩来、彭真、彭德怀、陈毅、杨尚昆、徐冰等人开会，讨论西藏局势。当晚11时，中央电令驻扎在成都的第54军组织一个小型指挥所，即“丁指”，由军长丁盛率领入藏，统一指挥步兵第134、第11师作战；同时命令成都军区副司令黄新廷组织“黄指”指挥步兵第130师、昆明军区第42师前线指挥部和昌都警备区部队，负责昌都作战。同时，中央电示西藏工委，通知他们“中央军委正在积极进行军事准备”，并在军事、政治、宣传等方面做出一系列具体指示。3月12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北京主持第167次军委会议，确定西藏作战的军事准备工作。[27]“拉萨事件”爆发后，中共最高层从一开始就无意“政治解决”以避免流血。[27]
3月15日，中央军委向成都、兰州、昆明军区下达入藏预令。3月16日“拉萨事件”一周后，中共军事部署已近完成。而在拉萨，达赖喇嘛的侍从长帕拉和噶伦们秘密安排的出走计划亦近完成。[27]
3月17日拉萨时间（比北京时间晚两小时）下午约2时，达赖喇嘛与噶伦们在罗布林卡的金色颇章内开会，讨论如何给谭冠三和阿沛回信。[27]
3月17日下午3时，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武昌返京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在会上转达毛泽东对西藏问题的指示。该会议正式文本迄今未发表，但与会者杨尚昆在日记中记下了会议的要点：[27][43]
一、同意中央方针，搞下去，好形势，总算在政治上争取了主动；二、尽可能不让达赖走，将来要放也容易，反正在我们手里，万一跑了也不要紧；三、进藏军队包围拉萨，包起来有利，可以分化，“围而不攻”争取4月10日前到达，如拉萨不打，即先以一个团进山南，控制要点，断后路；四、平叛重点放在拉萨、山南，其他地区慢一步；五、说平叛，不提改革，在平叛下改革，区别对待：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不改；六、同意军委对于军队入藏的布置；七、外交处理同意指定地点的办法；八、不要登报，内部通报，进藏军队要出布告；九、移民不宜太急；十、班禅态度如何，为何至今无消息？
就在北京和拉萨的两个会议正在分别进行的时候，情况突然发生戏剧性变化：青藏公路运输站民兵曾惠山朝罗布林卡发射了两发炮弹。[27]
3月17日，解放军运输站民兵向罗布林卡北门方向发射两枚迫击炮弹，造成极度恐慌。达赖喇嘛依然未下定决心，决定请求神谕。乃琼护法执行神谕舞蹈，并给出了当夜就走的神谕后，达赖喇嘛携带母亲、姐姐、姐夫彭措扎西、弟弟阿里仁波切、三名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经师林仁波切、副经师赤江仁波切，护法及随行藏军等600人随马队逃离拉萨，向南进入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活动的山南地区。根据中国内地出版的多部书籍[44][45][46][47]，引发达赖出走的两发炮弹是由一名叫曾惠山的经济警察私自发射的。例如解放军士兵吉柚权所写《西藏平叛记实》[44]称
叛乱武装……连续三次向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萨运输站进行挑衅性射击，密集的枪弹打坏了该站许多门窗，气焰非常嚣张。该站的经济警察曾惠山对叛乱武装的这种挑衅非常气愤，没有请示任何人就用60迫击炮还击了两发炮弹，炮弹落在罗布林卡北面围墙以北两百至三百米处爆炸……
然而1959年3月的新华社公报解释“平叛”，对17日“叛乱武装发动了进攻”一事却一字不提，而“经济警察擅自开炮”也没有公布彻查结果，都是疑点。[48][49]
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意见是：“我们现在工作的立足点已不是等待原来西藏政府一些上层分子觉悟，而是坚决平叛，全面改革。”[48]
3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一整天讨论西藏问题。参加会议的杨尚昆当日日记[50] 中写道：“据西藏工委报告：达赖已在16日或17日向南逃走。”，显示当日中共中央初次获悉达赖出走，但还未能确定出走具体日期。
1959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在兰州召开“平叛现场会”。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会议期间做〈关于平叛作战问题的总结〉报告，指示成都军区“拟使用十七个团又七个营的兵力，计划集中主要兵力重点平息石渠、色达和理塘地区的几股叛乱武装”。3月20日，即“拉萨战役”打响的当天，中央军委批转这份报告。成都军区据此做出1959年作战计划，拟在年内“基本平息几股叛乱武装，进一步肃清分散残匪，首先平息石渠叛乱，而后东西夹击，紧歼色达叛匪”。同月，成都军区副司令黄新廷主持康定军分区作战会议，做出军事部署。[27]
3月20日，根据前一天的中央会议精神，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开始了拉萨战役，炮击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等藏军据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战斗是由藏军19日对驻拉萨解放军开始进行进攻挑起[51]。
3月22日，在解放军猛烈攻势下，药王山、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等藏军据点相继被攻克或投降，拉萨市内的骚乱平息。
3月25日，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邓小平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西藏和中印关系的几点意见，同时制定了宣传策略：“要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但对达赖还要留有余地，还是用‘叛乱集团劫持达赖’的说法”，同时“宣布由班禅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代理主任”。[27]
3月26日，在山南地区的隆子宗，噶伦赤巴索康代表达赖喇嘛宣布成立临时政府。
3月27日上午11时至下午2时，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新华社公报。毛泽东亲自做了修改。[27]
3月28日，周恩来宣布解散噶厦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接替其职权，并即日起在全藏实行“民主改革”。
3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定稿[52]的《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51] ，认定此次事件为噶厦政府与“地方反动集团”所策划：
新华社1959年3月28日电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于三月十九日夜间在拉萨向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武装进攻。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奉命讨平叛乱，已在二十二日彻底地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匪。现在我军正在西藏僧俗各界爱国人民的协助下，继续向西藏一些其它地方的叛匪进行扫荡中。...
流亡藏人茨仁夏加不同意公报所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策动的武装叛乱”，认为“西藏贵族、喇嘛们当天都在解放军总部接受殷勤款待，不可能策动叛乱”[53]。中国大陆异议人士李江琳认为，“中共中央早就想打，早就策划“总决战”以扫除在西藏进行土地改革的障碍，只需要找到借口打破《十七条协议》中“不改变西藏现状”的约束。拉萨藏人集会抗议，给了中共一个开打的理由”[54]。
这篇公报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官方立场，即达赖喇嘛是被劫持出走。此后虽达赖喇嘛多次否认[来源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仍坚持此立场。
在三月十日拉萨叛乱爆发以后，达赖喇嘛曾三次给中央驻藏代表来信，说明他已被反动分子劫持，并且表示正在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中央代表在复信中欢迎达赖喇嘛这种态度，同时表示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负责平息叛乱。但是，这些反动分子不但毫不悔改，还决心扩大叛乱。他们在三月十七日悍然将达赖喇嘛劫出拉萨，并且在三月十九日夜间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了全面进攻。和平解决的希望消灭了。西藏反动势力最后选定了使他们自己走向灭亡的道路。
3月31日，达赖喇嘛等一行到达印度实际控制的达旺地区，开始了与八万西藏人一起的流亡生涯。[55][56]
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拉萨战役”中藏人死伤俘人数为5,360人，其中死亡545人，伤、俘4,815人。[27]
1959年4月下旬，甘孜军分区司令孔诚、副司令白玉璋为前指总指挥，开始康区第二波镇压中之“石渠色达战役”。这场战役总共动用了康定军分区第1、2、9、13团，茂县军分区8、10团，西藏骑兵团、154团，兰州军区骑一师，165、182、183团等约十四个团的兵力。[27]
“石渠战役”为第一阶段。按部署，全部兵力分为南、北、西三线。西、北两线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从石渠北部、德格西部将石渠包围，南线的机械化部队犹如一柄利刃，居于西、北两线之间。包围圈完成后，康定军区1、9团，西藏军区154团，兰州军区182、183圈等主攻部队，将于4月20日开往石渠，发动进攻。[27]
“石渠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即集中进攻色达，此为第二阶段。[27]
1958年以来，色达处于全民反抗状态。[27]由于军队围追堵截，前往拉萨的难民被迫逃往西北。[27] 而早在1958年8月，中央军委就已下达“空中打击”的命令，空军飞行员对“叛匪”的判断十分简单：“我们在空中首先发现的就是羊群，往往是老远就可看到成百上千只雪白的绵羊在悠闲的吃草，靠近了羊群就会发现它们身边的犛牛，还有零星的帐篷，就基本可断定这就是叛匪了。而以此作为判断，事实上高原所有的牧民部落都符合这一标准。[27]
10月24日“色达围歼战”结束。约八个团的兵力共“歼敌及争取三千余人，缴枪一千九百余支，使四千多名群众返回家园”。数据显示，被“歼灭”的人中，拥有枪的人数仅占总人数的27% 。[27]
1959年3月17日，第54军134师师长白斌、政委蓝亦农、卜占亚奉中央军委之命，率该师分别从兰州、武威、享堂出发，沿青藏公路入藏。28日，该师400团进驻甘丹寺，402团作为先头部队到达拉萨，进驻色拉寺。两天后，401团及其他部队分别赶到拉萨，进驻拉萨市和哲蚌寺。[27]
3月29日，西藏军区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山南战役”。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山南战役”的目标是“荡平其所谓根据地”，作战方针为“封锁该段中央实际控制线（麦克马洪线），以便关斗缉盗”。[27]
4月20日，经历两次合围失利，山南战役基本结束，卫教军最终得以整军撤出，因而藏人的武装反抗得以持续到1970年代。[27]
1959年6月20日，达赖喇嘛宣布不承认“十七条协议”，并声明“十七条协定”是西藏噶厦和西藏人民在武力逼迫下签订的。西藏流亡政府指，当年由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5人谈判代表团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逼迫下与之签署17条和平协议的。当时他们在无法通知西藏噶厦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在协议上签名，文件上的印章没有他们的正式官衔[57]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控这次武装冲突是达赖喇嘛挑起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废除原在西藏实行的封建农奴制，这将触犯到达赖喇嘛的个人利益[58]。流亡藏人茨仁夏加则指出，西藏贵族、喇嘛们当天都在解放军总部接受殷勤款待，不可能策动叛乱[59]。
同年，西藏开始进行名为“西藏民主改革”的土地改革运动。1959年3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国务院令，宣布解散西藏噶厦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政府职权，并在西藏实施民主改革，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多次公开指责美国对这场骚乱负有重大责任[60]。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中情局直接资助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61]，也在1950至1959年之间，支持达赖喇嘛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和流亡国外，又联合英国向印度施加压力，使得印度同意接纳达赖喇嘛和流亡西藏政府。19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赫尔营军事基地，秘密训练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约250人，并于1957年至1961年间空投到西藏参战。[62][63]流亡藏人达瓦诺布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援助对四水六岗影响不大，四水六岗只收到过两次空投的武器，多数武器是解放军入藏后富起来的康巴商人花钱从印度买来，以及打开西藏的军火库得来[19]:92。
1959年9月，爱尔兰等诸国在联合国第十四届大会上提案，谴责中国大陆摧毁西藏宗教之暴行，引起世界各国的支持，大会通过第1353号决议案：“申明大会对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原则之尊重，为发展法治为基础之和平秩序所必须。促请中国尊重西藏人民之基本人权，及其特有之文化与宗教生活。”[64]
1961年8月18日，马来亚与泰国在联合国第十六届年会上，对于中国大陆继续摧残西藏人民之基本权利，提出：“谴责中国侵略西藏人民基本人权和压制他们传统上所有的特有文化和宗教生活习惯”案，指出：“中国这些事件侵犯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包括各国人民和各国的自决原则在内，并且使国际紧张局势加剧，各国人民关系恶化等令人遗憾的后果[65]。”1961年12月20日，联合国第十六届大会通过第1723号决议案：重申1959年10月21日联合国第1353号决议案，呼吁停止剥夺西藏人民基本人权和自由的行为，包括停止剥夺西藏人民的民族自决权。[66][67]
1965年，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届年会上以43票赞成，22票弃权，26票反对，通过第2079号决议案。[68]决议呼吁停止一切剥夺西藏人民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69]
3月10日被流亡在国外的藏人定为西藏人民起义日（也称为西藏抗暴纪念日、西藏抗暴日、西藏起义日）。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针锋相对地将每年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每年的三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一些愤怒的藏人也会发动游行、自焚等运动，例如1989年、2008年和2012年藏区先后发生过三次大规模抗议[70]。每年的3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会增加在西藏、青海等藏人聚居地区的警戒力度。（另外，每年的三月份还是中国大陆各地两会举办的时间，全国各地都会加强警戒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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