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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鸟时代基本上是指7世纪的日本，具体而言乃是从592年到710年之间的时期，也有人认为其开始阶段可更早至538年[1]，和前一时期的古坟时代后期相重合。飞鸟时代以其根据遗址所在地奈良城南方25公里处的飞鸟（明日香村─あすかむら，あすか汉字也写作“飞鸟”）命名。大和王权在飞鸟时代开始发生巨大的变革，大化改新后中央集权的天皇体制正式成形，取代昔日地方豪族各自半独立的局面。从政治事件方面来说，飞鸟时代可以比较狭义的指592年推古天皇即位，593年圣德太子摄政推行圣德太子改革，至694年持统天皇从飞鸟浄御原宫迁都藤原京为止的102年，或至710年元明天皇从藤原京迁都平城京（今奈良市）为止的116年。
飞鸟时代同时也是日本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社会和政治交流发展时期，其起点为古坟时代的末期，在从中国传入的佛教影响下有长足的发展。佛教的引入是日本社会结构改变的重要标志，也以兴建寺庙代替兴建巨大古坟的风气，因此大型古坟迅速自飞鸟时代中消失。飞鸟时代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日本国的称呼，从倭（わ、やまと、ワ、ヰ）变为了日本（にほん，にっぽん）。
在艺术史上，飞鸟时代还可以分为两个时期：6世纪的“飞鸟文化”（狭义，指到大化改新为止，早期佛教文化传入并受到北魏和百济的影响）和7世纪的“白凤文化（はくほう）”（参见子条目命名之说明，指大化改新后的时期，受到更多隋朝和唐朝文化的影响）。[2][3]
飞鸟时代这个定义首先出现于日本美术和建筑史，为日本建筑史家关野贞和美术家冈仓天心于1900年左右提出的。关野贞将飞鸟时代定义为到646年的大化改新结束，而冈仓天心则认为其应该以710年迁都平城京为终止。虽然历史学家大多以冈仓天心的命名为准则，很多艺术史和建筑史学家则更倾向于关野贞的观点，并将大化改新之后的时期称为"白凤时代"。
从5世纪末开始的日本大和王权以其强大的氏族和亲族体系——氏姓制度闻名。每一个氏族都会由最高神主进行神道祭祀，以获得氏族统治的长期安宁（古神道）。氏族成员多为贵族，不同氏族或负责不同职务，或实际掌控日本各地，并下辖部民，以“姓”区分等级；而作为氏族共主，处于顶峰的人物即为大和王权的统治者——天皇 (当时称大王)，则透过氏族间接统治。最晚到飞鸟时代初期开始，日本的大和王权从地方性的诸侯政体上升为帝王统治的政体。[4]飞鸟时代作为大和时代的子时代，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由日本天皇统治的时代，当时的国家中心为现在的奈良县，称为大和国。
以飞鸟地区为中心的大和王权，经过几代氏族的发展（通过天皇授予封号或是家主继承），逐渐推广到日本本州和九州。而大和这个名字也引申为当时中央政体使用的以抑制在整个日本分散的其他地方氏族和诸侯国的政策。以中国的封建政治体制（包括采用汉字）为基础，日本人建立了中央集权和以天皇及其氏族成员组成的皇家政府，但是他们并没有固定的首都。到了7世纪中期，诸侯国逐渐扩大为隶属于中央政体的藩国。五畿七道体系的最基本的行政单位为国和道。大多数的人口的职业为农民，其他的还包括渔夫，织工，陶工，技工，军械士和宗教仪式专职人员（如神职）。 [4]
苏我氏通过与皇室联姻，开始了外戚掌权的历史，特别是苏我马子通过丁未之乱（587年）消灭长期的政敌物部守屋（物部氏）后，苏我氏的权力达到极盛。马子更在592年弑崇峻天皇并立其外甥女为帝（推古天皇）。她位列日本史上最伟大的八位天皇之首，但很有可能只是苏我马子和摄政圣德太子（574-622）的傀儡。
被史学家们认为是飞鸟朝大智者的圣德太子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同时他亦熟读《诗经》。圣德太子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并特别注重天命论。他认为天皇统治天下是神的意志，于是在其倡导下，日本开始遵循儒家思想的等级和礼仪模式。其所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为无秩序的的日本官僚和贵族社会提供了道德规范；冠位十二阶则建构起新的官秩体系，官员晋升从此不再只依靠血缘关系。
圣德太子大力推行中国正朔（夏历），发展了行政区域划分系统（即五畿七道体系），建立了大批佛教寺庙，编纂了不少史书（如命苏我氏编纂国记）。此外还派遣留学生去中国学习儒学和佛教，其中著名者有遣隋使小野妹子。[4]
在七世纪总共有六批官方使节团被派遣到中国，其中包括公使、僧侣和留学生。一些人甚至在中国生活超过二十年；归国者中有很多成为当时杰出的改革家。飞鸟时代派遣公使的最大目的是学习中国的政治体系，这与古坟时代倭五王为了巩固日本的国际地位而派遣公使大不相同。
据一个流传甚广的传闻所言，当时隋朝对日本感到极其不满之处在于圣德太子认为日本和隋朝（中国）应该处于对等关系。大业三年（607年），他向隋天子（隋炀帝）递交国书曰：
部分史家认为，圣德太子这一大胆举动为日本此后不再承认自己对中国的附属地位 [4]开了先例——除了足利义满于15世纪以属国名义对明朝进行朝贡贸易之外[5]。正因如此，日本当时虽然仍然向中国进贡，却没有得到任何封号（有贡无封）。在中国方面看来，日本仍然保有上几个世纪得到的封号。另一方面，日本和中国的政治联系渐渐消失，日本得以最终发展出独特的文化和体系。 [6][7]
但亦有学者认为这封语气失礼的国书，并不太像是以知书达礼、敬慕中国而闻名之圣德太子所会有的风格。而且当时圣德太子忙于应付国内苏我氏跋扈专擅的内政问题[8]，应不太可能还去刻意触怒最可当作自己强大外援的隋国才是。实际上，《隋书》记载大业三年（607年）遣使致书者是一位叫多利思北孤的倭国男君主[9]，从未写明这封国书乃是圣德太子或推古女皇所递呈。一般人会认为是圣德太子，是根据日本的本国史书《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年代去逆推对应。若据《新唐书》所载，这封国书很明显应是用明天皇（第31任天皇，圣德太子之父）[10]所递交，则致书隋帝而引起不悦的传闻，应早于圣德太子之年代。
圣德太子，苏我马子和推古天皇去世后二十年内，天皇家族越来越不满苏我氏的统治，直到645年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发动乙巳之变，苏我氏统治走向终结，国家政权又回到天皇手中。[4]645-649年的日本年号为大化，意为“大的变革”，也代表了大化改新。乙巳之变是根据645年的中国干支纪日法命名。
虽然其并没有制定一部官方的法典，大化改新执行了一系列关于社会的、财政的和行政的改革，构成了7世纪到10世纪日本使用的律令系统。“律”代表刑事的条例，而“令”则是行政的法令，两者在一起，代表了日本从大化改新开始天皇基于法律保护世袭制度。[4]
大化改新参照中国的范例，实行班田收授法，废除豪族对土地和部民私有，改土地、部民为国有。将原来的“私地私民”改为“公地公民”。土地不能够继承，死后必须归还国家。对受田农民征收谷物，同时也对丝绸，棉花，布匹等轻工业产品征收税收。开始要求农民服劳役或兵役。废除了氏族族长的世袭头衔，为了防止一人专权，将“大臣”职位拆分为左大臣与右大臣，地方则由政府将国家行政区分为国，国再进一步分为郡和村。[4]
中大兄皇子成为皇太子，中臣镰足被赐姓藤原，藤原氏很快成为日本最有力的贵族。另外日本国从原来的倭改名为日本。662年中大兄皇子摄政，并于668年即位成为天智天皇。672年壬申之乱后，天武天皇夺权并继续天智的改革，并使天皇的中央集权更加巩固。[4]
“律令”系统分为不同的几部法典。近江令，根据天智天皇宫廷所在县的名字命名，完成于668年。进一步的法典编纂是在持统天皇于689年颁布飞鸟净御原令之后，其根据天武天皇的寝宫命名，自天武天皇掌权后开始编纂。整个律令系统的完成和巩固一直到701年大宝令颁布为止，之后奈良时代在大宝令基础上颁布养老律令，其一直被作为日本主要的律法使用至1868年。[4]
虽然“律”是以中国的范本发展的，“令”却是日本自己的创造。不过一些学者仍然认为整个律令系统都是以中国的某个政治体系为模型的。[11]
大宝令通过神祇官（代表神道思想和政府律令）和太政官（包括八省：中务省、宫内省、大藏省、治部省、式部省、刑部省、民部省及兵部省）实现了以儒教思想为基础的刑事条例和中国风格的中央集权。虽然日本所实施的科举制度历时不长（约200年），却仿效中国设立大学寮以儒教思想培养未来的官员。律令系统大大的改变了贵族世袭的传统，尽管如此，贵族的出身仍然是身居高位的重要条件，实际上，在颁布大宝令不久之后，头衔又重新可以世袭了。律令系统并没有废除君主制。公元5世纪到8世纪日本出现了好几届女天皇，但是770年后，所有的天皇都是男性。[4]
中臣镰足的儿子藤原不比等，是完成大宝令的核心人物。根据日本史书续日本纪，十九名大宝令的编写者中有两位是中国的学者（修験绍库和勤大壱萨弘恪）[12][13]中国的学者也作为语言学上专家，获得持统天皇的两次册封。
在日本进入飞鸟时代前，日本与中国的往来已中断近100年。6世纪后期隋统一中国，受到隋帝国强盛影响，大和王权开始效法隋朝进行改革，600年大和王权开始向隋唐派遣遣隋使、遣唐使，通过留学生、留学僧学习中国制度、文化，并大和王权推动大化改新贡献极大。[14]。600年大和王权首次派遣遣隋使，607、609年又派小野妹子出使，[15]但因国书写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导致隋的不满，不过隋朝为了征伐高句丽，遣裴世清赴日，避免大和王权与高句丽结盟。
进入唐代后大和王权继续向唐朝派遣遣唐使，632年唐太宗曾派高表仁回访倭国，舒明天皇与他争礼，之后唐朝与倭国疏远。由于唐朝介入朝鲜三国争斗，唐朝支持新罗，导致与百济结盟的大和王权与唐朝走向对立，660年唐朝与新罗联军发动唐灭百济之战消灭百济，为了协助百济复国，大和王权于663年派军前往朝鲜半岛，但被唐朝与新罗联军击败，史称白江口之战。战后大和王权于665~669年派遣唐使，试探唐朝、祝贺唐朝灭高句丽，669年之后大和王权停派遣唐使戮力改革，直到701年《大宝律令》颁布，才再次派出遣唐使，像唐朝宣告大和王权已完成改革成为日本。
新罗在六世纪国力增强后，大和王权盟友伽耶被逐步并吞，直接危及大和王权的核心利益，大和王权在600年征伐新罗，但没能阻止新罗并吞伽耶。另一方面六世纪中叶，新罗联合百济击败高句丽，又背叛百济夺取汉江流域之行为，使高句丽和百济结盟对抗新罗，同时高句丽因为与隋帝国交恶，因此改善与大和王权的关系，新罗因此在东北亚被孤立，与唐帝国结盟成为新罗的选择。
由于唐朝介入朝鲜三国争斗，唐朝支持新罗，导致与百济结盟的大和王权与唐朝走向对立，660年唐朝与新罗联军发动唐灭百济之战消灭百济，为了协助百济复国，大和王权于663年派军前往朝鲜半岛，但被唐朝与新罗联军击败，史称白江口之战。668年高句丽被唐朝消灭后，唐与新罗对朝鲜半岛领土展开争夺，即唐罗战争，担心唐朝威胁的大和王权于是与新罗交好，两国互派遣新罗使和新罗遣日使，大和王权继续透过新罗获得唐朝情报，学习唐朝制度、文化，直到701年再次派出遣唐使为止。
在大和王权兴起的同时，日本列岛还大概存在数个乃至十数个权力中心。大和王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吞并周边的其他权力中心，被吞并的族群逐渐被同化为大和民族。到大和王权后期的飞鸟时代日本列岛被明确视为外族的族群有东北的虾夷和九州南部的熊袭。
虾夷在日本历史上是一变动概念，泛指大和王朝控制以外的地区中，位于东北方面的部族，因此随着大和王朝控制范围的扩大，虾夷所指范围也逐渐向东北地方、北海道后退。他们与大和人进行贸易，但随着大和王权扩张，虾夷也经常为防御而战，袭击大和人修建的城栅；大和方面也透过在秋田等城栅举行祭祀、提供物资等方式笼络虾夷臣服。但由于虾夷地区没有中央政府，很难彻底降伏所有虾夷人。
熊袭则是古代日本南九州地区的原住民，多次出现在日本神话时代的记述中。目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熊袭族即是日后的隼人。另外位于日本列岛南部的琉球群岛在日本史书中的首次记载出现于飞鸟时代，《日本书纪》在657年称奄美群岛为“海见嶋”。
佛教引入日本大约在公元6世纪中。587年丁未之乱确立佛教在日本的地位。
（首都：飞鸟）
（首都：飞鸟）
（首都：难波）
（首都：飞鸟 → 大津）
（首都：飞鸟 → 藤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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