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石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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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石之战是公元1644年发生于山海关附近、辽宁绥中以西七十里外一片石（今名九门口）的战役，作战双方为清军、明关宁守军和大顺军。清朝透过此战的胜利使清兵得以入关，最后统一全中国。

一片石之战
明末民变、明清战争的一部分
山海关
日期 1644年清顺治元年四月十八日至廿二日 地点 山海关九门口（今辽宁省绥中县李家堡乡新堡子村） 结果 吴三桂所部关宁军濒败之际，多尔衮率清军攻至关内援助明军，最终击溃大顺军，大顺军退往北京。 领土变更 清军攻占山海关，开始近三年与大顺军及南明军的作战，建立清朝统治。
参战方
清军 明关宁军	大顺军
指挥官与领导者
睿亲王多尔衮 明辽东总兵吴三桂（指挥关宁军投降清军） 辅国公赖慕布 八旗正白旗都统赖塔 范文程 豫亲王多铎 贝勒豪格 贝勒阿济格	闯王李自成 权将军刘宗敏（负伤） 顾君恩 李过
兵力
清军8万人 明军5万人	投入战斗6万人
伤亡与损失
不详	不详

历史背景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雕版印刷描绘的一名女真男子。原图说明文字解释说女真人居住在长白山附近，着“鹿鞋鳞装”^[1]。

1580年代，明朝（1368-1644）统治中国时，一些女真部落居住在明朝领土的东北部，即现在的中国东北，或称“满洲”地区^[2]。建州女真领袖努尔哈赤（1559-1626）在1580年代至1610年代南征北讨，将大多数女真部落统一在自己治下^[3]。努尔哈赤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将女真诸部整合在黄、白、红、蓝四色旗之下，此后，又在原有四旗基础上再增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形成一种全面的社会和军事制度，是为八旗制度^[4]。弩尔哈齐将部分旗交由子侄掌控^[5]。1612年左右，弩尔哈齐为使其氏与其他觉罗氏区分开来，又为与1115年至1234年统治中国北方的早期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攀上关系，将其氏名变更为爱新觉罗氏（意为“金觉罗”）^[6]。1616年，努尔哈赤正式宣布建立金国，实际上宣布从明朝中独立出来^[7]。尔后几年，弩尔哈齐把辽东的大多数主要城市从明朝控制下夺了过来^[8]。努尔哈赤所向披靡，直到1626年2月围攻宁远时失利，明朝指挥官袁崇焕在不久前收购的红夷大炮的帮助下击败了努尔哈赤^[9]。努尔哈赤可能在战斗中负伤，数月后病卒^[10]。

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1592年–1643年）继续致力于其父的建国努力：他将权力集于自己手中，参酌明制，建立金国政府机构，将蒙古盟友和投降的明军纳入八旗^[11]。1629年，皇太极率军入侵北京郊区，期间俘获懂得铸造红夷大炮的明朝工匠^[12]。1635年，皇太极改称女真为“满洲”，1636年，他又将国号“金”改为“大清”^[13]。在松锦之战占领了辽东最后剩下的明朝城市后，明朝于遍地饥荒、瘟疫肆虐、财政破产、蛮夷入侵以及大规模的土匪作乱等外忧内患交煎下，已经摇摇欲坠，1643年，清朝准备攻打奄奄待毙的明朝^[14]。

过程

一片石位于辽宁省绥中县和河北省抚宁区交界处的河道上，长城在此由向东转成向南，是明长城战略地位最重要的关隘之一，被誉为“京东首关”。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十三日，刚攻陷北京约一个月的李自成、刘宗敏亲自统率大军往山海关^[15]，李自成另派明降将唐通率兵2万从山海关以北的一片石出长城，夹击驻军山海关的明朝辽东总兵吴三桂；大顺军随行的有明朝太子朱慈烺和吴三桂父亲吴襄等人，李自成本人则率主力布阵于石河（今河北秦皇岛燕塞湖）。清军自四月初九出发，四月二十日，清军抵连山（今辽宁葫芦岛连山区），吴三桂一再催兵，清军知李自成军迫近山海关后，日夜急行，一日夜疾行200余里^[16]，共行军13日。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的大顺军与吴三桂于一片石、西罗城进行恶战，甫开战关宁小胜于西罗城^[17]，接着大顺军猛攻东罗、北翼二城^[18]。大顺军赴山海关的兵马号称约20万^[19]；吴三桂下辖的关宁军约为5万^[20]；多尔衮所统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诸路清军大约为7-8万人^[21]，其中以多尔衮领的满洲铁骑最强，兵马都披着甲胄，非常坚硬，百步之外无法洞穿。

四月二十二日清晨，清军进至离山海关城仅2里，吴三桂率轻骑寥寥数员、漏夜飞奔至清军营垒，跪降于多尔衮。多尔衮当即“赐坐赐茶，面谕关门为第一功”，吴表示：“倘若清军不愿助山海关明军，我也不愿返回山海关督战，李自成大军必在攻陷山海关后，一鼓作气攻向清军。”云云；多尔衮、孝庄皇后、范文程、洪承畴于大帐议论片刻后，接受吴三桂跪求派出清军助战。多尔衮令吴三桂按满洲习俗剃头，许诺将皇太极女建宁公主嫁给吴子吴应熊^[22]。

四月二十三日辰时（上午8点），关宁军渐难支撑^[23]，据守北翼城的一支关宁军向大顺军投降^[24]，多尔衮在欢喜岭的威远台上观战，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路进关。清军在辰时进山海关以后，见大顺军从北山至海边排列成一字长蛇阵，多尔衮即令清军沿近海处鳞次布列，关宁军排列于清军的右边。此时大风突起，扬尘蔽天，不利于不熟悉山海关地理的大顺军，多尔衮乘势命八旗骑兵冲锋陷阵，万马奔腾，飞矢如蝗，大顺军虽拼死抵抗，但与关宁军已鏖战一昼夜，筋疲力尽，清军等于以逸待劳。未尾申时初（15点后），李自成的大顺军溃败，刘宗敏负伤，大顺军死者数万^[25]；牛金星在北京未领军前来支援李自成，也是大顺军败战原因之一。

李自成立马小岗阜上督战，见败局已定，下令撤退。有一僧人跪在他的马前说：“执白旗的骑兵不是关宁兵，必是满洲兵，大王赶快回避。”^[26]自成拨马就走。当天，多尔衮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命他作先导，一路追杀，直扑京城。李自成大败，一怒之下，马前斩杀了吴襄，并将他的首级悬挂在高竿示众，回师京城后又杀了吴家老少38口。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称帝，次日，李自成离开北京，向西安撤退。前后仅42天。在清军于1644年6月6日进入北京之后，清朝六岁的福临在北京登基，是为顺治帝。

评价

顾诚评断山海关之役：“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在一片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轻敌的思想，对于随着明王朝的土崩瓦解而必然出现的满洲贵族的武装干涉，缺乏清醒的估计。这首先表现在，大顺军渡河东征时调集的兵员不够。当时，大顺军兵力总数在百万以上，但平定西北地区后派驻各地的军队数量过多，占领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后，又在各战略要地分别驻军，使兵力进一步分散。”“他们的行动却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在他们心目中明、清之战是‘前朝’的事情，自己并没有同清方交恶，完全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安心过日子。”山海关战役意义标志着：大顺军从此由推翻明朝转变为抗清斗争；清廷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以吴三桂为倡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27]

注释

1. Wakeman 1985，第34页。
2. Roth Li 2002，第25–26页
3. Roth Li 2002，第29–30页（女真统一战争）和第40页（夺权）。
4. Roth Li 2002，第34页。
5. Roth Li 2002，第36页。
6. Roth Li 2002，第28页。
7. Roth Li 2002，第37页。
8. Roth Li 2002，第42页。
9. Roth Li 2002，第46页。
10. Roth Li 2002，第51页。
11. Elliott 2001，第63页。
12. Roth Li 2002，第29–30页。
13. Roth Li 2002，第63页。
14. Elliott 2001，第64页（准备攻明）；Spence 1999，第21–24页（晚明的崩溃）。
15.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于顺治元年正月曾致书李自成等，提出“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16. 《沈馆录》卷七
17. 《山海关志》，佘一元《述旧事诗》
18. 《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山海关副总兵冷允登启本》
19. 大顺军出征山海关的兵马数各书记载相距甚大，此据查继佐《罪惟录》卷三十一，《孤臣纪哭》云“兵六万”；冯梦龙的《燕都日记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说“率师四十万”；陈济生的《再生纪略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说“精兵数十万”；《明史》流贼列传称率兵二十万；《吴三桂纪略》记“发兵十万，号三十万”；《甲申传信录》说十余万。《流寇志》说“自成合兵十余万攻之”。《清实录》中认为李自成军有“二十余万”。
20. 《三垣笔纪》载三桂“募兵七千”，《庭闻录》载三桂收溃卒，降唐通兵“约2万人”
21. 《沈馆录》云：清兵“蒙古人居多焉”。顾诚《南明史》称清军大约七、八万。
22. 孙旭：《平吴录》
23. 《庭闻录》述“我兵东西驰突，（贼）众亦左萦而右绕之，阵数十交，围而复合”
24. 《山海关志》卷九《附录》
25. 佘一元《山海石河西义冢记》说战役中“凡杀数万人……然所杀间多胁从及近乡驱迫供刍糗之民，非尽寇盗也”。
26. 《平寇志》卷十一，244页。参见《庭闻录》，卷一。
27.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十二章第三节

参考书目

• 佘一元《潜沧集》卷三
• 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九
• Dennerlin, Jerry, The Shun-chih Reign, Peterson, Willard J. (编),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1: 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3–119, 2002, ISBN 0-521-24334-3.
• Roth Li, Gertraude, State Building Before 1644, Peterson, Willard J. (ed.) (编),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1: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72, 2002, ISBN 0-521-24334-3.
•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追寻现代中国）,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ISBN 0-393-97351-4.
• Struve, Lynn, The Southern Ming（南明）, Frederic W. Mote,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s.) (编),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剑桥中国明代史）,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41–725, 1988, ISBN 0-521-24332-7.
• Elliott, Mark C.,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016-01-01], ISBN 0-8047-4684-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1-07）.
• Wakeman, Frederic,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洪业：清朝开国史）,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ISBN 0-520-04804-0. In two volu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