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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普通话，简称推普，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大陆，所采取的一系列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社会应用推广的措施与行为等，[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未有确定正式的法律地位。[2]其本意原本是为了预备完全废除汉字，推行拼音文字（汉语拼音），实现“文字改革”，但最后改为推广简化字和汉语拼音。[3][4]目前，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负责主导普通话推广工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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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kiProject:中国传统声音 |
现时，中国大陆的广播电视媒体一般使用普通话作为播报语言。普通话已经占据主流，也引致方言保护的呼声，政府方面认为方言确实是珍贵的文化财产，但不妨碍其执行该专题的系列政策和措施[6]。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开始系统化地推广国语。1913年，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国音”系统，它的特点是“京音为主，兼顾南北”，具有入声，史称“老国音”。当时对国语标准音存在争论。一派支持国音，即主张“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另一派支持京音，即主张“纯以北京话为标准”。1920年，南京高师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主张以北京音为国音标准，这个主张得到认可。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并确定采用北京语音作为标准，称为“新国音”。1932年5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发布以新国音为准《国音常用字汇》，并指出“所谓以现代的确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这标志着现代汉语标准语第一个系统——国语系统的正式形成。[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语被改名“普通话”，取其普遍共通之意。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举行，确立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8]1956年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1982年，推广普通话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9]。1994年，推出普通话水平测试。2000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8]
2021年12月，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提出到2025年普通话在全国普及率达到85%的目标。[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其宪法基础，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作为具体的法律来主导推行推广普通话运动[10]。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列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与普通话相关的条文如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观点，其认为推广普通话促进了经济、教育、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将实现“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普及”。[11]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表示，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地方性法规中“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应当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或者本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以及“经本地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有条件的民族学校部分课程可以用汉语言文字授课”等相关规定进行违宪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审查认为，上述规定与宪法第十九条第五款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教育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不一致，已要求制定机关作出修改[12]。
此观点惹来多方关注，其中在日本的蒙古籍学者杨海英认为，这是官方推翻建政75年所采用的民族政策[13]。
为了与推广普通话相适应，政府推出普通话水平测试。[14]普通话水平测试由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委员会领导，由各省市相关单位实施。普通话水平划分为三级六等，即一甲、一乙、二甲、二乙、三甲、三乙，其中一甲为最高等级。通过测试，应试者可以获得对应的普通话水平证书。[15]截至2009年，中国大陆已有逾3000万人次参加此项考试。[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规定，公务员应使用普通话，[17][18]一般要求达到普通话三级甲等水平。[19]
对于教师岗位，一般需要达到普通话二级乙等水平（语文教师须达到二级甲等水平）。[20]
对于商业、邮政、通信等服务性行业，对于普通话的使用也有相关的法规。[21]
广电总局在2000年到2014年多次发出专项通告，限制和打压地方广电媒体使用方言，比如禁止译制片使用方言，压缩和减少地方方言节目。除广东、闽南地区、上海等少数地方外，全国绝大部分省市方言媒体都非常少，并且播出时段，范围都受限制。例如，上海的上海话节目仅限于少数广播电视节目，理由是“普通话水准下降，方言土语泛滥”。[22][23] [22]
2009年7月，广电总局发言人朱虹表示中国的电视剧的语言，除地方戏曲片外，应以普通话为主，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标准的普通话，并且领袖人物的语言也要使用普通话。不过2014年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和2021年的电影《毛泽东在才溪》中的邓小平和毛泽东依然讲方言。[9]
在广东省珠三角地区，1980年代因考虑到邻近港澳地区，要与香港电视节目竞争，加强“政治宣传”，当局才特别批准南方卫视（现时的大湾区卫视）、珠江频道及珠三角地区的广州电视台、佛山电视台等本地频道使用粤语广州话[24][25]，而并不是出于对本土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范畴保育与传承的考虑。
中国大陆的部分地方和城市，如果有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方言，会被扣“操行分”，以致影响班级评比。[26]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每年9月份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7]。此外，各地不定期的举行各类普通话比赛。[28][29]
中国大陆各地的推普口号层出不穷，更不时向民众征集推普口号。但如“不讲方言，不讲脏话，做个合格小公民”等口号，使得年轻一代对方言母语及其背后的文化的认同产生偏差，将使用普通话视为合格或进步。其效果在北方官话和晋语地区实际比中国南方更为严重[30]。
壮语口音的汉语普通话在2016年起遭到普通话使用者大规模恶搞、调侃、炒作。[31]。《广西民族报》总结此事在壮族之间的回响，有指“丑化了壮族，是对一个民族的蔑视”，有指“好事者做的恶搞的空耳字幕迎合了部分国民的低级趣味”等等。[32]源于一段壮语口音的失恋独白，原句用普通话的谐音来拼写是“蓝瘦，香菇（难受想哭）。本来今颠搞搞猩猩（本来今天高高兴兴），你为什莫要缩这种袜（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标准壮语的声母没有送气声母，只有g没有k，所以“哭”成了“菇”；壮语的声调比汉语普通话更平稳，所以第三声的“想”听起来像第一声的“香”；一些壮语方言声母n/l不分，“难”成了“蓝”。[33][34]
广西自古就是多语言地区，因地域关系粤语曾影响甚大。后来，广西自治区政府致力使用行政手段在东南部多个城市实行“推普”政策，在1996年率先把南宁市和梧州市公共汽车的南宁白话（粤语的分支）报站取消，南宁电视台、电台等媒体全部禁止粤语，使民众在媒体广播方面也没有了可以借鉴的语言环境。[35]南宁当局也在学校和工作单位内宣传污名方言“粗鄙”，使用普通话“文明”。在2001年取消南宁市和2002年取消北海市（市区）的广东电视台珠江频道（珠江台）。
2010年底，广西电台经济广播已播出18年粤语白话节目被完全取消。2012年10月，珠江台在梧州市被广电总局禁播。同年12月28日起，广西部分地区有线电视中的广东南方电视台卫星频道（TVS-2）亦突然停播。现在在广西东南部粤语区，粤语已经被边缘化，省府南宁的粤语已经成为濒危语言，取而代之的是带有粤语、壮话混杂口音的“南宁普通话”。而南宁最本土的方言—平话在普通话和粤语的双重打压下，更加被边缘化。虽然广西广播电视台曾于2014年因跟广东广播电视台合作的关系而把旗下的影视频道定位为一个粤语频道，但是该频道播出的粤语节目相较广东仍然相当少，大部分的粤语节目都是播送广东广播电视台的，而广西广播电视台自家制作的粤语节目只包括地区新闻。有关定位只是维持了约三年，该频道在2017年的新定位推行后，所有粤语节目已经全部取消。
2017年南宁轨道交通二号线通车之前，也曾有不少的消息指出有关当局会打算把广西的中国方言，包括邕浔粤语（南宁白话），纳入该线的报站系统中[36]，但有关增加中国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作为报站语言的建议被有关当局以未获明确批示为由而一直拖延推行[37]，因此现时该线的报站语言仍然只有普通话和英语。
广东普通话教育的高潮是随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开始，当年7月广东省教育厅发出通知，第一次把普通话教学列入广东中小学教育工作的内容[38]。1982年上半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要求广东电台加强推普工作，组织语言专家编写推广普通话的广播稿，在电台开设《广东人怎样学好普通话》的讲座，还先后以广东省委的名义发了两个文件，规定县以上的党代会等大型会议必须讲普通话[39]。其花费大量人力、财力，推普力度可算首屈一指[40]。退休后的任仲夷在1999年为书题词时更放言[41]：
| “ | 用普通话统一广东语言，深圳要做全省模范。 | ” |
1990年国家语委明确以广东、福建两省和上海市作为南方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地区。[42]1991年派出专门调查组深入广东、福建的一些地区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42]1992年2月2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关于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决定》。[43]
广东省在2011年底发布《广东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定》，对教育、政府公共服务、公共地方标识、电视广播的语言、中文字及拼音译名的使用等提出诸多限制，例如禁止学校教授“方言”。自此，不少广东城市，尤其是粤西地区的电台和电视台都被强制转用普通话播放节目，其中以湛江和阳江等粤语城市推普的情况最为严重，该两市的电视台现时大部分时间已经没有了粤语节目和广告多年。
而由2010年开始，当局着力撤销广东新闻频道的粤语广播，鉴于地方公众强烈反弹而迂回多年未完全废止粤语广播，经历2014年的粤普广播“梅花间竹”安排，到2016年元旦“全新改版”开始以普语全面主导频道广播，不再理会地方公众意见强硬施行“推普废粤”政策。教育部在2021年6月头发布调研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的报告，针对教育领域有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提出在法律上明确普通话与简化字的地位、将普通话教育适度融入考评体系、粤港合作推进普通话教学等。该报告同时明确要求粤港澳三地进一步做好语言政策的规划，加强语言与国家认同，挖掘语言资源红利，做好语言能力和语言服务建设，以更好服务该规划发展区域的建设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 [44][45]。
广州市在1980年代开始，逐渐禁止学校教师使用广州话进行母语教学，改为所有科目必须统一普通话，学校亦不另外设置单独的粤语课程。此举导致年轻一辈不会说，不愿说或者说不准粤语的人数大增。这种灭绝性的推普，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前广州市市长黎子流更不遗余力推广普通话，并获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发“推普奖章”。
交通工具方面，广州地铁曾多次以各种理由减少粤语报站的时长，甚至在某路线的车厢广播中完全取消。直至今日，其在车厢内的粤语报站仍然非常短，与普通话的广播时长不对等，另外即使使用粤语广播，其用语也存在大量的直译问题，如“尾班车”变成“末班车”等；广珠城际铁路在2011年4月开通后不久即取消粤语广播，直到2012年12月31日开通珠海站后才恢复。
1980年代初，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各地移民涌入，由于深圳历史上与广州及香港一样以粤语为强势，初期广东籍包括潮客族群的深圳人均以标准粤语为深圳的通行中心语言，而外省移民亦应生活所需，跟随融入粤语氛围，原来本地的客家话以及本土的粤语莞宝方言就相对弱势。当局不乐见本土语言主导大势，在1988年，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广东省侨联主席蚁美厚等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大力推广普通话。深圳还专门成立“深港语言研究所”，对深圳的语言生活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用普通话统一深圳语言的战略方针。在大力执行推普工作下，扭转粤语原本作为深圳中心通行语言的情势[47]。由于强行推普冲击，现时在许多较大的公众场合，普通话皆为主导语言，由于香港未有强力推普干扰，因此粤语仍可以维持一定的地位。[48]然而，相对其他珠江三角洲城市而言，深圳的粤语应用范围相当狭少，在交通方面，所有的公交车都没有加上粤语报站（现在其部分公交线路已加上粤语报站）；在大众传媒方面，深圳电台各频道已经采用全普通话广播，而电视台除了深圳电视台公共频道有较长的粤语时段之外，所有的频道都只使用普通话，也依然没有恢复以往为电视广告加上粤语配音的做法。
2014年7月，广东《南方都市报》报道，佛山市在召开“迎接广东省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动员会中，推出相关“规范语言文字使用”方案，其中规定普通话要成为党政机关主要工作、会议用语，如有机关不要求公务员说普通话将被扣分；能贯彻开会和公务活动用普通话交流，可获加分。另外，除地方曲艺及广电部门特批的地方电台、电视台80%以上节目需用普通话，新闻一旦出现方言主持或采访，就要扣分。方案还要求幼稚园、小学的校园语言，在教学、其他活动和交流中都要用普通话，否则将扣分。此举一出，引发网民的反对及对扼杀本土文化、打压粤语生存空间的担忧。广州名嘴陈扬在微博上对此事评论道：“普语与各地方语种应同体共存共荣而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和有口，谐有言。”[49]而报道该消息的《南方都市报》其后已删除相关报道。[50]
珠海市在2000年代取消珠海电视台的粤语新闻。[51]2011年甚至取消公共汽车的粤语报站，直到民众通过各种方式投诉才在2012年8月恢复。[52]
吴语杭州话在浙江省杭州市的发展情况不容乐观，部分本地小学生已经不会讲杭州话。目前，杭州的一些小学开展杭州话兴趣课[53][54]，引起大范围的讨论，学校开展此课程的原因是考虑有三点：一是会说杭州话的孩子不多；二是文化融合中，对地方文化，方言作为一种非物质遗产，应该得到保护；三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兴趣课里将它加以提倡。
在2014年以来，当局就逐步强化一系列管制，以同化当地社群。就语言方面不再推崇双语政策，2017年6月尾新疆和田地区教育局发布《双语教育5条规定》，要求自秋季开始，学前3年（幼儿园）全面用普通话与汉字教学，小学1年级与初中一年级也开始推动普通话，预计在2020年达成全面使用普通话教学[56]。大批维吾尔人被“再教育”同时，子女也被另行集中送去当地新设的寄宿学校，单在2017年，新疆幼儿园的入学儿童就增加50多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儿童占9成以上。而在维吾尔人最多的南部地区，投入12亿美元扩建幼儿园，包括兴建大量宿舍，要求入校儿童只能使用普通话，否则将会受罚[57]。据中共新疆政法委书记朱海仑2017年向“再教育营”发出文件，要求将国语（普通话）学习作为工作重点：使用国语教材，用国语讲课，加强书面及口语考试，将“考试成绩特别是国语测试成绩”列入档案，作为“学员结业”的主要依据[58]。
西藏政府在推行普通话的同时，限制藏文教育。[59] 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在2018年2月发布的《关于举报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中，将“保护母语（藏语）”定性为反动思想，被指“与各类非法组织关系密切、相互勾结”，要求向公安机关举报。[60][61]
2020年6月初，内蒙古当局向用蒙语学校发出口头指示，要求自9月1日开学的新学期开始，小学语文以普通话授课。而在8月26日内蒙古教育厅发布《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实施方案》，规定从2020年秋季学期开始，内蒙古民族语言授课的小学一年级开始使用全国通用的语言教材，而此后两年逐步将小学道德与法治科、中学历史科也改用普通话授课。随即在内蒙古引起广泛关注，许多蒙古族学者和学生家长认为新措施令蒙古语言生存陷入危机[62]。
当地的老师及家长认为当局的决定意在消灭蒙古语，强烈反对当局决定，致电地方教育局及北京教育部表达不满，并号召于新政策落地前一天的8月30日到在各个旗县政府大楼前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同时呼吁学校老师学生罢课。据美国之音的报导当局政府关闭中国境内唯一一个蒙古语社交媒体平台“Bainu”，并传唤在微信群讨论双语教育事宜的网民[63]。
对此，内蒙古教育厅出面澄清，外传不用蒙语教学并不是事实，而是把普通话课程改成在一年级就学习，除了将要调整的三个科目以外，其他科目均保持教材不变、授课时的语言文字不变、蒙古语课程及母语课时不变、现有双语教育体系不变，仍保持过去地方语言教学。[64]。
推广普通话是以城市为中心，逐步向郊区、农村地区进行，因此首先是在各个方言区人口流动较为频繁的大城市进行试点，几乎每个方言区均有一至两个“积极推广普通话城市”；随后将推普经验复刻到同方言区的城市；再后在向农村地区扩展。一般是要求教育、媒体、商业中全面要求采用普通话，当市民形成习惯，城市普通话氛围形成之后再放宽。另外，大规模移民的城市，虽不是重点推普城市，但是也应移民客观要求进行推普。
以下城市推广普通话力度较大。在1995年开始就在教育、广播中开始进行，至2000年左右普通话已经成为城市通行语言。
以下城市是大量移民改变当地语言环境，虽未经过强力推普，但是成为普通话为主的城市
以下城市长期进行推广普通话评比[65]
推广普通话不是消灭方言，在不少城市推普的同时，也有大量维护方言的政策，如苏州市政府加强苏州话兴趣班、三语（普通话、吴语、英语）比赛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方言的流失。
对于推广普通话与地方语言二者之间存在争论，许多人认为推普会导致地方语言消失。[66]有人认为，保护方言属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推普[67]。但也有人认为，保护方言与推广普通话相辅相成，并不矛盾。[67]也有一些方言反对派认为：推普必须彻底地“推普废方”，方言音土，特别是一些方言没有官话口音为国内的“伪外语”不利于全国人民交流，方言几乎大场面用不上，在社会上是“毒瘤”而“多余”的，方言逐渐被普通话取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68]
在中国大陆，普通话具有标准汉语的法定地位。由政府保障其推广使用，具有天然优势。而中国现存的自然语言又十分丰富，部分语言又处在发展活跃期。推广普通话与现存自然语言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冲突。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确立普通话地位的同时也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71]，但是宪法并无明确其他地方语言的法律定位与相关权利保证，使得矛盾集中体现在推广普通话与汉语方言保护方面。而地方语言的湮灭不利于地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72]
在推广普通话的影响下，相当多地区出现年轻一代自认普通话为母语，自己地方原语言不擅长使用、不当作第一语言的状况。[73]很多地区甚至出现了以普通话“通用”为由，压制当地原通用语言通行的极端情况[74]。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表明语言上的“少数人”同样享有“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但是截止201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尚未批准该公约[75][76]。
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国民党过去长期执政时在台湾强推国语运动，甚或用激烈政策（如《广电法》22 条限制电台使用地方语言比例）推行国语，并使之成为台湾人的生活语言。台湾的国语运动已使绝大部分台湾人掌握国语（有人估计约90%），如台湾不少大都市的车站，国语的使用程度超过40%[77]。台湾虽然已经废除国语运动、改行推广母语，但是国语取代母语的趋势仍然无法停止；许多年轻人的母语变成国语，[77]尤其以客家、原住民族与外省族群的年轻世代中更加明显，而原本台湾汉人主流语言台湾话亦面临大量年轻人不通晓、或长期被非闽南语族群污名化，而濒危。现代台湾社会大量缺乏闽南语台湾话、客家语与原住民族语的使用环境，大多数人以华语、英语为第一、二的沟通语言，加上政府语言政策颟顸、主流社会仍受国语和国语文用字习惯影响，而使传统母语及俗语文加速式微。有鉴台湾人母语能力一代一代地变差，近十多年来，本土社团不断推行，许多台湾母语也有相关的考试、认证和政策。然而，仍有学者预估，连台湾最强势的本土语言台湾话，也恐于21世纪消失[78]。
香港大部分学校的中文科采用粤语教学，称为“母语教学”，其他科目也大多使用粤语或英语教学（参见香港英文授课中学）。1980年代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后，社会开始兴起学习普通话热潮，有学生和市民自费报读私人机构开设的普通话课程，前往研究社、语言中心查询的市民络绎不绝，当中不少人是在职人士欲在工余时多学一门语言，也有学生欲在暑假空闲时充实自己。[79]香港普通话研习社属非牟利社团，于1970年代成立，致力推广普通话。部分大商业机构，特别是与大陆有生意往来的，更会开班内部教授员工普通话。
1981年9月，教育署前身教育司署按课程发展委员会建议及社会需要，开始推行普通话试验计划，首阶段由小四开始，逐步扩展至小六；第二阶段由1984年9月开始对中一年级推行计划，1986年正式成为学校科目，但并非强迫所有学校推行，而是由各学校自行决定，当时推行普通话计划曾面对师资不足问题，教育司署提供普通话课供教师修读。[80]1980年代初，教授普通话主要使用注音符号，其次使用汉语拼音，两种拼音法皆在香港流行，由于香港人普遍懂英文字母，汉语拼音方案逐渐强势，但使用哪种方案在社会仍有争议，当时有意见认为在幼童时期应教授注音，以免对小童学习英文造成干扰，待学生打好英文基础后才教授汉语拼音。[81]
1985年，学习普通话的人数较之前一年增长20%至30%。[79]当时调查指出学习普通话两大原因包括中国大陆实行开放政策，第二是开放后欲到大陆旅游的人增加，懂得普通话将便利到中国大陆经商、住宿和沟通等。[79]部分团体（如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亦举办北京普通话夏令营，内容包括游览北京名胜及上普通话课程。[82]
1997年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大力推行普通话教育，学校从小一至中三开设普通话科作为必修科，让学生学习普通话（中四以上则是选修科）。香港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于2007年通过拨款2亿港元，在香港中小学推行“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普教中）计划，预计有160间学校参与。[83]语常会主席田北辰称如果学校有足够的师资和专家支援等条件，使用普通话教中文，能使学生“我手写我口”，有助改善学生的写作能力，[83]但有人质疑“普教中”的教学成效，[84]有小学校长认为普教中“不是用最熟悉的母语去学，事倍功半”，“是为了经济利益与政治因素，却可能不利于学生的全人发展”。[85]
由香港教育学院出版的《用普通话教中文的问与答》一书中可见，一般家长觉得普教中能改善中文写作，可能只是心理作用：在培道小学发现，用普通话学习中文的学生，相比以粤语学习的正常学生，前者上学期中生成绩差1.49分，下学期则相差2.36分[86]。
有任教普通话的老师坦言，学习语言首重了解，但是粤语环境下，要用第二种语言去学习中文，会令学童十分混淆，影响理解。该名老师亦指出，普通话并不等同书面语，例如普通话中有“儿化韵”的现象，举例“早点”和“早点儿”，意思已有很大的分别（前者是指早餐，后者是指提早），但书面语却很少把儿字也写出来[87]。
本地以粤语为母语的香港人一般不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普通话沟通（通常只会在跟大陆人和台湾人打交道的时候才会用到）。部分内地新移民基于日常生活环境或希望更融入香港的生活，亦主动学习粤语和转用粤语交流。香港一般中文文件通常以语体文撰写，能以普通话或粤语念读；但香港民间尤其是网络上、报纸和杂志的部分文章等，也广泛存在着仅能以粤语表达的粤语字和只能用粤语表述的用语（粤语白话文），形成了一种独有的香港本土文化。在香港音乐中，不少流行乐曲有普通话（国语）、粤语两种版本，但国语歌曲一般会在台湾录制，或采用台湾国语版本。香港的电视节目中，虽然有许多粤语发音的节目，但电视字幕仍以语体文显示。
澳门在澳葡时期，官方语言虽为葡语，但葡语在澳门民间并不广泛（只有澳门土生葡人和政府官员使用），且葡语在世界上流通程度不如英语，故澳门民间仍以粤语为主要语言，与香港一样以英语为第二语言。1999年澳门回归后，中国政府才开始在澳门推广普通话。但澳门方面也跟同样以粤语为主要语言的香港一样，粤语字仍在澳门坊间经常被使用。
新加坡在建国后虽然以英语为第一语言，但也积极推广华语，不过主要对象是占大多数的华人，新加坡英语的影响力没有动摇。讲华语运动推行30年后，虽然用方言（新加坡最主要的华语方言是福建话及潮州话）的人数大减，可是当中很多人却是改为使用英语。[88]因为新加坡的语言众多，除了华语外，还有马来语、泰米尔语等，新加坡当局为了统一语言而推广英语。
在马来西亚，作为人口第二多的族群马来西亚华人的主要语言为华语，但仍普遍以闽南语（泉漳话和潮州话）、闽东语、粤语或客语交流，而且受到从台湾购入的闽南语节目和香港购入的粤语节目影响，在华语口音上掺杂了部分方言。然而，家庭与社会的结构变迁、国家语言政策（马来西亚政府以马来语为官方语言及国语，英语为认可语言），甚至是语言之间的竞争，都让沟通语言的选择出现不小的变化。
在大中华区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也出现过类似“推普”的推行国语现象。法国消灭土语（Patois，含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运动持续了两百多年，直至1960年才停止。其中在布列塔尼大区的小学中出现了“不准随地吐痰，不准讲布列塔尼语”这样的宣传口号[89]。法语推广运动的强制性和校园内措辞不当的标语让欧西坦人对祖先语言文化产生了羞耻感（Vergonha）。除因德语影响而较为强势的阿尔萨斯语外，目前法国各种土语已经式微。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行“标准语推进”、“方言扑灭运动”等措施，将日本列岛上原本语言不通的各地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由标准日语取代[90][91]。例如日本当局禁止使用琉球语。琉球语（冲绳语）现已面临濒危处境。[92]日本在北海道实施的纯日语教育，使得与其他语言无联系的阿伊努语至2007年仅剩十位使用者[93]，且年轻一代对阿伊努人并不存在身份认同[94]。不过自阿伊努族民俗学者、兼前国会议员的萱野茂发起阿伊努语复兴运动，愿意学习阿伊努语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多，同时间阿伊努语的社会地位亦改善了。
然而，在意大利推行以托斯卡纳语为基础的标准意大利语运动中，当地方言并未被禁止，因而出现了双层语言的现象。如在威尼斯，标准意大利语为上层语言，而威尼斯语则为下层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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