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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潮春事件，或作戴万生事件，民间俗称万生反（台湾话：Bān-sing huán），台湾清治时期三大民变之一，另二为朱一贵事件和林爽文事件，又分别为台湾清治时期最早以及规模最大民变。戴潮春事件则是台湾历时最久的民变，影响范围北至大甲，南至嘉义，遍布台湾西部地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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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潮春事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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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A8%81%E6%98%AD%E7%80%9B%E5%B6%BC%E5%8C%BE%EF%BC%88%E6%88%B4%E6%BD%AE%E6%98%A5%E4%BA%8B%E4%BB%B6%EF%BC%89.jpg) 平定戴潮春事件后，彰化县官员敬献予梧栖真武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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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 绿营．官军 |
天地会．红旗军 （台湾中部平原区地主，漳州籍为主） |
民间练团．白旗军 （台湾中部沿海区地主，泉州籍为主）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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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 吴鸿源（撤职） 洪毓琛（病卒） 丁曰健 林文察 曾玉明 曾元福 |
戴潮春（四张犁） 林日成（四块厝） 陈弄（小埔心） 洪欉（北势湳） |
林占梅（竹堑） 鹿港郊商诸绅 罗冠英（东势） 林奠国（阿罩雾） 陈澄清（涂库） | ||||||
戴潮春事件自同治元年（1862年）春爆发于彰化县（今台中市大墩地区[3]），起因乃官府取缔天地会，不少会众趁势作乱，天地会首领戴潮春无力约束下属，只好顺应起事。除戴潮春之外，其他响应者包含各地具有武装团练的地主或者股首逾三百六十名，其中以林日成、洪欉、陈弄最有势力。[4][5]
同治二年（1864年）末，清军林文察、丁曰健等官员率主力赴台，翌年先后擒杀戴潮春、林日成，并持续收拾余党，同治四年（1865年）才告落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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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康熙23年（1684年）纳入大清版图后，虽然屡次颁布移民台湾的禁令，但施行下来成效颇有限，在康熙皇帝统治台湾之初，全台湾汉人估不足8万[6]，但在乾隆朝（1736年－1795年）人口数量急增，约在1750年代之后，台湾西部人口数已逼近200万。[7]:58-59人口过剩的问题不只在台湾浮现，在18、19世纪期间，更是整个大清帝国面临的普世问题，人口增长但土地资源始终有限的状况下，百姓只好离开原乡，另觅发展。[8]:127-134
初时台湾荒地多，尚得以接纳大量移民来台垦拓，不过，随着人口持续增长，18至19世纪间陆续滋生其他社会问题[6]，在台湾为了争抢耕地、水源，出现难以计次的族群械斗（原汉冲突、闽客械斗、泉漳械斗）[7]:63-67[9]:67，其他具代表性的尚有嘉庆朝的白莲教之乱、道光朝的太平天国之乱，动乱原因皆掺有人口过剩的因素。[8]:162-167、174-178
早在19世纪上半叶的道光朝（1821年－1850年），曾任台湾道道尹的徐宗干便形容台湾乃是“三年一大反，五年一大乱”之地，主要归纳出：“地理位置孤悬海外，上级监督不易”、“派驻官员不黯台湾通行话，上下沟通困难”、“官员俸禄过低，容易收受贿赂”、“办公经费匮乏，官员有心无力”，以上四项皆是造成台湾当地吏治恶劣败坏、政府权威旁落的原因。[10][11]:96
由于18、19世纪的台湾官民比例失衡、政府长期处于失能状态，地方秩序常常维系于地方豪强之上。所谓地方土豪，最初系有些人以相同籍贯或宗族力量为号召，不乏以诉诸武力解决各类争端，有些宗族聘请游侠等作为打手，甚至招募部曲，从事保卫家园或者直接的掠夺行为，久而久之形成一武装集团，集团领导者多为地方土豪。[12]:96-103
由于这群土豪在地方上极具政治与经济实力，几乎取代地方官员的权威，地方土豪与地方政府关系十分微妙，有些官员厌恶地方土豪鱼肉乡里的习气，有些则愿意与地方土豪打好关系，但相对应土豪要担负起维持区域和平或者抵御外侮的任务。台湾一些叛乱事件，不少肇因于地方不满政府作为，导致土豪带头向政府作乱，而当有其他土豪势力愿意协助政府镇压叛乱地区，又可以获得“正统”名号[12]:96-103，进而受封官衔、官职，或获取土地、单项专卖等特权[9]。
地方土豪以一个同姓氏、同宗族的倾向十分常见，但也会结合不同的地方派系，据地与其他土豪势力争抢粮、米、地、水源，常常有流血冲突之情事。以台湾中部地区为例，19世纪上半叶，被汉人氏族间相互仇杀的影响，大量平埔原住民就被迫迁徙、走避山区；在1830年代，原本盘据台中盆地北缘的客家人也被赶往彰化县东北角（约今东势区）一带，此区又沦落成漳州人、泉州人相互染指、武装冲突的区域，地方豪族与豪族之间常怀有宿怨，不难想见。19世纪上半叶，台中一带具代表性的地方豪族有阿罩雾林家（林定邦、林文察等）、北势湳洪家（洪欉、洪璠等）、四张犁戴家（戴松江、戴潮春等）、四块厝的林家、旧社的赖家等等。[12]:96-103、11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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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领有台湾之初，因台湾孤绝海外的地理特性，唯恐将领拥兵自重，多采三年一换的“班兵制度”，凡兵丁、将领、官员多从中国内地轮调，而不任用台湾当地人士[13]:48，但后来因时势所需，乾隆朝后渐渐招募台勇入伍，却始终怀着猜忌的态度。[14]:394-399
18世纪以后，台湾人口数量日益上升，在1750年代西部人口约200万[7]:58-59，雍正十年（1732年）戌守彰化县以北的台湾北路协，军队员额2400名、乾隆53年（1722年），调整营制，原北路分割成中路营（嘉义县城）与原北路协，合计添兵1097名，台湾北路协总额增为3497名，编制和兵力虽略有调整，但对比人口数量增幅，控制力增加有限。[14]:15-21
此外，当地方若有武装械斗冲突，政府多要求地方豪族出“团练”协助镇压，自嘉庆年间蔡牵事件后，透过民间自组“团练”、“联境”参与城防、随同营兵打战的现象日益普遍[15]:172-175；而军队本身，则因待遇不佳、战力低落之外，班兵时有聚赌斗殴、骚扰民妇、强占民舍之事，未免增添管理上的困扰，清廷对增加台湾军队员额意愿始终不高；清廷在台军事疲弱，也造成台湾民乱频繁、地方土豪趁势作乱的契机。[14]:375-378[16]:21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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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军队侵扰浙江省，时任闽浙总督富察庆端乃上书朝廷，征召台勇协助剿匪，获朝廷准允；咸丰11年（1861年）冬，朝廷募台勇三千名赴往浙江助阵[3]:212，其中约两千名台勇皆是林文察、林文明自老家雾峰上谷地区招募而来[12]:116-117，其他在履任台湾镇总兵、台湾北路协等职位的将领如曾玉明、曾元福等，亦在同一时期调往浙江、福建作战[14]:396，台湾中部一带武装势力由是转移。
戴潮春事件领导人戴潮春，祖籍漳州龙溪，自祖父戴神保以降，不仅是彰化县四张犁一带的地主，家境富裕，而且与官府关系良好，世占台湾北路协“稿识”一职。[4][5]台湾北路协最高指挥官为“副将”，据守“北路协中营”，而中营即设于“彰化县城”内。[14]:17-21戴潮春所担任的“稿识”，亦称“字识”，乃绿营的营务人员，由于军中武人多不通文墨，需另请“稿识”做文书纪录，协助兵马钱粮移籍点交等工作。[14]:314-315
戴潮春兄长戴万桂不满自家田租被阿罩雾人（林文察家族）侵占，与张水（绰号五股水）合作，筹组“八卦会”（或土地公会、天地会），当时土匪盗贼四处流窜，立约村庄若有事，需相互驰援；当时戴潮春为了避免旁生事端，并未涉入八卦会会务。[4][5]根据《戴案记略》所述，彰化县其他地方亦有类似结会的乡里联保组织，即泉州裔组成的“同安寮十二庄”，大总理陈庆安，以今福兴乡、埔盐乡一带为据点。[5][17]
咸丰11年（1861年），原北路协副将曾玉明升任福建福宁镇总兵，由夏汝贤补缺，戴潮春尚任职稿识，而该年冬季，彰化知县高廷镜下乡出巡，不知何故，戴潮春逮捕一批土棍流氓献予高廷镜，此事令夏汝贤不愉。夏汝贤以戴潮春怀有不忠之心为由，向戴潮春索讨贿款。戴潮春不从，被迫革职。戴潮春返回家乡四张犁之后，兄长戴万桂已离世，戴潮春遂以培养“团练”为名号，顺势承接“八卦会”业务，改组成“天地会”。因当时治安普遍不佳，地方秩序常维系团练主持，不乏富户挟资投效，使天地会众人数激增，戴潮春家族从原本自有团练300名，至同治元年（1862年）间，天地会计香簿所载党员已逾万人。[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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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知县高廷镜与戴潮春交好，高廷镜在任时，常借重戴潮春之力，随官捕盗，至同治元年（1862年）春，高廷镜卸任，改由雷以镇出任彰化知县，雷以镇初时仍倚重戴潮春各处捕盗，但此时戴潮春统御的天地会成员已然过多，未必尽听戴潮春号令，从春季间渐趋失控，开始在彰化县各处作乱。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初五，按察使衔台湾道道员孔昭慈率六百名兵勇循例春巡，顺道赴彰化剿乱，亦檄召时任淡水厅同知秋曰觐南下襄助平乱。[3]:280三月初九，孔昭慈入彰化县城，拘杀土豪总理洪氏立威，却不意大突寮庄（今溪湖镇）陈弄见官兵武装弛备，趁势揭竿而起，不少村庄纷纷响应。[4][5]
彰化县城失守后，南台湾各民间势力纷纷起事，而中台湾大小地主，如小埔心（今彰化县埤头乡）陈弄、北势楠（今南投县草屯镇）洪欉、嘉义县严办、以及凤山县徐夏老、淡水厅王九螺等纷纷加入戴潮春阵营，各地支持股首更是达上千，而他也论功行赏，除自封为东王外，封林日成、陈弄与洪欉为南王、西王与北王，设置大将军等官位，安抚百姓，俨然自成一国，且控有几乎全部的台湾中部与北台湾部分区域。
明郑王朝灭亡以来，福建省本部向来靠台湾供应粮食，事件爆发后台湾白米价格大涨，演变为恶性通货膨胀，福建顿时陷入经济危机。于是，闽浙总督庆瑞紧急派遣福宁镇总兵曾玉明渡海来台，召集台勇平定战事，另外命台湾镇总兵林向荣自西螺出兵作战。另一方面，台湾府知府洪毓琛紧急成立筹防局应对事变，并向外国洋行筹借十五万两银作为军费，并承诺以关税抵还。
4月28日，戴军南王林日成为了替族人林妈盛报仇，率领三万多人截断阿罩雾庄的水源，打算一举消灭前厝林家（即雾峰林家）。这时，林家因多数家勇跟随林文察与林文明赴浙江与太平军作战，庄中只有72名壮丁。但在林文凤指挥下，林家人靠着大炮等强大火力予以还击，随即展开三天的激烈攻防战。期间，林家庄宅几乎失守，但林家家人日夜死守，援军突袭林日成阵中，击杀敌军数百人，一加上翁仔社〔今台中市丰原区翁子〕罗冠英与东势角客家人分别派出援人支援，另太平林家与涂城等附近族亲也派出四百多名勇丁支援，共同击退来袭之林日成军。
同时，清廷台湾最高武官台湾镇总兵林向荣率领3000名绿营士兵从台南府城出发，带着亲清民团一同北上平乱，清军行军至八掌溪南岸崩碑立下大营，在崩埤战役与戴彩龙率领的戴军一万多人于八掌溪两畔对峙。4月28日由于戴军由白沙墩包抄，一举截断清军粮道，林向荣立即派兵出击，但戴军从前后夹击这支清军澎湖部队，部分将士溺死河中，直到亲清民团林有才安排大炮反击，才挽回清军免于大败。然而林向荣所率的清军主力陷入缺粮危机。之后从台南府城来支援的清军援军，以及携带的军资却在前往押解崩埤清军大营的途中，于安溪寮遭遇戴军截击，清军援军大败溃散，千总龚朝俊与澎湖副将陈国诠等人战死，军械、弹药、银两全被夺走。最终崩碑的清军主力发起突围，但在戴军追击下成为溃败，林向荣只得率领残兵逃往盐水港。
另一方面，戴军西王陈弄率军攻打鹿港，以获取财货。但由于鹿港城居民多为泉州人，而漳州籍戴潮春起事后又大肆屠杀泉州人家庄，因此鹿港居民在黄季忠、蔡马湖、林清源等士绅领导下极力抵抗，而勇首施九挺也招募600名乡勇协助抵抗，经过三天大战后终于击退戴军（一说为鹿港人得到妈祖神示后，信心大振、团结奋斗，最终戴军不战而退）。
六月，掌管台湾北部军务的盐运使林占梅派蔡宇等人突袭大甲城东门，一举收复该城。而戴军的王和尚则于6月2日率军围攻大甲城，并断绝城中饮水。于是城民请贞妇余林春祈雨，而当天果然下起雨来，顿时解除城中水问题。6月9日，代理淡水厅职务的张世英与千总曾捷步、把总周长桂以及翁仔社勇首罗冠英率军支援，加上大安港黄氏的协助，一举击退戴军。但6月17日，王和尚再度领军围城，并再次截断城中水源。这次居民又请余林春祈雨，当天也再度降下甘霖。于是在张世英指挥下，城中清军出城迎击，再度击退戴军。
6月7日，洪毓琛升为台湾兵备道，统筹全部战事。6月9日，提督曾玉明率领600名兵力抵达鹿港。
而同时，林日成进驻彰化城，戴潮春退回四张犁，之后戴军陆续攻打嘉义、白沙坑等地，但皆被清军击退，而清军虽陆续有曾玉明扩兵400人、台勇1000人助战，但也难有斩获，双方于是陷入对峙之中。
八月与九月间，林文明率领1000名台勇请假回台湾助战，战事产生变化。他于外新庄、阿罩雾庄（今台中市雾峰区一带）、大里杙等地与戴军展开激战，击退戴潮春军，然后转自翁仔社（今台中市丰原区），与当地勇首罗冠英合作，合力扫荡石冈仔、葫芦墩等地的戴军，然而此战后，林文明以弹药不足为由，返回阿罩雾。经多次催促后，善后总局补发火药4000斤、子弹2000斤，而林文明于1863年1月29日再度呈请福建巡抚徐宗干补发积欠的安家银19000两与口粮费银10000两，但这些钱始终未拨款下来。
1862年11月23日，林文明率300兵勇攻打树湳，最后于1863年4月11日派叔叔林奠国率领600名台勇，与罗桂英等人攻入戴潮春老家四张犁，经过七天激战受攻克该地。但由于军费仍未解决，林文明再度停止进攻。至此战事再度陷入胶着。
就在林文明于北路有所斩获时，清军却于南路遭到挫败：台湾镇总兵林向荣与台湾水师副将王国忠于七月前去救援斗六城，但反遭严办、陈弄等人率数万戴军围困；10月29日戴军攻破围困许久的斗六城，林向荣自杀，王国忠等大小将领纷纷战死。戴军占领斗六后，驻扎彰化城内的林日成于12月20日发军围攻大甲，与清军大战于城外，由于清军人数有限，虽有罗冠英率义勇救援，仍败退回城。这次戴军与前两次一样截断城中水源，而大甲城居民三度请余林氏祈雨，天空随即降下甘霖，不久戴军撤退，林日成亦退回四块厝庄。隔年1月，福建水师提督吴鸿源率领3000名清军增援，并进驻盐水。
1863年3月19日，吴鸿源发动猛攻，直攻到嘉义城外，与城内守将汤得陞里外夹击，击退围城多日的陈弄军。6月，吴鸿源因不肯遵守指令发动攻击，被洪毓琛免职，由曾元福接替，但六月洪毓琛亦死于任内，清军与戴军又陷入胶着之中。
8月，丁曰健接任台湾兵备道，并由沪尾（今新北市淡水区）登陆，重新布置新的作战方针。他命台湾镇守参将关镇国由五汊港（今台中港前身）进攻，自己则于10月22日进驻竹堑城（今新竹市），并命张世英、罗冠英等人精选1000乡勇驻守岸里社，打算直接攻打四块厝庄等戴军活动核心地区。两军合力之下，清军迅速扫大肚溪以北（今台中市一带）的戴军村庄，并控制住大肚溪航运，11月28日围攻彰化城。
另一方面，11月12日福甯镇总兵林文察自安平登陆，11月20日抵达嘉义，惩劝当地两百数十庄向清军投降，并与与护理水师提督曾元福会师商议战略。商讨结果，他决定先疏通嘉义与彰化交界处的道路，然后再收复彰化，于是命白瑛、关镇国合攻斗六，请彰化知县凌定国由宝斗（今彰化县北斗镇）向南攻，而他本人与许忠标等部队沿海向北作战，直到麦寮与南下的林文明会师后再攻打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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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林文察进驻麦寮。这时丁林两军已包围彰化县城，12月1日由曾玉明破城。之后，林文察进驻涂库，与曾元福相约攻打斗六，同时歼灭支持戴潮春的村庄三十多座，逐渐逼近斗六城，但斗六防御坚固，难在短期内拿下。于是12月12日，林文察假意以援助彰化战事为由，密令各军各撤离城外，至1864年1月15日，仅留关镇国数营于城下，并燃烧烟柴草烟火，令士兵作慌乱状，而诱使城内敌军开门袭击，这时附近甘蔗田伏兵冲出袭击，关镇国等军备后夹击，成功大败敌军，收复斗六城。1月18日，戴潮春在张三显劝说下出面投降丁曰健，但因出言不逊，丁曰健命陈捷元将他斩杀。[18]
收复斗六后，清军开始扫荡林日成、洪欉、陈弄与严办等戴氏诸王强将。1863年12月，曾玉明迅速围攻北势楠庄，双方展开激烈的攻防战，其中清军曾挖地道攻入，但不成功，只好以大炮猛烈炮轰，才攻陷该庄，洪欉则于期间战死，其弟洪番被俘，当场被杀。1月19日，林文察率军攻打四块厝庄，经过一番激战后仍未能进，最后搭建炮台，以大炮连夜炮轰，才得以于1864年2月6日斩杀林日成，收复该地。5月，林文察与罗冠英围攻小埔心，与陈弄展开炮战，期间清军死伤惨重，罗冠英也死于其中，但在罗冠英弟弟罗坑领导下，清军持续猛攻，终使陈弄开庄投降，并被当场斩杀。同月，丁曰健派遣知县白鸾卿、参将徐荣生等人率军攻打于二重沟重新起事的严办，严办以伏兵击退清军，但清军以优势兵力围攻，并以大炮轰击指挥台，击杀严办，并押其妻侯氏回嘉义，以凌迟处死。
至此，戴潮春事件宣告结束，清军终于收复中台湾，而曾雄据一方的戴氏政权则结束其三年多的统治。
此战之后，中台湾大地主、士绅死伤殆尽，其留下之产业也被清廷以“叛产”之名充公，部分则以补偿林文明垫付军费为由交给雾峰林家。另一方面，雾峰林家因平定事件有功，得到全福建省（当时包含台湾）的樟脑收购权，加上林文明攻略各庄与事后清点“叛产”和收“罚捐”（即罚款与事者家人赎罪钱）时侵占部分钱财土地，使林家顿时崛起，后为全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然而，此事件也种下林家与官府之间对立的种子，并激化与邻近大族之间的仇恨关系，因而导致后来林文明被杀，林家一度失势的局面。
但由另一角度而言，戴潮春建立之政权也为台湾清治时期中，最具政权性质的民变势力。事件期间，戴潮春创作童谣，伪造符应，亲自开耕，种种之举皆模仿天子行为与天人感应说。因此有部分史家认为戴潮春是历次民变中，最有政权意识的民变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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