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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潮春事件系列戰役之一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崩埤战役，又称邦碑战役或枋埤战役，戴潮春事件系列战役之一，起于同治元年（1862年）农历四月九日起至五月九日间，战场在今日台南市后壁区崩埤、崁顶周遭。
当时响应戴潮春的民团红旗军围攻嘉义县城，清朝台湾镇总兵林向荣率领清军主力从台湾府城准备北上解救，进军至八掌溪南岸的崩埤就地立下大营，与戴彩龙、陈弄、严办等人所率的红旗军隔溪对峙，期间双方互有胜负。然而清军在白沙墩的粮道被截断后，陷入断粮危机，甚至周围村落纷纷举红旗抗清，清军陷入孤立的局面。红旗军在五月五日击败前来救援的清军援军，并夺取大量粮食和军饷后，崩埤大营的清军主力士气重挫，被迫在夜中冒着风雨突围，最终在红旗军追击下演变成溃败。清军林向荣失去大量军械，败逃回盐水港收整。这场大败，不仅让清军损失惨重，也让台南地区亲官府的城镇民心一度动摇。
在今日后壁区古战场附近的崁顶劝善堂年年举办“后壁崁顶放火马”的民俗文化，不仅该活动已传承一百六十年余年之久，还被台南市政府选入“无形文化资产”，传说其举办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抚慰当年战场上阵亡官兵亡灵们。
随着太平天国事件爆发，清廷为了平定乱事，财政经济发生困难，中央政府要给台湾府的官银拨款迟迟未下来，使台湾官兵迟迟未发饷。为了解决财政拮据，咸丰十一年（1861年）台湾最高长官台湾道孔昭慈在台增设釐金局，开始跟百姓开征釐金[1]。对于政府把财政问题转嫁给民间的作法，引起台湾郊商和百姓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官员贪污和对百姓的剥削，在同年夏季发起罢市进行抗议，民间歌仔《相龙年一歌诗》与《辛酉一歌诗》描述了当时百姓对孔昭慈批评和厌恶[2]。
随着清廷调动台湾军事力量和地方团练前去征讨太平天国，使中台湾官府和亲清地方力量下降，形成当地权力中空。对官府不满的民众情绪也持续累积，衍生出民众聚众抗争，加剧当地治安和秩序混乱。聚众会党的戴潮春成为官府主要治平对象，当台湾道孔昭慈带兵前往彰化县剿匪时，戴潮春竖红旗以抗官，在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爆发戴潮春事件，卷袭中台湾。这次事件因原本地方乡族之间争夺水利、土地等资源产生的对立，以及各大族私人武力水火不融的对峙，在与官府合作入盟的竖白旗的关系上，再加遽本次民变动乱的规模和复杂性[3]。然而在戴潮春阵营中，戴潮春本人相对其他地方领袖，并没有决定性影响力，仅被各派拥为反叛军红旗军的首领[4]。
在攻陷彰化县城后，红旗军决议继续南下扩张，并让“二路副元帅”戴彩龙和“兵马元帅”陈弄等人进攻嘉义。戴彩龙，在〈辛酉年一歌诗〉中记为戴振龙[5]，他可能是戴潮春宗族之一[6]。而在嘉义，当地严办、何万、吕梓等人在打猫聚众举兵响应，他们结连红旗军，声势浩大，使嘉义山线各处地方势力不约而同都立起反旗，遍地皆起难以数指[7]，嘉义县城更是陷入红旗军的围城之中，爆发第一次嘉义围城战[8]。
随着彰化县城沦陷和清廷台湾最高首长台湾道孔昭慈兵败自杀的消息传回台湾府城，留守的台湾镇总兵林向荣连忙动员准备平乱。三月二十四日在府城特别成立军事机构“台湾筹防总局道府”或称“筹防总局”来因应处理戴潮春事件[9]。
四月初六或初七[9]，台湾镇总兵林向荣率3000兵勇和一些地方民团离开驻地开拔，命都司陈宝三为总带，自府城北上驰援。林向荣率全军北上经过茅港尾、盐水港一路进军至八掌溪南岸[9]，因红旗军占据八掌溪北岸，于是清军前锋在四月九日来到南岸崩埤，林向荣随即命人在崩埤建立五个大营互为犄角，与敌军对峙，相持在八掌溪交界[10]。关于清军从台南开拔的时间，主要史料如林豪的《东瀛纪事》认为是四月初七从全军开拔，九日到崩埤[11]，吴德功《戴案纪略》延续林豪的记载[10]，蔡青筠的《戴案纪略》没提开拔日期，但同样也提到九日到崩埤[12]。然而清代文献所整备的《台湾通志》却提到清军是在四月初六从台南军营离开，到四月二十四日才到崩埤[9]。
清廷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除了平埔族的番屯外，最重要的就是台湾的绿营兵。自从嘉庆十年（1805年）以后，台湾绿营战力大幅下降，战力参差不齐，因为清廷治台政策，这些绿营兵全来自福建地区三年轮调的班兵，台湾本土汉人是无法入伍的[14][15]。尽管福建漳州府、泉州府的绿营兵相当剽悍[16]，但清廷为了防止福建绿营兵涉入台湾漳泉械斗，都用非漳、泉两府的士兵轮调，不仅这些外地绿营兵相比本土红旗军更不熟悉台湾当地地形，士兵们也跟台湾当地百姓没有移民地缘、语言之关联，而其他福建州府的兵又赢弱，这都降低了清军战力[17]。
在清军动员之下，台湾镇总兵林向荣所集结的正规军为全台绿营兵力的四分之一左右[18]，是台湾府城的精锐，民间歌仔《辛酉一歌诗》提到林向荣的军队“人上多，点过精”，显示这支正规军是精锐尽出[19]。清军的地方民团计有水底寮（今屏东枋寮）头人林有才、王飞琥[20]、麻豆李毅豪（又名李大舍）等[21]，其中水底寮林有才继承其父母林万掌和林李招的势力，旗下有不少排湾族的勇士[22]。
另一方面双方都有地方民团参与，尤其是红旗军都是由地方民团组成。这些地方民团，不仅因为多年械斗习于用武，武器上因为台湾枪支泛滥而善用火器，与清军正规军相同都使用鸟铳，双方差异仅是装备比例[23]。红旗军方面，有台湾中部红旗军南下的戴彩龙、陈弄、赖阿矮、黄山虎等诸部，以及嘉义地方势力牛朝山严办（又说是笨港新南港人）[24]、柳仔林黄猪羔、大仑吕梓等部，王新妇的部众也可能来自嘉义北社尾[25]，因此计红旗军共有万余人。尽管清军主要是正规军组成，单兵的装备和训练都高于红旗军，但在数量上却是完全劣势，情势对清兵相当不利[26]。
崩埤位于八掌溪南岸，相对于溪边河床地势较高，在一些史料中记为“邦碑”或“枋埤”，皆为台语转译不同汉字而来。清军来到此地后便开始堆起防御措施，建立土营。红旗军主力驻扎在八掌溪对面的南靖、后寮一带[27]。
八掌溪在这里有两个渡口，皆在崩埤东方。最靠近崩埤的是水堀头渡口[28]，从溪北水堀头（今日水上乡治所）渡溪到下茄苳，但溪北的水堀头黄猪已投向红旗军而不通，另一条靠山线从柳仔林渡溪经过店仔口的要道，也随着店仔口吴志高举红旗而落入红旗军手中，红旗军还派卢大鼻领大股部队镇守店仔口[29]。溪南的下茄苳则是清代重要的军事要地，自古是“下茄苳汛”所在，除了这设有兵营以外，还设有多间官粮粮仓和军事仓凛[30][31]。然而不知为何清军主将林向荣没有占据这里，可能当地居民已倒向红旗军。在民间歌仔中提到“大营给伊 吕仔主、吴仔墙来占去”，代表红旗军吕梓和店仔口吴志高的部队在清军到来之前便占据了“大营”，不清楚这里指的“大营”为何处[32]，可能指的是“下茄苳汛大营”或是店仔口。当台湾镇总兵林向荣率兵来到八掌溪南，因失去了“大营”而被迫在邻近的崩埤建立土营[33]。
戴潮春事件的扩散就是台湾各地豪族之间的联庄集团的对抗，在嘉义八掌溪以北是响应红旗的漳州系联庄较占优势，八掌溪以南则少见有附和的联庄集团，因此红旗军势力很难越过八掌溪继续南下，清军也只能与红旗军隔着八掌溪与其对峙，双方基本以八掌溪为界[34]。起初清军在八掌溪交界与红旗军各有胜负[12]。随着官兵在八掌溪畔与反抗军相持后，其他各地红旗军不断增援，集结部队日益增多[35]，清军只得被动防守大营。根据民间歌仔，戴彩龙、严办、陈弄向清军崩埤大营发动猛烈围攻，但毫无进展[36]。
此时开始下起不停的雨，八掌溪水也开始暴涨，清军的军粮都屯在下游的盐水港。到了二十八日，红旗军股首陈堂、陈玉春前来助战，他们占据了盐水通往崩埤道路中途的白沙墩，在那里竖起象征红旗军的红旗，截断了清军往西的主要粮道[36]。得知消息的林向荣又惊又气，在隔日连忙派兵去争夺这个据点，但出营的澎湖部队遭到红旗军前后夹击，损失惨重，甚至许多人被逼退入溪中淹死，此战澎湖协阵亡的军官有左营守备蔡安邦、把总周允魁、右营把总李连陞、外委周德荣等人因兵败落水而亡[37]。
民团林有才连忙率兵来增援，林有才部队先前因火药不足，曾向澎湖部队商借却被拒绝，现在因火药不足而败下阵来，眼见眼看敌军准备要攻入林有才军营内，他急智连忙让大炮埋伏着，待敌人身近后用剩余的火药开炮，连发三炮都击毙敌首，才让敌军攻势受挫而败下阵来，其余清军诸营试图发起反攻，但因下起大雨而被迫作罢[11]。在得知澎湖部队覆亡的消息后，林向荣更加忧愤交集，他晚上派出死士夜袭敌寨，杀87人，尽管这让敌军气势略略受挫，但粮道被断的缺粮危机并没有解除[12]。
二十九日清军的败战，不仅增强了红旗军的气势，也让附近原本犹豫不决的地方首领倒向红旗军，位于崩埤西边的菁寮、南边的后壁寮也立起象征反对派的红旗，这让崩埤大营附近的聚落全部都投向反叛军[11]，清军不仅陷入红旗军包围之中，营内的粮草也因为粮道被断也快耗尽。从民间歌仔提到后壁寮廖姓领袖把林向荣部队逼退回崩埤大营，可能暗示清军为了突破这困局，试图夺回附近的据点重新打开南面通道，但遭到失败。红旗军主要战略透过截断补给线的方式来围困清军，占据崩埤东方据点“大营”的吕梓和店仔口吴志高部队，又夺得从府城运给清军营养丰富的军粮，让红旗军更有体力。加上红旗军兵力有着数量的优势，对清军来说情势非常危急[38]。
嘉义城仕绅赖时辉当时不仅帮助守城，闻林向荣的清军因为粮尽而陷入困局，他还托关系让上茄冬庄及邻近村落友人帮忙，接运粮饷，但效果有限[39]。关于清军粮尽危机，民间歌仔提到清兵不得不偷偷出营，去摘附近田里的豆子和番薯叶充饥，但此举被红旗军领袖之一严办部队所阻止，只得狼狈逃回大营中[40]。
五月初，台南府城的兵备道洪毓琛收到了前线崩埤战局不利的消息和求援信[41]，命澎湖协副将陈国铨、参将陈宝山率兵增援，同时为了解救缺粮的清军主力，还动员驻守在府城的屯番，命千总龚朝俊率领新港屯屯番200名和内攸四社屯番300名[42]，护着军粮和饷银北上，解救被切断粮道的崩埤清军[43]。屯番被认为比绿营戍兵更具有战力，因为原住民在于番性劲直不知瞻前顾后，而戍兵多油条会狡计兔脱，自从清廷施行番屯制以来，屯番凡遇军事无不急公用命。之所以让让屯丁参予这次运军粮和饷银的重责大任，也是相信屯丁战力可靠[44]。
五月五日，清军陈国铨所率的增援和运粮部队逐渐接近前线，他担心可能遭到敌人劫掠，先让龚朝俊500名屯番和额外外委陆晋所率的兵勇200名先行走小路绕道前进，然而陆晋命饷银分带在自己士兵身上，使一些士兵开始心生贪念。当清军陈国铨部队进军至崩埤南方六公里处的安溪寮北边附近，突然遭到红旗军将领向朝江（又名番仔溜，又名向趣）率部队袭击，清军陈国铨忙令部队列阵与敌人接战，因为红旗军得知这支部队运著辎重、银饷的消息，蜂拥来抢，使陈国铨的部队陷入困局[45]。
随后，陈国铨接到龚朝俊等在后壁寮西的尾厝遇袭[9]，陆晋部下因为贪财，杀了陆晋瓜分饷银而逃。陈国铨得知消息后非常焦急，挥兵出战，但遭到红旗军从后方攻入，烧焚营中辎重。在敌军前后夹攻下，参将陈宝山战死，陈国铨自己也战败自刎而亡[45]。清军丢失了大部分军粮和饷银，在战乱中龚朝俊只得率领残部边战边退，收拢残兵败将退回安溪寮死守[35]。
在崩埤大营的清军主将林向荣很快从败退过来的额外外委柯必从收到增援部队覆没的消息[9]，这绝望的战局让他开始设想布局突围撤退[46]。
从五月五日开始到七日之间，战场遭遇台风下起连夜大雨，溪水不仅暴涨冲入清军营地，冲走许多士兵和装备[47]，加上多日断粮，清军主将林向荣决定让士兵南下撤退，他命士兵在夜晚冒雨带着随身轻武器出营突围[9]。红旗军发现清军意图，在七日一早发动总攻，毫不吹灰就进入崩埤大营，夺得大量清军军械和大炮等武器[46]。然而清军撤退并不顺利，在多日饥饿体力耗尽和红旗军追击下，清军撤退变成总溃散，主将林向荣在南下逃亡过程中士卒四散。据守安溪寮的龚朝俊率兵前去接应，在野外找到他时身边仅有两位步卒[48]。
清军主将林向荣与龚朝俊一同退回安溪寮收整败兵待救，但因为绵雨让干粮、火药皆湿[12]，在途穷援绝下在五月九日再度退回盐水港，继续收拢败兵[9]。
红旗军在这场战役声威大震，效忠官府的聚落百姓深怕敌军来袭而胆跳心惊，如茅港尾当时家家户户加强防御，不仅躲在屋内把门闩牢牢钉死，在外面通道也增设阻碍，以至当地百姓在几天后的五月十一日大地震时难以逃出而死伤惨重[49]。红旗军大胜不仅使八掌溪以南民心动摇，连台湾府城周遭的萧垅地区陈盖也立红旗响应，爆发“陈介反”[50][51]，危急下台湾道洪毓琛迅速设计擒杀陈盖、杨毛等人，稳住当地局势[52]。
尽管崩埤战役大败使清军装备尽失，在后方府城的洪毓琛加紧赶造军械，源源接济前线，力持危局[53][54]。适时林向荣堂弟千总林向日在厦门原籍募亲兵五百名到台，五月二十七日府城派遣游击徐步云带着增援部队来到盐水港，才让清军兵势逐渐恢复气势[48]。
另一方面红旗军获得崩埤战役大胜，让红旗军诸将开始轻视官兵，只有军师刘阿屘认为清军主将林向荣很快就会卷土重来，他认为林向荣前世是“鲸鱼精”，他兵败逃回盐水是如鱼得水，更难克制[55]。崩埤战役之后，红旗军夺得大量清军军械，他们并没有趁胜进攻盐水或是南下，而是回头继续围攻嘉义县城。因红旗军不擅攻城[56]，内部也因为不合而发生内斗，久攻不下不仅让清军林向荣赢得宝贵的重整时间，还让原本属于红旗军的地方势力店仔口吴志高、柳仔林黄猪羔转投清军，打通迈向嘉义城的道路，开启清军在六月的反攻序章[57][58][59]。
崩埤战役因清军主力粮道被断绝而惨遭大败，这让清军主将林向荣心态越趋谨慎，感受到要道周围地方村落的重要性。也随着红旗军焚烧劫掠泉州裔村庄，引起泉州庄的同仇敌忾，使民变逐步形成漳泉对立，在之后的进军斗六的计划中，他试图招揽泉籍村庄的支持[60]，也派屯番把总段得寿先扫净周遭的敌对村落[24]，但这些作业导致进军速度过慢，不仅在战略上与洪毓琛不合[61]，清廷更下旨指责他“坐耗饷需”[62]、“进兵迟延”[63]，最终在革职的压力下，林向荣被迫挥泪再度孤军深入斗六敌境[64]，再一度如同崩埤战役一样被红旗军切断补给，最终粮尽兵败身亡。后世的林豪在《东瀛纪事》一书中，深深为清廷主事官员没有记取崩埤战役教训，并责备林向荣不坚守自己专业的判断而惋惜[65][66]。
在崩埤战役之中因为官兵在战场上死伤惨重，战后当地村落“鸡不啼，狗不吠”，百姓担心死者甚多，冤魂未散，经请示崩埤战场邻近的庙宇崁顶劝善堂的池府千岁，获得“池王有吃、冤魂也有得吃”的开示[67]，因而在池府千岁圣诞同一天举行射火马祭典，以马形的蜂炮烟火以慰亡灵。然而民间传说随时间产生偏差，据1948年当时庙公黄神赐口述，传说清末钦差官林进押解库银途中遭盗贼追抢，官兵暂时在崩埤筑土堆避难，当夜台风来袭，官兵搭乘竹筏流至崁顶岸边，未料八掌溪一夜改道，被盗贼追困至一处，结果官兵惨遭灭顶[68]。在崁顶聚落西边的沼泽地是八掌溪旧河道，也是传说官兵覆灭之地，后来当地的村民在此地进行举办射火马祭典，至今延续已有160多年之久，火马以竹架与纸扎而成，炮火放置马腹与马匹周边，仪式开始后附身乩童骑上纸扎火马，马头向北，在蜂炮四射后让火马陆续燃烧[69]。
关于“后壁崁顶放火马”的缘由除了崩埤战役“林进避崩埤”之说外，还有械斗之说，无论如何“后壁崁顶放火马”在2020年时被入选为台南市“无形文化资产”[70]，这是全台唯一的民俗文化祭典，每年都吸引文史工作者与背包客前往参加[71]。此战后，战场附近的“土虱”多觅食于人头骨内组织并藏身于内，使得土虱肉质鲜美，在当地留下了“土虱仔肉好呷，但是无许尔济死人头壳通好敲”（土虱鱼肉好吃，但是没那么多死人头壳可以挖）的地方谚语[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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