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廷贵（台湾话：Âng Tîng-kuì，19世纪？—1867年），台湾府澎湖厅林投澳乌崁社（今澎湖县马公市乌崁里[1]）人，清代商人、武官，曾参与咸丰年间林恭事件、同治年间戴潮春事件等平叛战役，最高拜官至绿营守备一职。[2]
生平
洪廷贵为乌崁人，乌崁洪氏与红罗罩洪氏系出同源，约莫于南明永历朝自金门后丰徙澎[3]；洪廷贵约莫于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出世，其少年以胆力著称，在台湾中路[a]从商，亦与内山居民关系良好。[2][4]
咸丰三年（1853年），凤山县爆发林恭事件[5][6]:106，洪廷贵率众协助官兵平乱，嗣后按察使衔分巡台湾兵备道道员裕铎颁予洪廷贵九品顶戴，以示奖赏。[7]
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戴潮春、林日晟（戆虎晟）接连在彰化县起事，戴潮春迫使台湾道道员孔昭慈兵败自尽，后占领彰化县城，自称“东王”、林日晟则盘据大墩地区（今台中市旧市区），自号“大元帅”；期间，澎湖水师协副将陈国铨、安平水师协副将王国忠接连战死，台湾镇总兵官林向荣亦自杀殉职，台湾中路一带陷入红军（戴潮春为首的反政府组织以“红旗”为帜）控制，幸赖竹堑尚有乡绅林占梅率练团抵御红军北上。[6][8][9]
同治元年（1862年）十二月，代理福建水师提督吴鸿源率三千兵马抵达府城，继任台湾道员洪毓琛以援军不黯地形，需任用本地人为向导，洪廷贵遂被洪毓琛委以军前效力，屡破要犯，获五品功牌。[10]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水师提督吴鸿源整军驻扎盐水港与鹿仔草（今嘉义县鹿草乡[11]:165），二月起讨剿南靖、大仑（皆今嘉义县水上乡[11]:165）、新港一带红军，二月十五攻下嘉义城，迄五月止，历经三百余场战役，但六月间，洪毓琛与吴鸿源因战略方针不合，吴鸿源被迫撤职，其福建水师提督一职由原台湾北路协副将曾元福代为署理[12]，而台湾道员洪毓琛亦于同月病故，官军与红军陷入僵持。当是时，红军分据中路南北，林日晟势力范围为大甲溪以南区域，而戴潮春则入主斗六门。[6][10]
同治二年（1863年）春，左宗棠接任闽浙总督，鉴于戴潮春事件纷乱不休，内地调派的军队似已无法处理台湾战事，便盘算调派在太平天国之乱中、军功卓越的福宁镇总兵林文察返回原籍督办台湾军务，此举虽引起朝野反对，但最终仍获同治皇帝任命。左宗棠未免林文察趁隙坐大，拔除林氏“水师提督”一衔，以“福建陆路提督[6]”一衔总管台湾军务，并举荐丁曰健出任台湾道员，享有战事共同指挥权，企图分权制衡林文察。[13]:115-128
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林文察率五百名士兵自安平（鹿耳门）登陆[b][14]:283，循河道返家乡阿罩雾坐镇[6][13]:137，正式接掌台湾军务，讨伐南路战务为主；而台湾道员丁曰健则另率三千兵马自竹堑登陆，掌理北路军事宜。十一月，丁曰健先偕竹堑乡绅林占梅练团之力，连破大甲、牛骂头等红军，同月夺回彰化县城。而南路作战的吴鸿源、曾元福等仍久攻斗六门不下，经林文察评估态势，眼见四周村落接济叛军不断，必须先设法阻绝叛军相互联络途径，遣派洪廷贵资募五十名村勇奔走，以檄文昭告嘉义、彰化二县村庄，若愿投效朝廷，既往一律宽宥不咎，引领原红军将领许丰年、石榴班张窍嘴、黄猪羔等投诚，闻风归附者计有241座庄头存案结状，洪廷贵获赏四品衔、授尽先把总职，嗣后洪廷贵率领先锋部队，攻破仑仔顶（约今云林县台西乡和丰村、永丰村、富琦村[11]:149），并参与攻克斗六土城以及讨剿林日晟等其他战役。[7][6][10]
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廿一，反抗军首领之一戴潮春请降，押解至北斗，被丁曰健斩杀。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林文察擒杀林日晟，两大首领咸死于清军手下，其后尚有零星余党，至同治四年（1865年）正月，才全数弭平。[9][13]:136-142
同治三年（1864年）春，洪廷贵奉署水师提督曾元福之命，潜入敌营，对反抗红军党羽进行招降，并考察其地理情势回报，在生擒陈弄一役立有大功。同治三年四月，署台湾镇总兵曾玉明命令洪廷贵驻营于二林、王宫与番控等处，鼓舞当地仕绅，与官军夹击垓坮庄、大突庄等红军村落。五月，洪廷贵募军出击，焚毁数十余村，擒杀陈老林等红军首领。洪廷贵出师告捷，署总兵官曾玉明于信札中提及，愿意替洪廷贵举荐预留“都司”一职，当面允诺将替洪廷贵奏补实缺，在此之前，先署理大甲“守备”；但洪廷贵无力应付左右索贿打点，都司一职终为他人所得。[2][7]
同治四年至五年（1865年－1866年）间，朝廷针对事件中有功者论赏，洪廷贵多次未列功勋名册。期间，嘉义布袋乃有蔡沙假借捕鱼却实为海贼作乱，洪廷贵请缨率军剿捕蔡沙，直捣贼窟，以杜绝后患，却被曾镇（曾玉明）驳回。[2]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洪廷贵再次自请战功封赏，仍未获登录上奏。洪廷贵自伤从戴逆起事以来，他不仅多次九死一生、深入敌窟，又为平乱垫付兵勇薪津数千，伤者付医药、逝者给抚恤，家产几乎耗尽，却不被朝廷认可，一无所获，为此深感灰心丧气，郁郁而终。[2][7][c]
林文察、丁曰健争功风波
戴潮春事件虽至同治四年（1865年）才正式落幕，但林文察与丁曰健自同治三年（1864年）春起便向朝廷竞相邀功。因此二人在派赴台湾平乱之前，早互有嫌隙，又因争功之故，二人夙怨益形加深。同年五月，丁曰健便控诉林文察假藉平叛，纵容自己叔父林奠国侵占百姓土地，鱼肉乡民；林文察不顾罪名坐实的指证，照旧处心积虑巩固在雾峰的家族势力，多次借故推托，延迟返回内地的时间，终于惹令同治皇帝不悦，以“留滞不归”问罪林文察，林文察只得在九月中率军回福建述职。[13]:136-142
署台湾镇总兵曾玉明被视为林文察一派，而丁曰健身为台湾道道台，弭平戴潮春事件后得以续留台湾，并在府城述职[13]:136-142，洪廷贵的军功多建立于林文察、曾玉明麾下[2][6][10]，故少被丁曰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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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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