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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府河阳县（今河南省孟州市）人[1]，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世称韩文公。唐朝官员、文学家，与柳宗元是当时古文运动的推行者，合称“韩柳”。苏轼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散文、诗，均有名。著作收录《昌黎先生集》。
汉弓高侯韩颓当裔孙韩寻，后汉陇西太守，世居颍川，生司空韩棱，字伯师，其后徙安定武安。后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韩耆，字黄耇，永兴中，自赫连屈丐来降，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门。卒，赠泾州刺史，谥曰成。耆生茂，字元兴，尚书令、征南大将军、安定桓王。生子：韩备、韩均、韩延寿、韩天生。
韩愈自称是汉代诸侯韩王信的后裔，父韩仲卿。韩愈出生不到几岁，母亲过世，三岁丧父，受大哥韩会（即十二郎韩老成之伯父兼养父，韩老成被韩愈二哥韩介过继给韩会）抚育，随兄长为官转徙长安、韶州（今广东韶关）等地。后韩会病逝韶州，随嫂郑氏护丧返回河阳。后又避难宣城（今安徽宣城），与侄韩老成，同由郑氏抚养成人，情逾手足。
韩愈至七岁才开始读书，十三岁能写文章，自言“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5]。唐朝贞元二年（786年）赴长安应试，无门第资荫，三试不第。贞元八年（792年）古文家陆贽、梁肃知贡举[6]，韩愈曾多次交游梁肃门下[7]，好写古文的韩愈，因此得以中进士[8]。应吏部试，又三次不中，愤慨之余称“为考官所辱”，打算求船东下[9]。贞元十一年（795年），三次上书宰相，希得荐举而不得。
贞元十二年（796年），汴州宣武军乱，随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赴任，担任“观察推官”。期间与孟郊相识交游，李翱、张籍入其门下。董晋卒，改任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属下“节度推官”。张建封死，迁居洛邑。
贞元十七年（801年），经由李翱引荐给陆惨[10]，获得荐选[11]，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九年(803)前，著《师说》。贞元十九年（803年）任监察御史，因关中旱灾，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纠弹国戚京兆尹李实，遂贬阳山令，深受百姓爱戴，百姓甚至以“韩”字，为儿取名。这一年侄子韩老成去世，写《祭十二郎文》。
永贞元年8月（805年）宪宗即位，大赦天下，韩愈改任荆州江陵府法曹参军，韩愈甚感失望，写下“栖栖法曹掾，何处事卑陬”。[12]
元和六年（811年）任国子博士，作〈进学解〉，受裴度赏识，擢为礼部郎中。815年随裴度征淮西，因功擢任刑部侍郎，并作〈平淮西碑〉。因碑文内容推崇宰相裴度，实际作战平定淮西的李愬，妻子是唐安公主女因而控诉韩愈所作碑文不实[13]，李愬的属下石孝忠推倒碑文，唐宪宗只好命段文昌重撰碑文。
转任刑部侍郎时，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因反对唐宪宗迎接释迦牟尼佛佛骨而被贬为潮州刺史（今广东潮州）。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愿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此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
往潮州路上，已经生病的爱女也因为不堪路程折磨而病死，韩愈伤感不已，来到了蓝关（今陕西蓝田）时，大雪纷飞，韩愈见到侄孙韩湘（传说韩湘就是八仙之一的韩湘子）。不禁再三嗟叹道：“吾为汝成此诗。”诗吟：“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愿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此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到了潮州之后，韩愈与潮州大颠和尚成为好友。后来在潮州又写《祭鳄鱼文》，往河里扔了一猪一羊，然后组织百姓猎杀鳄鱼，往河中倒入生石灰、硫磺等，《旧唐书》说，鳄鱼就此绝迹[14]。但事实上，后来宰相李德裕、宋朝陈尧佐在潮州时，看见鳄鱼仍在；鳄鱼一直到明代才彻底绝迹。韩愈卒后，当地乃建韩文公庙供奉。
在潮州任内，韩愈上表忏罪谢恩曰：“臣以狂妄戆愚，不识礼度，陈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万死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谓言虽可罪，心亦无它，特屈刑章，以臣为潮州刺史。既免刑诛，又获禄食，圣恩宽大，天地莫量，破脑刳心，岂足为谢！”并陈述边地困境，希冀怜悯之心：“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期程，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髪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魑魅同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15]表进，敕令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据旧唐书记载，袁州有借贷逾期未能偿还债务者沦为债主家奴的风俗。韩愈到袁州后，设法让这些奴婢赎身，并禁止此陋俗。[14]
唐穆宗即位后，奉旨回京，历任国子监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职，是人称其为“韩吏部”
长庆四年（824年），八月因疾告假。十二月二日（西历12月25日），于长安靖安里的家中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七 。赠为礼部尚书，谥为文。
宝历元年（825年），三月葬于河阳。
宋元丰元年（1078年），神宗追封为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当时伽蓝四万所，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余人，王公与士民花费过多金钱且盲目迷信佛教的风气，一度对唐朝造成颇大的经济压力，虽然韩愈曾有逼迫所有僧侣还俗的言论，但事实上他并不完全反佛，所以他也不避讳与僧人应酬唱和，如潮州大颠、三平义中师徒。他也反对道教对仙丹的迷信，要人们食用丹药，说因此“杀人不可计”(然而他在自己的诗作《又寄周随州员外》却提到“金丹别后知传得，乞取刀圭救病身”、和他有交情的白居易的诗作《思旧》也提到“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但并不是针对道家思想。韩愈以“道统”自命，三十六岁时已经“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祭十二郎文〉），晚年有“落齿”诗：“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牙。俄然去六七，落势殊末已”。后来在长安城南兴建过豪宅，也有绛桃、柳枝等妓，能歌善舞[16]。长庆四年（824年）敬宗即位，同年十二月韩愈因病去世，年五十七[17]。
妻子出身范阳卢氏，二子,长子韩昶官至检校户部郎中兼襄州别驾,娶京兆韦放女[18],大中九年去世,享年五十七;次子富平令韩州仇，有一女为李汉妻，一女为蒋系妻。
韩愈去世后，〈韩文公墓志铭〉是由其生前指定的高徒皇甫湜撰写，李翱令作行状。
现在河南焦作孟州市西虢乡韩庄（传为韩愈老家）修建有韩文公墓。广东潮州市潮州韩文公祠是中国大陆现存保存最完整历史最久远的纪念韩愈的专祠。台湾屏东县内埔乡的昌黎祠（韩愈庙）是台湾唯一主祀韩愈的庙宇。
1976年，韩愈身后评价在台湾产生“诽韩案”，学者于《潮州文献》说韩愈死于花柳病，被韩愈后人控告诽谤成案，引起论战。[19]
韩愈文章以排斥佛老，阐明儒家之道为宗旨，著作有《师说》、《送董邵南序》、《原性》、《原道》、《谏迎佛骨表》、《进学解》、《送穷文》、《柳子厚墓志铭》、《马说》等文章。韩愈也被后世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 “ |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前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
” |
韩愈主张“文道合一，明道为主”，柳冕首先提出(文以载道)，周敦颐首先写出(文以载道)四字，宣扬儒道，攘斥佛、老，“破骈为散”，反对六朝以来的骈文文风，主张恢复三代两汉自然质朴的文体，“言贵独到”，“词必己出”，要“文从字顺”。
韩愈主张思想复古、文学复古，以复古道为目的，复古文为手段，而所谓道，是指儒家的道。韩在继承的基础上亦有所创造和革新，主张学古文“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
贞元、元和年间，韩愈和柳宗元开始写作古文，由于有理论有创作，故有成就。韩愈有自信，百折不回，又善宣传，广收门徒，遂形成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
韩愈继承前人之经验，意志坚强，大力提倡古文。正如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说：“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他既有理论，又有优秀作品示人，得到李翱、皇甫湜、张籍、孟郊等文友和后进支持，故能领导古文运动。
儒学在魏晋南北朝以来，受佛道两教大盛所影响，渐渐失去统治地位。韩愈本身主张复古，反对佛教。为儒教争取统治的地位，以代替佛教或道教统治的地位。为后来宋明理学产生了先驱作用。韩愈在他的道统传承的说法中把孟子说成孔子的继承人，并认为圣人之道在孟子以后失传，使孟子在道统中具有了与孔子同等的地位，这就把孟子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影响到后来宋明理学的学者把《孟子》一书列入四书，使孟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真正提高起来。而另外在宋代《大学》被尊为四书之一，获得了儒家重要经典的地位，而阐扬《大学》其实在韩愈已经开始[20]。
其诗有论者以为可以列李白杜甫之后，居全唐第三。韩诗以文为诗，以论为诗，求新求奇，有气势，对纠正大历诗风起到了一定作用，对宋诗产生了较大影响。王安石以韩愈《荐士》评孟郊诗反过来评韩愈本人：“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概括其诗风。叶燮论韩诗：“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21]赵翼《瓯北诗话》云：“诗家好作奇句警语，必千锤百炼而后能成。如……昌黎之‘巨刃磨天扬’、‘乾坤摆雷硠’等句，实足惊心动魄，然全力搏兔之状人皆见之”。他的代表作有《南山诗》、《调张籍》、《听颖师弹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春雪》、《晚春》等。
韩愈亦善写墓志铭，是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韩愈文名日盛，达官贵人常求其为先人撰墓志铭，润笔之金甚高，韩愈亦来者不拒。司马光《颜乐亭颂》一文指出，韩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韩愈写一篇《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润笔费用是“受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谢许受韩弘物状》记载曾收得韩弘致赠的“绢五百匹”，相当于四百贯钱，而时韩愈一个月的薪水只有二十五贯钱，当官反成副业。部分“谀墓”之作，在当时颇受讥斥。其友刘叉故意取其黄金数斤而去，云：“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元代王若虚说：“韩退之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于文字。”又说：“退之不忍须臾之穷。”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唐宪宗要将凤翔法门寺的释迦牟尼佛佛骨迎至宫中供养三日，崇佛之风再次兴起，举国若狂，有人“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韩愈上《谏迎佛骨表》（《论佛骨表》）谏阻天子迎佛骨，认为“佛本夷狄之人”，佛教自外于天下国家，让佛教凌驾于儒学之上，有被同化为夷狄的危险，且佛徒灭弃封建伦常，“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眼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同时韩愈还认为，佛教耗费大量财富，加重了百姓负担，且信佛的皇帝没有好下场，“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牲宰，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兵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他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闻之大怒，将处以极刑，裴度、崔群力救道：“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求谏争。”帝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15]于是贬其为潮州刺史（今广东潮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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