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OBE，ED（英语：Kenneth Myer Arthur Barnett，1911年3月19日—1987年10月24日），是英国殖民地官员及汉学家，1959年至1970年担任香港人口调查处处长（1967年后头衔改为政府统计处处长）。
彭德于1934年加入香港政府，早年历任洁净局担任行政助理、九龙巡理府、助理战时税务专员等职务，并于1941年参与香港保卫战。香港沦陷后，为日军禁锢。香港光复后获释，先后出任助理辅政司、助理财政司和社会福利署长。
1951年，彭德出任市政局主席。任内，彭德处理寮屋问题，并兴建平房区，并为当地居民提供基础设施。1954年，彭德调任新界民政署长，曾处理新界村民补地价建屋问题以及乡议局问题。担任人口调查处（以及政府统计处）处长期间，彭德曾筹备战后首次人口普查，并与医务卫生署合作，统计婴儿出生情况。
公余以外，彭德热衷于研究语言和香港历史，曾经撰写多篇关于粤语和香港古代史的文章。
生平
1911年3月19日，彭德出生于伦敦克里克伍德，是亚瑟·巴尼特（Arthur Barnett）和艾米·巴尼特（Amy Barnett）的儿子[1]。彭德早年就学于磨坊山学校（Mill Hill School）。在学时，彭德曾代表学校参与中量级拳击比赛，亦参与校内榄球、曲棍球等联社赛事[2]。毕业后，他负笈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932年以文学士资格毕业，后于1936年按惯例获授文学硕士[3][4]。
1934年，彭德以官学生身份加入香港政府[3]。投身港府初年，彭德被派往洁净局担任行政助理一职，至1937年担任九龙巡理府一职[3]。1940年，彭德出任助理战时税务专员（Assistant Commissioner of War Taxation）[5]。翌年，他先是担任考试委员会委员，之后调回洁净局再度担任政务助理一职[6][7]。同年，香港保卫战爆发，彭德服役于香港义勇防卫军，并被分配至第四炮兵连担任中尉。香港沦陷后，他先是被囚禁于亚皆老街集中营[8]，后被囚禁于深水埗拘留营。被拘留期间，彭德曾在粮食供应上直接与国际红十字会驻香港代表交涉，违反了被拘留者不得与直接国际红十字会代表交谈的规则。虽然彭德为此受到鞭打和单独囚禁惩罚，但被拘留者的待遇亦因此受到改善[9]。
香港重光后，彭德被任命为第三突击旅的上尉，负责管理九龙、荃湾、屯门、西贡、清水湾、离岛地区，并与东江纵队合作，维持地区治安。他亦就著每周地区治安情况向九龙驻军会议以及首席民政事务司报告[10]。除了维持地区治安外，彭德亦有份修筑基建。他曾经与海军中尉约翰·云恩-波兹（John Wynne-Potts）修筑西贡公路[10][11]。
待文治政府于1946年恢复运作后，他于1947年至1948年以及1951年至1952年期间两度出任助理辅政司一职[12]:20，并于1949年一度出任助理财政司和社会福利署长[12]:23[13]。助理财政司任内，彭德有份参与禁止黄金买卖的工作，并就著黄金买卖禁令对首饰业的影响与金银首饰业商会商讨对策[14]。
1951年，彭德获委任为市政局主席[12]:67。彭德任市政局主席时，正值大量难民涌入香港，令人口激增，亦衍生了许多寮屋。彭德着手处理寮屋问题，并兴建平房区。1952年，彭德制定房屋计划，于全港划设19个平房区安置寮屋区居民，允许居民于平房区内兴建房屋[15]。他又为兴建平房区制定3年计划，期望于1954年清除所有寮屋[15]。另外，他亦提出建立一个机构以监管平房区[16]。1952年4月九龙仔大坑西大火后，彭德于同年11月将受影响的灾民安置于大坑西、东头，以及位于土瓜湾的石山平房区[17]。
1953年，他计划扩建当时刚落成的卫民村，以容纳因兴建长沙湾街市而被逼迁的居民[18]。他又将木屋区的居民迁至位于何文田的文华村，并批准居民于该地兴建盖搭符合规格的平房[18]。另外，他又容许平房区居民进行小型工业生产[18]。此外，他又为东头、卫民村等平房区兴建基础设施；又将文华村内不符合要求的木制房屋重建成以防火物料制成的房屋。同年12月，石硖尾寮屋区发生大火，58203名居民成为灾民，无家可归。事后，彭德协助清拆灾区一带的寮屋，以腾出土地供兴建两层高的平房以安置灾民。后来原址再兴建石硖尾徙置区，供灾民入住[19]。
1954年，彭德转任新界民政署长一职[20]。任内，彭德见证新界发展迅速，许多基础设施均告落成，包括1952年落成的西贡街市[21]、1955年完工的长洲供水网络[22]，以及1956年落成的上水消防局[23]。值得一提的是，彭德于1955年为西贡区发展提出构想，提出于帆船湾西北海岸填海，以发展农业，并将填海地发展成市镇[24]。后来该处填海计划于1980年代开展，成为将军澳新市镇[25]。
但是，当时乡郊建屋政策时常出现改动，令新界居民无所适从[26]。1956年，乡议局向港督葛量洪爵士表示政府对村民向政府补地价后才能建屋的要求等同“强夺民产”，违反租借新界时对新界居民所作的承诺[26]。同年7月，彭德就著此事向辅政司署汇报，并认为政府出资为偏远乡郊提供交通及基建配套，居民在这些乡村农地建屋后，其土地价值必然上升，因而要求村民建屋时透过向政府补回地价，以弥补城市发展成本和建设费用，并与地主分享发展土地所带来的升值[26]。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政策是源于清朝时的土地政策，由于清政府没有在乡村兴建公共设施，故没理由要求村民补回地价。因此，港英政府在偏远乡村实施免补地价安排，只是依照原先的做法[26]。
此外，政府推动的新界发展，却常常遇到乡议局与村民激烈反抗。政府调查后，认为乡议局经常在背后煽动村民抵抗[27]。另一方面，随着荃湾等新市镇迅速发展，令当地乡事委员会获得巨大利益，因而支持收地发展，立场亦趋向亲政府，这些成员与反政府的传统大族的摩擦日益增加[27]。1957年6月，彭德表示乡议局需要登记成为注册团体，否则政府不会承认乡议局[28]。但乡议局认为本身是新界最高民意机构，不应向社团注册官登记，因此拒绝注册。同年8月，支持政府改革乡议局的陈日新向彭德表示当时控制新界乡议局的贤达已不能代表新界人的意见，又认为重组乡议局是必要的[28]。未几，彭德发布声明，表示政府取消对乡议局的承认，并通过《乡议局条例》，命令乡绅在条例下重组乡议局[29]。1959年，部分亲政府乡议局成员与政府的倡议下，乡议局得以重组[27]。
1959年，彭德担任人口调查处（政府统计处前身）处长[30][12]:32[注 1]。1960年，他筹备战后首次人口普查，对此他表示人口普查是为了计划香港市民及其后代之政策，尤其是针对妇女的政策[31][32]。他之后亦表示会参考外国的人口普查方法，并就著香港的情况找出适当的方法。他就著公众对人口普查的忧虑，澄清人口普查不是审查市民，统计员作出询问仅为核实数据。此外，彭德为预备人口普查，为艇户进行实验性统计，又打算重新划分分区，选择主要地标作为分界线[33]。待一切准备就绪后，人口普查于1961年举行[32]。彭德随后分析结果，并表示整体人口密度并没有想像中高，但他指出越来越多地方出现高人口密度的情况，其中上环和湾仔均出现每平方公里超过200000人的情况[34]。除此之外，彭德指出香港出生率越来越高，于香港出生的婴儿数目已超越于广东出生的婴儿数目[35]。除了人口普查，彭德还为统计员与统计监督撰写了各种指南[36]:1，亦有与医务卫生署合作，统计婴儿出生情况。1966年，他指出1962年至1966年间整体生育率大幅下降，并指出政府提倡的家庭计划令香港女性倾向较晚生育[37]。政府统计处处长任内，彭德亦进行多次外访，包括于1965年出席于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世界人口会议[38]，以及于1967年出席于曼谷举行的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人口及房屋普查会议[39]。
1970年，服务港府37年的彭德卸下政府统计处处长的职务，展开退休生活。彭德离港前，香港会等团体均有为他饯行[40]。离港当日，彭德于启德机场受到其好友和同事的欢送[41]。退休以后，彭德获派至马拉维和孟加拉，协助联合国进行人口统计工作[36]:1。彭德退休后定居于阿默舍姆，至1987年10月24日于当地逝世，终年76岁[42]。
学术研究
彭德生前熟习粤语、桂林话和客家语，并精通约20种语言，包括法文、希腊文和拉丁文[36]:8[13]。
彭德工余以外热衷于研究语言和香港历史。他发现香港古时是由蜑民等土著居住，香港一带岛屿长期由蜑民、鹤佬控制，至元代开始才与迁入的汉人融和，因此一些存世的香港地名不能够用汉语理解[43]。此外他认为，即使李郑屋古墓于汉代时兴建，直至唐代后期香港仍未有具规模的汉人族群，邓氏和文氏等氏族更要到宋代才定居屏山、新田一带[44]。除此之外，他又尝撰文，从时态、词性等方面比较粤语和印欧语系的不同[45]:101:113，并研究出一套促进粤语和印欧语系互相理解的方法[45]:94。
个人生活
彭德信奉英格兰国教会[2]，并于1946年迎娶小学教师王庆琛（Joan Hing-sam Wong）为妻[46]。彭德夫人祖籍湖南保靖，是东北军将领王化南少将女儿[2]。她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曾任新界妇女会主席[47]。值得一提的是，彭德夫人曾于1959年与梁省德曾因为新界妇女会会务问题而不和，甚至告上法庭，会务更一度停顿近4年。最后在梁省德一派杯葛该会下，彭德夫人于1963年以“无对手”状态下成功连任新界妇女会主席[48][49]。两人育有一女，名为彭世珍[50]（Ruby Shai-chan Barnett）。彭世珍曾于香港及爱尔兰接受教育，之后考获律师执业资格[51]。
彭德兴趣广泛。他喜欢下棋，并于1940年获得香港国际象棋公开赛冠军[52]，又担任九龙国际象棋会（Kowloon Chess Club）会长达21年，至1967年为止[53]。此外，彭德亦热爱射击、划艇、拳击、剑击等运动[2]。
彭德亦热心参与防卫军事务。他早于于1937年加入香港义勇防卫军，1939年以少尉军衔受任成为军官，1946年以少校军衔退役[2]。1949年，彭德重新加入香港防卫军，并于1950年以中尉军衔受任成为军官[2]。
荣誉
注释
部分著作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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