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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智益，CMG（Patrick Cardinall Mason Sedgwick，1911年3月8日—1985年1月22日），英国殖民地官员，1935年加入香港政府，1955年至1965年出任劳工处处长，是香港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劳工处处长，在任内，他曾兼任行政及立法两局官守委任议员，也曾经四度署任华民政务司一职。此外，在1948年至1954年间，他也曾经三度署任市政局主席兼市政事务署署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石智益先后任职于港府经济战务厅、马来亚殖民地政府、英国经济战务部和中国重庆的英国驻华大使馆。在二战后期，他加入了殖民地部的香港计划小组，参与规划香港的战后重建，随后更在1945年至1946年间任职于香港的临时军政府。
石智益在二战后重新加入港府，历任多个涉及人事和经济方面的职务，当中包括在1947年出任薪俸调查委员会秘书、1952年至1954年出任工商业管理处处长、以及在1954年参与薪俸检讨委员会的工作。在劳工处处长任内，石智益多番外访参与劳工会议和贸易谈判；在他的推动下，港府在徙置区兴建不少平房式工厂大厦，鼓励小型工业的发展，而劳工处的架构也得以重组。
卸任劳工处处长后，石智益在1965年转任香港政府驻英专员，至1969年正式退休。退休后，他曾经在1971年和1972年先后担任圣海伦娜岛、以及福克兰群岛和毛里求斯的薪俸调查委员会主席。
石智益在1911年3月8日生于英国萨里郡布罗姆利（Bromley），父亲名叫威廉·法兰西斯·梅森·塞奇威克（William Francis Mason Sedgwick，1874年－1969年），来自肯特郡高德赫斯特（Goudhurst），母亲名叫凯瑟琳·科蒂（Kathleen Cordy）。[1][2]石智益在家中排行第二，有一兄一妹，分别名亨利·科林·法兰西斯·塞奇威克（Henry Colin Francis Sedgwick）和珍妮特·凯瑟琳·塞奇威克（Janette Kathleen Sedgwick）。[1]
石智益于1921年至1930年间受教于肯特郡的拉姆斯盖特（Ramsgate）圣劳伦斯书院（St. Lawrence College），毕业后在1930年考入牛津大学青铜鼻学院，1934年获得文学士学位后，再考入剑桥大学皇后学院深造。[3][2]
在剑桥大学只读了一年的石智益，于1935年7月获殖民地部聘用，以二级官学生身份加入香港政府。[4]石智益加入港府后，最初于1937年出任第三助理辅政司，同年出任卫生局（Sanitary Department）政务助理，负责处理市政局事务。[3]在1938年，港府委任一个委员会负责研究扩建启德机场，而石智益则获调派为委员会秘书。[3]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石智益获调派到新成立的经济战务厅（Economic Warfare Office）工作，1941年出任署理知识主任（Intellectual Officer），同年复升任为经济战务厅总监。[3]
在1941年12月，石智益一度被借调到马来亚殖民地政府工作，从而避过在同月爆发的香港保卫战。但随着马来半岛在1942年初也陷入日军管治后，他成功撤离当地，且被转派往英政府经济战务部（Ministry of Economic Warfare）的远东代表团任职。[5]不久以后，石智益在1942年5月奉命抵达中华民国据守的陪都重庆，出任英国驻华大使馆难民救济部参赞，[4][3]同月，他前往粤北的广东省临时省会曲江（韶关一带），成功与新成立的英军服务团取得联系，并且认识了英军服务团指挥官赖廉士中校（Lt. Colonel Lindsay Ride）等服务团领袖。[6]在重庆工作期间，石智益继续与英军服务团紧密合作，协助安顿由日据香港逃出的平民百姓，一直到1943年10月被调返伦敦为止。[6][4]
石智益在1944年1月加入伦敦的香港计划小组（Hong Kong Planning Unit），负责制定英国对香港战后的管治政策，为日本一旦战败投降和香港回归英国管治作好准备。[3]该小组最初于1943年8月设立，隶属于殖民地部，由港府前辅政司史美领导，随后由前首席助理辅政司麦道高接任。[7]在194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香港重光，皇家海军少将夏悫奉命在香港筹组军政府作临时管治，而麦道高则出任军政府的首席民政事务官，并率领九名计划小组成员来港，负责协助筹组军政府和处理军政府的民事工作。不过，石智益被指派留在伦敦，负责主管军政府的民事小组后方司令部，并获授予陆军中校军衔。[3][8]
在1946年初，石智益再被调返香港，于民事小组司令部秘书处工作，直到1946年5月殖民地文治政府重新投入运作为止。[3]在香港重光初期，曾与石智益在临时军政府民事小组共事的同事包括何礼文、白嘉时、戴斯德和徐家祥等人，这批政务官员在战后的港府中均身居要职。
香港总督杨慕琦爵士在1946年5月复任，重新设立文治政府后，熟悉经济和人力资源事务的石智益重新加入港府，出任助理财政司，同月起兼任行政及立法两局秘书和署理首席助理辅政司。[3]在1947年3月，他转任薪俸调查委员会秘书，协助评估战后港府公务员的薪津水平，到同年10月出任人事处主任，主管人事铨叙事宜。[4]石智益此后署任过不同职务，当中计有在1948年5月出任署理市政局主席兼市政事务署署长、同年10月出任署理副辅政司、1949年署任人事处主任、1950年第二度署任副辅政司和再度署任人事处主任、以及在1951年1月至8月再度署理市政局主席兼市政事务署署长一职。[4][3]在第二度署理市政局主席期间，他曾经以临时性质代任立法局官守委任议员。
在1951年8月，石智益调往工商业管理处出任副处长，未几在同年9月署任处长。[3]石智益在1952年1月正式出任工商业管理处处长一职，同时获擢升为一级官学生。[9]在工商处处长任内，石智益负责香港的贸工和海关事务，并特别关注战后初期香港原材料供应紧张的问题、朝鲜战争对香港转口贸易的打击、以及研究限制日本货品进口以改善港日贸易逆差的问题。[10][11]在1953年，石智益曾前赴英国出席英国工展会，支持参展的香港摊位，随后还顺道到伦敦庆祝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加冕。[12]
石智益在1954年2月调任劳工处副处长，并在辅政司署的薪俸检讨委员会供职。[3]他促成薪俸检讨委员会在1955年初发表政府雇员薪津修订计划（Revised Scheme for Salaries and Allowances for Government Servants），当中提出不少改善建议，以取代原薪俸调查委员会在1954年3月发表的薪俸报告书。[13]石智益在1954年中一度出任署理港府政治顾问，[4]不久以后在同年9月至10月第三度署任市政局主席兼市政事务署署长，以接替因病请假的利泽时，期间他有份参与油麻地街市等市政设施的兴建计划。[3]在1955年3月，石智益回任劳工处副处长兼矿务处副处长，到同年6月正式接替退休的睦徽典（Q. A. A. Macfadyen）出任劳工处处长兼矿务处处长。[14]在1956年，石智益获进一步擢升为首长级官学生，[9]同年2月2日更以劳工处处长身份，获港督葛量洪爵士委任为立法局官守议员。[5]
在劳工处处长任内，石智益提倡在徙置区兴建更多平房式工厂大厦，让小型工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些由港府工务局兴建、徙置事务处管理的工厂大厦，遍布长沙湾、新蒲岗、佐敦谷、柴湾和大窝口各地，成为港府最早期推出的工厂大厦。[15]此外，石智益也多番外访，出席各地的劳工会议和贸易谈判，这些较主要的外访包括在1962年出席澳洲劳工会议、1963年参观德国工展会，以及在1964年到瑞士日内瓦出席国际劳工组织制衣业三方会议。[16][17][18]针对英政府在1963年起限制港产绵织品和成衣入口，石智益曾作出多番交涉，并在1965年联同时任工商处处长何礼文前往英国出席贸易谈判，争取扩大港产绵织品输往英国的出口配额。[19]
在1955年，石智益接获17名受聘于澳洲布鲁姆从事采珠的香港劳工致函陈情，投诉他们在澳洲遭受雇主的不公对待，信中提及的不公对待包括他们未曾获发雇佣合约文本、被雇主强迫在海上长时间作业和克扣假期、以及膳食质素欠佳和用膳时间不定时等。[20]由于英国承认国际劳工组织各条涉及聘用本土劳工的公约，因此这些公约对身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同具法律效力，石智益遂引用公约致函澳洲政府驻港贸易专员投诉。[20]不过，澳洲政府当时以澳洲未承认有关公约为理由，拒绝受理石智益的投诉，并谓采珠工人的待遇是由雇佣双方自行协定，英联邦虽然有对聘用亚洲采珠工人制订指引，但指引并不包括有关薪酬和待遇方面的规管。[20]
除了澳洲方面，香港也一直有输出采珠工人到北婆罗乃和沙捞越工作。在1957年，港府有意准许这些采珠工人的合约年期由原来的两年延长至三年，可是这次港府却反被国际劳工组织抨击。[20]该组织引用相关公约条文指出，外劳工作两年以上，得由家人陪伴，因此港府的做法违约。由于石智益当时正在休假，署理劳工处处长戴麟趾（后来成为港督）遂向伦敦方面寻求指引，要求英政府澄清劳工处处长可否运用特权诠释国际劳工组织的各条公约条文，但戴麟趾的行动未获英政府支持。[20]
另一方面，为提升劳工处的运作效率，石智益在任后期积极进行部门重组，在他的推动下，劳工处于1965年获重组为劳工关系部、工业安全部和人力部，分管劳资关系、职业安全健康和人力资源三大政策范畴。[21]在推动职业训练方面，石智益还促成工业训练咨询委员会在1965年9月正式成立，委员会后来在1973年升格为香港训练局，复于1982年改组为香港职业训练局。[21][22]
在多年的劳工处处长生涯中，石智益也出任过不同公职，当中包括兼任殖民地劳工政务会议（Colonial Labour Administration Conference）成员、港府劳工顾问委员会当然主席、港府港口委员会当然委员、也曾获委任为香港大学校董。[3]在1957年12月至1958年2月期间，石智益曾代替暂时离港的教育司高诗雅，首次以临时官守委任议员的身份晋身行政局。[23]此后，石智益先后四度接替麦道轲署任华民政务司一职，四段任期分别为1959年7月11日至1960年3月26日、1961年11月6日至1962年4月13日、1962年5月8日至同年5月21日、以及1963年3月27日至同年5月7日。[23]在四度署任华民政务司期间，他以同一身份出任行政局、立法局和市政局的会议，并主要负责禁毒事务和推动街坊福利会的发展。[24][25]在1959年9月25日，石智益还以署理华民政务司的身份，为九龙广华医院护士宿舍主持奠基典礼，是广华医院当年的一大盛事。
石智益本身在1959年因港府更迭官制，由原来的首长级官学生转为甲级政务官，[9]至1961年初正式被港督柏立基爵士委任为行政局官守议员。[4]石智益虽然在1961年5月退出立法局，但间中仍以临时议员身份参与立法局会议，一直到1964年7月，他再度以官守委任议员的身份重新加入立法局。[23]由于石智益的工作需要经常外访，再加上数次离港休假，劳工处处长一职多次由其他官员署任，这些署任的官员包括戴麟趾（1957年2月12日至12月4日）、景韩（1959年7月16日至1960年3月13日）、郏亮同（1960年3月15日至10月和1961年11月至1962年4月）、苏弼（1963年5月至10月）和和陶建（1964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等人，而石智益在行政局的议席也曾经五度为何礼文所署任。[23][26]
服务港府和英政府满30年的石智益，在1965年7月1日卸下劳工处处长的职务，同时退出行政立法两局。[23]他在任劳工处处长前后满10年，成为香港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劳工处处长。[27][28]石智益在7月27日离港返英，离港前出席多场由不同团体举办的饯别宴会。[25]他在6月30日最后一次出席立法局会议时，也特别获时任港督戴麟趾爵士加以表扬。[29]英廷为表彰石智益在公职方面的贡献，更在1965年6月的英女皇寿辰授勋名单中公布向他颁授CMG勋衔，[30]同年11月，石智益在家人见证下于白金汉宫获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亲自授勋。[31]
石智益在1965年本已届满退休年龄，但在港府特别安排下，他得以押后退休，并在同年10月接替巴璐（Bryan Barlow）出任香港政府驻英专员，[32]一任四年，到1969年9月才正式退休，而驻英专员一职则由前工务司邬励德接任。[33]
退休以后，石智益在1971年和1972年两度应英政府的邀请，先后担任圣海伦娜岛、以及福克兰群岛和毛里求斯的薪俸调查委员会主席，负责评估三地的公务员薪津水平。[2]晚年的石智益退居英国萨里郡，[2]一直到1985年1月22日在当地逝世，终年73岁。[1][2]
石智益信奉圣公宗，他在1943年迎娶贝斯·曼纳令·汤普森（Beth Mannering Thompson）为妻。贝斯来自澳洲维多利亚省墨尔本的圣基达（St Kilda）。石智益夫妇共育有三子一女，分别名腓特烈（Frederick）、大卫（David）、罗伯特（Robert）和凯瑟琳（Kathleen）。[34]石智益的兴趣包括扬帆出海和园艺，他生前是英格兰贝尔谷航海会（Bewl Valley Sailing Clubs）、香港会和皇家香港游艇会的会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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